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論語·裏仁》
孔子說：“依據利益來做事，會招致很多的怨恨。”在宋仁宗時期，宰相富弼采用了朝士李仲昌的計策，從澶州商湖河開鑿六漯渠，將水引入橫貫隴西的故道。
北京留守的賈昌朝素來憎惡富弼，私下與內侍武繼隆相互勾結，命令司天官二人，等到朝臣聚會的時候，在殿廷提出抗議，就說國家不應該在京城的北方開鑿渠道，這樣就會讓皇上的龍體欠安。在幾天之後，兩個司天官聽從了武繼隆的主意，於是向皇上上書，並且還請皇後與皇上一起出來聽政。
後來，他們的奏章到了宰相文彥博的受中國，他看完之後藏在懷中。他不慌不忙召來兩個司天官：“日月星辰、風雲氣色的變異，這才是你們可以說得事情，因為這是你們的職責。為什麽要胡言亂語幹預國家大事呢？你們所犯的罪有滅族後果。”兩個司天官聽完之後非常恐懼。
文彥博緊接著說：“看你們兩個也是狂妄愚昧之極，今天不忍治你們的罪。”兩個人走之後，文彥博把他們的奏章拿給同僚們看，富弼等人十分憤怒地說：“奴才們膽敢如此胡作非為，為為什麽不斬了他們？”
文彥博說：“如果我們斬了他們，那麽事情就會公開化了，宮中當中也會鬧得不安寧。”
就這樣過了不久，大臣們決定派遣司天官測定六漯渠的方位，文彥博這一次還是派那兩個人去。由於這兩個人怕治他們的前罪，於是就改稱六漯渠在京城的東北，而不在正北。
其實這就是示之以威，之後網開一麵，從而造成威懾的例子。而將這一策略運用得出神入化的，則應該屬於宋朝的趙鼎。
在宋高宗時期，劉豫在山東自立為皇，而且還狂妄地要求天下的人給他這個皇帝進奉藥物，而當時的太監馮益正好派人去山東境內收買飛鴿，結果就在那裏聽到了很多的流言蜚語。於是，泗州知州劉綱就把這一情況上奏給了朝廷，而樞密使張浚得知這一情況之後，奏請皇上斬掉馮益，從而消除流言蜚語。
而趙鼎繼也上奏道：“馮益的事情確實存在很多疑點，非常值得懷疑。而且這件事情關係到國家大體，如果皇上忽略了不加以處罰，那麽外麵的人肯定會認為他是皇上您派去的，這樣就太有損於聖德了。臣以為，不如先暫時解除了他的職務，並且派他到外地去任職，以此來消除大家的疑惑。”
宋高宗聽完趙鼎的意見之後，欣然答應了，結果馮益就被調往了浙東，而這件事並沒有結束，張浚認為趙鼎這是在和他唱對台戲，心中很是不悅。趙鼎知道後說道：“古往今來，任何事情都總是想著處置壞人，那麽把壞人逼急了，壞人與壞人就會進行相互勾結，形成朋黨，這樣反而還更容易招致大禍；如果我們能夠緩一緩，不要把他們逼的太急，他們之間用不了多長時間就會相互排擠，不攻自破。
而現在，馮益犯了罪，如果殺掉了他，這樣並不能夠叫天下的人拍手稱快。可是一旦殺了他，那麽眾多太監就會因為恐懼皇上殺了一個馮益，而想殺第二個，那麽這樣就必然會竭力為馮益爭取減輕罪責。因此，咱們不如貶謫了他，把他放到遠離京師的地方，這樣不僅無損於皇上的尊嚴，而且馮益自己也看見所受到的處罰很輕，自然也就不會花費心思去求別人了，更不會想著要回原來受寵的位置了。對於她的同黨來說，看見他被貶，那麽肯定會伺機窺求上進，自然也是不希望他再一次進宮的。可是，如果我們還大力排擠他，那麽他的同黨也肯定會因此而畏懼我們，這樣他們之間就會勾結的更加緊密，這樣一來我們就無法攻破他們了。”張浚聽完了趙鼎的分析之後，十分歎服。
孔子強調個人的品德修養，要求人應該做到省己遷善。省己遷善的內容之一就是戒貪。妄取邪求，貪得無厭是貪；吝惜財物，強取橫奪是貪；與他人謀求私利是貪；聚斂財富，唯利是圖是貪；廣求寶物，見到自己喜歡的東西就要弄到手占為己有，這也是貪。貪心不除，是難以論道的。貪由心起，戒貪當戒心，戒心就是要修心，修心就是煉己之功。
孔子所反對的“放於利而行”，其實就是將追求“利”的程度無限擴大化了，以至於用“利”來衡量人世間的一切事情，因為這恰恰違反了他一直追求的“義”。如果人們都“放於利而行”，由於物質等滿足人的欲望是有限的，這勢必會引起人們之間的衝突，得到滿足的人就會感到高興，可是得不到滿足的人就會有怨恨，發展到最後，就不再是爭奪了，而會變成爭戰。
當人的行為隻是出於賺錢的目的，那麽肯定會招致更多的怨恨，如果行為已經違反了公眾的道德準則，那麽就會受到良心的譴責和公眾的蔑視；如果行為更進一步，觸犯了國家的法律，等待他的就是法律的嚴懲。
因此，要想成大事，就不能隻顧著賺錢。不管是為了誠信、為了道義，還是為了照顧夥伴，總之，在利益的取舍之間，我們應該好好體會孔子的思想智慧。
我們很多人都明白一個道理：商場雖然存在競爭，但還是要“以和為貴”。做生意，就是在做人。要想把生意做大、做好，首先你要學會做人，學會做孔子所提倡的“仁”人。崇尚仁道，不要斤斤地去計較眼前的得失，這樣就能有所得；如果忽視了仁道，拋棄了仁道，違背了仁道，對個人得失斤斤計較，雖然你能夠暫時得到一點蠅頭小利，但最終還是會“偷雞不成蝕把米”，甚至觸犯國家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