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時代最終的結果便是幽默進程浸染到社會意識層麵，那些堂皇的價值觀也成為戲謔的對象，使其不再能夠作為某種深情厚感的載體而存在。在享樂主義以及自戀主義價值觀盛行之下，高尚的評判體係也變得空洞無物，那些在20世紀上半葉曾作為社會框架的價值觀（節約、貞節、職業良知、奉獻、勤奮、一絲不苟以及威望等）也不再受到人們的敬仰，它們受到的隻是嘲弄而非崇拜，雖然情非所願，但我們仍認為這種嘲弄包含有某種隱約有些搞笑的或者腐朽的成分在內，鬧劇還是陰魂不散。在對民主國家製度進行波瀾壯闊的確認階段，意識形態符號（如平等、祖國、社會主義、藝術的藝術）的浮誇程度堪比那風光不再的等級言論。這個階段之後，人們便進入了後現代的民主時代，該時代成形的標誌便是主要的社會標準被幽默非實體化了。

幽默進程不僅意味著要刻意創造“可笑的”符號，也意味著我們的表述出現諧趣模仿上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並不在群體及個人的主觀掌控之下，因為如今連最為嚴肅規矩之人、最為冠冕堂皇之人都反其道采用了喜劇的語調。那麽有誰還能夠獨善其身呢？在電視辯論賽所模擬的那種一較高低的氛圍中，在極為生動有趣的新場景下，左右派之間的政治矛盾被化解了。越沒有重大分歧，政治雙方或四方公開的權力角逐也就越顯得滑稽可笑；政治的非理據性越強，政壇則越像是展現善意、誠實以及責任感的“**會”，或幹脆就是滑稽可笑的假麵舞會。由此可見，通過個性化，政治現狀也變得普遍幽默起來。政治獨立的高級階段不是極端的大眾非政治化，而是戲劇化，進一步便是荒誕化，當黨派對立有了鬧劇色彩，它也就越發被當作鬧劇了，政治階層可以自成封閉的一體，精通於在電視上展現自己，執行高參們的策劃以及行政官僚的戰術，並且樂此不疲。令人不解的是，麵對懷著取樂心態的、麻木的全體選民，他們卻仍能坦然玩弄著民主遊戲。幽默進程作為政治機構和體製獨立化的工具，本身也進入了獨立階段。在我們的時代，幽默集中出現在一些最為“莊重的”領域，且不以曆史人物的意圖與目的為轉移而蔓延開來。幽默成了一種宿命。

1980年的11月，作為總統選舉候選人，克呂施受到巨大的歡迎，一個“嚴肅的”助選委員會由此也組建起來。就此人們可以想象一下，政治幽默化帶來的啟示是什麽？對於出現一個小醜般的總統候選人這件事，除政治階層自身，尤其是除了左派階層之外，不會再有人感到詫異。事實上，由於政治舞台已經蛻變成為一個趣味的場所，所有人都樂於見到一個專司插科打諢的人能夠進入其中，而克呂施的加入，也隻是使得這類政治假麵舞會錦上添花而已。在政治不再高高在上而且被個性化之際，一位文藝工作者能夠奪取相當比例的原本應歸屬於黨派領袖們的選票實在不足為奇，對於這種二流的喜劇，人們則是抱以“會心”的一笑。克呂施效應既非源自對狂歡的懷念，也非逆反邏輯在作祟（這種邏輯要以一個極端嚴肅的秩序為前提）。這其中，是一種針對民主製度的純粹的滑稽模仿，一種加劇了政治鬧劇化的滑稽模仿。

在這種不可避免的貶黜活動中，價值觀、政治、藝術等自身也得到發展。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那段美好日子裏，藝術遭人詬病的日子結束了，因為連那些最為樸實無華、最容易引發議論的、最“不起眼的”作品都籠罩上了一層與其內容無關的幽默色彩。人們經常對流行藝術家的幽默、對其所從事的返璞歸真的藝術進行惡評，但深層次的原因便是當代藝術整體上都或多或少有些幽默的色調。鑒於立體派的全麵解構，也由於極富想象力的超現實主義、抽象的表現主義或幾何學、時尚流行、新現實主義、大地藝術[124]、身體藝術、機遇劇[125]、表現力、造型的出現，在後現代的今天，藝術已不再是“嚴肅的創作”了。在創新的狂熱中，藝術讓一切經典的標準尺度都失靈了，它厭棄了對藝術才華和美的追求，也不再以表現為目的，藝術自絕於一個崇高的領域，並由此進入了幽默時代，藝術作品世俗化的最終結果，也就是藝術失去了陽春白雪的榮耀，並近乎演變成為一種愈演愈烈的“為所欲為”的活動，演變成為一種欺世盜名之舉。藝術變得荒謬起來，它瞄向的是不入流的素材、“行為”、邊角料以及新舉措，為的是簡單樸素、自我否定、逃避藝術宿命、創新和“革命”。藝術品的幽默不再取決於固有的內涵，而在於藝術手法的極端化，在於有限的非領域化。在公眾看來，藝術顯得廉價而又怪誕。頑固到底的先鋒派踐踏了主要的美學法則，並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藝術品的感悟，這類作品由此也變成了荒誕離奇的奢侈品的代名詞。

坦誠地說，由於這種文化特性的蔓延以及一些組織、協會在局部的走俏（如單身父親、吸毒女同性戀、廣場恐怖症或者幽閉恐怖症、肥胖症、禿頂、醜人等協會組織，洛紮克統稱為“情景網絡”），社會訴求本身也披上了一層幽默的色彩。諧趣旨在緩減，旨在無限微化，旨在求同存異；如某些幽默集合體，其中還包含有更小單元的集合，也即在同一之中也有差異，就這樣，一些團體被不斷地分類、細化，但同時彼此間的一些微觀的關聯性也在被不斷地證實，由此一些新的獨特性被從微觀領域中分離出來。幽默的呈現與對社會現實過度細微的分解、分化是相輔相成的。如今出現了“肥胖是美的，禿頂是美的”等一類新口號，以及“猶太女同性戀”“更年期男性”“無父母組織”等一類新團體。這些現象表明在後現代的社會關係準則上、在對自我的認識上所呈現出來的幽默特征，該幽默源於曆史的需要以及獵奇心理。要補充的是，這類幽默來得快，去得也快，無論什麽協會都可以被時俗快速接受。固化的社會分工丟掉了鮮明的悲劇色彩，失去了先前悲愴感人的內容，在異彩紛呈、魅力盡顯的情況下，它也煥發了新貌。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這些分化均未出現在圍繞著生產、分配及環境而產生的嚴肅的衝突之中。隨著革命意識理念的消散，各類社會運動甚至在麵對官僚機構壓製的情況下，依然能采用讓人無比愜意的語言或口號；招貼、標語、自粘膠等都不假思索地采用了一種幽默風格，它們多少有些嘲諷性質，多少有些黑色幽默味道（如反核子者、環保主義者等）；而一些旨在“決裂”的運動，它們常色彩鮮明，配以扮裝，並在一派“節日”的氣氛中結束，隨後，便是積極分子們對此的褒讚。特別是一些新社會運動，它們意圖讓鬥爭多少帶有個性化的味道，讓戰鬥精神也來“換換氣”，這些新運動不再將政治與生活方式完全割裂開來，它們意圖獲得一種更為全麵的、請願的、團體的有時也是“諧趣的”經曆。認真對待問題，或許也要戰鬥，雖非像從前那樣進行艱苦卓絕的抗爭，但不要失去幽默感；鬆弛的享樂主義及心理主義的風氣雖然浸染到了社會運動層麵，但這些運動並不排除隨時開展一些強硬的對抗。

多態發散的團體讓社會差異也幽默化了，與此同時，當今時代的超級個人主義也在致力於激發他者的幽默感。由於個性化，每個人都略顯怪異，但卻沒有令人難耐的神秘感，每個人都變成了一個對他者感到好奇的動物，因為他者就像是那荒誕劇場。我們都置身於這種共生的幽默之中，這也是一個個性化世界所必需的；他者不再能夠吃驚，新穎也失去蠱惑性的力量，在一個什麽都允許、什麽都可以示人、隻為博得一笑的世界裏，新穎隻是一朵嘲弄人的奇葩。如今的成年人在假期時像牛仔、像繁盛時期的印第安人那般地生活、穿著與“打鬥”，有的人則將玩具娃娃當作孩子加以“領養”和撫育，人們穿著溜冰鞋散步，人們通過電波自然且極詳細地討論著性問題，各教派及其教徒、各種最不可思議的時尚以及做法都可以很快找到大量的擁躉；他者走出荒唐可笑的按部就班的階段，步入了“奈我何”的階段。自此，對他人的理解方式是既公平的也是不公平的，這是取樂的好奇心使然，在他人眼中，我們每個人看起來肯定多少有些令人驚奇、怪癖的東西。隨著偶像和偉人的隕落，此時的人際關係也最終不再神秘，也不再有永恒的重要性；我們賦予他者的形象最終還是坍塌了，並淪為了笑料。不管在主觀層麵上，還是在人際層麵上，個體表征都遭受到同樣的損失，這種坍塌是由抑製和無意識所造成的。無意識使得自我失去了對自己的控製和認識；而幽默進程使得“本我”蛻變成為靈魂的傀儡。在享樂主義時代，同樣也不能低估時代的作用和重要性，該時代不僅非實體化了單位的個體，也非實體化了其表征。個性化進程不滿足於打破與貶黜，借用尼采的話說，個性化進程在基於精神分析法進行自我表達的同時，還通過將他者看作“第三類型”的生命體，也即一種難以理喻的怪物，從而將人際的表達也加以貶損了。

隨著社會意義及生命體的幽默化，民主革命的高級階段終於成形了。這個階段旨在逐漸消除各類形式的實質等級，創造一個沒有任何實質差異的社會，一個既不深奧也不膚淺的社會，在這個過程中，以消弭冠冕堂皇的製度、團體及個人為己任的幽默進程繼承了已經進行一百多年的現代民主化重任，並不惜采用除均等意識形態以外的其他一切手段。幽默時代減少了距離感，社會現實必然要及時跟進以便相互適應，因而尊崇不見了，高尚情操也消失在普遍的從容放肆之中，社會現實又重新回到完全自立的狀態，從而在本質上與民主規劃取得了一致。但與此同時，幽默化、個性化的時代給均等主義體製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氣息，讓人不禁懷疑是否已經進入了所謂的“後均等主義”社會。實際上，一個曾力求用平等來自我調整以達到既無混雜也無差異的社會，而如今卻正在異化他人以使之成為極端的另類，成為真正離奇的突變體；建立在個人絕對價值觀原則之上的社會也即是這樣的一個社會，其中的一些人可能成為另一些人無意識的、戲弄的對象；在所有人都明確擁有獲得社會認可的權利的社會裏，過度的個人主義讓個體們不再承認有絕對的相同。越要承認均等，也就越要有細微差異，人際交往也就越發古怪滑稽。我們必須強調“意識形態上”的平等，但同時也必須要接受心理上的差異。盡管明顯受到階級差異的製約，但在波瀾壯闊的平等階段之後，民主社會幽默的本位主義階段還是來臨了，其實也就是平等捉弄著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