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木的新麵孔們不會為西方的墮落、意識形態的壽終正寢以及“上帝死了”而哀歎不已。尼采所分析的歐洲虛無主義是對所有高尚價值觀的極度貶低以及意識上的虛無。與之有所不同的是，絕望與荒誕並未伴隨著大眾的懈怠而出現。後現代的虛無完全由冷淡而起，它不同於“被動的”虛無主義，也不為普遍的虛無而感傷；同樣，它也不同於“主動的”虛無主義，也不會為此而自我毀滅。上帝死了，偉大的信念也湮滅了，但是“全世界都不在乎”，這便是那張快樂的新麵孔，這便是尼采曾為抑鬱的歐洲所給出的斷言。意識的空泛，理想的破滅，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並未導致更多的憂慮、更多的荒誕以及更多的悲觀。但這種依然帶有宗教性質的悲觀看法卻與大眾那日漸濃重的麻木相抵觸，上進或墮落、確定或否定、健康或生病，都很難有一個定論。“不完整的”虛無主義及其世俗的代用品迎來了自己的時代，我們對於感覺、性與享樂的渴望無法掩蓋與填補由上帝之死而形成的意識上的深淵，因為冷漠並非一種形而上學的悲傷。苦行理念不再是現代資本主義的主流形象，高明的宗教治理手段也失去了效果。依然是消費、享樂與放縱，結果便是生命的消沉與倦怠，便是由機械性的無意識活動和絕對的服從而引起的感受力的鈍化，便是由罪孽與罪責感所引發的情緒上的緊張。[13]我們已經習慣於性欲、創新及個性化的資本主義，我們最終將何去何從呢？[14]後現代的鬆懈實質是對麻木、約束和虛無的一種放縱，“無拘無束”由此終結了苦修的契約。後現代是一種旨在放寬並解除情感約束的體係，受集體約束的欲望由此得以鬆綁，能量由此得以釋放，由生活現實引發的緊張情緒以及屈辱由此得以緩解。
當代一些偉大的作品，如彼得·漢德克（Handke）的《左撇子女人》、喬治·拉沃達(Lavaudant)的《精神廣場》、瑪格麗特·杜拉斯(Duras)的《印度之歌》、B.威爾遜(Wilson)的《愛迪生》以及美國的超現實主義等，它們或多或少都揭示出這樣的時代精神，並將存在主義與荒誕劇所特有的對意識的憂慮及眷戀拋在腦後。無須再借助反叛以及對交流的器重或藐視來表達虛無；一切僅是一種對於意識的淡薄，一種不可阻擋的缺位，一種由距離產生的、外在的且與時間間隔無關的冷淡美。超現實主義的背景沒有釋放出任何的信息，它也不想表明什麽。然而，依照先前作品中的觀點來看，超現實主義的空虛正好烘托出了自身悲劇意識的缺失。無須多言，鋥亮的車身、耀眼的櫥窗、巨大的塑像、褶皺的布料、馬匹與奶牛、鍍鎳的摩托、城市的全貌，無論什麽東西都可以被細致地、冷漠客觀地刻畫出來，既無不安也無揭示。通過冷眼對待動機、意識、特殊的幻境，超現實主義變成了一種純粹的遊戲，唯一的樂趣便在於製造障眼法及轟動效應。超現實主義僅是一種繪畫的工作，一種被剝離了古典內涵的、借助於表現性堪比照相一般逼真的造型來達到藝術的再現，但現實已被排除在外而不再有價值了。對現實關注度的弱化以及超現實主義的迂回表達發揮到了極致，而再現，作為曆史所構築出來的一個人文主義空間，通過增加和強調形式與色彩，頃刻間就變形成為一種冷淡、機械的，但沒有了人情味的表現手段，既無僭越也無“超越”，可以說，對再現的各類要求在執行途中被完全改作他用了。
對於繪畫以及日常生活而言，情況的確如此。換而言之，麵對一切都無所謂的浮淺的時尚、享樂與廣告，意識與無意識的對立不再讓人悲傷，對立本身也不再激烈。在追求轟動的年代，嚴格的二律背反，如真與假、美與醜、現實與虛幻、意識與無意識等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了，對立變得“浮遊不定”。至此，人們這才意識到，今後一種既無目的也無意識的生活方式是可能的，它如一組快鏡頭，而這也是創新之所在，但這讓形而上學及反形而上學的專家們感到不快。尼采曾經說過，“無論什麽意識都比沒有意識要強”，但如今連這個結論也不再是正確的。對於意識本身的需要已被排除了，生活方式中的疏遠意識逐漸蔓延開來，既無悲愴也無毀滅，更不期待會有一係列新價值觀的出現；不再眷戀過去的做法引發了一些新問題，但慶幸的是，這冷漠的新麵孔至少還能夠遏製住虛無的擁護者們的致命的癲狂。
冷漠在滋長著，這種現象在教育領域尤其明顯，且無可匹敵。幾年來，教師的聲望及權威正在以極快的速度消逝著，或已消失不見。如今，教師的話已不再神聖，它普通而又平凡，它與傳媒同處一個級別。教育是一部被學校的冷漠中性化的機器，而這種冷漠則是由注意力的分散以及對知識的曆史懷疑主義造成的。教師們由此感到了巨大的不安。這種對於知識的疏遠富有意義，它遠比厭學的意義要大，另外這種疏遠還有一個變量，即那些學生。高中不像營房，而像荒漠（營房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也是一個荒漠），這些學生們過著呆板單調的生活，缺乏**或者興趣。因此，要不惜代價對此進行革新，但結果卻是變本加厲的創新、互動、教研讓學校紛擾不斷，因為學校越要顧及學生的感受，學生則越難以忍受這種空虛的地點。因此自1968年“五月學潮”[15]以後，罷課消失了，不滿也銷聲匿跡了，學校變成了一具僵化的遲鈍的軀殼，教師們則是身心疲憊，不再有往日的生機。
政治界也有著同樣的冷漠，如在美國屢見不鮮的高達40—45％的投票棄權現象，即便在總統選舉中也是如此。但這並非由嚴格意義上的“非政治化”所致；公民們一直以來對政黨以及選舉“感興趣”，但他們同樣（準確而言是不如）也對賭馬博彩前三名、周末天氣預報以及體育賽事結果感興趣。政治步入了追求轟動的時代，意識形態上的審慎與良知受到清算，取而代之的是廣泛的獵奇心態，受一切或者不受一切事物所左右。由此，在政治家眼裏，大眾傳媒的重要性是非同一般的；政治隻有借助信息傳播才能發揮影響力，如今隻有采用個性化的討論、答辯等活躍的風格，才能及時吸引全體選民的注意力。內閣官員的聲明不再比報紙的專欄文章更有價值，從政治到“花邊新聞”，沒有了等級之分，娛樂性大小決定了其受歡迎的程度。我們的社會不存在什麽優先權，沒有確切的規定，也沒有什麽中心，它隻有一係列等效的激勵與“選擇”。自此，後現代的冷漠產生了，一種因過度而非不足、因超激勵而非懲罰引起的冷漠。如今還有什麽事情能讓人驚異或引發轟動的呢？由於人們冷對泛濫的信息，冷觀急速的輪換，因而一個事件一旦被知曉，旋即也就被忘掉，因為它要為更為轟動的事件讓出位置。新聞越多，輪換的節奏便越快，事件與住所與地點一樣，也受到了同樣的冷待。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有五分之一的美國人口每年都要更換居住地，也即四千萬的美國人處在不穩定的狀態，常年變換著住址，甚而連土地，即“家園”，也無法抗拒這股冷漠浪潮的襲擾。
幾年來，出現了一些新的行為，這些行為給人帶來這樣一種全新的感悟：要在家鄉生活和工作。這種感悟已成為一種普遍的訴求，甚至在美國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宣稱，不讚成因為職業的原因而不停地更換所居住的城市；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環境與自然問題引起了一些人的關注，他們的人數超過了環保鬥士們的人數，而與他們並肩作戰的媒體則不斷地將“價值觀”的再度發掘排在了首位。也許這就是後現代主義，一種對區域、自然、精神、過去的重新關注。在經曆了當代的人口遷徙之後，出現了地方主義以及環保運動，而每六個月更新一次的“價值觀回歸”則更是常見，人們的態度也從好奇與寬容轉變為普遍的冷漠，宗教、家庭、傳統以及浪漫主義由此也發生了動搖。所有這些後現代的現象，它們的波及麵各不相同，內涵也不同，可以說，它們都是從自己的角度來詮釋一切。相對於第一階段喧鬧的現代主義而言，這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這是一個講究平衡、品質、個人發展、自然和文化遺產保護的時代。但人們確信，地方主義、環保運動、“神聖事物的回歸”等所有的這些運動彼此間並非互不相幹，一切隻為讓冷漠的邏輯能夠日臻完善。現在又輪到現代主義的那些偉大價值觀，是它們感到捉襟見肘的時候了。所謂的進步、增長、世界主義、速度、流動性等價值觀和革命價值觀一樣，都變得空洞無物了，甚至連現代與未來也都不再能夠讓人興奮。這是在為一批新價值觀的出現讓路嗎？更貼切的回答是，這是為了把一切優良的價值觀納入個性化私人自由空間裏而已。後現代階段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它還是一個純粹冷漠的進程。該進程表明，在一個既無穩定參照也無關鍵坐標的失活的時代裏，各類習性、各種行為都可以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一切都可以從容不迫地選擇，選擇最實用的或最玄奧的，新的或古老的，簡約環保的或極為精致的生活。對於大多數人來講，公共問題，包括環保運動，都成了一種“樂趣”，這些問題讓時代富有生機，但它們的出現與消失一樣都極為迅速。越來越多的夫婦不要孩子，即“無孩族”，而在一些美國中心城市，則有四分之一的兒童由單親扶養。在此情況下，家庭觀的再現也不過是遲早的事情。而神聖事物的回歸則是由變幻莫測的自主的個人生活方式所觸發的。純粹的冷漠表明，臨時性的以及個人主義的諸說混雜已達到了極致。因此，勞動者既可以是世界主義者或地區主義者，也可以是理性主義者或者是西方精神領袖的信奉者；在這樣一個寬容的時代，人們也可以選擇去依從宗教規約。後現代的個體處在不穩定的狀態，這樣的個體“無處不在”，他鍾情於自戀的自助服務，鍾情於各類花裏胡哨的行為方式。因此可以說，後現代主義實際上隻是個體的個性化發展道路上的一個階梯而已。
至此，盡管涵蓋麵很大，但現實的冷漠很明顯也隻涵蓋到馬克思主義者們所謂的“異化”的一部分。人們知道，異化離不開各類客體、商品、相異性以及相關的物化進程，冷漠的蔓延因涉及了受過教育的且明白事理的“主體”，從而來勢變得更為迅猛。體製越是通達越強調責任感，則越有利於冷漠發展，這種矛盾妨礙了對於異化與冷漠的了解；盡管如此，冷漠還是可以通過無聊與單調表現出來，由此可見冷漠是虛無，而不是物化。除了“放棄”和日常的乏味，冷漠還意味著一種新意識，而不是一種無意識，意味著一種自由支配，而不是一種“外在性”，意味著一種發散，而不是一種“貶值”。盡管冷漠並不意味著被動、順從和故弄玄虛，但還需徹底斬斷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身份認同鏈。經常性的曠工、主動罷工與“破壞”表明，在不盡心工作的背後是各類新形式的抵抗與鬥誌。這種冷漠的人既非尼采所謂的悲觀的墮落者，也非馬克思所言的受壓迫的勞動者，它更像是爭先恐後“去看”晚間節目的電視觀眾，像是滿載而歸的消費者，像一位舉棋不定的度假者，在去西班牙的海灘或去科西嘉野營的選擇中掙紮著。馬克思所分析的源自勞動的機械性的異化，讓位給一種冷待，一種因選擇困難及普遍的自助服務所造成的慢待，於是走出了苦難的工業化初始期並“怠慢現實”的冷漠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