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裏·拉什所作的悲慘實錄，是一種直截了當的末世論；社會越是展現寬容的形象，衝突實際上也就是越激烈、越普遍。就這樣，人們從階級鬥爭的形式過渡到“所有人針對所有人的鬥爭”形式。經濟界充斥著一種純粹的競爭，它不具有任何的道德或曆史意義，對“自我奮鬥而成功的人士”以及對財富的崇拜，曾經作為個人與社會進步的標誌，而如今這已經結束了，自此以後，“成功”所具有的隻是一種心理意義，“對於財富的尋求沒有別的目的，僅是激發敬仰和嫉妒”。在我們自戀的體係內，為了獲得提拔，每個人都要奉承上司，大家都渴望被人所妒忌，而不是受尊敬。我們的社會不關心未來，我們的社會像是一片官僚主義的叢林，這裏是弱肉強食的世界，其中盛行的是所有人針對所有人的競爭與欺詐。私生活本身不再是一個避難所，其中也呈現著這種廣泛爭鬥的態勢，部分交流專家從中總結出一些心理特征，用於確保個體能在這混沌的狀態中占有一種支配的地位，而一些新的策略，如“斷定療法”，則試圖讓主體從焦慮、罪責和卑微的情感狀態中解脫出來，以免被對手加以利用達到自己目的。人類的公私關係成為主導性的關係。這是以冷淡**及恫嚇為基礎的衝突性的關係。在新女權主義的影響下，男女之間的關係最終也遭受到了極大的破壞，這種關係不再有維護謙恭禮貌的和平規則。馬斯特斯（Masters）、約翰遜（Johnson）、凱特·米利特（Millett）以及雪兒菲（M.J.Sherfey）等人的研究表明，女人似乎是“難以滿足的”，有性需求，讓人極度興奮、眩暈的女性，對男人而言，是一個危險、可怕的夥伴，一個製造焦慮的裝置，“性無能的夢魘充滿當代人的腦海”。最新的報告表明，隨著對女性恐懼感的加深，隨著性放縱的蔓延，男性的這種無能感也在增長著。在這種背景下，一種不可遏製的對女人的仇恨便油然而生，利用影片中不斷出現的性侵犯場景來治療性無能證實了這一點。而與此同時，女權主義也通過將男人視作敵人、視作壓迫與失望的源泉來激發女性對男人的仇恨；對男人的要求總是多多，而男人則對此無力應對，於是，仇恨和詰責彌漫在我們時代特有的“性衝突”之中。
克裏·拉什拋棄了裏斯曼以及弗洛姆（Fromm）的理論，在他看來，這些理論的錯誤在於誇大了寬容社會對侵犯衝動進行社會化的能力，克裏·拉什所做的僅是重新主張通過主流的大眾傳媒來展現當今世界中升級的暴力，如國際恐怖主義、犯罪、城市裏的治安惡化、街頭和學校裏的種族衝突、持械搶劫等，讓人感覺似乎戰爭蔓延到了我們的家門口，我們生活在火藥桶上。官僚主義、遷延的幻想、治療的理念、消費崇拜、家庭的變遷、寬容的教育等為個性發展搭建了一個舞台，自戀和越來越野蠻、越來越衝突的人際關係得到共同的發展。由此可見，霍布斯(Thomas Hobbes)[37]的自然狀態是一種曆史的概括。表麵看來，個體變得越發善於交際、越發合作了，但在享樂主義與關懷的表象之下，每個人卻都在恬不知恥地利用著別人的感情以尋求自身的利益，而絲毫沒有關注子孫後代。自戀這個令人費解的概念，顯得如同是一種全新的心理構架，而實際上，自戀卻受到“自愛”以及需要被認可的困擾，正如霍布斯、盧梭和黑格爾等人所觀察到的那樣，它們才是衝突事態的製造者。如果自戀展現的是個人主義的一個新階段—在現今美國人的研究中，這種假設的價值遠勝於實際內容，隻是太傾向於一種過於簡單的悲觀主義，那麽，與之相伴出現的就是一種與“他者”的獨特關係，一種涉及肉體、時間以及情感等的全新關係。
主體間的這種演變已是極為明顯，它波及公眾以及私人領域。相對於心理個性的上升勢頭，處於優勢地位的公共交際以及為博得明確的認可而進行的抗爭已開始漸消漸散。自戀通過冷對社會等級與階層分化，通過克製自己顯擺、招搖的欲望，從而和緩了那弱肉強食的人類世界。人際關係中的這種無聲的且深刻的革命的結果便是：成為絕對的自我、充分發展、不受任何人擺布變得重要起來，而獲得成功以及贏得榮譽變得魅力不再，人際的敵視逐漸過渡為一種中性關係，“他者”不再厚重也不再是敵對的與競爭性的，“他者”隻是“冷漠的”，一如彼得·漢德克（Handke）以及維姆·文德斯（Wim Wenders）作品中的人物所表現的那般。似乎是一種必然，在一個建立在心理個體之上的社會裏，對“他者”個人問題的興致以及好奇心日漸濃烈起來，即便對象是陌生人（《心靈信使》、吐露心聲的電台節目、傳記等大獲成功便是例證）。而“他者”，作為一個無名的參照物，被改作他用了，同樣如此的還有各種製度以及高尚的價值觀。當然，社會抱負的模糊化並非對所有人都一樣，對於一些階層（企業領導以及管理者，政治人物、藝術家以及知識分子）來說，為了贏得聲望、榮耀或者金錢，整個階層仍在頑強奮鬥著。上述現象同時也表明，隻有某些所謂的社會“精英”團體才擁有延續某種社會競爭思潮的大小不一的特權，當然這也為社會發展所必需。與之相反，對於數量不斷增長的個體而言，公眾領域不再是“野心家”綻放**的舞台；人們隻想獲得與眾不同的發展、融入一些熱情的或友善的圈子，而這些圈子則成為自戀的心理仆從和特權分支；個體間公共關係的失寵，並不隻是造成不與人來往的孤僻，它還促成對私人空間的情感關注，情感關注盡管變化無常，但並非沒有實效。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打消對博取認可的渴望，通過弱化對獲得社會提升的願望，自戀以這樣一種方法，從內部來進行境遇平等化的進程。“心理的人”渴望的不是提升自己、超越別人，而是渴望生活在一種寬鬆、溝通的環境中，在“愜意的”氛圍中，而無須出類拔萃，無須過多抱負。對人際關係的尊崇使得社交形式也個性化或心理化了，它化解了妨礙人類的莫名的最後的隔閡，因此，它也是一個旨在持續瓦解社會距離感的革命因素。
為獲取認可而進行抗爭自然是不會消失的，確切說來，在狹小的圈子裏，在人際關係的問題上，這種抗爭已經演變成為純個人的事情；對於獲取認可的期待也被自戀邏輯所左右、所細化，由此這種期待變得越來越疏於競爭，但卻越來越具有美學、肉欲和情感的色彩。意識衝突也具有了個性化色彩，目的不在於社會層次的劃分，而在於對快樂與**的期待，在於對盡可能長時間地被傾聽、接受、保護和愛戴的期待。這也解釋了為何在如今的社會衝突、社會關係及人與人的情感關係中，較少見到支配、奴役以及侵犯等現象的原因。一方麵，是因為自戀自為、公眾場合及個人舉動都呈現出日趨平和的態勢；另一方麵，則是由於私人空間也被心理化了，它失去了往日的基礎，形成一種對自戀的依賴，每個人都在這種依賴中尋找著自己“渴望的”東西，但自戀並不意味著他人權力的喪失，而意味著社會與個人的實體性將逐步被標注在有關主體性的慣例中。
新女權主義盡管發表了一些轟動的戰鬥檄文，並呼籲要進行總動員，但卻無法從自己的角度來獲取這激烈但終歸淺薄的性別之戰的真相。在目前的情況下，有關力量的分析或許可以為兩性間的關係做出界定，但這或是為傳統的兩性劃分而上演的最後的驚悚一刻，或是作為這種劃分即將不複存在的一個跡象。衝突的加劇並不重要了，因為這類衝突可能隻發生在被女性解放所動搖所困惑的“中間代”人身上。女權主義拒絕一切預設的前提，它通過激發一種對於女性“本質”及其地位的係統探究，來尋找女性失去的身份、動搖已確立的性對立、打亂固有的標識、終結古老的人類學劃分以及與之伴生的衝突等，實際上這樣的行動已經開始了。但這並非性別之戰，而是慣例化下的性對立以及“性範疇的終結”。女權主義越是考問女性的存在，女性的存在則是愈發地模糊和不確定，越是要打破傳統對女性地位的禁錮，男性的身份特征也就愈發地淡化。相對均質的性別階級不複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偶然的個體，一些主動與被動的聯合體以及無數混雜的生命體，它們都不再具有強烈的群體歸屬感。個人身份成為命題，新女權主義的基本主旨便是超越已確立好的關乎性別範疇的各種對立而成為真正的自己。即便用一些同仇敵愾的言論成功組織起婦女們去參加戰鬥，但結果發現關鍵並非在此。於是，婦女們便又聯合起來，她們到處談論、探討並著書立說，想通過這種自我意識的努力以厘清自己團體的身份、反省自己之前自戀的主張以及連弗洛伊德都一直嗤之以鼻的“肉體的虛榮”。女性神秘而歇斯底裏的**讓位給了一種兩性共有的自戀的自動**，一種與性別比例無關的“跨性別的”基本的**。性別之戰將不會再有，因為，女權主義並非一部戰爭機器，它更像是一部實現性別非標準化的機器，一部致力於大規模複製自戀的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