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說，在20世紀70—80年代相交之際即將完成的各種分析表明，西方社會裏的個人主義邏輯出現了一種曆史性的斷層，主體的自立性得到了迅猛發展，剛剛過去的十年基本證實了這些現象。無論在公共生活領域還是在私人生活領域，我們所見證的事件全麵揭示了個人主義邏輯在擴大化，這種個人主義邏輯被稱為“後現代”，當然其中也不乏戲謔的成分。後現代意識不認可精神性、道德性以及傳統的回歸，色彩紛呈的後現代個體受到了空前的矚目。
為了避免重蹈“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以及“今非昔比”的覆轍，我們采用一個基本、概念上、曆史的標記。簡單來說，所謂的個人主義新局麵或者“個人主義第二次革命”，它竭力要表達的是：在民主社會發展過程中由消費和交流的革命所造成的曆史的斷裂。一些新價值觀成形了，它們體現在言論中，體現在生活模式上，體現在對公共和私人製度的態度上。紀律和鬥爭的、享樂和道德的個人主義被一種“可選擇的”、享樂的和心理的個人主義所替代了，主要目的從存在變成了個人的自我實現。社會宏偉藍圖被混淆了，社會認同感和強製性規範遭到了侵蝕。在家庭、宗教、性、體育、時尚以及對政治和工會的依附性等方麵，人們是我行我素。第二次個人主義革命，即是將自主管理的自由理念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具體化的革命，這也是以前的價值觀及製度所要極力開創的局麵。新自由主義曆史性的斷層，也即在所有社會層麵，在所有年齡段和性別之間，都普遍產生了對主體自立的渴望。一種後現代的個人主義就這樣出現了，它沒有了集體意識的製約，在性、家庭、教育等方麵也不再有清規戒律。
我們今天處在何處？人所皆知，盛行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冷漠的”、解放的文化大潮已不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責任感取代了節日般的烏托邦和管理，不過這仍有待商榷，似乎隻有通過競爭和倫理，通過職業上的成功和明智的改造，人們才能徹底了解自己。資本主義已經成了眾矢之的，如今人們也隻談論著對它的改造。對勞動的“變態反應”散布開來，人們對自己的行業和職業變得越來越投入，有近四成的法國雇員認為勞動是個人表達和充分發展的一種手段。道德被當作假仁假義和資產階級的“偽良知”，至少在法國是如此，倫理主題受到了企業、政治和媒體的青睞，搖滾歌星們為“地球上苦難的人”放聲高歌，電視在大談特談幫扶、救濟類的內容，傳統顯得“古色古香”並變得賞心悅目。人們常說“不許禁止”，但健康規範卻越發限製了人們的行為，墮胎權也處處受到威脅。人生既要享樂，也要有“安全的性行為”，要宗教靜修，也要頌揚忠誠和貞潔。我們處在一個雙軌製的社會，在這個僅以個體與效率為參照的開放社會裏，文化的轉向迅速、深刻且宏大，這為我們所見證，當然，一切也似乎應該如此。
以不加分析的眼光來看，文化基調完全變了，如提倡個人主義和自由發展等，這是由於在現實生活中盛行著對享樂主義的向往。這難道是要回歸家庭？但離婚、同居、非婚生兒童卻層出不窮。約翰·保羅二世[176]雖然贏得了勝利，但在法國，卻有一半虔誠的天主教徒對保羅二世就**和墮胎藥所持的立場表示了反對；1990年，有60％的人表示，教會不應對**幹預過多，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讚成婚前性行為。很明顯，雖然美國最高法院否決了墮胎權，但卻有60％多的人對此項修正案抱以敵視的態度。盡管有少數宗派主義分子在叫囂，但自己身體自己做主的權利依然如故，人們尤為關注的是避孕、人工授精以及墮胎，甚至在愛爾蘭，反墮胎的提案也被批駁得體無完膚；在大不列顛、荷蘭以及一些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將很快批準使用墮胎藥；在法國，連人工授精的費用今後都將由社保來承擔，使用墮胎藥RU486的費用也將由國家來支付。
對禁欲的溢美、反**運動，並不意味著清戒的道德主義複活。當然，對此仍要區別對待，不僅要區別對待不同的國家，還要區別對待暴虐的少數人和沉默的大多數。由此人們會發現，在發達的民主國家裏，年輕人、婦女和老年人的性自由得到了廣泛的認同，“**”的說法讓性不再是一件罪惡的事情，甚至連艾滋病也不能成為排斥同性戀行為的十足理由。在大眾情欲消費的時代，色情並沒有受到理應受到的攻訐，個人的色情消費沒有招致強烈的抗議，但在公共場合不加“限製”、侵犯性的色情傳播仍要被口誅筆伐，因為這被認為對孩子們有害。最近發生在美國的一些**訴訟案件一律裁決為不予追究；印第安納波利斯[177]的反色情法令先是被聯邦法院，後再被最高法院裁決為違憲。寬容或者反道德的行動明顯達到了目的，極端德行主義被當代主流文化邊緣化了，因而也不再有什麽意義。新個人主義時代是“正當的”，其特征不再是無條件地壓抑欲念，而是隨機進行調節，調節不合時宜的規範，如觸碰婦女和兒童保護底線的規範。個人自由主義並沒有被埋葬，如今它依舊時不時地以道德說教的口吻來推銷“責任感”。在“咄咄逼人的”個人主義之後便是“溫和的”個人主義，它對欲望的詛咒置若罔聞，但對“潔淨的”公共空間卻表現出關注。
在競爭的民主社會裏，性騷擾和“強硬的”女權主義問題，引起人們對於“性別之戰”的重視。但時代的基本特征卻表現在個人主義對“性別認同”的非穩定化上。女性越發關注運動和學習，在她們眼中，職業生活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而同時，男性也愈發關注自己的“線條”，他們不再厭惡照看孩子和從事家務勞動，父親們的想法也變得“情感化”“母性化”。但統計學表明，對於職業生涯，不同性別對它的期望值和參照度依然存在著顯著差異，而對於孩子、運動、服裝和美的看法，男性和女性曆來都有著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程度的關注。所有涉及男性、女性的事看起來幾乎都非常自然，若一個性別的各種屬性為另一個性別所青睞，也不會受到真正的譴責。盡管有“回歸有序”的主張，但性別的錯亂、身份的非穩定化以及花樣翻新的外表等依然如故，鑒於沒有預設的共同的章法可循，自我重塑因此變得冷漠且不可避免、務實且普遍。除了極端女權主義，還有那遷移、自立的個人主義世界也在擴張著，一種擺脫了強製性社會範式、“混合的”人大量湧現，這表明，在我們民主社會的深處並不存在“性別之戰”，隻不過有一些要求自我實現、自立和尊嚴等個人主義的權利在迅猛發展。生活不受異性侵犯這類的主體權利獲勝了，生活相對來說就擁有了更多自戀的隱私，一種新文化就這樣降臨了。在該文化裏，性別之間的關係準則本身也變得不確定、變得有疑義了，其中的兩性關係明顯是此消彼長的，而不再是相互吸引的。
對於享樂主義文化的隱退不必急於下結論，也不必急於依靠“野心勃勃的”動機和職業意識的力量來對它進行闡釋。對娛樂和物質財富的渴望，對音樂的**、體育娛樂、身體保健等都得到跨越式的發展，自愛、追求肉欲新鮮感、生活品質得到了各方的垂青。“無羈絆的享樂”的終結並不意味著對禁欲的平反，而意味著一種正常、有章法、健康、理性的享樂主義在擴大，審慎、“恰當”且隱約有些傷感的享樂主義取代了放縱的享樂主義，各類新型的技術、軟醫學、健康飲食、放鬆療法、護理產品、休閑運動、健身運動、禁煙運動、“輕”產品和“生物”產品等應運而生。一切表明，通過主體的自為和自我塑造的努力，自戀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姿態再現了。
後現代的個人主義邏輯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成為一個事業和健康無憂的、考慮周全的消費者。整體的景象並不美妙，與社會邊緣化程度日益加深一樣，無數傳統的“自控”形式的瓦解速度也在日益加快，新自由主義策略和自戀享樂主義文化一樣，突出的是“我”，強調的是即刻滿足願望，由此民主社會出現了“二元對立”現象，標準化越多，反彈就越多，自我健康監控越多，毒物“濫用”也就越多，批判暴力越多，貧民區犯罪也就越多，舒適安逸越多，無家可歸者、非婚生兒童、無父家庭也就越多。 這種現象有兩個原因：一是個人享樂主義促使人們不停地自控、自修和自省；二是勞動和勤奮的意識弱化了，這加速了傳統社會製約機製（如家庭、學校、教堂、工會和習俗等）的崩潰，導致了社會生活的解體和犯罪。和兩麵神（Janus）一樣，自戀也有兩副麵孔，即固有的一麵和多變的一麵，對大多數人來說自戀是負責任的，但對少數新型的貧窮者而言，自戀則是“無目的”的、作奸犯科的、沒有未來的、不負責任的。自戀製造出“現今”的生活（家庭的超負債，勤儉的沒落，投資、投機盛行，財務欺詐和危機感），並在未來民主社會的建設上引發了一係列戲劇性的問題。
不得不承認，後現代社會並非隻是一味地遷就、寬容。匪夷所思的是，完整主義、正統觀念以及傳統宗教如今也在大範圍地複活，對此人們怎能視而不見？廳堂的火焰中映射出“基督最後的要求”，在某些伊斯蘭教、天主教、猶太教地區，繼左派極端主義、“虔誠派”最高主義綱領之後，出現針對墮胎術診所的襲擊，出現傳授猶太極端正統教的學校。作為對個人主義價值觀的製衡，完整主義新宗教拒絕因循傳統，轉而推崇對於法律的絕對服從。否定主體自由以及冷漠行為易招致廣泛的指責，一旦背負上這種指責，那必然是“反個人主義”。在這個意義上，合理的自由價值觀在當代的存在要比其崩塌更有價值。在宗教領域，盛行的個人自立運動和在其他領域一樣，侵蝕了對於教義的信仰，讓信仰和宗教實踐不斷地衰落，雖然猶太法典教育以及洗禮依舊如火如荼，但也隻有15%的自稱是猶太教徒的法國人能夠嚴格“身體力行”這類教義。目前，堅持在周日做禮拜的已不足總人口的10%，這種慢待宗教的現象在蔓延著，隻有四分之一的年輕信徒認為，完整的人還應包括宗教信仰。
讓人感到疑惑不解的是，這種讓人不明所以的複蘇，是宗教在既定時期內以某種形式卷土重來還是少數人的前衛之舉？還是正統宗教教理的勢力在上升？兩者都不是。我們既不會癡迷於均質無害的民主體製，也不會陶醉於神秘狂熱的社會狀態。這裏展現出來的是後現代社會的一種新狀態，從標準選擇、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來看，可謂一切皆有可能。在這種超選擇的社會裏，怎麽會沒有絕不妥協的宗教以及嚴格的傳統主義的立足之地呢？大眾的社會理念是有所退卻了，因為在生活方式的貨架上又新增了宗教極端主義這樣的一個新選擇。
愈演愈烈的主體自立打破了一切禁忌，因此回歸一切也將是可行的。傳統雖岌岌可危，但在一些不讚同絕對化和同化的團體中，傳統還是得到保留。任何事物都無法阻擋這類與多數派們共生的、“倔強到骨子裏的”少數派的行為，多數派是多樣化的、雜交的，他們各有各的愛好和信仰，他們完全是開放的、包容的，他們隻是帶著懷疑、好奇和害怕的神情注視著讓人眼花繚亂的純潔主義文化的表演，一種把人置於次要地位的文化。絕大多數人是從蠻橫的宗教禁錮中掙脫出來的，對這些人而言，信仰成了一種越來越難以捉摸、越來越微妙的由“我”來確定的東西，它類似於東方的“禪”，它是一種類宗教、秘傳的“新時代”文化。一麵是夾帶少許自戀的諸說混合，一麵是極端教理主義，但有意思的是，雙方之間卻是“井水不犯河水”，因而各種激烈的運動都像是在“自娛自樂”，它們無法蔓延擴大，也無法推動整個社會。
極右勢力在法國的崛起是不是正常現象呢？這個現象完全有悖於新個人主義寬容的和人道的形象，而且它的崛起也正值教育、時尚、性、政治與宗教信仰等自由價值觀蓬勃發展之際，對這些價值觀而言，極右勢力崛起無疑就是噩耗。該現象還與生活方式的私有化運動緊密相關，也與對世俗、鬥爭和進步的合理性的侵蝕緊密相關。對現時私生活的推崇，助長了對政治階層的拋棄，助長了種族主義言論無罪化。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抵禦種族主義威脅的重大命題，但它成了過去， 相當一部分人對此視而不見。一旦龐大的政治組織及其意識形態體係失去了根基，曆史上的種族主義噩夢便就要在這冷漠中降臨。
交流和享樂主義的時代縱容了健忘，縱容了對現實的“吹毛求疵”，以前的事情都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現在，也就是眼前的日常生活、外國人的威脅以及馬格裏布人的犯罪等。偉大的意識形態宏圖以及一些政黨沒落了，這導致法國、德國、歐洲極右勢力的猖獗；每個階層的人都在用抗議、頻頻失望以及不安且艱難的鄰裏關係等話語來標榜自己，而沒有采用以前的種族優越性以及摧毀多元民主社會等主張。沒有出現任何形式的對於“整體主義”的懷念，即便這是有“自我”混雜其中的整體主義。與“人人為自己”的理念相比，與個人主義所期盼的來自管理者的保護及理解相比，民族主義意識隻是次要的，甚至是無所謂的。但無論如何，民主社會自此手頭又多了一個新的選擇。作為對後現代的空虛以及不安全感的一種表達，公開排外現象完全能夠在小範圍內延續下去。但這種威脅對民主秩序而言是不足懼的，最直接的、最有可能的威脅不過是影響到選票，這成了如今籠罩在地區、民族心頭的一個新的情感因素、一份沉重的不安。
個人主義的寬容、利益和自由一直都為人所稱頌。一半的大學生認為當兵即意味著要失去獨立的決斷力，而在歐洲，選舉則遇到了空前的棄票率。法國的非工會化則像是一部災難片，國家罷工協調會全麵取代了工會聯合總會，社會衝突由此被細分化了，它變成了捍衛個別利益的行會衝突。民族認同這一主題雖然取得了一點反響，但發生在極敏感環境下的萊茵河事件[178]也隻是佐證了人們對消費和福利的極度渴望。這讓人不得不懷疑民族主義情感已受到了侵蝕，因為已經沒有任何關於曆史的集體規劃可以真正打動人民，即便在歐洲也是如此。人們如今關注的是培訓和文憑，尋求的是職業成就感以及個人的全麵發展，要求一個清潔的環境，而不再是什麽曆史抱負。追求灑脫、放鬆和趣味的新自戀主義，唯一趨向的是“心理上的”實現，這並不是在迎合時代的要求，而是新自戀主義以全新的方式與道德、勞動、家庭保持一致，以便達到彼此包容、再現，從而避免自廢武功。
個性化社會運動不等於沒有良知的私有化，它和社團生活、經濟意指、大眾義務以及慈善活動等緊密相連。普遍化的排外活動和拜金主義並不是當代意識的全部，它還包括人權的共見，包括盛行的慈善活動，包括在交流中、在生物醫學研究中、在環境上、在企業中對倫理的重視。人們越是強調自由生活的主體權利，價值觀及責任感的重要性也就越突出，自戀隨之也就要發展相匹配的範圍、秩序和責任感。個人主義的崛起與對新倫理的期待二者之間並沒有矛盾。這點是毋庸置疑的，顯然這種新倫理是一種“既無約束也無懲罰”的無痛的倫理觀，它滿足了受到普遍認同的至上的“自我”的需求。因此，電視慈善雖然沒能激發出讓人揪心的責任感，但卻毫不費力地、精確地勾勒出了一種情感倫理。因此，家庭文化雖暫時得以好轉，但卻不能遏製離婚的大量出現；因此，民族意識雖然重新抬頭，但卻沒有了對公而忘私的民族主義的推崇；因此，勞動被尊崇為實現自我的一種手段；因此，環保意識雖得以傳播，但自我理念卻沒有被拋棄，但目的也不過是為了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活、更高品質的消費及其他。對克己奉公的精神，人們已沒有了興致，但對自我、財富和健康的熱情卻高漲起來。由此可見，心境離不開縹緲的愉悅感，價值觀離不開利益，善良離不開用心參與，對未來的關注離不開對現實的迫切要求。不管倫理關懷的發展態勢如何，奉獻文化是消亡了，我們不再承認“活著為別人”對自己的約束，我們活著是為了我們自己。很顯然，極端自戀主義和完全享樂主義也出現了，但現行的文化轉向並不意味著個人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根本性的分歧，甚至連責任感或慈善也可伺機加以選擇。自戀就是自戀，它是“向心型時代”的象征，第二次個人主義革命浪潮隻是剛剛開始。
[176] 約翰·保羅二世（1920—2005）：羅馬教皇。—譯注
[177] 印第安納波利斯：美國印第安納州首府。—譯注
[178] 萊茵河事件：指20世紀中期以來萊茵河水體遭到的一係列嚴重汙染的事件。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工業的高速發展，萊茵河曾一度成了歐洲最大的下水道。—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