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隻有我能感受到，那該有多好啊！”這種表達流露出的是一種“新的”絕望，它折磨了越來越多的人。心理專家對此似乎持普遍的讚同觀點，因為，二三十年以來，自戀類型的精神紊亂已經成為精神科醫生們所治療的心理障礙的主要病因，而作為19世紀心理分析“經典的”對象的神經官能症、癔症、恐怖症以及強迫症等，都不再是主要形式的症候。自戀障礙表現出來的不再是“症狀明確而又顯著的障礙”，而是“性格障礙”，特征是一種彌散的和咄咄逼人的不滿，一種內在的空虛感和生活的荒謬感，無法感知事物與生命。在寬容社會的推動下，與專斷且清戒的資本主義相吻合的神經官能症狀讓位給了無定形的、間歇的以及自戀的精神紊亂。患者承受的不再是一些固定症狀的折磨，而是一些模糊且發散的障礙，精神病理學於是也遵從時代的規律，趨向於減少僵化性以及消解一些固定的標識，由此，自戀的遊移取代了神經官能症的抽搐。到了遲鈍與情感空虛這一步，非實體化便走到了盡頭，自戀進程的真相得以大白，這便是空虛的戰略。
克裏·拉什還指出，鑒於當代人際關係麵臨著的不穩定的危險，個體越發企盼的便是實現情感上的遊離。人際關係不要太深厚，不要感情脆弱，要發展自己的情感獨立性，要獨自生活，[39]這是自戀的寫照。害怕失望，害怕感情無法控製，這些害怕從主觀方麵證實了克裏·拉什所謂的“情感逃避”，這一過程可以從內心的自我保護以及規避中得到體現，這是一切“先進的”意識形態都想實現的性與情感的分離。推崇“冷酷”的性以及自由關係，而譴責忌妒心理以及強烈的占有欲。事實上，調整對性的看法，將性從所有造成情感緊張的因素中排除，以達到一種冷漠、超脫的狀態，不僅是為了保護自己免遭失望的愛情之苦，也為了保護自己免受那威脅到內心平衡的自身的情感衝動。性解放、女權主義以及色情都旨在達到同一個目的，即樹立壁壘以遏製情感並將自己置身強烈的情感之外。情感的文化、皆大歡喜的結局、曲折波動的情節都不複存在了，一種“冷漠”的文化出現了，其中每個人都要在冷漠的掩護下生活，為的是規避自己的**以及別人的**。
的確，克裏·拉什有理由強調“情感”時尚的退潮，它被性、愉悅、自立以及壯觀的暴力所取而代之了。多愁善感與死亡有著同樣的遭遇；連展現自己的激動，熱烈表白自己的愛情、哭泣以及過於誇張地表現內心的波動如今都變得令人不自在。談及多愁善感就像談及死亡一樣，讓人難以啟齒，在涉及情感時一定要鎮定自若，也即是審慎。“情感禁入”是個性化進程的一個結果，在情感方麵，個性化進程要努力根除那些露骨的、儀式性的表現情感的信號，而不是彰顯自己是一個莫名的非人性化進程。情感應當通過清除那些一成不變的意群、生動的戲劇性以及慣常的媚俗來迎接個性化階段的到來。羞恥感的存在是出於一種經濟、適度原則的要求，而這也是個性化進程的組分。由此，我們時代的特征並不是要逃避情感，而是要回避多愁善感的特征。個體在尋求著一種情感的遊離以便保護自己免遭情感的入侵，但這種說法並非屬實，在這個擠滿了獨立且冷漠的單身人士的苦海裏，卻到處充斥著交友俱樂部、“小告示”以及“網絡”覓友等，所表達出來的是數以億萬計的對於相逢、相識、相愛的期待，然而這些企盼，確切地說，是越來越難以實現了。在這方麵，逢場作戲要比所謂冷漠的遊離更為實用，男男女女們總渴望著一種充滿**的特殊關係（也許隻在這個普遍虛無的時代才會有如此多的情感要求），但期望值越高，奇跡般的融合則越是罕見，且都越發短暫。[40]城市裏相逢的機會越多，人就越感到孤獨；男女關係越是自由，越是不受傳統製約，得到一種**四射的關係的可能性則就越少。到處所見的是孤寂、空虛、難以釋懷，人們難以跳躍到“自我之外”；要想靠“經驗”來提前逃避這種局麵，那麽首先得擁有這種**的“經驗”。為何我不能去愛、不能因激動而戰栗呢？自戀的不幸，在於已經規劃好要完全沉湎於自己，以避免受“他者”影響，以防範失去自我，但既然對情感關係念念不忘，那麽，該規劃則仍是欠周全的。
[19] 浮士德 ：歐洲中世紀傳說中的人物，為獲得知識和權力，向魔鬼出賣自己的靈魂。—譯注
[20] 西緒福斯：古希臘一個貪婪的君主，被罰在地獄推一巨石上山，巨石滾落再重新推上去，就這樣無休止地推，常喻作徒勞的與永不停息的。—譯注
[21] 那喀索斯：古希臘神話中的美男子，因為自戀導致憔悴而死，死後變為水仙花，今多喻指自戀。—譯注
[22] 參見克裏·拉什（Chr. Lasch）：《自戀主義文化》，紐約，華納出版社，1979年，第61頁。在該書中就自戀問題，除了引用R.斯奈特的觀點，拉什還引用了如Jim Hougan：《頹廢：極度懷舊、自戀主義及70年代的沒落》，紐約，Morrow出版社，1975年；Peter Marin：《新自戀主義》，Har - per's出版社，1975年；Edwin Schur：《知識陷阱：自為而非社會變革》，紐約，紐約時代周刊四角書社，1976年。還有一些重要的心理學著作（參照該書第404—407頁的注釋），尤其是P. L. Giovachinni：《紊亂的精神分析》，紐約，Jason Aronson出版社，1975年；H. Kohut ：《自我分析》，紐約，大學國際出版社，1971年；O. F. Kernberg：《自戀病理學以及其邊際條件》，紐約，Jason Aronson出版社，1975年。另自開始編撰本書以來，拉什的著作已翻譯成書，書名為《自戀情結》，Laffont出版社，1980年。上述頁碼指的是該書美國版的頁碼。
[23] R.斯奈特：《內心的暴虐》，巴黎，Seuil出版社，1979年。
[24] 參見Edward Shorter：《現代家庭的誕生》，Seuil出版社，法文版，1977年。
[25] 雷尼·戴維斯：美國“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的領袖，後來成為一名投機商人，宣揚坐禪以及自我意識。—譯注
[26] 馬哈拉誌·濟：起源於印度的神光使團運動的創始人，被奉為啟示神的知識大師，領導著今日的人們去認識真理。—譯注
[27] 傑雷·魯賓：美國20世紀60年代學生反戰活動領袖，當年因化裝為半裸野人進行抗議而轟動美國，另也由此出現了生活**不羈、蓄長發、養胡子、男女混居等嬉皮士群落，如今他在華爾街投資，成為富有階級。—譯注
[28] 參見尼采：《歐洲虛無主義》，法文版，A. Kremer-Marietti，U.G.E，第207頁。
[29] 本句是引自裏斯曼：《孤獨的人群》，Arthaud出版社，1964年，第164頁。
[30] 馬塞爾·戈謝：《托克維爾，美國和我們》，Libre出版社，第7頁，第83—104頁。
[31] 馬塞爾·戈謝：《托克維爾，美國和我們》，Libre出版社，第116頁。
[32] 歐托尼：德國人格爾達·亞曆山大（Gerda Alexander）於20世紀30年代發明的一種運動，即通過保持身體的適度緊張以達到一個理想的狀態。—譯注
[33] 讓·鮑德裏亞準確地稱之為“受指導的自戀”，參見《符號交換與死亡》，伽利瑪出版社，1976年，第171—173頁。
[34] 像生產、消費、教育、信息一樣，規範也被納入個性化進程，通過幽默喜劇片以及討喜的廣告，統製或專製的規範讓位給了指示性的彈性的規範，讓位給了“實踐建議”、定製療法、新聞造勢運動。
[35] 菲利普·阿裏埃斯：《西方死亡曆史隨筆》，Seuil出版社，1975年，第187頁。
[36] 同上，第173頁。
[37] 霍布斯（1588—1679）：英國哲學家。—譯注
[38] 保羅·維利裏奧：《閾下的舒適》 ， Traverses期刊第14—15期，第159頁。另關於“流動性的束縛”，見維利裏奧：《速度與政治》，Galilée出版社，1977年。
[39] 1970—1978年間，完全生活在家庭外的14—34歲的獨居美國人的數量增長了2倍，從100萬人增長到300萬人。“如今，20%的美國家庭是一個人生活……，將近五分之一的購物者是單身。”見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第三次浪潮》 ， Dano?l出版社，1980年，第265頁。
[40] 非標準化進程加速了“奇遇”的發展，“重複性的”關係，因其遲鈍與滯重，影響到了主體的自由度與鮮活的“個性”，因此要拋棄舊的情感並不斷更新才能保有新鮮感。在不穩定的體係中，唯有“危險的結合”才是一種永不枯萎的結合，從高壓到低壓，從緊張到舒緩，周而複始，人的存在儼然就是一種壓力檢測儀（參見伍迪·艾倫的《曼哈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