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虛時代》這本書將一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一起，旨在從不同層麵來討論一個普遍現象：在大消費時代，個人、社會、道德的變遷，以及其中表現出來的新型的社會化、個性化與17、18世紀是截然不同的。本書力求揭示這種曆史演變的曆程並證實如下的觀點：消費品、影視資料、新聞以及相關的享樂主義、包容主義和心理主義等價值觀，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種新式的行為約束機製，一種無與倫比的誘人的生活方式，一種角色、信仰與私生活的係統位移—由此形成了西方個人主義曆史的新階段。我們生活在第二次個人主義革命的年代：私有化在擴大，社會認同受到侵蝕，政治與意識形態受到排斥，個性特征越發多變。總之，隻有當上述個人及日常生活層麵的革命完成後，我們的時代才能放棄革命末日論。
民主社會處在進化中，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都在按照新的邏輯被不斷地重塑著，我們稱這個邏輯為“個性化進程”。沿著這個邏輯，我們便更容易去理解民主社會了，本書的分析也是以此為中心而逐步展開的。但個性化進程在重塑社會的時候，不同社會階層被重構的程度和方式是不一樣的。鑒於我們的社會采用的是多元的、特有的架構標準，因此力圖三言兩語便將整個社會說清楚的理論必然是有局限性的。本書之所以擁護單一的方案，是因為我們並非依據實時的觀察，而是基於曆史來繪製曲線，並從中總結出關於製度、生活方式、追求以及個性化的趨勢線。從橫向對比和縱觀曆史這兩個角度出發，來考察個性化進程，為我們明確了前進的道路、發展的新方向以及社會製約和組織架構的類型，使我們擺脫了一直盛行到20世紀50年代的“紀律、革命、契約”的模式。個性化進程已經走過民主—紀律、普遍主義—清戒主義、意識形態—強製約束等矛盾並存的現代社會初級階段，但鮮有人將個性化進程的發展看作是資本主義培育商品的一種戰略，因為其中有著人性化的一麵。 在兼並另一個完整的體係時，即便原有體係的確非常有利於勞動力再生產以及剩餘價值的提高，但要想保留它的部分工具性質的功能也是不切實際的。由此，我們得出另外一種假設：這是正在進行中的社會學上的全麵轉變，是一種曆史的創造。它類似於卡斯托利亞迪斯（Castoriadis）[1]所謂的“假想的中心意義”，即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一種組織架構與意識、價值觀與行為的協同組合。隻有藝術界和心理分析界提前幾十年預料到了它的出現，而且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消極地看，個性化進程造成了紀律社會的分解，但積極地看，個性化進程與彈性社會的訴求是一致的，如對信息、性以及物質享受的倡導，對“人的因素”的重視，對本性、真誠和幽默的推崇等。個性化進程是組織與引導社會的一種新方法，也是行為管理的一種新方法，它不再依靠繁文縟節的強製性規定，而是依靠微不足道的束縛以及盡可能多的個人選擇—微不足道的清戒要求以及盡可能多的欲望，微不足道的強製規定以及盡可能多的包容等—來實現自己的目的。事實上，由於個性化進程，一些製度反倒變成了一種對動因和欲望的詮釋，從而促進了人們對此進程的參與，引導了休閑與享樂，增強了眾多社會化“模型”的人性化、多樣化及心理化的趨勢。因此，在對專製和機械的製度加以矯正之後，便是順勢而為的信息化製度；在命令式的管理之後，便是按需且可選的規劃。與新型社會的“目標”及合理性密不可分的一些新進程開始了，如崇尚享樂主義價值觀，尊重差異，推崇自由愜意的生活，讚揚幽默、真誠等品質，提倡心理主義與自由表達等。可以說，這是在摒棄了民主專製年代所看重的種種理念之後，對自我管理做出的新詮釋。實際上，直至最近，政治、生產、道德、學校、養老等方麵的生活邏輯，依舊在於將個體融入到整齊劃一的規則中去，在於盡可能地剔除怪誕的愛好及表達方式，在於用普遍的和單一的律法來消除特異性。這依據的是諸如“普遍意誌”、社會慣例、道德命令、標準化、規範化以及革命黨人要求的順從與忘我精神等。無論怎樣，一切都似乎表明，個人主義價值觀隻能在組織與意識體係的框架內成形，該框架卻是以消除個人主義價值觀中的不確定性成分為己任的。嚴格意義上的關於自由的假想正在成為現實，並逐漸演變成為一些新的價值觀，這些新的價值觀的目標在於促進個人特異性的發展，讓快樂變得合理，它們認可一些特殊的需要，並依據個體的願望來進行製度上的調整。
當代個人服從集體理性規定的觀念已經被打破，個性化進程在大規模培育一種基本的價值觀。這是一種自我完善的價值觀，一種推崇主體特異性及其寶貴個性的價值觀，與此同時，其他有關同一化和製約性的新機製也在顯現。要成為絕對的自我、要盡情享受生活，無疑隻是個人主義意識形態的一種極端表現，但也隻有在一個已將個人自由確立為基本價值觀的社會裏才能實現。消費革命導致了生活方式的改變，由此縱容了個體權利與欲望的發展，這種演變蘊含在個人主義價值觀的更迭之中。個人主義邏輯的發展呈躍遷前進狀，從理論上看，這是因為自由的權利是無限的；從社會來看，因為這種邏輯受到了經濟、政治和知識的限製，觸動了習俗與日常生活。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如今沒有什麽社會現實與文化現實是無意義的，沒有什麽權利和願望是不合理的，故而可無拘無束地自由生活，可自始至終地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
個性化進程是一項全麵戰略，是社會行為和意圖的一種演變。我們可以將該進程一分為二加以分析，事實上也隻能如此。個性化進程一麵是“適當的”或者是可行的，這指的是所有動態的、非標準化的製度以及權力管理機關擬定設計的激勵方式。權力機構經常性地引導右派尤其是左派的批判家們，去揭露“極權”但宜人的“富裕社會”的陰暗麵以及荒誕的無處不在的幹預。個性化進程的另一麵是“野蠻的”或者“現行的”，可以說，這是團體與個人追求自立及特異性的結果，諸如女權主義、破陳規以及性解放、地緣及語言層麵的少數種群的訴求、心理學技術、自我全麵發展和表達的欲望、“反現製”運動等紛紛湧現，隨處可見人們對自我的尋求，而普遍主義不再能夠起到激勵社會與個人的作用。個性化進程兩麵各有特點，二者通過確認和利用個體的特異性來設法擺脫紀律型社會。
個性化進程出現在紀律社會的內部，這兩種相互對立的邏輯的媾和成了現代社會的一大特點。與個性化進程相伴的是紀律進程的退卻，由此在社會生活領域裏出現了越來越顯著的吞並現象，這便是我們所謂的後現代社會，或者說一個將原本處於劣勢的現代趨勢加以發揚光大的社會。所謂後現代社會，它是一個曆史轉向，它借助開放與多元化的舉措將現代化模式及其客體加以社會化。進入後現代社會，意味著個性化的個人享樂主義變得合理了，而且不再會遭受任何質疑；進入後現代社會，意味著一個與現代主義相輔相成的革命年代、一個轟轟烈烈的年代、一個希冀遍地的未來主義年代已經完結。後現代社會盛行著標新立異，充斥著懊惱與反省，渴望著個人自立；新奇與傳統都受歡迎，創新變得司空見慣，未來也無須更加先進。現代社會崇尚未來、崇尚科技，它憑借著普遍主義、理性與革命曾一度所向披靡，它曾主動拋棄了血統的差異、聖人的統治、傳統的習慣和民族的特性。但這樣的時代卻在我們的注視下煙消雲散了，一是因為它有悖於我們社會所確立的未來主義原則，再就是由於後現代社會對於身份、標新立異、保守、休閑以及個人發展的諸多苛求。對於未來的信仰與追求變得軟弱無力，革命與進步的燦爛明天不再有人相信，人們追求的是即刻享受生活、保養以求年輕，而不再是磨煉出新。後現代社會疲於麵向未來的跨越、認為推陳出新乏味而單調，其賴以為繼的中性化的“求變”被視若無物。從這個意義而言，後現代社會也意味著個性化社會的時代要退潮，而預判和構建集體主義的時代越發顯得重要起來。當代主要的坐標軸，如革命、紀律、世俗化、前衛等，由於享樂主義個性化的需要而統統被改變了用途；科學技術的樂觀主義隕落了，隨著無數發明創造而來的是超強勢集團、環境的惡化以及精神日漸空虛的個體；沒有任何的政治意識形態能讓群眾**重燃。後現代社會沒有了偶像也沒有了禁忌，它對於自身也不抱什麽奢望，不再有激動人心的宏偉藍圖—這便是支配著我們的空虛，一種不悲不喜的空虛。
很明顯，個性化進程在不斷地開疆辟土，此時宣布消費社會的終結是一個錯誤。當前的經濟衰退、能源危機與生態意識並非在昭告消費時代的末日，我們仍執著於更多的消費、信息、體育、旅遊、培訓、人際關係、音樂與醫護。這便是後現代社會，它並非跨越了消費，而是達到了消費的鼎盛階段。消費勢力擴張到了個人領域，命中注定要被加速淘汰的、漂移的、不穩定的自我，其形象與變遷也受到消費的波及。個性化進程用強勢媒體、娛樂和理性技巧來消耗著自身的存在，由此製造出一種光怪陸離的空虛。大量的生活模式讓人無所適從，盡管這些模式有著令人賞心悅目的環保與心理主義的外表。確切地說，我們處在冷靜而不再狂熱的消費社會的第二個階段—消費導致了對富足的批判。事實上，人們對“美式生活”、招搖的鍍鉻汽車、明星、夢幻好萊塢的膜拜都破滅了；垮掉的一代的叛逆精神、轟動的先鋒藝術都已讓位給了一種後現代文化，這種文化有一些特征可供識別，如追求高質量生活，專情於個性化，熱衷於環保，對重大意識體係缺乏興趣，重視參與和表達，流行懷舊，為某些地方和區域的信仰與傳統行為辯護等。從前對“數量”的饑渴消失了嗎？確實如此，但必須知道的是，這類現象也是對個性化進程的一種反映，如此眾多的策略，隻為摧毀僵化的現代主義造成的影響，摧毀貪大求全意識、集權製度、頑固的意識形態以及先鋒派。不能將“被動的”消費時代與所謂後現代的、創造性的、環保的、複興的潮流對立起來，因為正是二者齊心協力共同促成了僵化的現代主義的崩潰，二者的主旨均在於擴大個人選擇、發揚個性原則、建立變通及多樣化的彈性製度。後現代的這種斷續性並未在文化或藝術領域造成這樣或那樣的特別結果，反倒是確立了個性化進程在曆史上的優勢地位，並使整個社會的重構得以依據自身的規律來進行。
後現代文化作為一種“上層建築”，擺脫了規範化的、統製經濟結構的社會，但為了實現這種擺脫，勢必終將要打破當代的價值觀，重視過去和傳統，倡導簡居生活，瓦解集中製的強勢地位，散播真與美的標準，並依據個性化社會的價值觀，對個人身份的認同加以合理化。在個性化社會裏，最重要的是自我，因此無論個人做什麽都可以被采納，都可以獲得社會認可，沒有什麽是應當的、必須的和一成不變的，各種層麵上的各種選擇是可以共存的，相互之間既無抵觸也無消長。後現代文化是拚湊的和發散的、唯物主義的和唯心主義的、大膽的和謹慎的、革新的和懷舊的、消費的和環保的、精心粉飾的與自然而然的、渾然天成的和創造性的。當然，考慮到事物的發展趨勢，無須立即為將來定調，相反還要發展出一些對偶的邏輯，以便讓諸多的矛盾可以兼容共現。這樣一個巨變，它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後現代文化與其他的個性化舉措共同成為擴充個人主義的一個媒介；選擇多樣化了，參照標識模糊了，現代性獨有的理念與高尚的價值觀也被消磨了，後現代文化由此調配出了一種個性化的文化或方式，將社會單元從以“紀律和革命”為標記的體係中解放出來。
不過，要說任由意識遊移且一切都捉摸不定是不符合實際的。種種跡象表明，在後現代一直都存續著一個基本的價值觀，雖然它難以捉摸，也未曾受到討論，但隨著社會管理技術的日臻完善以及“人性化”舉措的逐步實施，這個基本的價值觀贏得了個人愈發強大的擁護，那就是個人自我完善與個人自由。個性化進程導致了一個曆史發展進程的中斷，不過它卻以其他途徑繼續著一項已進行了幾個世紀的事業，這便是現代個人民主主義事業。在這裏中斷，在那裏又得到延續，後現代社會這個概念意味著一個時期的結束和一個新時期的開始，其中的聯係特別複雜。對此，人們首先要從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淵源出發來對這其中的聯係加以思考。
之所以要仰仗個性化進程這樣的圖解，不僅因為它具有各種新的溫和的控製手段，還因為它對個體本身的“效果”明顯。伴隨著個性化進程，個人主義經曆了一場變革，一些美國社會學家將其稱為“自戀型的變革”，因為將個性化進程及其結果加以濃縮後，顯示出來就是“自戀”—它象征著從“局部的”個人主義到“全麵的”個人主義的跨越，也象征著第二次個人主義革命的到來。這是一種不穩定的、寬容的心理感受，它專注於自我的情感實現，醉心於青春、體育與音樂；它不著眼於生活上的成功，而著眼於內心層麵上持續的自我完善。隻有這種圖解才能更好地標識相應的個性化的出現，才能有力地闡釋個性化進程誘變產生的個人主義的強大推力。如今，至關重要的社會現象不再是階級的對立與從屬，而是社會問題的發散，也隻有這個圖解才能更好地刻畫我們的現實境遇。個人主義欲望更多表現在階級利益上，私有化要比生產關係更具有揭示意義，享樂主義與心理主義要比各式集體行為的涵蓋麵要廣，盡管它們都是新生的事物（如反核運動、區域化運動等）。自戀概念本身的提出也是對如日中天的個人領域的一種附和。
有時，關於某個問題的論述無論多麽清晰與宏大，誤會仍是不可避免的。自戀並不等於對時政不聞不問，相反，自戀與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得失，以及對一些主觀問題的過分關注緊密相關。後現代社會是一個“滑行”的時代，風帆衝浪、溜冰、三角翼飛機，體育界的熱鬧景象為我們勾勒出這樣一個時代，它表現為：人們對“共和”不再有堅定的信念，也不再有穩定的情感支撐點。如今，事關集體生活的重大問題與流行歌曲的命運殊途同歸：所有的高亢都弱化了，所有的一切都落進了鬆懈與冷淡之中。把從前奉為上品的東西加以貶損並使之新奇化，成了自戀的特征，而個人完全脫離社會並封閉在自我的內心世界並不是自戀的特征。自戀隻有在曆史範疇內才能找到真正的歸宿，它幾乎是一種具有傾向性的過程，導致個體對公共或者先驗領域的情感投入減少，從而相對促進了個人領域的優先發展。當然，自戀也擺脫不了從高高在上到平起平坐再到低人一等這樣的曆史趨勢。“自我”進入了過度膨脹時期，可以肯定的是一切都將有大致相同的結局，隻是環境不同而已。從長遠來看，這種走向是不可逆轉的，因為這也是民主社會百年來的夢想。一邊是越來越體察入微、仁慈和隱性的權力，一邊則是越來越專注於自身、“虛弱”的個體，或者說是易凋零、沒有信心的個體，托克維爾[2]的預言在後現代的自戀中得到了應驗。
自戀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非政治化，它是一種特別的理性迷戀，大量湧現的、旨在互助與救濟的團體和協會證實了這點。個人主義最終的定位不是一種反社會的極端孤立，而是依照超級專業化的、細微化的利益關係將群體進行分拆與歸並，如將人們重新歸類為喪偶者、男同性戀者的父母、酗酒者、口吃者、女同性戀的母親、善饑症患者等。需要將自戀重新放回一個完整的網絡與循環序列中加以考察，如微型群體的團結性、對義務勞動的參與度和積極性、“情景網絡”等，這不但與自戀的命題不矛盾，還能對自戀的傾向進行確認。自戀現象的特別之處有兩點：一是與從前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戰鬥精神相比，它是一種畏縮；二是它希望團結同樣局限於關注眼前事務的人，大家一起蜷縮在自我之中。集體自戀的出現是因為人們的性味相投，還因為人們對於客觀世界有著同樣直接的感受。自戀，是一種享樂主義的行為，也是一種與“同類”聚集的需要，目的是成為有用的人。無疑，自戀也會索求新的權力，隻不過是為了解放自我。通過親自討論、接觸與“親身體驗”來解決內心的困擾，由此看來，自戀也是交際生活、心理的一種工具。自戀是社會、政治問題和公眾事件“心理化”的過程，是客觀的、非人格化的活動主觀化的過程。家庭及各類組織成了表達手段，成了分析與治療的方式，人們遠離了自憐自艾的審美觀，新型自戀成為流行的心理學。
現代時期糾結於生產與革命，而後現代時期則糾結於信息與表達。人可以在工作中通過“接觸”、運動和娛樂來進行自我表達，這表明，表達很快不再是唯一的一個被貼上“文化”標簽的活動。這並不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表達，而是大眾的一種渴望，近來大量湧現的自由電台便是例證。打開廣播或電視，您立刻就會被一支夾雜著隻言片語的樂曲，訪談，真情告白，文化的、區域的、地方的、社區的、學校的“點評”，特定的群體交流等內容所吸引。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言論民主化進程，每個人都受到蠱惑去撥打熱線，每個人都想依據自身的內心感受來說些什麽，每個人都能成為聽眾和播音員。人們仿佛看到了學校牆壁上的塗鴉，仿佛置身於數不清的藝術團體之中，但也正因如此，表達越多，越是無話可講，越要倡導主觀性，卻是越發蒼白與空洞。其實，除了談話者與節目製作者，沒有人會對這種密集的表達感興趣，表達的矛盾就這樣被激化了。無節製的表達和交流的行為，多過了交流的實質。忽視內容，趣味感缺失，既無目的也無聽眾，講話者就是受話人，這便是精確意義上的自戀。這類冗長的陳述、訪談、議論、情景，對於任何人而言都是完全無意義的，而且本身也看不出任何生機勃勃的跡象，那麽此類現象從何而起呢？這是因為表達的機會與欲望才是重點，而“信息”的實質則是無足輕重的，自戀的樂趣與權利導致人們為了自己而誇誇其談，並借助媒介進行傳播、放大。為了交流而交流，為了表達而表達，除了博取寥寥幾聲應和外，再無其他目的。因循著空虛的邏輯，自戀在此表現出了它與後現代的空泛化進程之間的默契。
本書集輯的所有文章，除了《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以及《原始的暴力和現代的暴力》，都曾在期刊中刊載過。
《無休止的**》以及《純粹的冷漠》曾經分別刊登在1979年第17期以及1980年第19期的《枕木》雜誌。
《自戀或空虛策略》以及《幽默的社會》曾經分別刊登在1980年第5期以及1981年第10期的《爭鳴》。《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部分摘要被重新整理刊登在1982年第21期的《爭鳴》上，題目是《現代藝術與民主個人主義》。友人馬塞爾·戈謝（Marcel Gauchet）為本次出版提供了有關參考文獻方麵的建議與意見，在此特別致謝。
上述文章，在本次出版中都略做修改和補充。
[1] 卡斯托利亞迪斯（1922－1997）：法國著名哲學家、社會經濟學家和批評家。
[2] 托克維爾：法國曆史學家、政治家，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