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卦變辨】
朱子《易本義》有卦變之說，蓋因《彖傳》“剛來而得中”，“柔進而上行”之類為之解。予以為不然。夫所謂卦變者，言本卦自某卦而來；然卦有六畫，較他卦皆變也，而獨以一二畫為說，雖與《彖傳》相合，乃因《彖傳》而求他卦之合者以為證，其理非確然也。且六十四卦自《乾》、《坤》而外無不可謂之變者，而孔子乃獨於此十餘卦著其變，而又有自一卦變而來者，自兩卦三卦變而來者，參錯不倫，必非孔子意也。夫卦變苟有其例，孔子《係辭》、《說卦》之論《易》義例詳矣，而獨無一語及之，乃忽於《彖傳》中為其說，文義不明，茫無根據，孔子之言必不若是也。
然則所謂“剛來而得中”，“柔進而上行”者，其義何也？曰：此仍以卦體言而不可以謂之變也。蓋孔子之意謂三陰三陽各自為體，陰與陰為類，陽與陽為類。其有一畫不此之比而錯入於陰陽之中，或本卦所以成者，則往往為之說，理本易曉。朱子不求之於本卦六畫而求之於他卦，其亦過矣！
予請為悉數而條辨之。
《訟彖傳》曰：“剛來而得中也”，謂二爻一陽不與上三陽相比，而獨陷於二陰，為下卦中也。《本義》謂“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者，是也；謂“自《Т》而來”者，非也。
《隨彖傳》曰：“剛來而下柔。”謂初爻之陽不與四五兩陽爻相比，而居二陰之下，所謂“隨”也。《本義》謂“卦變自《困》九來居初，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之”者，非也。
《蠱彖傳》曰：“剛上而柔下。”謂上爻一陽不與下二陽爻相比而居上，初爻一陰不與上二陰爻相比而居下也。《本義》引或謂“卦變自《賁》初上二下，自《井》五上上下，而自《既濟》來者兼之”者，非也。
《噬嗑彖傳》曰：“柔得中而上行。”謂五爻之陰不與下二陰相比而居五。《本義》謂“柔上行以至於五”者，是也；謂“自《益卦》來”者，非也。
《賁彖傅》曰：“柔來而文剛”謂二爻之陰不與四五二陰相比，而錯居二陽爻之中也。又曰：“分剛上而文柔。”謂上爻之陽不居下卦二陽之中，而錯居上二陰爻之上，如三陽，自中分其一以居於上，故謂之分也。《本義》謂“卦自《攢》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是分字無說也。
《無妄彖傳》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謂初爻一陽不與上三陽相比而居於初，故曰“自外來”也。《本義》謂“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者，非也。
《大畜彖傳》曰：“剛上而尚賢。”謂上爻一陽不與下三陽相比而居於上也。《本義》謂“自《需》而變，九自五而上”者，非也。
《鹹彖傳》曰：“柔上而剛下。”謂上爻一陰不與下二陰相比而居上，三爻之陽不居上而居三，去上卦而來為下卦之上也。《本義》引或謂“《鹹》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者，非也。
《恒彖傳》曰：“剛上而柔下。”謂四爻一陽不居初而居四，去下卦而為上卦，初爻一陰不與上二陰相比而來層初也。《本義》引或謂《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者，非也。
《晉彖傳》曰：“柔進而上行。”謂五爻一陰不與下三陰相比，而錯居二陽之間也。《本義》謂“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者，是也；謂“自《觀》而來”者，非也。
《睫彖傳》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謂五爻一陰不與三爻之陰相比而居於五也。《本義》謂“自《離》來者柔進居上，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者，非也。
《蹇彖傳》曰：“往得中也。”謂五爻一陽不與三爻之陽相比而居於五也。《本義》謂“陽進居五而得中”者，是也；謂“自《小過》來”者，非也。
《解彖傳》曰：“利西南，往得眾也。”謂四爻一陽不與二爻之陽相比而往居於四也。又曰：“其來複古，乃得中也。”謂二爻一陽不與四爻之陽相比而來居於二也。《本義》謂“卦自《升》來，三往居四，而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者，非也。
《鼎彖傳》曰：“柔進而上行。”謂五爻一陰不與初爻之陰相比，而上居於五也。《本義》謂“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者，非也。
《漸彖傳》曰：“進得位，往有功也。”謂四爻之陰不與下二陰相比而上居於四，以下卦之一陰而上入於乾體，所謂“漸”也，所以為女歸之象也，猶之《歸妹》以陰而居於三而為“歸妹”，《彖傳》所謂“征凶，位不當也”。《本義》不得所以名《漸》之故，而謂“自《渙》來者，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者，非也。
至《渙》與《升》與此似覺小異，然亦非卦變也。
《升彖傳》曰：“柔以時升。”《本義》謂“卦自《解》來，柔上居四”，說似可信矣，然而非也。《升》與《萃》反對：《萃》者聚三陰於內也，《升》者升三陰於上也。《易》之道常欲陰在上而陽在下，故《坤》體在上：若《泰》、《謙》、《臨》、《複》之類多吉卦，而《巽》下《坤》上者遂謂之《升》，餘一陰於下而升三陰於上。《升》者，積於上而其下升而不已之象，故曰“柔以時升”，《大象》曰：“君子以慎德積小以高大。”謂其日升日積而不已也。初六爻辭曰：“允升，大吉。”《小象》曰：“上合誌也。”謂升者已多而在下者終亦必升也。皆本卦畫之象以為言。而《本義》不解所以名《升》之故，於“柔以時升”注雲：“以卦變釋卦名，是謂卦自《解》來，柔上居四。”一爻之升而即可以名卦，若是則卦之名《升》者亦多矣！
《渙彖傳》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本義》謂“自《漸》而變，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層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說似可信矣；然而亦非也。《渙》之所以為《渙》者，非止風行水上而已也，亦有其卦畫焉。以《乾》體之一陽而下入於《坤》體，以《坤》體之一陰而上入於《乾》體，陰陽解散，所謂“渙”也；而尤以六四為主，排陽之一爻而使之下，故爻詞曰：“渙其群也。”然則所謂“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謂二爻之陽不與上二陽相比，而居二四爻之陰，入於外陰卦，得位而上同於五也。（“上同”猶之“不窮”，字無深意，猶曰“上入於乾體”雲爾。）《本義》不求之卦畫，得其所以名《渙》之故，而牽引卦變，於《渙》毫無所發明，乃謂“《彖傳》以卦變釋卦詞”，何其誤也！且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為“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則誤之尤者也。（近代有吳世尚者，更定朱子《本義》，於此節下雲：“以卦變卦體釋卦辭，謂‘剛來而不窮’為卦變，‘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為卦體，而日以六居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五，”蓋又本之朱子《語類》也。）
他若《泰》、《否彖辭》“大往小來”，“小往大來”，尤不可以卦變言。陽大陰小，此即《彖傳》內陽外陰，內陰外陽之旨；不曰陰陽健順而曰大小者，為占者言也。而《本義》乃謂“《泰》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否》自《漸》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不亦贅乎！
要之《彖傳》之詞，凡朱子所謂卦變者，實與《剝》之“柔變剛”，《謙》之“天道下濟，地道上行”，《損》之“其道上行”，《益》之“自上下下”，《節》之“剛柔分而剛得中”，同類。自上而下者曰“來”，曰“下”，自下而上者曰“進”，曰“往”，曰“上”，皆即本卦六畫之體言之，而非所謂卦變也。
夫卦變者，穿鑿支離之說也。予所謂本卦者，明白易直之說也。朱子解書眾矣，不喜為穿鑿支離之說，而於卦變獨不免焉，蓋本先儒之說而未覺其失也。朱子又有《卦變圖》，謂“《彖傳》或以卦變為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木指也。”夫卦變之說由於後人誤解，《彖傳》何嚐有一言及卦變乎！而曰“《彖傳》以卦變為說”，是近於誣聖矣！且納甲飛伏之類，《易》之說夥矣；推而廣之，皆可謂《易》中之一義，而皆聖人所不道。朱子於納甲飛伏之類不取以注《易》，而獨取卦變者，何也？蓋未知《彖傳》之自有所謂也。嗚呼，惜其不於本卦六畫求之也！
【附雜說二條】
蘇子瞻曰：”凡《易》之所謂剛柔往來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非是卦也，則無是言也。”愚按：此言甚巧，近似有理，頗得其仿佛，而實不然也。《彖傳》之詞皆謂自本卦升降，但非自他卦而變耳。子瞻知卦變之不足信，遂以為如此，不知孔子所謂“來往，上下”，皆實有所以然。果如其說，則三子皆自《乾》來，三女皆自《坤》來，止一來字足矣，何必又用進往上下也！且謂最著者《賁》之《彖傳》，則止言“剛來而文柔”足矣，何以言“分剛上”也？孔子用字不已贅乎？又如“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外”者《坤》耶《乾》耶？何以他卦皆不言外，而此獨言外耶？惜不得起子瞻而問之也。
伊川亦不取卦變之說，其言曰：“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居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自卦中升降也。如《訟》、《無妄》雲；‘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雲‘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愚按：剛上柔下，以成卦言之，不知所言與孔穎達同否。穎達謂“剛卦在上，柔卦在下，為剛上柔下；柔卦在上，剛卦在下，為柔上剛下”，雖與《鹹》、《恒》數卦相合，而其理不可通之於“柔進上行”，“剛自外來”之語。揆程子之意，則又似以“剛爻居上，柔爻居下”為言；然於《鹹》、《恒》則不可通矣。《損》、《益》二卦則又因卦名為言，非他卦比也。《訟》輿《無妄》皆自上而來，《無妄》固明言“剛自外來”也。故朱子謂“程子牽強解了”，固不足以服言卦變者之心也。至謂柔層尊位即為“進而上行”，則柔居尊位者三十二卦，何以他皆不言，而獨《噬嗑》、《晉》、《睽》、《鼎》四卦，皆《離》在上者。言之耶？又《大有》亦《離》在上，何以又不言耶？此其中具有所以然，而程子未之知也。
【《古文尚書》考】
《書經》蔡《注》每篇序所雲“今文古文”，解者曰：“今文，伏生所授，馬、鄭等注；古文，孔壁所藏，安國所傅，”是說相沿久矣。以予考之，有可疑者。
《後漢書儒林傳》雲：“中興，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傅》，鄭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據此，是馬、鄭所注非伏生之《尚書》而《古文尚書》也。考《古文尚書》，當前漢時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潭，譚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琅琊王璜及平陵塗惲，惲授河南桑欽，平帝時立於學官。後漢習《古文尚書》，見於《儒林傳》者，南陽尹敏初受《歐陽尚書》，後受《古文》；汝南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魯國孔僖世傳《古文尚書》；東昏楊偷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東海衛宏從杜林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濟陰孫期習《古文尚書》。又《賈逵傳》雲：“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逵傳父業。肅宗立，特好《古文尚書》，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台。達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二卷，帝善之。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梁春秋》各一人。又劉陶學《古文尚書》，張楷通《古文尚書》，劉學《古文尚書》。此《古文尚書》之傳習於兩漢者班班可考也。其後不知何以不傳於世。
至東晉時，梅賾之《古文尚書》出，人遂以偽為真。自是眾說紛紜，若偽孔安國《尚害序》，孔穎達之類，其說皆不足信。而世人貴耳賤目，信近說而滅舊聞，兩漢之《古文尚書》遂無複考其源流者矣。《偽古文尚書序》雲：“秦始皇滅先代典籍，學士解散，我先人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隆興，旁求儒雅；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而《前漢書》則曰：“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孝文時，使晁錯往受之。”《序》又雲：“魯共王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鬥文字；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狀生二十五篇。其餘錯亂磨滅，弗可複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不複以聞。”而《前漢書》則曰“《書》十六篇，孔安國獻之”，曰“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多十餘篇，蓋《尚書》茲多餘是矣”，曰“《魯共王》得古文壞壁之中，《書》十六篇”，篇數不同，亦絕無“錯亂磨滅，不複可知”之說。又《漢書》隻言“遭巫蠱之事，未立餘學官”，亦無“為五十九篇作《傳》”之文。《史記》藏書之說及篇數，並同《漢書》。而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亦雲“孝文皇帝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及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說亦與《史記》、《漢書》同。是《偽尚書序》不足信也。（口授之說本之衛宏，宏，東漢時人，不若太史公、劉歆去伏生差近，為得其真；而《漢書以備一代之史，說必不誣。）
孔穎達雲：“孔君作《傅》，值巫蠱不行，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以下二十四篇，並伏生二十八篇，複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秦誓》，共三十四篇，以求合孔氏五十八篇之數。劉向、班固、劉歆、賈達、馬融、鄭康成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按《前漢書儒林傳》雲：“《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是張霸之書凡百二篇，非五十八篇也。《儒林傳》既明言“劉向校之非是，遂黜其書”，何得雲劉向、班固諸人誤以為《古文尚書》乎？此說他無所見，不知穎達何所據而雲然？且既雲“偽作《舜典》、《益稷》”，而又雲“複出《舜典》、《益稷》”，豈有二《舜典》二《益稷》乎？穎達又雲：“鄭康成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夫既雲“鄭康成誤以張霸五十八篇為真古文”，而又雲“鄭《注》並與三家同”，自相矛盾，此孔穎達之說不足信也。
餘若《隋經籍誌》、陸德明之類，其說亦大概不出乎此。此皆後人之所遵信傳說而不疑其非者也。
以餘觀之，馬、鄭所注為《古文尚書》，《後漢書》既有明文，而篇數乃與伏生同者，蓋漢時世所誦說者止伏生二十八篇，而孔安國雖得古文，亦多以二十八篇為學者傳說。其所上十六篇；與二十八篇別行，當時人罕見者，故劉歆雲：“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成帝時校理舊文，乃得之，而未大傳於民間。王莽之亂，遂複不存。及杜林於丙州得《古文尚書》，亦止二十八篇。自是賈達為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作《注》，篇數雖與伏生同，而文字多異，故杜林謂“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賈達謂“《古文尚書》與經傅《爾雅》訓詁相應”，撰集三家《尚書》及《古文》同異三卷；而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皆所爭在文字同異，而未嚐言篇數之多寡也。是以《漢書藝文誌》，《逸書》十六篇與二十八篇別出；而晉秘府所有《古文尚書》，當時若束皙、杜預諸人，豈無一人見之，若果有出於二十八篇之外者，其所著書豈無一言及之，而盡以書傳所引為《逸書》耶？（《隋經籍誌》：“晉世秘府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又按《隋經籍誌》雲：“賈逵、馬融、鄭氏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則是雜以今文耳，非既今文可知也。夫使馬、鄭所注果為今文，則範蔚宗不當誤也。微獨蔚宗不當誤而已，蔚宗作《後漢書》本之《東觀餘論》及袁山崧、謝承諸人，豈盡不知馬、鄭所注為今文耶？所載諸習《古文尚書》者，豈盡妄說耶？故吾謂馬、鄭所注既孔壁古文，無可疑也。
然而以為今文者何也？蓋永嘉之亂，歐陽、夏侯三家《尚書》並亡，惟存伏生《大傳》，而馬、鄭所注《古文》尚行於世。及梅賾上《偽古文》，自是孔、鄭並行。此後南北分爭，天下日亂，而士大夫又務於詩賦，經學遂無師承。至隋、唐之際，李延壽、孔穎達輩止見馬、鄭所注與伏生篇數同，逐誤謂古文為今文。然穎達言“鄭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何意鄭《注》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蓋亦疑之矣。今文止有伏生《大傳》，《崇文總目》謂“伏勝撰，鄭康成注”。康成既注古文，複注此耶？晁公武謂“勝終之後，諾從學者所作”。陳振孫謂“當是其徒雜記所聞，亦未必是當時本書”。故葉夢得謂“其言不雅馴；而《隋經籍誌》謂為四十一篇，《書錄解題》謂為八十三篇，篇數亦不同”，則其書之真偽不可得而知也。安知非見鄭康成所注《古文》而偽作者乎？
至於梅賾所上《古文尚書》，其偽妄不能逃有識者之鑒別，故儒者多疑之。而《晉書》載其傳受淵源，雲：“鄭衝以《古文》授蘇愉；愉授粱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不知偽作欺人者未有不假所自以售其欺者也。故未幾而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雲“於大行頭買得上之”，以師其故智矣。陸德明又言“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不知此乃偽作《孔傳》者竊王肅之《注》也。姚方興亦采馬、王之注以作《孔傳舜典》矣。梅賾所上《古文尚書》本無《舜典》，但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方興偽作二十八字冠於其首。梁武帝時為博士，議謂“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黜而不用。故陸德明《釋文》仍用王肅《注》，自“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而《隋經籍誌》謂“姚方興得《舜典》奏上，多二十八字，列於國學”，宋林之奇、陳振孫又謂“隋開皇中始得《舜典》”，皆與德明說異。德明，唐人，若隋時已行方興《舜典》，又何以雲“仍用王肅《注》，自‘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乎？可見諸說亦不足信也。
要之自有孔安國《尚書序》之後，人局於所見，以先入之言為主，遞相傳說；未有能虛心博考，探其源流，辨其同異者。故相傳為今文，則謂之今文；相傳為古文，則謂之古文而已。不知古人之說亦未必盡可信，其學亦未必皆過於後人。既如孔傳《尚書》之偽，至宋始多疑之者，而隋、唐無聞焉。豈非章句訓詁之功多，而辨別之識，考據之學，有所不足輿？嗚呼，昔之人去古未遠，遺書猶有存者，考其是非常易，而人不為或不能；今之人雖欲考之，而去古已遠，傳書益少，其考之益難：此古說之所以難明，而有誌者用為太息也！
【朱子《彭蠡辨》疑】
彭蠡之名，始見《禹貢》，而《禹貢》所記彭蠡似在江之北也。吳起言“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固未詳其所在。《漢書地裏誌》彭澤縣下注雲“《禹貢》彭蠡澤在其西”，語亦不詳；然未嚐言在江之南，既今鄱陽湖也。至鄭康成始有“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之言，似謂彭蠡在江之南矣；猶未明言既鄱陽湖也。以鄱陽為彭蠡者，不知始自何人。後世相沿為說，而朱子《彭蠡辨》遂據以駁《禹貢》，謂“彭蠡在大江之南，以方言之，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獨鄭漁仲謂‘東匯澤為彭蠡’十三字為衍文者得之。”愚按：以後世地形與《禹貢》較，誠有可疑，然隻當疑後世地有改易，而不當疑經為衍文也。鄱陽之為彭蠡，書無確據。《地誌》言“彭蠡在彭澤縣西”，又言水入湖漢者八。《後漢書地裏誌》雲：“鄱陽縣有鄱水。”以此觀之，湖漢似即鄱陽湖，而彭蠡與鄱陽非一地也。大概彭蠡在江北而少西，鄱陽在江南，其勢遙相聯接；後彭蠡淤塞無跡，而鄱陽逐冒彭蠢之名也。
蔡氏以鄱陽不合，欲以巢湖當之，又謂“不應舍此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巢湖固不可代彭蠡，而謂舍此錄彼，記小遺大，亦有不必然者。蓋《禹貢》所記山水，皆以其致力者言之；視今之地形，則為詳於西北而略於東南；荊州之境，衡山以南無一語及之。揚州之境，如今江西、浙江之地，自敷淺原而外亦不他及；是故，北條之北山入海而止；而南條之南山止於敷淺原。導河則氵水、大陸、九河、逆河，所敘甚詳；導江、漢則止於中江、北江，東南以往，記考略矣。意當時衡山以南，及今江西、浙江之地，山高水緩，患害不深，兼以蠻荒負固，地險且遠，禹不至其地，未嚐致功，故止言彭蠡而不言鄱陽，止言中江、北江而不及南江也。且荊、揚、徐、兗之境，為湖者眾矣，不之及者甚多，原不能及遍也。即以山論，廬山高且大於敷淺原而不之及，蔡氏亦知之矣。然則鄱陽不及，亦無疑於“舍此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
夫“鄱”古作“番”，鄱陽縣以番水而名。番者，播也，猶“播為九河”之播，言一水播為數水，故名之曰番水。今之洞庭，在當時為九江，而在今為湖獨深廣盛大，非鄱陽、太湖所能敵，則安知鄱陽湖在禹時不亦為數江安流而至後世始盛乎！又地形北高而南下，而水道日趨於南，北乃益高。黃河遷於宿遷，南遏淮水，而淮、揚之間遂成巨浸，群湖連蔓，則又安知非江、漢之匯本在北，其後江遷而南，合於豫章江，而彭蠡遂為平地，南江遂遏而為湖乎！朱子言“今彭蠢至冬天水涸，亦止數條江水在其中”，則是鄱陽與洞庭正同。洞庭在當時謂為九江而不謂之澤，則鄱陽亦必不謂之澤也。此《漢誌》所以鄱陽縣有鄱水而無彭蠡而《禹貢》所謂“匯澤為彭蠡”者知必非鄱陽矣。
蓋嚐以《漢誌》所言思之，不曰“有彭蠡澤”，亦不曰“彭蠡澤在其西”，而曰“《禹貢》彭蠡澤在其西”，必舉”《禹貫》”者，見時當已無彭蠡，而古地名相傳可識也。餘按地形，必當在今武昌以東，蘄州、廣濟以南，潯陽、宿鬆以西，考之地圖，證之記載，其地亦多瀦水，而九江為尤近之；別於鄂陵，會於江口，上下三百餘裏。大約自潯陽江以西既古彭蠡澤，其地望既合於《禹貢》，亦合於《漢誌》。夫古之九江為今之洞庭，安知古之彭蠡非今之九江乎！彭澤為縣，去鄱陽湖遠而潯陽江近，是古之名縣以此不以彼，故《漢誌》不曰“彭蠡澤在其南”而曰“在其西”也。潯陽江中有彭郎磯，“彭郎”未必非“彭蠡”之誤。又九江有湓水、湓江、湓城、湓浦諸名，記者謂“九江有井如盆，故名”。夫一井豈可謂之水，而以之為地名江名乎！（今地誌及圖，九江有清湓山，湓水所出，與古《九江記》異。）湓者，彭之音訛也。《真》、《文》、《庚》、《青》數韻之字，相傳而訛者多矣。
或謂彭蠡既江、漢所匯，不應塞為平地，則亦不然。澤者，水草交厝之所；大約其地窪下，水盛則聚，水殺則涸，易於瀦水，亦易於湮塞。《禹貢》所言諸澤，若大陸、夢，則當時已可耕治矣；雷夏、大野、榮波、菏澤、孟豬、豬野，則皆塞為平地；後世指其地者亦多出於億度，人自為說。彭蠡亦澤也，獨不可塞為平地乎！今現有鄱陽湖與江相連，而地頗相近，遂必指為彭蠡；若無鄱陽，吾知其必求之江北而謂塞為平地矣。
且地之改易有可證者。潯陽九江，昔所謂“江分九派”者，今止一江，無九江之跡。九江可變為一江，彭蠡澤獨不可變為九江乎！名之改易亦有可證者。洞庭本太湖之名，湖中山有石穴深洞，無知其極者，因洞以名山，因山以名湖；吳起所謂“三苗氏左洞庭”者是也。後世謂洞庭者乃《禹貢》九江，是九江冒洞庭之名也。九江之洞庭相遠，而洞庭自若，猶且冒其名；況鄱陽在江南，彭蠡在江北，勢既遙相聯接，而彭蠡又無形跡，其以鄱陽冒彭蠡之名亦何足怪乎！
朱子確信鄱陽為彭蠡，既謂經為衍文，又謂禹遺官屬致誤，又謂《漢誌》不知湖漢之即為彭蠡而兩言之。豈禹與班固皆誤，而朱子獨不誤乎！疑經畔古，非餘之所敢安也。昔酈道元有言：“東南地卑，萬水所湊，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為憑。”故《禹貢》所言，其不合於今者，闕疑可矣。若必欲以後世之地形證古人之是非，幾何其不疑黃河未至於氵水、大陸；而嶽陽、荊州之境，其與太原相遠耶！
【《生民》詩《集傳》辨】
朱子注《生民》詩，載張子之言，謂：“天地之始固未嚐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又載蘇氏說，謂：“凡物之異於常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鼇，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朱子謂斯言得之，而餘則以為非也。夫化而生者，天地之始也。高辛之世，豈天地之始乎！溯高辛而上之，其見於經可信者，有顓頊、少吳，黃帝、神農、伏羲氏矣，其前雖荒遠不可詳，然未必遂為天地始也。夫自化而生之時，至於高辛，不知幾百年或千年，或萬年，或數萬年，而仍化而生乎！高辛氏以前，羲、農、黃帝之世，胡不聞化而生？高辛氏而後，堯、舜、禹、湯之世，胡不聞化而生？而獨高辛氏之子有稷複有契，一家得兩化生乎？蓋天地之始，以理揆之，誠有化而生者。草昧既開，萬物既定，則胎卵化濕，其生有常；若有異於常者，是妖也，而以誣聖人乎！如曰聖人之生與常人不同，取天地之氣常多，則古之聖人不少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不化而生，豈其得於天地之氣者又少歟？書傳所載，若褒姒、夜郎王亦有化生者矣，其取天地之氣既多，則宜亦為聖人，何以或為**後，或為蠻夷君長，而不得與稷、契並稱也？至於麒麟蚊龍之生，多人所不能見。既曰麒麟無定種而蛟龍皆出於變化，彼無定種與變化，是即其有定者也。故不聞麒麟皆麟生，而此一麟獨牛生也。又不聞蛟龍皆卵生，而此一蛟一龍獨化生也。是烏可為比乎，天地間化生之物，若蜃蛤蟬蚋之類，皆古今有常而不變，不以為異，猶之人必始於人道之感而不可改也。苟無人道之感，而履巨跡可生，吞卵可生，則生子綦易而婦人亦危矣。”
然則稷、契何以生，而《生民》、《元鳥》之詩何說也？曰：履巨跡，吞卵，此事之未有者也。即有其事，亦薑螈履巨跡而適生稷，簡狄吞卵而適生契，其人道之感自在也。使不履巨跡，不吞卵，而亦生稷，亦生契也。且予觀《生民》之詩，未嚐見其確為履巨人之跡；無人道之感也。所謂“履帝武敏”者，謂高辛親往郊而薑原踵其跡耳。所謂“不康祀，居然生子”者，謂上帝寧我康我而安然生子耳，即“無無害”之謂，“居然”猶安然也。蓋近世說《詩》有如此者，此亦理明辭順，何必遵漢人無識怪誕之說以曲為之解乎！至於《元鳥》之詩，則尤未明言其何若，闕疑可矣。
大抵人情，子孫於其先世？往往表其奇異以為誇詡震耀之端；而後世誕妄者則又好因近似之語，造事以惑人。若夔一人已足而曰“夔一足”，牽牛、織女二星而曰“天帝嫁為夫婦”之類，皆誕妄不足道。而張子、蘇氏乃巧為說以實其事，朱子亦誤載之《集注》，其誣聖惑人，儒者不得辭其過也！
《偽泰誓》之言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複於王屋，流為烏。”司馬遷截之《史記》，而董仲舒亦引其語，以為王者受命之符。幸而已黜其書；使其書至今存，而無今書《泰誓》，則亦將旁引曲說，同於巨跡卵之事矣。
【《春秋》論】
聖人之作事也，固有冒天下之大惡，犯天下之大忌，而公為之者矣。聖人非不知大惡不可冒，大忌不可犯，而敢為無忌憚之行也；彼見天下靡靡焉日入於亂也，不有人起而救之，則其禍將不可勝窮。天之所以生聖人者，固非令其安衣坐食，同於庸眾無能之人已也。彼庸眾無能者不能為善，亦不能為不善，其避大惡，畏大忌，固宜。而聖人承天之意，以為非我莫能定天下之亂，較量於經權輕重之間，卒然振發，甘心得罪於人而獨求合於天，雖冒大惡，犯大忌，而不自疑。故堯、舜不惜以天下與人，而湯、武至以臣弑君。何者？其心之安也。
昔者孔子，大夫也，而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其賞罰進退皆非一人所得私；而孔子行之不顧者，亦其心之所安也。當是時，綱紐廢弛，民人塗炭，諸侯互相攻滅，而弑君弑父之禍複公行而無所忌，使當禹、湯、文、武之時，皆所誅討夷滅而不赦者；而周天子暗弱無權，擁天王之虛器而一不敢問，其勢將無所底止。故天生德於孔子，而孔子亦知非己不能定天下之亂，是以周流於七十二國而應佛、公山畔臣之召，汲汲以求一日之用；意謂苟能反天下於正，其權不必自周出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不幸卒無所遇，無所發其救時之心，不得已而作《春秋》，借天子之權以賞罰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蓋得位則見諸行事，不得位則諸空言，其事雖異，其道則同；要使天理有一線之存，而亂臣賊子得以稍斂其跡，則雖被僭之名而不辭也。故曰：“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推孔子之心，雖湯、武之事亦可為之，而況於《春秋》。而論者不識聖人之心，謂以天子之權與魯，嗚乎，何其謬也！
子貢言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能死，且又相之，以為未仁，而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左衽！非若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之中，而人不知。”則是匹夫匹婦之諒，孔子所鄙不為，而深有取於管仲者，豈非以有誌於天下，則小節不足以奪之與！孟子生於戰國，其語齊、梁之君，皆以行王政安天下為急；彼其時周天子固在也，而不以為嫌者，蓋其心即孔子作《春秋》之心，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春秋》作而後亂臣賊子懼，則《春秋》不可不作也。使孔子不安於心，亦避大惡，畏大忌，而不敢作，則亂臣賊子必無所懼，是孔子亦庸眾無能之人而無益於天下者也，豈天之生聖人之心也哉！
因讀蘇明允《春秋論》而作。
【正統論上】
論正統者眾矣，自宋歐陽修以至國朝魏禧，予所未見者不論，所已見者予皆有以識其說之非也。夫統有分合而無正偽，而正不正不關於其統。論者泥於其名，每曲為之說，又或以愛憎為褒貶，故其是非不當而予奪不公。
今夫“正統”之名何乎？非古聖人懸此格以待後之君也；其說起於後世之學士大夫。彼見曆代之事勢各殊也，於是正統之名興焉。有正統而後有“偏統”，由是而又有“僭統”、“竊統”；此皆強立名字，以古人就己之私說，皆予之所不取。
且彼所謂“統”者果何謂耶？謂合於一者為統乎，則凡合於一者皆是而不合者皆非也，一言而決矣。謂曆代相傳之緒為統乎？則合古今皆不離乎統，何得有正偏僭竊之名？
蓋天下有勢有義：正者義也，統者勢也。言正不可言統，言統不可言正，然後其理明而其說定。試言統之說。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雲爾。天下，公器也，非一人一姓之所得私。當其時歸於一，則統有專屬；及其分也，則統亦隨而分矣。今夫一物而數十百人分之，雖出於劫奪焉，不可謂非共此物也。統之說何以異是！自古以來，雖世變紛然，而統無一日之絕也，不過時有分合而巳。蓋自唐、虞、夏、商、周皆合也，至戰國始分；至秦、漢而又合，三國又分；晉又合，又分於東晉；曆南北朝而後合於隋、唐，而又分於五代；至宋又合，而又分於南宋；然後合於元，以迄於今。四千餘年以來，忽分忽合，譬如一縷之絲，寸寸而分合之，其緒固相屬也。然則曆代雖多，安見其統為正為偏為僭竊也哉？
如曰得國之跡不同，故其名亦異，是論正不正也，非論統也。如以正而已矣，則吾又有說。
【正統論下】
予於商、周，猶竊有疑焉。何疑爾？桀、紂雖暴，湯、武之君也。湯、武雖仁，桀、紂之臣也。臣弑其君，可乎？且夫湯、武之德盛矣，其功大矣，然考其得天下之跡而律以後世之名，則終不免於篡。張橫渠之論紂曰：“天命一日未去則為天子，一日既去則為獨夫。”予蓋迂其說而不信也。夫武王之興師也，以十三年一月壬辰。假令武王興師於前一年前一日，將武王不得為聖乎？抑興師何日，即天命於何日去乎？使觀兵之日即伐紂之日，天命去乎未去乎？使武王亦如文王之事紂，將天命終於不去乎？天命不可見也，人何自而知之？世之論湯、武者，不過曰心非利天下也，應天順人。伐暴救民而已。夫心藏於深微不測之地，其亦至難知矣。即心果無他，而終不可以掩其跡；心非篡則當恕其心，跡實篡則當嚴其跡。然《詩》曰“至於大王，實始翦商”，《書》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誌”，亦安見其無利天下之心也哉？且幸而湯、武有此事也，故唐、宋之君雖以臣位得天下而皆以恕辭予之；假使古無湯、武而三代以後諸侯有暴行此事者，人以為篡乎非篡乎？吾知必以為篡也。然則湯、武幸而生於三代之前，而後世不幸而生於三代之後也。
昔者孔子，商人也，而生於周，為尊親者諱，故不肯斥言其非；然亦嚐微見其意於論樂論德矣。而人專以孟子之言為定；不知孟子生於戰國之際，以周室衰微，百姓塗炭，急於救民勸世，主以為言耳，烏足以為定論乎！
或曰：如子之言，則湯、武非矣，而子以為正，何與？予曰：湯、武之事，行於三代以後則不可，行於當時則可。古者人情質樸，其君臣之義非如後世之明也。當其時各自為國，勢不能相屬也。有有功德與力者，則天下群起而奉之，非必製其予奪之權而設為貴賤之等也，不過勢之所歸而已。其人死而子孫猶足以係天下之心者，則天下亦不別求君也。不幸而恣為暴虐，則必又有有功德與力者而攻之滅之。所奉之國既滅，則天下又以昔者之奉奉其滅所奉者蓋其君臣之勢既無大異，而服事之文又必簡且易也。其所奉者既無翹然自異之心，而奉之者亦不過以意向之。譬如一邑之中必有豪傑，一鄉之中必有望人，善則歸之，不善則去之，大惡則除之，理所當然，亦勢之所必至。伊尹之放太甲，孟子論貴戚之卿，皆是類也。雖夏、商而後君臣之分漸嚴，而去古未遠，則其事猶有相近者。故曰湯、武之事行於當時則可，其所以不見黜於正者此也。然湯、武之事行於三代以後則終不可，蓋古今時異勢殊，後之君臣非若古之君臣矣。處女之奔也，魯男子拒而不納，曰：“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後之聖人不幸而遇桀、紂之君者，必以吾之不可學湯、武之可，而後不為湯、武之罪人也。
【正統辨】
正統之名，其來久矣，然未有釋其義者。自宋歐陽修始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作論七篇以等曆代，自後論者皆沿其說。予蓋考於古而知其說之不合也。
古所謂正者，“三正”之正而非偏正之正也；所謂統者，“三統”之統而非統會之統也。其說載於《漢書律曆誌》。《律曆誌》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錘於太陰，故《黃鍾》為天統。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之於未，令種剛強大，故《林鍾》為地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故《太族》為人統。是為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未之衝醜為地正，《太族》寅為人正。三正正始。”此《律曆誌》之文也。由是觀之，是正自正，統自統，各為一事；後人合二字以成文耳，非如論者所謂均此一統而有正不正之別也。“三正”之名見於《夏書》；“三統”雲者言以三者為總紀也。蓋三統本以律呂言，故《黃鍾》九寸為天統，《林鍾》六寸為地統，《太族》八寸為人統，三者皆全寸而無餘分，所以總諾律之不齊者，使有紀綱也，故謂之“統”。通其義於十二辰，則《黃鍾》子為天統，《林鍾》未衝醜為地統，《太族》寅為人統。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地統受之於醜；人統受之於寅。周建子，用天統也；商建醜用地統也；夏建寅，用人統也。其說猶之三正也，不過以十二律言之則為三統，以十二辰言之則為三正耳。統不離乎正，正不離乎統，故連類而及之曰“正統”。
昔者三代之盛，曆法修陰，王者之政令被於天下，歲頒朔於諸侯，諸侯奉若而不敢違，故其時無不遵天子之正統者。至春秋、戰國之際，史官失紀，疇人子弟分散，兼以王室衰微，天下分爭，或不能盡遵天子之正統，故其時有《黃帝曆》、《顓頊曆》、《夏曆》、《殷曆》、《周曆》、《魯曆》。而孔子作《春秋》，亦謹書曰“春王正月”，明其正為王之正，意若曰此方為天子之正而天下之所當遵者，故公羊氏釋之曰“大一統”也。秦之改正朔也，以亥為正月，漢初因之，已不在三正三統之中。然以天下奉其正朔，故《漢書異姓諸侯王表序》雲“天下一統”，言天下歸於一統也。其後改用夏時，曆代因之，雖天下有分合，而正朔不改，則其正即夏之正，其統即夏之統，不可曰各有一統而有正不正之別也。至於或以秦為閏者，則以亥非正統，故曰“閏”；閏者對正而為言也？後人誤加統字，謂為“閏統”，已失統字之義。自宋以來，又有“偏統”、“僭統”、“竊統”、“王統”、“霸統”之名，則並正字之義而失之者也。故予謂其說皆不合於古。
又按：歐陽修之論曰：“世人溺於非聖之學，以為五行有休王，一以此衰，一以彼勝，故其統有正有不正；此曆官術家之事，非儒者所宜言。”予謂休王之說誠為誕妄，然與三正三統之義固自有別，不可以是並廢其正說。況乎“正統”二字實本於《漢書律曆誌》，其所言甚詳，若非其說則不當借其名，若用其名則不當異其義。如必曰後世之正統不用《律曆誌》之說而自立義例，則吾不得而知矣！
予初作《正統論》三篇，亦本宋人之說以立論。既而思“正統”二字所由起，因憶《漢書律曆誌》有三正三統之說；細釋其解，始知正統二字實緣於此。蓋《漢書》分而解之，而後人連而及之耳。遂複作此辨。
【封建論】
法久則必弊，弊則變。法之始皆因其勢之所趨，雖聖人不能立法，雖非聖人可以立法。
古何以封建？秦何以郡縣？偶也。偶之雲者，言因其勢所固然，無成心焉耳。方古之封建也，不知後世之複為郡縣也，亦不知封建之外之更有郡縣也。當其時大有所統，小有所屬，各私其土而子其民。有聖人者立，因其勢之所宜，俾世其國，而封建成焉。由堯、舜而更禹、湯、文、武，非善之也，封建之法未弊也。然其勢則日趨於弊矣。蓋建國之初以萬計，未幾而以千計，又未幾而以百計，以遞至於十二，複合而為七，亂亡相繼，篡奪相仍，蓋至戰國之時而弊已極矣，雖有聖人，不能複其故也。而適以暴秦當其際，故指摘生焉。秦之為郡縣也，非必欲改古先聖王之法也，彼其時古先聖王之法蓋**然無存者矣。湯、武之滅夏、商也，誅其君，夷其都而已，天下諸侯自在也。秦之攻六國也，今日取一縣，明日取一郡，取之不已，六國遂亡，天下固已無諸侯矣。故秦之郡縣，秦不自為也，皆因六國之舊而第易以秦之名。六國之外，無非郡縣。天下既安於郡縣矣，勢不可以再封建。廣六以為萬，雖封建之初不若是之多事也。蓋勢之所趨，人不能變。古之封建，勢之趨於封建也。秦之郡縣，勢之趨於郡縣也。反而行之，天下必亂。漢之七國，晉之八王，封建之驗也。使堯、舜之時而遂郡縣天下，天下之平亦必不可得矣。故丁其時者，聖與暴皆無容心，因其勢之所趨而立法已耳。
然則封建與郡縣孰優劣？曰，無優劣，得明主則治而延，得暴主則亂而促，其理同也。且封建之時有黜陟之典，有巡狩述職之禮，有車服之賞，有貶削夷之罰，有方伯連帥之統率舉察，有造選進士之用人，安在其不如郡縣也？郡縣而後，漢光嚐中興矣，不必晉、鄭之翊戴也。唐之郭、李，宋之韓、嶽，亦再造矣，不必擅土地，位侯伯也。召信臣、文翁、龔、黃之倫，曆代有循吏矣，不必其私之子孫也。安在其不如封建也？蓋二者皆偶也；古豈必不郡縣，秦豈必不封建，其勢異，故其法亦異。德雖不同，易地則皆然，故曰偶也。而論者不察，常偏舉其利害，或即末世陵遲之獎以議其得失，故二說相持而不下。夫論事者必合二端而互觀之，其情乃見。而一代之中，其初必治，其末必亂，豈一法之先後優劣固殊耶？蓋治亂在人事，不可盡諉之於法也。
然則郡縣之製何以曆唐、宋、元、明而不變？曰：封建之設不知所起，其可考者自黃帝迄周二千四百餘年而後廢。始非不可廢也，弊未極也。自秦以來二千年，郡縣之法日弊矣，安知後世不複為封建也？然天下世變多端矣：封建，一變也；郡縣，一變也；群雄割據，南北分治，藩鎮拒命，皆變也。變故之來，前者不必有，而後起者無窮。封建之時，不知有郡縣。後世或更有出於封建之外者，未可知也。吾又烏知郡縣極弊之日，其勢何所趨也？
【明論】
魏忠賢用事，士大夫爭附之；稱“兒”，稱“孫”，稱“走狗”者，自宰相以下，恬不為恥。至稱忠賢為“九千歲”；建生祠滿天下；頌諛之詞比之於堯、舜，孔子；誥命皆擬《九錫文》；宗室勳戚下至武夫賈豎，無不稱功頌德者。崔子曰：自古以來，宦官眾矣，未有如忠賢、之盛也。漢之宦官盛矣，然不過招權納賄，幹預政事，多用子弟私人，戮辱士大夫已耳。唐之宦官又盛於漢矣，然亦不過握兵權，廢立自己，敢於弑逆已耳。皆未如忠賢舉天下士大夫之心之翊戴甚於天子也！
自古以人臣而為天下所翊戴者，無過於王莽。當時上書頌莽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人，而忠賢又為過之。使忠賢當日不以宦官自嫌；敢於盜神器，豈複有能枝拄牾者哉！不惟朝廷之上而已，翟義、徐敬業之師吾懼其不見於天下也。忠賢之不篡者幸也，是宦官之效也。
餘嚐以為士氣日以衰。漢、唐之宦官雖橫，而士大夫皆與水火，以清流自居，其不敢為異者無幾人。王莽之時，人爭附之矣，然莽初以折節為恭儉，力行要譽而致之。至於宋，奸相既多，士大夫附之者亦益眾？然猶非宦官也。夫以宦官而士大夫附之者滿天下，且甘心為狗為子孫而不辭？自古以來士氣未有若是之萎靡而卑屈也！
世之君子謂明太監之盛，成祖實啟其端。餘以為太祖亦與有過焉。宰相者，天子以下一人而已，其體尊，其權重，於事無所不統，而於人無所不當問；即內臣竊柄，其體統自如，猶可以勢均力敵也。即不然，而忤之，不過逐使去；要結之，不過使為援而已。自太祖廢宰相，而成祖以翰林入閣預機務；是時內臣已用事，而入閣者不越編檢講讀之官，位卑資淺，其視內臣蓋已重。其後入閣者，雖權位漸隆，而內臣亦益尊；而且內閣之票擬必決於太監之批紅，是內閣且寄權於太監矣。蓋天下雖以宰相待閣臣，而宰相之上又有司禮秉筆太監以承上而臨下，閣臣視以為固然而不怪；沿之既久，而閣臣遂為太監之私人。宰相者百僚之望也，宰相且諂附之，而天下有不隨風而靡者哉！而其端實由於太祖之廢真宰相。譬如勢家巨族，以宗族戚友代理其家事，而病其不能為下也，召市井小兒而任之。方其始至也，視主人之奴仆蓋已幾幾乎主人之尊嚴，不可狎而近也；受頤指氣使而不羞，何足怪耶！太祖因噎廢食，而不知流弊之一至於此也。嗚乎，天下之事變亦何所不至哉！
【書歐陽文忠公《廖氏文集序後》】
甚矣世之好怪也！人不必皆明理而好以耳食；《六經》出於聖人，不幸而為異說所亂，後人不能辨其偽，而相傳為聖人之言，信而不疑，猶之可也。釋、老之說，《十洲》、《神異》之書，以及後世術數占驗之法，鬼神果報之記載，其書既不出於聖人，而於理又倍誕膠礙，其不足信至明，而舉天下信之不疑，何說也？自宋以來，儒者輩出，往往能辨古書之真偽，剖理之是非，道少明於世。然儒者多，而敢為異說以亂真，偽淆是非者其人亦益眾。若宋張九成、陸九淵、明陳獻章、王守仁，皆以高才絕學，甘為異教，別立宗門，簧鼓世人；而士大夫造誕幻，記怪異，推行邪說，日甚一日。豈理在天下原無是非歟？抑宇宙之大，邪正雜居，果出於天道歟？將厭常醜正，而索隱行怪以為高歟？抑識見卑陋，囿於世俗，輕信而無辨別歟？何淆亂信是也？
歐陽公自謂“哀學者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為說以輟之，而以為後世必有同其說者，信可謂豪傑之士矣！餘之為說多與之同，蓋所見有不可昧者。然公在當時，說與人異者，無如《濮議》。若司馬溫公、程正公，皆一時大儒，而皆背異不能合；則是父子倫理之間已有不可強同者。而況怪妄之說，尤舉世所信服；公雖謂不待千世而有同者，而一人明之，百人亂之，其亦何所補於世耶！
雖然，君子之心不能強其所不合，而待於世者無窮。天下之大，無一人不與吾同者，不為多；既如彼矣，有一人獨存其是，不為少。嗚乎，此餘之所以茫然長思而不知自愧也！
【書蘇子瞻《樂毅論》後】
蘇子瞻以縱橫權術之學，發為文章，言多不衷於理，故所作諸論皆以強詞私意譏議古人得失。然不過見之偏而已；未有如《樂毅論》考據之不詳也！
按《史記》列傳：燕昭王使樂毅並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而諸侯兵罷歸。樂毅將燕兵獨追至臨；齊閔王亡走莒，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留齊，複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狗齊五歲而下七十餘城，惟莒、即墨尚未服，而燕昭王死，惠王立。於是田單縱反間於燕，而惠王使騎劫代樂毅，遂終以失齊。固未嚐言樂毅欲以仁義服齊民也。
仁義之說，本於夏侯泰初；泰初以己意妄推尊耳。子瞻遂據以為樂毅罪，而曰“以百萬之眾，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此欲以仁義服齊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噫，謬矣！樂毅豈以百萬之眾，五年之久，專攻此二城而不下哉！蓋五年之中積漸而下七十餘城，而二城者力尚未及下也。當是時，閔王在莒，田單在即墨，君之所在，人心必固，而單又能將，二城之不遽下，其理宜也。烏在其以仁義自誤而不急攻哉！向使昭王遲數年之命，而田單之間不行，困之以長圍，二城食盡援絕，安在其終不下也！
嗟夫，古人戮力以立功名，不幸不成，後人讀書論世，當設身處地，諒其難為而剖白其心跡；而乃以無根之言妄議其是非，此在世俗無知之人固宜；子瞻學問蓋世，博極群書，乃亦不考其詳而猥以成敗論天下士，致讀者愛其文而遂信其說以為誠然，亂古人之事跡，誤後學之聞見，子瞻不得辭其過也！自宋至今六七百年矣，讀《史記》與讀《蘇文》者跡接於天下也，而無一人覺其謬，世之人如是其惑也！不為之辨，吾懼誤人無已也；故筆之如此。
予嚐怪世之君子讀書之法日以壞，自《六經》以下皆有選本，子史尤甚，割裂乖謬。使後人忘其陋而樂其簡，故問學日趨於淺薄。然此白真西山《文章正宗》而後始爭為之，豈北宋之時已有如近世摘本《史記》，而子瞻未睹其全歟？不然，何考之不詳也！
【書方正學《龐統論》後】
嗚呼，觀先生之言，征諸行事，其迂疏寡效可謂儒者，而愈以知司馬徽之言為名言也！何則？三代聖賢本天德為王道，故以學術為治功，而不患於迂。泊三代以降，氣運漸薄，而教化學力又不及於古，於是天德王道不能不分為二：儒者多迂疏寡效；而濟大業，弭世變者，大約出於豪傑高明磊落之人。蓋二者皆艱钜難能，而非聖人則不能兼之。故人常各得其一偏，而終以豪傑為有用於世。夫所謂儒者，大無不該，細無所遺，近不以為易而不舉，遠不以為迂而不為者，其道則然。宏斯道者，惟孔子一人，而顏、孟庶幾焉。三代而下之儒者有能此者乎？章句訓詁謂之儒；醇謹和雅謂之儒；高談性命謂之儒。
今其言曰：“未有不達乎世務而可為儒者也。其不達世務者，謂之非儒可也。”夫果必達乎世務而後謂之儒，則孔、孟而外無儒者矣；而猶不絕之於儒，則吾未見其達乎世務也。且他人不具論，先生當建文帝時，建議者屢矣，幹戈擾攘之際，方以改官更製為事；至於措置兵事者，欲與燕王報書，懈將士心，既又欲間其父子，又欲以割地稽時日，待援兵；蓋其計無一效者。先生之自以為儒也素矣，而其達於世務者如此，亦將何以自解乎？
語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儒者之長，在於蹈規矩，立名行，著書以發明古聖賢之道。國家當太平無事時，畀之以位，假之以權，優之以歲月，使以其所學施之政事，固可以正君德而培國脈；而臨事變，際艱難，則其迂緩拘執必不若豪傑之恢拓有為。蓋其應事也必不執，而臨變也必不迂；高明之識，磊落之概，立談之頃可以弭大變，旬日之間可以立大綱。當此之時，所謂儒生者直將束之高閣耳，而奚必誠意正心之斤斤乎哉！
今夫儒者之盛莫過於宋，而人才之不振亦莫過於宋。周、程、張、朱諸儒皆於天德為近，而王道不足焉。試使與寇準、張詠、李綱、宗澤諸人易地而為之，其濟否成敗不待明者而知。而況徽以前原無真儒，其所雲不過如匡、張、孔、馬而止乎！故吾謂其為名言而未可非也。
先生又譏龐統：“其言皆矯詐功利之習，不足為豪傑，不當與孔明並稱。”予謂統才誠不若孔明，徽亦未嚐言其才如孔明也，但其地有才者無逾二人，故並稱之。而先生當靖難時，欲使燕王父子內自相圖，其矯詐功利亦何以異於統也？
【書屠隆《鴻苞集》後】
昔朱子不喜蘇子瞻，而曰“吾寧取王介甫”。予初疑其說，以為子瞻文章氣節皆見重一時，而介甫性情學術偏僻執拗，其設施至於蠹國殃民，子瞻何劣焉？及見子瞻全集，而後知其說之不謬。何也，士以識為貴。今夫世之貴智而賤愚者，謂智有知而愚無知也。然而愚者皆不自知其愚，肆然妄說而不以為非；醉而生，夢而死，不以為愧。智者則不然，言必依乎理而炯然知其所以生死，愚者之所昧皆其所明，而所言皆其所不屑出諸口。此無他，識為之也。是故學而無識，雖工文章，負氣節如子瞻者，猶君子所不取也。
天下之理，譬如味然。有才者能造為飲食者也，有學者能食者也，此皆不必為知味；惟有識者乃能別之。是故人不知味，雖能造為飲食而不必為正味，雖能食且多而不必皆食所當食；語以至味，亦未必信。而自知味者觀之，彼昧昧然無所辨別，極其弊雖與以糞穢而不辭，而乃沾沾焉自以為得天下之正味，不亦哀乎！
明鄞人屠隆，予始於《明史文苑傳》見之，以為多讀書，工著作，一博雅士也。及見《鴻苞集》，所言鄙倍荒誕，皆二氏唾餘而君子所不道，乃掩卷而歎，以為人之無識有如此者；其記誦才致，適足以為鄙倍荒誕之資耳。《鴻苞》者，謂無所不有也，其所造所食蓋廣收博取而無所擇者；嗚乎，可知也已！蘇子瞻兄弟常嘵嘵然自以為知道，而隆亦自稱曰“道民”。昌黎韓氏所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