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經》辨說
△《書序》不知出於何時
《書序》不知出於何時。《史記三代世表》雲：“孔子序《尚書》，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則是司馬遷之時已有之矣。故《史記》多采《書序》入本紀世家。然伏生《書》二十八篇無之。後世因孔安國《尚書序》言之，遂謂得之壁中，實不知果否。孔壁所出十六篇，人皆不見，而獨傳此序耶？今《史記注》所引馬融、鄭康成之說，蓋皆解《序》者也。
△今本《虞》、《夏》、《商書》之分不知何本
今《虞書》、《夏書》、《商書》之分，不知本之伏生所藏耶？抑本之孔壁耶？抑自東晉梅賾上《古文尚書》始若是耶？與古書所引不同。或謂孔子所定。然《說文》所引亦以《周書》為《商書》，則是後漢時尚非如今書所定也。
△《堯典》、《舜典》本係一篇
《堯典》、《舜典》本係一篇。合舜於堯者，堯舉舜而授以天下，舜受堯之天下，二帝一體也。史臣敘事，正如《史記範睢蔡澤列傳》，其事相因，不假強合，自成一篇首尾也。首敘堯治天下之事；“帝曰欽哉”以下接“慎徽五典”，乃舉舜而用之之事；“格汝舜”以下記舜攝位之事；“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則堯崩而舜攝位之事終矣。“月正元日”以下至篇末，則記舜治天下之事，以迄於崩。段落分明，血脈聯貫，如人之形體，不可增減移動。姚方興分而為二，以二十八字強增入之，如支蔓贅瘤；梁武帝駁之，最為有理。而後世終用之，使《堯典》無尾，豈複成文體乎！《史記五帝本紀》全載今《堯典》、《舜典》二篇，而亦以“慎徽五典”直接厘降二女之事。太史公會見古文而所載如此，則古文《堯典》、《舜典》之不分，而“曰若稽古”二十八字之無所本可知也。況《孟子》所引，尤其明證。
△《堯典》、《舜典》二序最可疑
《書序》之可疑者，無若《堯典》、《舜典》二序。本係一篇，何以二序？其辭語亦淺率遺漏。吾寧信經，不敢信《序》也。
△由“異哉”之解可見《孔傳》之偽
“異哉”，《孔傳》、孔《疏》俱解異為退，謂異從“巳”也。不知此字乃從“[C053]”；[C053]，用也。故蔡《傳》謂為強舉之意。不考古字而止以後世之字為憑，其失多矣。然此亦可見《孔傳》之偽，必歎以後人所作也。
△“象以典刑”一節與前後文不類
《舜典》自“正月上日”以至“達四聰”，俱係敘事；而“象以典刑”一節與前後文不類，明係告諭之詞，當屬錯簡。（明楊守陳有是說）
△《大禹謨》掇拾《左傳》缺語作經文
《左傳》缺引《夏書》，但“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四句。“九功”以下皆解《書》之辭。而今《大禹謨》乃雲“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明係掇拾缺語。後世盡為所欺。不知《書經》若果說明，缺又何必費解？缺何不全引《書》文，而乃隱其詞而詳解之乎？
△《大禹謨》鈔襲《論語堯曰篇》使有韻者無韻
《論語堯曰篇》堯命舜數言係韻語。今《大禹謨》抄襲之，卻又離而為三，用他語增飾之，使有韻者無韻，以形其陋也。
△筮超甚遲，“龜筮協從”乃後世語
畫卦雖始於伏羲，而筮之名始見於《洪範》。虞、夏之際未有言筮者。《世本》謂巫鹹始作筮，雖未必然，然“大龜”見於《禹貢》，“卜稽”見於《盤庚》，“元龜”見於《西伯戡黎》，而筮無聞焉。“龜筮協從”，乃後世語也。“枚卜”二字亦不雅馴。（《左傳》哀十八年引《夏書》曰：“官占惟先蔽誌，昆命於元龜。”）
△“受命於神宗”語謬
《舜典》雲：“受終於文祖”，又雲：“舜格於文祖。”未有言受命者。命者，生人之事也。神宗既為堯，是時已歿，則禹安得受命於堯乎！
△禹承舜命伐三苗而感格之，與《尚書》他篇所言不類
《戰國策》雲：“舜伐三苗。”又雲：“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謨》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數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等語，皆想像郛廓通套語，與“苗頑弗即工”及《呂刑》所言皆不類。至於敷文德，舞幹羽，而有苗格，蓋仿文王伐崇因壘而降之事；而此獨覺迂闊可笑。《堯典》雲：“竄三苗於三危。”《呂刑》雲：“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則三苗非幹羽可感格，而刑竄有不能已者也。
△《益稷》與《皋陶謨》不可強分為二
《益稷》與《皋陶謨》本一篇，而強分為二。蔡氏從而為之辭，謂“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厘而二之。”按《洪範》、《禹貢》字數皆多於《皋陶謨》，而《康誥》、《呂刑》字數與《皋陶謨》相埒，皆未嚐以簡多而分也。獨分《皋陶謨》，何歟？
△《禹貢》九州之賦不以所入總數定高下
三山林氏謂“三代取民皆什一，而《禹貢》有九等之差者，蓋州有廣狹，民有多寡，其賦稅所入之總數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此說大誤；而馬端臨《文獻通考》采之，蓋以為然矣。餘謂果以九州所入之總數而分為九等，則其數有定矣，又安得有所謂“上上錯”，“下上上錯”，“錯上中”，“下中三錯”者乎？田有肥瘠，定賦者必視其田以為賦；若不論其田之肥瘠而—概取之，此乃後世苟且之法耳。三代什一之製，蓋孟子大既言之。然或五十而貢，或七十而助，或百畝而徹；而田又有一易再易之分，法又有鄉遂都鄙之異，是三代不同，而一代又自不同也。況《禹貢》乃堯、舜之時之製，豈得以三代為比哉！且“厥賦”皆蒙“厥田”之文而言，田既分為九等，而賦豈不分為九等乎！如林氏之言，田不當言上中下而當言多寡也。且“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又何以解乎？林氏泥於三代皆什一之法，而遂為此支離之說也。
△《禹貢》三江必有南江，與北、中兩江為三，非震澤下流之三江
《禹貢》曰：“三江既入”。又曰：“東為北江，入於海”，“東為中江，入於海”。夫曰北江，曰中江，則有南江明矣。三江自指此三者而言，文義甚陰，但偶未指言南江耳。鄭康成謂“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並與南合，始得稱中也。孔口口、蘇子瞻實遵其說。然以經文“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與“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東別為沱”文勢證之，則自“匯澤為彭蠡”，“會於匯”以東，始有北江、中江之名，必截然為三水；非果如所雲，合漢為北江，合彭蠡為南江也。朱子雲：“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考也。”蔡《注》遵之，引庾仲初《吳都賦注》，“鬆江下七十裏，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並鬆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夫謂震澤自有三江，則潯陽不有九江乎？何潯陽之九江非《禹貢》之九江，而震澤之三江獨即《禹貢》之三江乎？說者曰：二句文相蒙，三江人海而後“霞澤底定”也。夫《禹貢》九州，用“既”字者甚多，下文未嚐必相蒙也。“震澤底定”豈必承“三江既入”之文，而乃必以三江屬之震澤耶！且震澤下流之三江，當明歸有光議開鬆江時，己言“東江、婁江之跡滅沒不見，而鬆江亦與支流無別。”自宋至明二三百年間，三江已幾於皆不可見；而況《禹貢》之三江，數千年來安知其不滅沒而改易也？蔡氏之說皆本之朱子，其病在於執郡陽為彭蠡。至參校不合，遂謂“鄭漁仲謂‘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為衍文者，得之。”又雲：“‘南方地偏水急，禹或遣官屬往視，而是時三苗方負固，往視者亦未必敢深入也。’朱子此說甚為可笑。不可解則以衍文置之”。亦何不可以為衍文乎！止見今日一江入海，遂謂《禹貢》時必非三江入海，《導河條》雲：“播為九河”。而今亦已無九河，則又何不可謂阿自大亻丕以下止為一河入海，而“播為九河”亦係衍文乎！且即以十三字為衍文，於《導江》亦不可通。若不雲“東匯澤為彭蠡”，則“會於匯”何說？不雲“東為北江”，則亦不當雲“東為中江”。且彭蠡在南，亦不當雲“東迤北會於匯”也。是又必以“會於匯，東為中江”七字為衍文，而直以“東迤北入於海”為一句，方合今之形勢。夫己不能解，而遂疑聖人之不親見，官屬之以不知為知，經文之錯誤；淺視聖賢，餘不敢以為然也。
△彭蠡非即鄱陽
彭蠡即鄙陽，無確據，而與經文不合，則彭蠡或非鄙陽也。《漢書地裏誌》彭澤縣下注雲：“《禹貢》彭蠡澤在西，”而蔡《注》雲：“彭蠡，《地誌》在豫章郡彭澤縣東。”謂在彭澤縣東，則鄱陽可以為彭蠡；既曰“在西”，則鄱陽未必為彭蠡矣。《漢誌》又言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漢一水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裏，則湖漢似即今鄱陽湖，與彭蠡澤各為一地。故以《地裏誌》考之，而知彭蠡非鄱陽也。朱子謂《漢誌》不知湖漢之即為彭蠡而兩言之；餘則謂班固去古為近，而水道改易亦多，不當深疵其說也。
△歸有光三江說之矛盾
有中江則必有南有北，有中江、北江則必有南，書法自明，文義前後相蒙，南江未之及耳。歸震川乃謂“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為據，失之泥。”夫謂“三江”非中江，北江，是“九州攸同”亦非荊、梁、雍、豫、徐、揚、青、兗、冀也。震川又言：“三江，惟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鬆江，為近。”又言：“先儒謂‘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而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於此，經文簡略不詳耳。”此說尤自相矛盾。既謂震澤之定由於三江之入，則不當以浙江、岷江、鬆江為三江。既謂三者為三江，則於“江既入，震澤底定”之文不合；不得已而遂謂經文簡略不詳。夫上句言“三江”而下句止承一江而言，經書有此文法乎！夫言中江、北江而不及南江，乃真簡略不詳者也。不彼之求而此之穿鑿，其亦異矣！
△陳大猷三江說能闕疑
論三江者，惟大猷陳氏之言為能闕疑。其說曰：“古有九河，後合為一。古有榮澤，後堙為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時不有三江，而後或合為一乎！酈道元謂‘東南地卑，萬水所湊，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為憑’。禹跡之不可考者多矣，凡舍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為說者，以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論禹跡之舊則難也。”然彭蠡終可疑。
△南江之名由來已久
朱子雲：“有欲以揚州之‘三江’既為荊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未有號，則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餘按《南史王儈辨傳》“陳霸先率眾五萬，出自南江”，即贛水也。鄭氏所謂“右合彭蠡為南江”，蘇氏所謂“豫章江為南江”，皆指此也。可見南江之名，其來已久；不得以彭蠡之餘波未有名號，而使之僭冒南江也。又“東為北江入於海”，“東為中江入於海”，入海者即中江、北江也。今以中江、北江屬之荊州，則豈入海亦在荊州之境乎！朱子必欲言中江、北江非三江，故遂為此異說也。
△弱水當以在刪丹者為是
弱水當以在刪丹者為是，《通鑒》所言當另為一水。柳子厚所言“不能負芥”者，原未嚐言為《禹貢》之弱水。其雲“西海有水”，固謂在西域也。若指刪丹弱水，則他所言“閩有水”，“秦有水”，“雍之西有水”，皆明言其地，不當弱水獨作浮廓語也。吐蕃造藤橋，年餘而後成，其不能載物有明征矣。蔡《傳》因“弱”字相同，遂誤引之。吾郡成北樵先生於役甘州，有《弱水詩》雲：“黑水既西流，弱水亦同派，一則可行舟，一則不負芥。胡為共此流，強弱不相貸？折枝投清流，載浮了無礙。理豈今昔殊，書每辭意害。驅車過橋頭，惟頌禹功大。”此為蔡《注》所誤也。又按蔡《注》引柳文作“西海之山有水焉”與今本不同。
△“四海”非真以海為四界，林之奇南海、北海說大誤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四海者，類言之也。古之疆域惟東至於海，無論西北二方去海遼遠，既南境亦不過衡山，未嚐至於海也。閩中、南越之地，在堯、舜之時不通中國；聖人不務遠略，非如秦皇、漢武、唐之太祖、明之成祖，以長駕遠馭為快也。侯、綏、要、荒之服，禹當時蓋已盡其封略而治之矣，《益稷篇》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也。暨者，及也；東至於海，西至於流沙，南北二方所及者，皆聲教之所被也。四海雲者，極言之也，猶《中庸》所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也，猶後世所謂“天涯地角”也；蓋古有其語，相承以為言耳。《益稷》雲：“予決九川距四海。”《孟子》雲：“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是皆豈真至於四海哉！《春秋傳》雲：“寡人處南海。”楚豈真在南海哉！《禮記王製》雲：“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大約堯、舜、三代方域所及不過此耳。宋林之奇謂“揚州曰‘淮、海惟揚州’，是揚州之界抵於南海。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則冀州之界抵於北海。故曰‘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連下文而互見也。”此說大誤。北海僅青州之北，冀州之東，一隅之水耳；亦謂之渤海：渤海者，海之別支也。以其在青州之北，自齊人言之則謂之北海。以其入於青、兗、冀三州之間，則謂之渤海。漢之二郡，因相近以為名。冀州東西二千裏，北海不在其北，僅處於東北一隅，未可雲“冀州之境抵於北海”也。且所謂“朔”者，自兼雍、冀二州而言。東西數千裏，而以區區之北海為境，不知置雍州於何地也？至揚州之界，抵於南海，亦未必然。《禹貢》所敘山水，衡山以南無一語及之；今江西、浙江之地自敷淺原而外亦不他及也。其地蠻荒險阻，不通於上國，禹未之至也。故“荊及衡陽惟荊州”者，北至荊山，南至衡陽也。“淮、海惟揚州”者，西北至淮，東南至海也。或疑揚州之境，其南遼遠，不當不言其所至。不知聖人於蠻荒之國，視同鳥獸，未嚐必收之疆域之中；然亦羈縻勿絕，不肯明棄之於聲教之外：故不言其所至。猶之衡山以南，皆為衡陽，而不明言其所至，惟概以“衡陽”，則語有蘊藉，使近者奉天子之威靈，遠者亦不疑聖人之棄擲。此正帝王撫馭之方，亦禹貢書法之妙。若必以後世疆域所及為當時之境，則粵西之地屬荊州（《欽定書經地裏今釋》，荊州、揚州之境無今廣東、廣西），且將跨交趾而南。若必不以言其所至者為州境廣闊，則北方窮荒沙漠不毛之地，烏桓、匈奴之國，皆雍、冀二州之境矣。然乎，不然乎？又熊氏禾謂“閩、越雖上古未通，亦當在要、荒之服；禹會諸侯於塗山，會稽又禹跡之所至矣。”既雲“上古未通”，又雲“亦當在要、荒之服”，猜度可笑。至禹會塗山，不在會稽，昔人有言之者矣。
△《胤征序》六可疑
《書序》雲：“羲和湎**，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古文》本此而作，其事深為可疑。蓋《古文》不足信，而《書序》亦未敢以為然也。《堯典》有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之文，“羲和”非一人也。今雲“羲和湎**”，又雲“羲和廢厥職”，一人乎，非一人乎？可疑一也。《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蓋羲伯、和伯也。羲伯、和伯在國都，而仲叔宅於四方，此湎**之羲和必在國都者，在國都何用以六師征之乎？《胤征》巧為之辭曰：“酒荒於厥邑”，既在其采邑而未嚐據地拒命，則亦無事於張皇六師也。可疑二也。湎**之罪，昏迷之愆，廢之可矣，刑之可矣，何用興師動眾乎？可疑三也。不曰胤侯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似人名，非國名也。不曰王命胤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征未必由於王命也。可疑四也。《書序》無仲康字，不著其時。《史記》謂“當帝中康時”。《唐誌》以為日食在仲康之五年。《經世書》以為征羲和在仲康之元年。然夏代未必止仲康時日食，而篇中仲康不足以為據也。可疑五也。蘇氏以為“羲、和貳於羿，忠於夏，羿假仲康命，命胤侯征之”者，固未必然。蔡氏謂“以經考之，羲、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今經中亦全不見此意，則亦工於猜度者耳。說仲康者，有河北河南之異。此時仲康不知實在何地：在安邑，則號令未必能自己出；在太康，則羲和黨羿，自在安邑，恐非仲康之力所能及也，可疑六也。陳氏大猷曲說羲和所以當征之故，至雲“葛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湯以為始征；學者不疑湯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過也”。此說亦殊憒憒。既果如所言，羲和之罪過於葛伯，而湯於葛為敵國，仲康於羲和為天子，其理勢同乎否乎？且謂“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者，《書序》之陋也。觀孟子所言，湯非以不祀征葛也，為其教童子而征之也。陳氏未讀《孟子》，不足與辨也。
△《胤征》之偽即一首一尾可見
《胤征》之偽，既一首一尾可見。“肇位四海”，殊不成句。且是時夏方微弱，太康失國在外，仲康繼之，譬如主人居宅為奴仆所據，主人寄居別業，此“公在乾侯”，“帝在房州”之時也，可曰“肇位四海”乎！史之書法如此，是欲張大之而以彰其恥也。“胤侯命掌六師”，如此句法，不知命胤侯乎，胤侯命人乎？此與“惟說命總百官”俱不成文理。彼但見《說命》、《畢命》、《微子之命》、《文侯之命》等篇名，“命”字皆在人下，而效之；不知以為篇名則可，以之為文則不通矣。至《書序》“呂命”二字原不可解，故昔人疑其闕文，不可以為比也。“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用字煉句正晉以後文章；兩漢尚無之，而謂夏之時有之耶！《甘誓》有“不用命，孥戮汝”之言；《湯誓》有“不從誓言，孥戮汝”之語；《牧誓》告之以坐作擊刺之法，勖之以虎貔熊羆之勇；《費誓》戒之以越逐寇攘之刑，訓之以糗糧芻茭之備；皆誓體也。“火炎昆岡”八句，乃告敵人語，後世檄文之體，非所以誓軍士也。即“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之語，或臨事告誡服官之大夫，或行師訓諭統軍之將帥，亦非所以誓軍士也。但見《左傳》有“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之語，遂剿襲之，而不自知所以用之者非也。或曰：《胤征》，非胤誓也。若然，則《胤征》一篇，當敘征羲、和事之首尾，而不僅以空言了事矣。
△《古文書經》多偶語，且語氣稚弱
晉人尚排偶，故《古文書經》多偶語，如“苗之有莠”，及“不邇聲色”，“德懋懋官”等語皆是。《今文尚書》亦間有偶語，要有多少自然之氣象；即比喻，亦不若“苗之有莠”等語氣稚弱，望而知為漢以後人語也。
△桀、紂暴虐止行於畿內，偽《湯誥》、《泰誓》皆疏妄
桀、紂暴虐，止行於畿內耳；四方諸侯之國，彼不能暴虐也。故《湯誓》數桀之罪，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而湯之民亦曰“夏罪其如台”。《牧誓》數紂之罪，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而《偽湯誥》則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偽泰誓》則曰“毒四海”，此皆作者疏妄，而不顧其理之所安也。
△“爾惟德罔小”數語貪作對待，遂不可通
“爾惟德罔小”數語，即昭烈“勿以善小而不為”二句語意。此貪作參差對待語，而其實一意；乃曰“罔小”、“罔大”，遂令下句不可通。蔡氏曲為之解，可謂善為說辭矣。
△《盤庚》首一段係述民言
《盤庚》首一段，自“曰我王來”至“底綏四方”，先儒謂皆盤庚之言。按下文雲：“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次篇雲：“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三篇雲：“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曆告爾百姓於朕誌。”是於百姓必呼而告之，而記者文法亦明白無疑也。首段若果係盤庚告民者，不當獨作鶻突語；況在篇首而記者反不詳明耶！今玩其文勢語意，曰“民不適有居，率答籲眾，出矢言”，則“率籲眾出矢言”者，當就“不有居”之民說，言民領率呼籲眾憂之人而出矢言也。“曰”字以下，即述民言也。民言“我先王既居於此，固所以重愛我民，不忍盡致之死地也。王如能相匡以生，則民得所矣。今王不能匡以生，乃欲遷都，惟卜是稽，而雲‘民其如我何！’”，又言“先王行事恪謹天命，然猶不能安寧，天猶降以災禍，因之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今王之所以恪謹天命者，不能繼先王；方未知天意何如，而乃欲以遷都從先王之烈乎！”意謂存亡安危不在遷都；今若不能恪謹天命，雖遷新都，亦未必能救於危亡也。又言“天將斷絕我命，而乃欲恃遷都為安，若大木已顛而欲恃由蘖以生乎？天遂永我命於茲新邑，而複先王之業以綏四方乎？”不敢必之辭也。下文所謂“聒聒起信險膚”，“動以浮言”，皆指此而言。蓋必如此解，而後於事情語勢文法皆無遺憾也。
△“茲新邑”一名，民與盤庚所指不必一處
《史記》，祖乙遷於耿，九世而盤庚始遷；而自耿以上止四遷，不合於“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之文。故蔡《傳》謂“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也。今按《盤庚》三篇，反複論說，未見其為自耿而遷；或盤庚以上一二世曾有一遷，未可知也。“天將永我命於茲新邑”，此新邑指現在所居而言，亦不可知。蓋民以遷此未久，意不欲遷，故尚謂之“茲新邑”；而盤庚已擇居於殷，故自以殷為“茲新邑”也。民之意謂“先王既遷於茲，若顛木之有由蘖，有死而複生之勢；若能恪謹天命，安知天不永我命於茲新邑，使紹先王之烈以綏四方乎？”蓋能保天命則現在之地亦可長治而久安，不必以遷都為事也。上言不能事天，雖遷無益；此言若能事天，雖不遷亦可；反覆兩端，以明其不必遷也。
△《說命》首節已有不能掩其偽之三證，鄭玄亮陰說亦不確
《國語》，白公子張謂楚靈王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乎作書曰：‘以餘正四方，餘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得傅說，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製，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亡，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予，無予棄也！’”今《書經說命》全本之此。然《孟子》證之，則《國語》或即本之《書經》，而今不可得見。今之《說命》掇拾群書，人為所欺，而首一節已有不能掩其偽者三焉。“高宗亮陰，三年不言”之事，一見於《周書無逸》，一見於《國語》，而《禮記》引《書》者三，《論語》引《書》者一，皆未言其為居喪不言；惟孔子及作《禮記》者乃釋為居喪不言也。“亮陰”亦作“諒ウ”，古之說者皆雲“信默”；惟鄭氏以為凶廬。若果如今《說命》及鄭氏之說，則既雲“宅憂”，而亮陰又即居廬，子張豈不解其故而尚以為問乎？《國語》無“亮陰”之語，《禮記》、《論語》所引蓋皆《無逸篇》語；無論與今《說命》不同，亦未必為古《說命》語。而偽作者采拾成文，又妄加“宅憂”二字，不見其陋乎！一也。《無逸篇》雲“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今《說命》亦雲“其惟弗言”，但作“惟不言”解耳。不知《無逸》所雲若作此解，則既雲“三年不言”，而又雲“其惟不言”，文義豈不重複，而周公之語豈不贅乎！夫所謂“其惟不言，言乃雍”者，猶雲“不言則已，言必和”也。諒ウ不言，三年之久豈遂一言不發哉！偶發一言必當於理，即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也。偽作者不解其義，截去下句，而止用“其惟不言”，不知其不成文理也。二也。“稟令”皆自上而下之辭；稟本從禾，今俗從示，音凜，與也，給也。《國語》雲：“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言不發命令也。偽作者不解稟字之義，妄改雲：“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偽孔傳》遂解稟為“受”，而《唐韻》、《集韻》遂有“筆錦切”一音，“受命曰稟”一解矣。而不知實誤改《國語》也。三也。至鄭氏亮陰之說，實亦不確。《無逸》雲：“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乃或”雲者，他人不必出於亮陰，而高宗乃或出於亮陰也。蓋即位之後而亮陰不言，與《國語》可互證。且不言者，止亮陰之三年，而今《說命》乃雲“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亦背異之一端也。但居喪之說？出於《論語》，人不敢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