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現象不應當隻是幾波短命的時興。幽默時尚所釋放出來的信息輕鬆而又舒緩，事實上，幽默規則已成為多態性的大眾行為的一部分，它致力於從各個領域或層麵來軟化或者個性化僵化的教條以及束縛性的架構，因此可以說我們的社會是建立在幽默時尚之上，而且這種建立持久而又規範。取代強製命令、等級差距以及嚴肅理念的是舒緩而又讓人親近的幽默，它本身成為一個開放的、彈性的社會的語言。通過賦予人們信口開河的權利，幽默規則讓信息表達變得輕快、有節奏、有活力，並由此也促進了人們對年輕及自然的推崇。幽默規則調理出一些“年青的”使人振奮的話語，消除了意識的厚重感以及沉穩感，幽默之於信息正如“苗條”“體型”之於身體。在一個要求人們永遠敏捷、無拘束的體係中，肥胖變得“讓人不能容忍”，同理，誇張的言語消失了，因為它與我們時代所要求的達觀、迅捷等水火不容。要用碰撞、用閃光燈來化解滯重，讓“生活”、讓迷幻的聚光燈、讓苗條都充滿戲謔，幽默規則讓意識也電氣化了。

除了迎合個性化進程，現今的幽默現象還離不開消費時代。需求的激增以及相伴出現的享樂主義文化，二者使得幽默的蔓延以及拘謹的交流被貶低成了現實。以快樂為主流價值觀的社會不可避免地被引向了大規模生產、製造這類幽默符號，以便適應新顯現的社會成員的特定行為，即歡快的信息能夠保障人們隨時得到一種直接的且巨大的滿足感。而幽默規則恰是一種補充，恰是這種大眾享樂主義的“精神香料”—隻要不將這規則看成是資本用來刺激消費的永久工具。無疑，信息以及詼諧的交流都符合市場的利益，但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麽？為什麽現今“喜劇”在成年人中走紅，而不久前連環畫在法國卻受到忽視或者蔑視呢？為什麽一篇報道要冠以滑稽的輕鬆的題目？為什麽幽默調侃會取代從前那些“現實”而又冗長、嚴肅而又沉重的話題呢？僅用銷售的需要、構思的進步或者廣告技藝不可能解釋得了這些。幽默法則的出現是必然的而且是“奏效”的，因為它順應了新價值觀，順應了新顯現的品位（而非僅順應某個階級的利益），也順應了渴望娛樂和放鬆、厭惡莊重意識的新個性，一個曆經半個世紀由消費主導的社會化之後出現的新個性。無疑，麵向公眾的、讓人欣快的幽默並非消費社會與生俱來的，如第一家連環畫商店出現在20世紀初的美國，動畫在此時期大獲成功。1900年左右，一些趣味廣告也問世了，如“米其林輪胎嚐遍坎坷”，快樂的“盧圖克魯大爺[116]”以及嬉鬧的瑞普林三人組[117]。由於消費革命以及一些新的享樂目標的出現，趣味幽默的普及化以及合理化成為現實。

如今的幽默要顯得“自然”，要讓人提神，如刊登在《解放報》或者《時事報》中的讀者來信以及“時髦的”文章，它們大量使用了感喟、感歎、感慨以及一些直白的日常牢騷，因為幽默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像是經過深思熟慮或者精心雕琢的結果，“關於硬搖滾[118]樂隊，從A到W，從‘直流/交流電’到‘野馬’，一切都要學（或弄懂），這樣到年終時，才不至於在校長女兒組織的家庭舞會中像個白癡。我不想再向你們重複這個了。學習吧，孩子們，學習吧”（《解放報》）。幽默規則不再講究分寸，不再講究資產階級的典雅與教養，它傳播著市井語言，體現著隨意與灑脫。如果要用主流階級特征間的競爭來解釋這類現象，觸及的不過隻是皮毛，因為該現象的根源在於生活方式的大變革，而不在於附庸風雅。幽默規則並不是通向文化貴族的手段，它消除了先前時代給人的高貴感以及距離感，打破了貴賤之分以及等級差距，以便普及已上升到文化價值觀層麵的“放鬆”。現實是貧瘠而又單調的，因而要製造更多的快樂；大量的幽默可消融、驅散日常生活中的苦悶。實際上，幽默規則所要做的便是致力於釋放一些符號，卸載一切重荷，因此，幽默規則是言論民主化的真正的載體，並以趣味的非實體化以及中性化為途徑。民主化不在於倡導平等理念，而是致力於促進消費社會的繁榮，激發個人的熱情，引導人們衝破束縛並及時行樂，這是一種“自由風格的”自發文化，現實中的幽默僅是其表現之一，與自發文化同時顯現的還有個人享樂主義；在個性化的社會裏，甚囂塵上的個人自由理念給該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曆史性的機遇。

這就是說，如今人們所看到的蓬勃發展且幾乎遍地開花的幽默，並非一個史無前例的重大創舉。無論時興的幽默如何新穎，它與一個特定的“意境”依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個意境的源頭便是18、19世紀在英國盛行的“幽默感”。事實上，從舒暢的特征來看，當代幽默因循的還是傳統的幽默，隻不過更加寬容與謙恭。若將幽默的首要原因歸為享樂主義的社會化，那麽次要原因便是個人主義社會的出現，便是個體所具有的新的社會意義。當然這種新意義是相對集體而言的，結果之一便是暴力的使用受到了遏製和貶低。幽默和諷刺不同，它像是一種態度，它對所針對的對象抱有某種善意，即便是假裝的善意，它要與後者同樂，而非嘲笑後者。顯然，這種“情感”因素與帶有主觀色彩的幽默、與人際關係上普遍的人性化息息相關，而人際關係上的人性化決定著西方社會能否進入個人民主主義體製。與懲罰減輕、流血暴力減少一樣，喜劇也變得溫和起來，我們如今所做的隻是換一種方式繼續這種溫和化。“悲觀中的樂觀，樂觀中的悲觀”（埃斯卡爾皮[119]），幽默意識在於揭示事物可樂的一麵，尤其是在生活的困難時刻，無論時局多麽艱難，也要苦中作樂。如今，喜劇格調占主導的局麵改變了，“高尚的”幽默不斷地發展壯大。例如，一些美國戰爭片極為擅長在熒幕上呈現一些無名的英雄以及他們處於危險時刻所表現出來的冷幽默。在為榮譽而戰的騎士法則之後，便是幽默規則，它成了一種特有的民主行為。隻有將幽默與民主意識理念、與當代個人主義的獨立原則聯係在一起，才能理解這種行為的盛行，因為上述理念和原則倡導的便是機智的詼諧的談吐與不循常規的舉止，瀟灑而不張揚、不刺眼。這與一個平等社會是相適應的，“一本正經的幽默足以讓所有人成為好兄弟”[120]。幽默滿足了這雙重的民主功能，它讓個人無拘束，即便隻是階段性地擺脫命運、現實、習俗等的束縛，它讓個人輕鬆實現精神上的自由，同時還能防止自以為是、自視“清高”或自視甚高，防止自製力缺乏、衝動或者唐突。幽默使得人際間關係得以平和，用發展個人特異性來消除摩擦隱患。幽默的社會魅力便在於此，而在幽默中可將平等法則看作一種類似紀律機製的社會化工具。隨著物理微觀權力技術的運用，而當代人也不願任由擺布，因此自製、自律出現在幽默中。事實上，借助幽默，紀律的個體已經表現出一種遊離、一種灑脫，至少表麵上是如此，這意味著我們孜孜以求的主觀世界的解放已達到了一個新水平。?

“幽默感”與諷刺的二重性，細膩的感受性、特異的荒誕性以及嚴肅性等，順應了第一次個人主義革命，順應了自製的紀律規範下的自由、平等和寬容等價值觀的發展；伴隨著由大眾享樂主義所催生的第二次個人主義革命的出現，幽默也改變了基調，真誠與溝通的價值觀成為首選。報紙尤其是幽默日刊，實際上完全沒有對一些事端進行諷刺或揭示，連善意的醜化也沒有，它們隻是在營造一種樸素的、“輕鬆的”和緩和的氛圍。因此，可以說幽默執行的是“寒暄”的功能。喜劇的非實體化對應的是自戀的非實體化，需要的是親善的交流。流行的幽默及親善規則共同構成了一個舉措，波及整個心理文化和自戀個人主義。在一個重視人際關係的社會裏，一切旨在營造一種人性的“溫暖”，旨在使言語以及行為民主化。如果幽默規則想在日常交談中實現這樣一個目的，那麽它不僅要依賴消費社會的享樂主義，還要依賴與其同步發展的人際關係的心理化。由此，對他人、對自己的態度被心理化了，或者說集體的重要性被排除了，而建立人類“契約”成了理念。實際上，凡事都不再會有人信以為真，值此之際，“趣味”、調侃的幽默便開始盛行起來。不再自視甚高，個體的這種民主化不但體現了一種均等主義的意識形態命令，還體現了對自然、交流等價值觀的重視，彰顯了人類學的變遷以及一種寬容個性的問世，它沒有遠大抱負，沒有崇高理想，也沒有狹隘的信仰。幽默以一視同仁的喜劇眼光來打量各類意識，給人以一個隨波逐流的自戀主義印象，但它仍然是一種民主手段。

從前最為隱秘的領域如禁忌、性、情感等，也都進入了幽默話題，看看那些別出心裁的充滿趣味性的“小告示”吧，“比詹姆斯·迪恩[121]更帥，比在戴托納賽車場[122]更快，比瘋子馬科斯更危險……，正合你意，行動吧，有求必應”。世風變了，訴說自己的問題、坦陳自己的不足、披露自己的孤寂不再是不妥的，理想狀態便是借助現代主義的誇張來對其進行“二度”表達，而誇張要控製在這樣一個幅度：如果不合受話者的幽默品位，那就等於什麽也沒說。與此同時，幽默也變成了一個“他者”要求的品質，“你活著，善良，你愛交流、嬉戲、旅遊，笑吧，笑吧，溫柔，愛吧，愛吧，嘿嘿，我也這樣……，我如何才能不遇見你？啊，你有點害羞嗎？哦，如你願意，我也是”（克呂施[123]的口吻）。一切都可以說，但不要自以為是，個性化幽默是自戀的，它是保護主體的一道屏障，也是用來表現自己的一個冷手段。由此，後現代的二元性出現了，即與他人交流要首選幽默方式，但自己則仍要以工作和認真（如治療、飲食等）為根本。還有一種混合體，這便是“治療性的笑。這是一種溫和、通達內心的方法，可以產生一股倍增的能量。借助一些呼吸和感覺喚醒技術，我們得以一種開放的和無拘束的新視角來審視我們的肉體以及靈魂。‘這種笑，來自印度人’，它為我們的社會生活注入了一股古老的、被遺忘的氣息”。

女性世界長期以來一直與幽默保持著距離，因為在永遠帶著一副保守、告誡、嚴肅的神情的伊夫林·絮勒羅特（Evelyne Sullerot）看來，幽默就是一種輕浮，但幽默規則最終還是浸染了女性世界。隨著二三十年代的“消費型的”女性的出現，女性的範型也開始改變了，從內斂深沉轉向張揚豁達、轉向麵帶“微笑”的樂觀主義者。如今的女性讀物充斥著幽默，“諧趣布條”（ELLE）也成為近年來女性的“內衣”時尚，某些女性還是著名的“漫畫家”，尤其是在女權主義風靡之後。文字也成為自由揮灑幽默的有效手段，在美國一些連載小說中，如《婦人趣事》，女性和男性一樣，也在無所顧忌地高談闊論。享樂主義社會普及了諧趣的品位，並在社會各階層中、各年齡段、各性別群體中合理化了幽默，這是一種越來越同化的幽默，它老少鹹宜，從“七歲到七十歲”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