○《王風》
△《黍離》非追傷詩
《黍離》一篇，《韓詩》以為“尹吉甫信讒而殺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黍離離，反以為稷之苗。”今玩其詞，乃似感傷時事，殊不見其為遭家庭之變者也。《毛詩序》則以為“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而作是詩”，較《韓》說為近理。然玩“心憂”、“何求”之語，乃憂未來之患，亦不似傷已往之事者也。且二家之訛不過以章首言“黍離”、“稷苗”故耳，然作詩者多就其所見以起興，“蒹葭”、“大杜”，意原不在於物，豈得以章首言“黍稷”遂斷以為詩人之旨在是乎哉！細玩此詩詞意，頗與《魏風園桃》相類。“黍離”、“稷苗”，猶所謂“園桃”、“園棘”也。“行邁靡靡”，猶所謂“聊以行國”也。“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猶所謂“謂我士也罔極”，“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也。然則此詩乃末亂而預憂之，非已亂而追傷之者也。蓋凡常人之情狃於安樂，雖值國家將危之會，賢者知之愚者不之覺也，是以“不知者”謂之“何求”。《黍離》憂周室之將隕，亦猶《園桃》憂魏國之將亡耳。若待故宮已為禾黍而後憂之，不亦無及於事矣乎？且平王之東也，非由西而東也，當其未立之時畿甸已盡沒於戎矣。是以平王以岐、豐地與秦而使自為取之。然秦亦不能有，至其子孫始陸續攻得之。當東遷之初，故國皆戎也，大夫何為而至其地？宋之南渡也？稱臣於金，故其臣有銜命至金者。平王未嚐乞憐於戎也，大夫安能行役於故國哉！蓋緣說《毛詩》者謂《王風》皆周東遷以後之詩，此篇居《王風》之首，當為初遷時所作，有此成見在心，故見章首言“黍稷”遂以為故宮之禾黍耳。其實《王風》不必皆在遷後，讀者當玩其詞以求其意，不得因此遂定以為行役於故國也。曰：然則季劄何以謂為“周之東”也？曰：此不過大概言之耳，非為其必無一二篇在東遷之前也。正如稱《大雅》為“文王之德”，而《大雅》豈盡文王之德；稱《鄭風》為“其細已甚”，而有《緇衣》、《羔裘》；稱《唐風》為“思深憂遠”，而有《綢繆》、《葛生》；豈得以是為疑也哉！朱子集傳雖亦用《序》說，然終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揚之水》非刺平王私舅
《揚之水序》雲：“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餘按：申與甫、許皆楚北出之衝；而申倚山據險，尤為要地。楚不得申，則不能以憑陵中原，侵擾畿甸。是以城濮還師，楚子入居於申；鄢陵救鄭，子反帥師過申。申之於楚，猶函穀之於秦也。宜王之世，荊楚漸強，故封申伯於申以塞其衝。平王之世，楚益強而申漸弱，不能自固，故發王師以戍之耳；非以申為舅故而私之也。不然，戍申足矣，又戍甫戍許何為者？曰：為申同姓故也。曰：申同姓之國若是親乎？申與齊、許、紀、甫皆薑姓也，然齊滅紀，又滅許以與鄭；而晉亦滅虞、虢、焦、滑、霍、揚、韓、魏。同姓之國且自相滅矣，況於母家之同姓而平王乃有是推烏之愛乎？蓋甫，即呂也，《書呂刑》或作《甫刑》是也。楚子重請取申、呂以為賞田，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漠。”然則申、呂二國皆楚北衝，惟許地稍近內；然楚師度申、呂而北則必經許。是以齊桓得許，則能伐楚而至召陵；晉文踐土之盟不得許，則於盟後汲汲率諸侯以伐之；晉霸既衰，許折而入於楚，始以爭鄭為事耳。由是言之，平王之戍三國，非私之也。謂平王之戍申為私其舅，則宣王之封申亦為私其舅乎？謂平王之戍甫、許以申同姓故，則宣王之城齊亦以申同姓故乎？惜乎說《經》者不考其時勢而但以己意度之者多也！
△申侯無與弑幽王事
朱子《詩集傳》雲：“申侯與弑幽王，法所必誅。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複讎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得罪於天甚矣。”餘按：申侯與弑幽王，其事本之《史記》，而《史記》采之《國語》史蘇、史伯之言；然《經傳》固無此事也。《詩》、《書》或多缺略；《左傳》往往及東遷時事而不言此；乃至《周語》專記周事而亦無之。此非常之大變，周轍之所由東，何以經傳皆無一言及之，而但旁見於《晉》、《鄭》之語，史伯逆料之言，史蘇追述之事？烏在其可信為實也！且所載二人之言荒謬者亦多矣。伊尹，聖人也，而以為與妹喜比而亡夏；膠鬲，賢人也，而以為與妲己比而亡殷，誣矣！褒君也而化龍，龍也而化黿，童妾也而生女，而孕至數十年，又妄矣：如謂申侯之事必實，二子之言可信，將伊尹、膠鬲亦果與妹喜、姐己比者乎？以此為平王罪，吾恐古人之受誣也！細玩詩詞，但為傷王室之微弱，初無刺王之意，故以“揚水”喻王室，以“束薪之不流”喻諸侯之不肯敵王所愾。蓋因荊楚日強，漸有蠶食中原，窺伺畿甸之勢，故戍三國以遏其鋒。以為私其母家，固已失之；因《序》此言遂謂之為忘讎報施，則更冤矣。觀其後數十年，楚人卒縣申、呂，通道中原，陳、許、宋、鄭鹹被其害，賴有齊桓一匡始得少安，及齊桓亡，許遂改而事楚，由是楚人遂觀兵於周郊而問鼎焉，然則此三國者，正如漢之虎牢，唐之維州，如之何其可不戍！安得不詳考其時勢與其地勢而遽以為平王罪也！說並詳《豐鎬考信錄》中。
△《中穀有{艸推}》、《兔爰》、《葛ぱ》皆自鎬遷洛者所作
《中穀有{艸推}序》雲：“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歲，室家相棄爾。”《兔爰序》雲：“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葛ぱ序》雲：“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朱子《集傳》於《中穀》一篇全用《序》說，於《兔爰篇》雖亦采《序》說而不訓以為桓王伐鄭之事，於《葛ぱ篇》則絕不用《序》說而但以為世衰民散流離失所者所作。餘按《兔爰》詩雲：“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然則其人當生於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騷，是以謂之“無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淩，平王播遷，家家飄**，是以謂之“逢此百罹。”故朱子雲：“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可謂得其旨矣。若以為在桓王之時，則其人當生於平王之世，仳離遷徙之餘，豈得反謂之為“無為”？而諸侯之不朝亦不始於桓王，惟鄭於桓王世始不朝耳，其於王室初無所大加損，豈得遼謂之為“百罹”、“百凶”也哉？竊謂此三篇者皆自鎬遷洛者所作。蓋遷徒之際，棄舊營新，最易失所，非上大有以安輯之不可。是以盤庚將遷，率籲眾戚，既遷之後，奠厥攸居；太王仁主，則民從之如歸市；而《傳》亦稱齊桓遷邢，邢遷如歸。平王不能撫┰其民，以致父子兄弟夫婦不能相保，是以其詩雲然。吾故讀此三詩而知周之不複振也！“仳離”，猶雲“流離”。“終遠兄弟”，非遷徒之故何以至是？王族即使衰微，亦必不至於“謂他人父”、“謂他人母”也。細玩其詞，其為東遷之人所作明甚，非但與王族無涉，亦不必定在凶年饑歲時也。至以桓王伐鄭之事附會之，尤失之遠矣。
△《王風》非東遷所降
舊說，周室東遷，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餘按：風與雅者，詩之兩體，非以天子諸侯分也；猶後世之詩有樂府，有古體，有齊、梁體，有唐人近體；詩之外複有詞，有北曲，南曲也。《小雅》中間有類《大雅》者，亦有類《風》者，《豳風》亦有類《雅》者；猶唐人詩之《邊草河漢》類詞，宋人詞之《天淨沙》、《西江月》類曲也。所以《賓筵》、《抑戒》，衛而列《雅》；《宮》，《泮水》，魯而稱《頌》。諸侯之國既有雅頌，寧天子之畿而獨無風乎！東遷以前士大夫多尚雅音，故風之傳者少耳，非以東遷故降而為風也。曰，然則何以不曰“周風”而曰“王風”也？曰：王也者，別於齊、秦、鄭、衛而言之也；若別於《商頌》，則曰“周頌”不曰《王頌》矣。《春秋》於諸侯之大夫書曰“齊人”、“晉人”，其師書曰“齊師”、“晉師”，獨其於周也，人曰“王人”，師曰“王師”，女曰“王姬”，正曰“王正”。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猶之乎四量不曰齊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魯臣而曰“公臣”也。是故，風也者，詩之體也，非以其遷故而風之也；王也者，名之正也，非以其風故而王之也。說並見前《黍離條》下。
○《鄭風》
△《緇衣》非國人美鄭武公父子為周司徒
《緇衣》，言好賢也。治國之要惟在得人：雖有英主，非賢莫助；雖有善政，非賢莫行。然世未嚐乏賢但患人主之不好耳。“子之館”，屈身以見賢也，──孟子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是也。“授子之粲”，大烹以養資也，──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是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夫如是，安有不得賢者！鄭開國之規模其在此矣！大抵國家初造，莫不以好賢為務。雖以鄭之不振，而其立國之初猶且如是，況齊、晉之強，魯、衛之久，當必有更甚於此者；但開國於周初，世遠詩軼，無從見耳，惟鄭建國於平王之世，是以此詩尚存；學者所當以三隅反也。《序》乃以為“鄭武公父子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之而作此詩。”說者因曲為解，謂“諸侯入為卿士，皆授館於王室，故雲‘適子之館’”。夫鄭，本以王之支庶而為卿士，非由諸侯而入仕王朝者，其居此宮久矣，何待別投以館？況“館”、“授粲”皆上施於下之詞，而人君爵尊祿厚，亦非民之所當為之改衣授粲者也。朱子《集傳》亦用《序》說，殊不可解。嗟夫，自《衛序》、《鄭箋》出而《毛詩》大行於世，三百篇遂變而為章句之學，與政毫不相涉矣！
△《將仲子》非指莊公、祭仲，亦非**奔
《將仲子序》雲：“刺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製；祭仲諫而公弗聽。”《鄭箋》雲：“‘無逾我裏’，喻言無幹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餘按：以“仲子”為“祭仲”，則此乃莊公諭祭仲之詞，不得反以為刺莊公。至以“裏”為親戚，以“杞”為兄弟，其取喻亦不倫。且下既明言“父母”、“諸兄”矣，此又何為之裏與杞乎？共叔，莊公之母弟也。莊公方假仁義以欺人，將使人謂我不負弟而弟負我，今乃自謂不敢愛弟，少自顧惜者不肯出是語，而謂莊公肯言之乎！此為勉強牽合，無待問者。朱子駁之，是已。然以此為**奔之詩，則猶未得詩人之本意也。果奔女與，其肯拒其所歡而不使來，其肯以“父母”、“諸兄”、“人言”自防閑乎？且既以拒之矣而猶謂之**奔，彼奔焉者又謂之何？細玩此詩，其言婉而不迫，其誌確而不渝，此必有恃勢以相強者，故為此言以拒絕之，既不幹彼之怒，亦不失我之正，與唐張籍卻李師古聘而賦《節婦吟》之意相類。所謂“衝可懷”者，猶所謂“感君纏綿意”也。所謂“豈敢愛之，畏我父母諸兄”雲者，猶所謂“君知妾有夫”，“遠君明珠雙淚垂”也。此豈果愛其人哉！特不得不如是立言耳。又按《春秋傳》，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其取義正與此詩語意相合，無怪其能感平公而使之許也。然則此詩固善於詞令者。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反覆讀之，其意自見。若以為**奔，以為刺莊公，而言語之妙遂泯然不複可識矣。
△《叔於田》非指共叔
有友人謂餘曰：“朱子大儒，誠有功於聖道，獨於《詩傳》餘有憾焉。凡《序》所稱為刺某人，美某人者，概不謂然；必《經》有明文若《叔於田》者，方敢指為共叔，否則必以《序》說為非矣。”餘曰：“餘於朱子《詩傳》亦有憾焉，顧所憾與君異：非憾朱子之不從《序》，正憾朱子之猶未免於信《序》也。即如《叔於田》二篇，‘叔’者男子之字，周人尚叔，鄭之以叔稱者當不下十之五，使餘為《詩傳》，必不敢謂此叔之為共叔也。”（答友人語止此）共叔，國君之介弟也，詩人果稱美之，當舉卿士大夫以為擬；乃僅曰“巷無居人”、“巷無服馬”，彼共叔者豈但與裏巷之人較優劣者乎！共叔之在鄭也，如二君矣；收二鄙為己邑，其目中豈複有莊公者，而詩曰：“衤裼暴虎，獻於公所。”彼共叔者豈尚肯獲禽而獻於莊公者乎，子封之伐京也，京叛共叔，祭仲、子封之諫也，莊公若不為意者，蓋莊公已早策共叔之庸愚不能撫┰其眾，而下皆有叛心，而《序》乃雲“國人說而歸之”，《朱傳》亦雲“鄭人愛之”，段不能結京人之心，而況能得鄭國之人之愛且說乎！且共叔之在京也，撫大都，收二鄙，繕甲兵，具卒乘，愛共叔者何不述其都邑之雄富，車甲之強盛，而惟田獵之是言乎？取二篇之詩逐文而求其義，未見有一言之合於共叔者，然則其非共叔明矣。
△名字之附會
大抵《毛詩》專事附會。仲與叔皆男子之字，鄭國之人不啻數萬，其字仲與叔者不知幾何也，乃稱叔即以為共叔，稱仲即以為祭仲，情勢之合與否皆不複問。然則鄭有共叔，他人即不得複字叔，鄭有祭仲，他人即不得複字仲乎？宋陳振孫雲：“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父、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字，如‘丁’字即以為祖丁，‘舉’字即以為伍舉，‘方鼎’即以為子產‘仲吉’即以為逼吉之類。邃古以來，人之生世夥矣，而僅見於筒冊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僅存於今世者幾何？乃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實焉！餘嚐竊笑之。惟其附會之過，並與其詳洽者皆不足取信矣。”陳氏之言可謂特識。然豈惟古器物為然哉！古今之如是者蓋不可枚舉矣。故陳恒所殺者闞我也，而司馬氏以為宰予，以予亦字子我故也。餌金石藥者衛退之也，而孔氏以為韓昌黎，以昌黎亦字退之故也。世傳有嚴洞賓者嚐挑女子牡丹，而傳奇家遂以為呂岩事，以岩亦字洞賓故也。彼說《詩》者亦如是而已矣！滏間有李氏者，素封也，其季弟行五者俗呼為李老五。同城別有一李老五，年相若也，偶以事至鄰郡，聞者遂以為素封之李老五也，延之於家厚其供帳飲食，出金帛以態其狹邪遊，猶恐其不得當也。其人知其誤而利其奉，亦不自言。去旬月，而後知其非此李老五也，乃嗒焉若喪。聞者莫不笑之。然此二人者；不惟其行同，其姓亦同，其誤猶有說者。若《詩》之《將仲子》、《叔子田》，但舉其字而姓氏皆無之，何所見其當為祭與共者？乃說《詩》者動謂《詩序》近古，其言必有所據、豈知生同斯世者，相距僅百裏，其舛誤已如是，況作《序》者（謂衛宏）上距作詩之時已八百餘年乎！嗟夫，嗟夫！此真非言語所能爭也！
△《女曰雞鳴》非賢夫婦相警戎
《女曰雞鳴》一篇，《序》以為“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鄭箋》以為“夫婦相警戒以夙興，言不留色也”。朱子《詩傳》不取陳古刺今之意，而但以為賢夫婦相警戒之詞。餘按：夫婦果賢，則當男務耕耘，女勤紡織，如《葛覃》之“刈、”七月之“於耜”、“舉趾”矣；果相警戒，則當如《蟀蟀》之“無已大康”，《小宛》之“無忝所生”矣。今也，雞鳴而起，所為者弋鳧雁耳，飲酒耳，好交遊耳；所謂賢者固如是乎？所謂警戒者如是而已乎？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之徒也。”然則雞鳴而起不必賢者而後能也。若但以不留色為賢，則天下之男子豈必皆日日禦婦人者哉！蓋鄭俗浮薄，不知勤於職業，男女相悅者不必論矣，即夫婦居室，不為冶**，而亦不過弋遊醉飽之是好，初無唐、魏勤儉之風，秦人雄勇之俗也。君子是以知其園勢之不振。以此為賢而相警戒，誤矣。以為陳古刺今，則尤大誤。豈古之人亦惟弋獵飲酒之是好哉！
△《女曰雞鳴》之可取處
《女曰雞鳴》一詩雖不足以當賢夫婦，然亦尚有可取者在。婦人之性多私所親而執所見。故女叔齊曰：“先君若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漢高帝大封諸子，約非劉氏不王，及呂氏稱製，而王諸呂，殺諸劉矣。若近世士大夫之家，更難以屈指數。苟於己有瓜葛者，雖常有怨於夫而常思厚之，夫之貧困因何致，不問也。夫欲薄之，則以積德從厚之說進之。苟於己無瓜葛者，雖嚐有德於夫而常思薄之，夫之富貴自何來，不問也。夫欲厚之，則以節用留餘之說進之。夫夫之富貴，己必與焉，夫之貧困，己亦必與焉，此宜無事不與夫一體，而倒行逆施乃如此，不幾以怨報德而以德報怨乎！至於執所見者尤非書所能盡（若漢竇太後奉黃、老，黜儒術之類），雖丈夫有言？若弁髦然。今詩乃雲“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能體其夫之心乃至是乎！是雖不足為賢，然恐後世以賢名者或未逮焉。亦足以愧夫世之私所親而執所見者矣。
△《有女同車》非刺忽
《有女同車序》雲：“刺忽也。太子忽嚐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朱子《詩序辨說》雲：“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為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煉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以亂聖經之本指，壞學者之心術也。”朱子之辨可謂明盡。然近世說《詩》者仍多從《序》說而以朱子為非是，餘按詩詞，一則曰“有女同車”，再則曰“有女同行”，齊侯之女深處閨中，何由得與鄭人同車同行？鄭氏不得已，乃曲為之解，以同車為親迎。未聘之女而遽詠其親迎，稱為同車，其汙蔑孰甚焉！一則曰“顏如舜華”，再則曰“顏如舜英”，明明稱其色美，賢何在焉？豈稱人之賢者固當稱其色乎？抑有色者即為賢女乎？且齊侯初欲妻忽者文薑也，文薑**於兄而弑其夫，何賢之有！忽果娶之，亦不過為魯桓之續耳。說者不得已，乃屬之再請妻時。再請妻者，尚未知為何人，安知其不亦如文薑，而鄭之人遂能決其為賢女乎？然則此詩即非**奔之詩，亦斷斷非昭公詩矣。細玩此詩，皆讚女子之美，或男子所作，或女子所作，均不可知；要不過稱其容顏之麗，服飾之華，初未嚐有一語稱其賢也。蓋鄭俗浮薄，所鄭重而樂稱者惟色，是以季劄謂之“其細已甚”；細也者，無關於大體之謂也。不必於詩詞之外強尋一意以誣古人也。原《序》所以為是說者，無他，當漢之時，四家並立，務期相勝，而又其時方尚鍛鏈，故因詩有“孟薑”之文，遂取《春秋傳》昭公辭婚一事以附會之。此乃漢時風氣，本不足怪；而後之人遂信以為實然，雖經朱子詳加指駁而猶不信，真大不可解也！且其所以從《序》說者，不過曰孔子刪詩不當存此**詩耳；然不當存者，豈獨**詩哉！昭公辭婚一節乃賢哲之高行，若不知稱美，反用刺譏，此乃勢利之小人，扳援之鄙夫，無見識之尤者，何以反存之而不刪乎？晉董叔欲為係援，求婚於範氏，他日範氏紡諸庭槐，為叔向所譏笑。若刪**諸而獨與其刺忽，是聖人教人皆學董叔也，尚可以為訓乎！吾不知世何為而信之也？
△《扶蘇》、《籜兮》、《狡童》亦非刺忽
《扶蘇》以下三篇，《序》皆以為刺鄭昭公。《扶蘇序》雲：“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籜兮序》雲：“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序》雲：“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朱子《集傳》則皆謂篇**奔之詩，而深辟言刺忽之謬。然近世說者皆以為孔子刪詩不當存此**詩，反以朱子之說為非是。餘按：謂**詩不當存，似也，然所當刪者豈獨**詩哉！昭公為君未聞有大失道之事，君弱臣強，權臣擅命，雖誠有之，然皆用自莊公之世，權重難移，非己之過。厲公欲去祭仲，遂為所逐；文公欲去高克而不能，乃使將兵於河上而不召；為昭公者豈能一旦而易置之！此固不得以為昭公罪也。如果鄭人妄加毀刺，至目君為狡童，悖禮傷教，莫斯為甚。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何以於此等詩反存之而不刪哉？且所美非美者，謂色乎？謂德乎？子都有色而已，何得以比賢臣？考之《春秋經傳》，昭公以前為莊公，射王，囚母，納宋、魯之賂而與其弑君，皆王法所不容；然而鄭人不之刺。昭公之後為厲公，逐太子而奪其位，倚祭仲以立而謀殺祭仲，賴傅瑕以入而卒殺傅瑕，貪忍譎詐，背盟食言，是以謐之為厲；然而鄭人亦不之刺。獨昭公較為醇謹，雖無駕馭之才，亦無暴戾之事，謂宜鄭人愛之惜之；然而連篇累牘莫非刺昭公者。豈鄭之人皆拂人之性，好人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者乎？然則三詩之為**奔與否雖未可知，然決非刺忽則斷然無可疑者。孔子未嚐刪《詩》，說詳見後條下。
△《鄭風》多**詩
《詩序》之謬，《鄭風》為甚。《遵路》以後十有餘篇，《序》多以為刺時事者；即有以男女之事為言者，亦必紆曲宛轉以為刺亂。至朱子《集傳》始駁其失，自《雞鳴》、《東門》外概以為**奔之詩，《詩序辨說》言之詳矣。顧自朱予以後說者猶多從《序》而非朱子，無他，以為《詩》皆孔子所刪，不容存此**靡之作耳。餘按：《風雨》之“見君子”，擬諸《草蟲》、《隰桑》之詩初無大異；即《揚之水》、《東門之單》，施諸朋友之間亦無不可；不以**詞目之，可也。至於《同車》、《扶蘇》、《狡童》、《褰裳》、《蔓草》、《溱洧》之屬，明明男女洽之詞，豈得複別為說以曲解之！若不問其詞，不問其意，而但橫一必無**詩之念於其胸中，其於說詩豈有當哉！且孔子刪詩孰言之？孔子未嚐自言之也，《史記》言之耳。孔子曰：“鄭聲**。”是鄭多**詩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是《詩》止有三百，孔子未嚐刪也。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張采序陳際泰文雲：“知為大士文者，雖不佳亦佳。不知為大士文者，雖佳亦不佳。”小說載有馬生者，以其詩示人，人鹹笑之。乃假扶乩，稱康狀元海詩，座客無不讚者。後知其出於馬，始結舌不複語。世儒聞為孔子所刪而逐謂其無**詩者，何以異是！由是言之，朱子目為**奔之詩未可謂之過也。然其詩亦未必皆**者所自作。蓋其中實有男女相悅而以詩贈遺者，亦有故為男女相悅之詞，如楚人之《高唐》、《神女》，唐人之《無題》、《香奩》者。又或君臣朋友之間有所感觸，而之於男女之際，如後世之“冉冉弧生竹”、“上山采蘼蕪”、“君嫌鄰女醜”之類，蓋亦有之。子太叔賦《褰裳》，子柳賦《籜兮》，子{羔齒}賦《野有蔓草》，賦之者既可以斷章而取義，作之者獨不可以假事而寓情乎！不然，何以女贈男者甚多，男贈女者殊少？豈鄭之能詩者皆**女乎？雖據詞以說詩，而不拘以成見，但取其詞之有資於言，而不強知其意之所指為何事，庶乎其得之矣。
△季劄論《鄭風》
《鄭風》二十一篇，惟《緇衣》好賢，有開國之規，《羔襲》直節，有扶危之操，其餘皆卑鄙猥瑣之言耳。兩《叔於田》及《女曰雞鳴》，其言之津津者止弋獵一事。至《遵路》、《同車》之屬！**靡冶**，尤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故季劄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細也者，即卑鄙猥瑣之謂也。習俗如此，久必不勝其弊，安得而不先亡！是故讀《鄭風》者當知立國有久遠之圖，教民以淳樸為貴，懲****之風，變弋獵之俗，而使之勤耕桑，敦孝弟，則宗社固於苞桑，──所謂授之以政而達焉者，此也。夫然後不愧於學《詩》耳。若如《詩序》所言，諸儒所釋，篇篇皆刺時事，莫非愛君憂國之心，則與《衛》、《齊》、《唐》、《魏》之風幾無所別，季劄何緣目之為“其細已甚”，又何由知其當“先亡”平？吾嚐取《傳》所載季劄之言證之十五國風，無不合者。然據毛、鄭所注，則與季劄之言無一不相刺謬。不知向來諸儒何以深信篤好其說而不容人少持一異議也？可歎也夫！
○《齊風》
△《雞鳴》非刺詩
《雞鳴》，美勤政也。太上以德化民，其次則莫若勤。雖古之大聖人猶以勤為要務。故《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蓋人君以一身撫有一國，為地廣矣，為人眾矣，所患常在耳目之不周，下情之不上達，故惟勤為要務。何者？人主日與其大臣接，則宦官宮妾不能欺矣；日與其群臣接，則大臣不能欺矣。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賢否而用舍之。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欲惡而興革之。不然，逸樂自恣，深層簡出，大臣有權則為大臣所壅蔽，大臣無權則為便嬖宦寺所壅蔽，民情何由而達，國政何由而治。而人主之晏安鴆毒尤多因於好內：故開元治非不盛，得太真而遂亡；同光親翦朱梁，寵劉氏而遂亂。是以賢君惟恐視朝之晏，不得與大夫士熟議國政；而賢夫人亦惟恐其夫之耽於逸樂而不勤政，是以儆之勸之。知其事者作此詩以美之也。《序》乃以為哀公荒**怠慢，故陳賢妃相成之道，謬矣，朱子不取哀公之說，而但以為言古賢妃，亦恐未然。豈自丁公下至僖公十二世之中斷不得有一賢夫人，而必古者乃有之乎！大抵《序》說之誤，皆由以十三國為《變風》，務謂其有刺而無美，有邪而無正，委曲以為之解；必不可通，則以為陳古以刺今耳。學者信為實然，亦可歎矣！
△《春秋》時齊、晉最強之故
《齊風》何以首《雞鳴》也？政勤於上也。《唐風》何以首《蟋蟀》也？俗美於下也。春秋之時，齊、晉最強，齊伯至數十年，晉伯至百數十年。此其立國之基必有遠勝於他邦者，而後英主得以乘其勢而有為。《雞鳴》、《蟋蟀》，所謂先立其基者也。蓋自丁公、唐叔立國於成周盛時，其設施措置，政事紀綱，必有能撫綏黎庶而垂裕後昆者。但世遠詩缺，無從詳考；賴此二詩猶足見其遺澤。何者？此二詩者皆其數世以後之詩，國安民樂，朝野無事，正人心逸豫之時，而在上者不敢自逸，在下者惟恐太康，是其初服之善政猶存，立國之紀綱未壞。是以雖有一二昏庸怠荒之主，而一得賢君即可以經理整飭而得誌於諸侯也。故此二詩者皆當在春秋以前。編《詩》者首載之，以見夫《南山》、《盧令》、《肅羽》、《采苓》之所以不至於亡，而且以大啟其國者，賴有此也。
△《遠》、《著》、《東方之日》皆非刺詩
《遠序》雲：“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雲雲。《著序》雲：“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東方之日》雲：“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奔，不能以禮化也。”後之說《詩》者因此，遂謂作此詩者其意主於刺也。餘按《遠》雲：“揖我謂我儇兮。”著雲：“俟我於著乎而。”《東方之日》雲：“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皆以其事歸之於己。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為不肖也；乃反以其事加於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是之自汙者乎！《南山》，刺襄公也，則其《序》雲：“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而此三詩但雲“哀公好田獵”，雲“時不親迎”，雲“男女**奔”，並無一言及於刺者，與《南山》之《序》迥不類。疑作《序》者之意但以錄此詩為刺之，非以作此詩為刺之，不必附會而為之說也。又按：“俟著”、“俟庭”，施之明友亦可，施之男女私會亦可，未見其必為婚娶者。而“彼姝者子”，以“幹旄”例之，亦可施之男子，亦未見其必為**奔者，竊謂遇此等詩但當缺其所疑，不必強命之以事也。說已詳見前《邶》、《》、《衛風》中。
○魏風
△《葛屨》、《汾沮洳》皆非刺儉
《葛屨》、《汾沮洳》二詩，《序》皆以為刺其君之儉嗇。《朱傳》采《序》刺儉之說，而疑其非刺君。然玩其詞亦並不似刺儉者。“象掃”、“左辟”、“如玉”、“如英”，皆就容儀修飾之美言之，似譏其華而不實者。寧有刺人之儉而但歎其美好者哉！褊，狹也，狹則不能尊賢容眾，非儉之謂。而“采莫”、“采桑”亦詩人興之常，如“采苓”、“采蕨”、“采杞”之屬，非謂公族自樵采於野也。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儉者，人之美德，出之於君大夫則尤難。祈以幣更，賓以特性，器用不作，車服從給，晉悼以霸諸侯。豚肩不掩豆，一狐襲三十年，平仲以顯其君。黜官，薄祭，印段以保其室。儉亦何負於人，而乃以為刺，且瑣瑣焉不一而足乎！太古之時尊А飲，楚之先世若敖、{曰月}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未聞有以其儉為病者。而後世之君以奢亡國者殆不可以枚舉。胡為乎魏之人獨以儉為詬病？無怪乎宋蔡京之據《周官》“不會”之文啟徽宗之奢以覆其國也！蓋此二篇章法與《風》之《君子偕老》略同：其前文但言容飾之美，而末以一二語醒出詩意，直而不迫，婉而多風，善於立言者也。“履霜”、“采莫”不過借以起興，執此為儉之證，誤矣。
△《園桃》、《陟岵》、《十畝》背非刺國削
《園桃》乃憂時，非刺時。《陟岵》，以為行役思親者得之。然謂“國小而迫，數見侵削”，則二篇中皆來見此意。《園桃》所憂，在國無政。若果已見侵削，則人皆能知之何待於思！而行役亦臣民之常，《唐》之《肅羽》，《召南》之《殷其雷》，豈必皆見侵削而後然乎！至以《十畝》為國削，小民無所居，語尤附會。“十畝”，但就樹桑之地言之，非以十畝授田，何遂至於無居！朱子以為“政亂國危而不樂仕”，是也。大抵《詩序》揣度為多：以唐、魏之俗多勤儉，故謂之刺儉；以魏國小而鄰於晉，故以為國小而見侵削耳。甚至《唐風》之《蟋蟀》明言“無已太康”而猶以為刺儉，其誣古人亦已甚矣！
《陟岵篇》“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當以上五字為句，下六字為句，於文既順，於韻亦諧。蓋“子”與“已”諧，“季”與“寐”諧，“弟”與“偕”（舉裏反），諧也。近世乃於“行役”處讀斷，失之矣。
△《伐檀》兼刺貪與美不素餐之二義
《伐檀序》以為“刺貪”，朱子以為“美不素餐”。然細玩其詞，二意實兼之。蓋惟賢人不得行其誌，而相率Т於十畝之間，故在位者皆貪鄙之夫，不以無功受祿為恥。其反覆歎美於辭榮之君子者，正以愧夫屍位之小人也。《碩鼠序》以為“刺其君之重斂”，朱子以為“刺其有司”。然細玩其詞，“莫我肯顧”，“莫我肯德”與《小雅黃鳥篇》筆意相類，非惟不類刺君，亦不似專指有司者。蓋由有司不肖，惟務剝小民以自逸樂，而不複理民事，以致豪強輿隸皆得肆行吞噬而無所忌，故民不堪其擾而思去也。大抵生民困於有司之誅求者其害猶小，困於眾人之魚肉者其害最钜。惟有司不以素餐為恥，訟焉而不為逮，逮焉而不為理，則奸民益肆，裏巷之間皆不能安其生。此即有司廉靜寡欲，民猶不勝其困，況加之以貪乎！無怪乎其以碩鼠為憂也！
△《魏風》中興亡之故
《魏風》僅七篇，然讀之，興亡之故如指諸掌。休休有容，一個臣之所以保子孫黎民也。執政者褊心，則在下之賢才無由進。況人之心思不能兩用，務實政者必簡於虛文，理大事者必略於小節。若卿大夫惟以修飾容儀為美，而貴遊子弟仿而效之，則不複以量德程才為事，而政事之乖忤者必多，西晉之所以陸沈也。是以《園桃》詩人憂其將危。然卿大夫狃於舊習，莫之知也，故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即有一二賢者，亦困於下位，勞於行役，家人父子無生聚之樂。由是稍有識者皆不戀富貴而戀田園矣。賢人去，則在位者盡不肖。美不素餐者，正以見卿大夫之皆素餐也。豈惟素餐而已，方且剝民以奉己，縱奸以殃民，民不聊生而皆有去誌，所以晉師一至，不複有禦侮之人，而魏遂亡也。故孔子早曰：“詩可以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葛屨》、《汾沮洳》見植基不固
大抵國家盛時，皆以勤政，愛民，黜華，崇實為務。故《衛風》首以《淇澳》，《齊風》首以《雞鳴》，《唐風》首以《蟋蟀》，雖以鄭之其細已甚而猶以《緇衣》冠之。一則其時在春秋前，君德民風尚美，二則編《詩》者亦寓懲勸之意。觀其先世詩篇，知其植基深固，是以其後政事雖衰，風俗雖敝，而未至遽亡也。今《魏風》首二篇，獨以“左辟”、“象掃”、“如玉”、“如英”為刺，則是魏當春秋以前，其君大夫已無遠慮，而但以修飾儀容為事，植基本不深固，故其亡也忽焉。是以二篇之後即以《園桃》一詩繼之。編《詩》者於此蓋有深意焉。惜乎說《詩》者皆為刺儉之說所誤而見不及此也！漢初諸家解經，雖不盡合經意，尚多推之政事。自《毛詩》以附會為事，鄭氏箋之，逐變而為章句之學，學者讀之不過以為詩賦之資，舉業之用而已。故今初學之童子莫不誦《詩》者，及其為政，雖舉人進士毫無所展布；吏胥作奸，百姓失所，皆視以為固然。無他，《詩》自《詩》，政自政，彼其讀《詩》之時固不知其為政也。嗟夫，嗟夫，政與“詩”之分，其來固已久矣！
△《碩鼠》見早亡
季劄之觀樂也，於《鄭風》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於《陳風》曰：“國無主，其能久乎？”然陳為楚靈所滅，楚平複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陳卒亡，而鄭下至戰國之初而後亡，乃《魏風》之“大而婉，險而易行”者，反於春秋之初而先亡，何哉？蓋凡風俗之浮靡而無遠慮者，勢必浸衰浸弱以至於亡；若掊克持權，強陵弱，眾暴寡，有不可終日之勢，則其亡也忽焉。吾故讀《黃鳥》、《我行其野》之詩而知周之必衰；讀《碩鼠》詩而知魏之必亡也。何者？賢人去則風俗日頹故《白駒》之後次以《黃鳥》、《我行其野》兩篇，《十畝》、《伐檀》之後次以《碩鼠》一篇，理勢之自然也。然《我行其野》不過昏姻不相顧恤而已，薄則薄矣，初未有相陵藉事也。《黃鳥》，啄我粟矣，然所損不多，且猶有邦族之可複也。《碩鼠》，則吞噬無厭矣，而又作於土著之人，非樂土，其勢無以自全。是以西周雖隕，猶有郟辱阝之遷，而魏遂為晉所滅也。大抵人情之不相顧恤者，患在陵夷不振，故其害緩；互相吞噬者，患在О不安，故其害速。學者此而觀之，則興亡得失之故了然可觀矣。
△魏詩樸茂深厚
《二南》以外，《豳風》尚矣；其次則莫若《魏風》。鄭、衛之風舒緩，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弱。齊、秦之風雄武，君子是以知其國勢之強。《魏風》則皆不然，其詩樸茂深厚，元氣未漓，蓋其俗猶為近古焉。《葛屨》之刺褊心，止篇終一語，《彼汾》之譏貴遊，僅微露其意，皆不失溫柔敦厚之旨。《陟岵》有思親之念，無怨上之心。有如《北山》之歎不均者乎？無有也。有如《肅羽》之呼蒼天者乎？無有也。且不言已思親而但言親思己，慈孝之情尤為篤摯。《十畝》但言退居之樂，不及服官之歡，意在言表，殊耐人思。《伐檀》命意尤高，興尤遠，為美為刺一毫不露圭角，而一唱三歎，誦之使人塵鄙之心都消。惟《園桃》與《碩鼠》憂時感事，語頗沈痛；然猶不肯斥言，不肯直指，想其人材之美，風俗之厚，蓋迥非他國所可及，惜乎其君之不足有為耳。然晉自並魏以後，國勢益強，遂霸天下；及三家分晉，而魏氏為多賢，文侯修德勤民，為戰國諸君第一。善乎吳季劄之言曰，“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諒哉其知音也！千載而下讀其詞猶令人神往。信乎，詞之與聲果不容分而為二也！
○《唐風》
△《蟋蟀》非刺儉
《唐風》何為首以《蟋蟀》也？猶《齊風》之首以《雞鳴》也，所以著晉盛之所由來也。而《蟋蟀》之用意較之《雞鳴》尤美。《序》乃以為“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今觀其詞，但雲“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儉何在焉？且雲“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刺何在焉？朱子以為“歲晚務間，相與燕飲，而憂深思遠”者得之。然尚有未盡者。何者？此詩前四句特係開筆，後四句乃其主意，與《東山》之四章相類，彼借客以形主，此先反而後正耳；非謂人之當樂，正謂人之不當過於樂也。“職思其居”，居謂現在所居之地；四民各有木業，先盡力於其所當務而後以其餘暇行樂，雖行樂而仍不忘其本業也。“職思其外”，外謂意外所遭；本業雖已克盡，而事變之來無常，不可以為未必然而置諸度外，──朱子所謂“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當過而備之”者，是也。“職思其憂”，樂者憂之所伏，太樂則憂必至，──故計然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所以樂之時常作一憂之想也。“瞿瞿”悚惕瞻顧也。“蹶蹶”，龜勉奔赴也。“休休”，安吉嘉美也。樂不忘憂則不至於有憂，《傳》所謂“亡者保其存者也”。然則此三章者，即高宗“不敢荒寧”，文王“小心冀翼”之意，非陶唐之遺民安能如是！第以勤儉美之，猶失其旨。況反以為刺儉，不但與詩意相枘鑿，而與季劄所言“思深憂遠”者亦大相逕庭矣！而世猶以《序》為可信，無怪乎授之以政而不達也。
△《蟋蟀》見風俗之美
大抵人情處貧困則思慮多周，處安樂則奢佚易起。唐自叔虞至此，蓋不下數世百有餘年，太平日久，年豐人樂，上下恬熙，正縱恣怠惰之時，而其言乃如是，則其層安思危，循分守義，不待言矣。後世人情頹薄，不耐處約，亦複不耐處樂，衣食饒足則侈**頓生，乾隆四十三年，餘鄉大饑，人不自存。甫豐收三年，而民即恣意暴殄，貧者亦美衣食，憚勤苦。近西山處俗尤尚侈，婚葬之費常至钜萬。城中演劇，幾無虛日。尤好爆竹之戲，聲常盈耳。每歲放煙火於城南，男女駢肩累跡，蜂屯蟻聚。有娶妻者，則姻友助以炮，沿途聲常不絕。其以繁華相尚若是，其居且不之思，況於思外，又況於思憂乎，然強者皆取人財以自奉，黠者百計謀人之財，而愚弱者一遇荒歲即逃外郡，困踣道路間。嗚乎，吾不知其何心而必如是然後快也！使能如《唐風》之“好樂無荒”，則皆有以自給，可以不必害人，亦不至於窮餓。然勇威怯，智欺愚？橫暴鄉裏，人皆習以為常而不之怪；數十年不葬者十家而九，而少節浮費則眾共非之。故諺曰：“笑貧不笑娼。”吾願為政者善所以導民；使風俗漸臻於淳厚，庶幾無愧於學《詩》也。
△《山有樞》之喜樂
古人之言，有其意本在此而讀之可以悟於彼者。《出其東門》，言好德也，然讀之而知鄭俗之**。《蒹葭》，言好賢也，然讀之而知秦之不重士。吾故讀《山有樞》之詩而益知唐俗之美也。蓋惟其民勤於職業，所憂者遠，而不肯苟目前之安，是故詩人以此勸之。使如陳、鄭之風，**靡是尚，則此詩不必作矣。且其所謂“喜樂”“永日”者，不過曳婁衣裳，馳驅車馬，掃庭內而考鍾鼓，使在今日，即為循分自守之人；初無放縱荒**之事而已滿其願，亦何其易足也！後世恣為**巧、狎妓、呼慮、鬧燈、演劇、煙火雜戲闐城塞巷，皆古人所未見未聞。即以衣裳言之，而亦有貂銀呢羽之奇，以酒食言之，而亦有燕窩海參之目，其餘雕鏤挑繡之屬奪目爭妍，亦莫非古人夢想所不到，視所為曳婁馳驅者且淡漠而無味。然則古所雲逸樂者，即後世之不自逸樂者也；況於不自逸樂者乎！吾故讀《山有樞》而益歎唐俗之美，而知晉之必霸諸侯也。《序》乃以為刺晉昭公“政荒民散，將以危亡”，與詩意全不類。豈有不勸之以勤政愛民而反勸以及時行樂，不憂國亡而反憂死！宜乎朱子之不取其說也。呂氏祖謙乃以呂Ч之棄珠玉為比，曲為之解。Ч但貴呂祿之棄軍，未嚐勸以棄珠玉也，特自憤而棄珠玉耳，豈得用以為比！甚矣後儒之好附會以護《序》之失也！
△《大杜》與滅翼前事正相反
《大杜序》以為“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層而無兄弟，將為《沃》所並爾”。朱子《詩序辨說》雲：“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訶，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餘按：曲沃正晉之宗族，方患其強大有滅翼之勢，而今反謂他人不如同姓，與其事正相反。朱子非之，是也。然吾反覆讀之，一何其與晉事如合符也！蓋自昭侯以後患在兄弟之相爭奪，而自獻公以後則患在兄弟之相疑忌。桓、莊之族譖富子而去之，獻公盡滅桓、莊之族。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文公諸子皆他國，其見於《傳》者，雍在秦，樂在陳，成公在周。襄、靈以後，遂以為常。卒至公室衰微，六卿相並，而韓、趙、魏共分晉國，詩言若蓍蔡。然則是此詩與滅翼以前之事正相反，與獻公以後之事酷相類。而《序》乃以曲沃為言者，無他，《序》以《無衣》為美武公，而此在《無衣》前，故臆度之而以曲沃之事當之。不知《無衣》未必果美武公，而篇第亦不無失次。或者此詩即指獻公以後晉事而言亦未可知，但不如《序》所說耳。即果詩人自道其家事，而其理自可通於國。使晉君能服膺此詩，則無複有三家分晉事矣。然則無論此詩所言為家為國，而其禍福皆如燭照數計，無怪乎季劄以為思深而憂之遠也。
△《唐風》與晉之強
五霸，桓公為盛。齊桓在位數十年，晉文在位不及十年；而管仲天下才，先軫、狐偃、趙衰等亦非其比。然齊桓既沒，齊遂失霸，而晉文子孫繼霸百數十年，此何故哉？吾讀《春秋經傳》時嚐疑之。近年細玩《風詩》，始知其故。蓋晉本承陶唐之舊，民情淳厚，流風遺俗尚未盡改，非但《蟋蟀》一詩“好樂無荒”為思深而憂遠也。觀《椒聊》之“盈升”，亦似預知有汾隰之獲者。閱《大杜》之“葉氵胥”，亦似預知有屯留之遷者。乃至《采苓》之刺聽讒，為之代謀深慮，亦似事外之人出於忠君愛國之忱而作焉者，與《巷伯》、《青蠅》遭讒憂憤之詩皆不類。即《鴇羽》之思親，《大杜》之好賢，亦皆足見風俗之美。是其植根深固，迥非他國所及。不惟鄭、衛之靡弱不可同語，即泱泱大風亦安能望之！是以易世之後，猶師武臣力，綿延數世；下至戰國之初，而猶謂“晉國天莫強”也。故讀《豳風》知周之所以王；讀《唐風》知晉之所以強。信乎詩之可以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