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僅列舉19、20世紀的一些現象，如邊遠地區人口係統性遷入城市，多愁善感、無病呻吟，奧蘭多爾大屠殺與種族滅絕[7]；數百萬噸的炸彈投向越南，使用除草劑的生物戰爭，世界範圍內原子武器儲存量節節攀升，金邊被紅色高棉洗劫一空；歐洲虛無主義，貝克特（Beckett）[8]作品中行屍走肉的角色，安東尼奧尼（Antonioni）[9]內心的焦慮不安與悲傷，阿蘭·泰納（A. Tanner）的作品《獲月》，哈裏斯堡事件[10]，如果想要刨根問底的話，這個目錄肯定會很長。人類何曾在如此這般地組織、建設與積累之後，又如此這般地被虛無、摒棄、根絕的意識所糾纏？在這種根絕的行為遍布全球之際，作為文明目的與手段的空虛，表明了所謂的現代性，便是要以這樣“悲慘”的場景來替代有關虛無的形而上學的思考。在虛無中，我們看到了一種絕對的威脅，一種否定的力量，一個致命**的時代符號及其悲慘的結局。
然而，依附於一個不安定的時代的各式根絕現象掩蓋不了另一種虛無的出現，這是一種全新的虛無，它脫離了虛無主義或世界末日的範疇，悄無聲息地在大城市蔓延，並進入你我的日常生活，非常難以捉摸。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虛無，既無災難，也無悲傷，既不絢麗奪目，也不再是死亡或者烏有。因此，“關注度病態地下降，就是虛無”是不正確的。實際上，分析一下這種關注度銳減的現象，就會發現，所有的體製，所有存續下來的偉大價值觀、信仰，都漸漸脫離了實體。因此，社會肌體出現了失血無力，機構組織被改作了他用，這不是一種大眾的虛無，還會是什麽呢？將責任推給“年輕”一代是徒勞無益的，人們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時間內處理好一件關乎文明興衰的事情。在這波大潮中誰又能幸免呢？這兒，那兒，都是一樣，虛無在滋生蔓延著，知識、技能、勞動、軍隊、家庭、教堂、政黨等，都失去了作為不可撼動的絕對原則的地位，沒有人再會相信這些，盡管程度各異，但無論為何，不會再有人對這些感興趣了。[11]當人們體驗到了曠工以及“破壞”的樂趣並醉心於假期、周末以及享樂之時，當退休成為百姓的一種渴望甚至是一種理想之時，誰還會崇尚勞動？離婚率越來越高，老年人被趕進了養老院，父母們想“永葆青春”並且也需要接受“心理”幫助，夫婦變得“好合好散”，墮胎、避孕、絕育都合法化了，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會崇尚家庭？當一切舉措都遭受質疑並被修改，當逃避服兵役不再羞恥，誰還會崇尚軍隊？誰還會崇尚勤勞、節約、敬業、權威以及敬畏懲罰呢？在教會遇到了後繼乏人的窘境之後，工會也遇到了同類問題，它的聲望下降了。例如：法國在三十年之內，參加工會的比例從50％銳減到如今的25％。疏遠的浪潮波及麵極廣，各種體製都失去了先前的榮耀，失去了情感上的號召力。然而，體係還在運轉，體製依舊在存續和發展著，但卻走上了一條“自由”馳騁之路，走向了空虛，既無眷念也無方向，並且愈發受到最後的神父—“專家們”—的掌控，正如尼采所言，在隻有麻木不仁的虛無大行其道的氛圍之中，唯有專家們仍然願意為其注入某個意義與某種價值。因此，我們所生活的體係之所以看起來像洛紮克（Roszak）[12]所謂的太空艙，這並非基於理性與可預見性的支配，而是基於情感的空虛以及失重漂浮，而社會運轉便正是在這種空虛、失重的狀態下進行的。應當成為我們生活方式的總則的“閣樓”，如今卻成了堆放生活方式的亭子間，這便是在漂浮的空間內的生活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