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有一位學識淵博的漫畫家,他總是快樂地問自己,台球、縱橫填字迷、大提琴、漿洗過的襯衫和地墊,這些東西是怎麽看待這個世界的呢?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那些等候命令操縱攻城大炮的人,是一種什麽心理反應。在戰爭期間,很多人執行各種不同的任務,但還有什麽比發射貝爾莎大炮更荒唐的任務嗎?

其他士兵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飛行員可以憑借快速擴散的紅色火焰判斷,他是否擊中了煉油廠。

潛艇指揮員可以在返航後幾小時,根據水中泛起的漂浮物來判斷是否擊沉對方船隻。

地下掩體裏的可憐蟲也有值得滿足的地方,他知道隻要自己一直呆在戰壕裏,至少就算是頂住了。

即便是炮手,在操作野戰炮射向看不見的目標時,也可以拿起耳機,詢問隱蔽在七英裏之外的戰友,那些該死的教會塔樓是否被炸到,自己還用不用重新選擇角度發射大炮。

但是,操縱大炮的兄弟們生活在一個奇怪而虛幻的世界裏。雖然有經驗豐富的彈道專家的協助,他們也不能預測,那些隨意發向空中的炮彈會落在什麽地方。它們可能會擊中目標,也可能墜落在中途的火藥廠裏,或者落在堡壘上。但是,它們也可能擊中某個教堂或者孤兒院。或者,也可能掉落在河中,沒有起到任何破壞作用。

我覺得,作家們似乎和那些炮手們有很多共同點。他們都操縱一種重型炮彈,他們的文學炮彈可能引發一場革命,或者在最不可能的地點引起一場大火。但更多時候,他們發射的是一些啞彈,落在地麵,然後成為廢鐵,或做成傘架或花盆。

可以肯定地說,曆史上從來沒有哪個時期,像文藝複興時期那樣,在這麽短的時間內消耗這麽多紙漿。

意大利半島上的每一個托馬索、裏卡多和恩裏科,條頓大平原上每一個托馬修斯醫生、裏卡都教授、多米尼·海因裏希教授,都至少出版了十本十二開的書。更不用說那些模仿希臘人創作優美的十四行詩的托馬西諾,模仿羅馬祖先一口氣寫出各種頌歌的裏卡蒂諾,以及無數的錢幣、雕塑、塑像、圖畫、手稿、古代盔甲收藏者。三個世紀來,他們忙於對剛從古代遺址中挖掘出來的文物進行分類、整理、製表、存檔和編纂,接著用對開本出版他們的藏品,書中插有精美的銅板畫和木刻畫。

印刷術毀掉了發明人古登堡,卻讓弗羅本、阿爾杜、埃提恩尼和其他印刷公司發了大財。不過,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學作品,並沒有對當時的十五六世紀產生很大的影響。貢獻出新思想的也隻有幾個大作家。他們像那些操作大炮的士兵一樣,他們在有生之年並沒有看到自己有多成功,自己的作品產生了多大的作用。但總體來說,他們掃清了前進道路上的種種障礙,我們應當感謝他們。

然而,嚴格說來,文藝複興實際上不是一場“向前看”的運動。它鄙視近代史,稱前人作品是“野蠻”的,把自己的主要興趣放在似乎蘊含著“古典精神”的怪異藝術之上。

文藝複興運動確實吹響了良心自由、寬容和追求美好前途的號角,然而,這並不是這場新運動的領導者的初衷。

在此之前的很長時間,有人曾經質疑,羅馬主教憑什麽規定波西米亞農奴和英格蘭自由民以何種語言禱告,以何種精神去研究耶穌教誨,要為一次放縱付出多少代價,他們該讀什麽書籍,他們該如何撫養子女。但這些人膽敢藐視教會這個超級王國,於是都被無情地鎮壓下去了。即便他們是民族事業的支持者和代表,他們還是失敗了。

偉大的約翰·休斯屍骨未寒,即被丟入了萊茵河。這是向世人宣告,教皇依然是最高統治者。

威克利夫的屍體被行刑者從墳墓中挖出來焚燒,這是在告訴萊斯特郡的農民們,教皇和教會機構的手可以伸到墳墓中去。

正麵交鋒顯然行不通。

“傳統”這個堡壘,是用一千五百年的時間,用無限權力一點一滴精心建立起來的,無法攻下。在這些神聖的領域裏,醜聞接連不斷。三個對立的教皇相互爭鬥,都聲稱自己是神聖彼得的唯一合法繼承人。羅馬和亞維農宗教的法庭十分腐敗,立法的目的,就是讓人花錢後就可以違法。僧侶生活極度腐化。貧窮的父母為了死去的孩子免遭煉獄之苦,那些利欲熏心的人便借機敲詐。盡管這些事情眾所周知,但是,根本沒有真正威脅到基督教會的安全。

但是,有一些人,他們的關注點本不在教會事務上,對教皇或主教也沒有什麽特殊的怨恨,可他們隨便打了幾炮,就讓陳舊的大廈轟然倒塌。

來自布拉格那位瘦弱蒼白的人,胸懷基督教崇高理想。他的未盡事業由一群混雜的人實現了。他們沒有什麽雄心壯誌,不過是想成為基督教會的兒子,為這個世界的正義事業做點什麽。

他們來自歐洲的各個角落,代表著各種行當。如果哪位曆史學家說出他們所做事情的真實目的,他們還會非常憤怒。

例如,馬可·波羅就是這樣的例子。

我們都知道,他是一位堅韌的旅行家,他見過大世麵,那些習慣於小城市生活的人們稱他為“百萬馬克”。當他告訴人們,自己見過塔那麽高的金寶座,從波羅的海延伸到黑海的大理石牆,他們都嗤之以鼻。

盡管如此,這個幹瘦的小夥子在曆史進程中卻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他算不上一個作家,和他的階層和時代一樣,他對文學持有成見。一位紳士應該揮舞寶劍,而不是耍弄羽毛筆,因此,“馬克”先生不想成為作家。但戰爭把他送進了熱那亞的一座監獄裏,為了消磨時光,他給同監室的一個蹩腳的文人講述了自己奇異的生活經曆。通過這種間接方式,歐洲人了解到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此前他們根本不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馬可·波羅是個頭腦單純的家夥,他相信,他在小亞細亞看到一座山峰,被一位虔誠的聖徒移動了好幾英裏,這位聖徒就是希望向異教徒證明,真正的信仰到底有多大威力。他輕易相信當時流行的人沒有腦袋的故事,三條腿小雞的故事。可是,他的遊記比其他一千多年之前出現的任何東西,都更大地撼動了教會的地理學理論。

當然,馬可·波羅不論生與死,都是基督教的虔誠聖子。假如有人把他和時代跟他相近的著名人物羅吉爾·培根相比的話,他會非常不安。因為培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科學家,為了探索知識奧秘,他整整十年被禁止寫作,還在監獄裏呆了十四年。

但在這兩個人當中,還是馬可·波羅更危險一些。

當培根在陳述那些進化理論(這些理論可能顛覆當時所有被奉為神聖的思想)的時候,也許隻有十萬分之一的人能跟上他的思路。但是,每個識字的公民都會從馬可波羅那裏知道,世界有很多事物,是《舊約全書》的作者們從來不知道的。

我可不是說,在世界還沒有一點自由的時候,出版一本書,就能引起人們對《聖經》的權威的背叛。要對大眾進行啟蒙,需要幾個世紀的艱苦準備。但是,探險家、航海家和旅行家們平實簡潔的記述,在造成文藝複興運動後期的懷疑精神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種懷疑精神讓人們敢說敢寫,而在幾年前,他們所說所寫的東西,隻會被宗教裁判所的調查人員帶走。

以卜伽丘的奇異故事為例。他的朋友從佛羅倫薩啟程,開始了流亡旅程,第一天就聽到了這樣的故事。故事說所有的宗教體係,可能都有對的和錯的成分。但如果這是真的,宗教體係都是對錯各半,那麽許多思想都既無法證實也無法否定,可是,為什麽還有人被處以絞刑呢?

我們看一看著名學者洛倫佐·維勒的更加奇異的經曆吧。他死的時候,還是一位非常受尊重的羅馬基督教政府官員。傳說君士坦丁大帝把羅馬、意大利和西部各省贈給了教皇西爾維斯特。然而,洛倫佐·維勒在拉丁語研究的過程中發現,這次贈與不過是一場拙劣的欺詐,是在皇帝死後幾百年,教皇法庭的一個無名小卒編造出來的。

回到更加現實的問題上來,那些受聖徒奧古斯丁信念熏陶的忠實基督教徒是什麽樣子呢?奧古斯丁告訴人們,如果相信地球另一端有人,那就是褻瀆神靈的,是異端。因為地球另一端那些可憐的家夥看不到基督再次降臨,因此,他們沒有理由活在世上。1949年瓦斯科·達·伽馬首航印度歸來,描述了他發現的在地球另一端人口稠密的王國。當時那些善男信女對奧古斯丁的教義又該作何理解呢?

一些人頭腦單純,他們總是被灌輸這樣的思想,我們生存的地球就像一個圓盤,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然而,當小維多利亞號環球航行歸來,證明《舊約全書》地理中有很多錯誤,他們又該相信誰呢?

我想重複一下以前說過的話,文藝複興不是有意識進行科學研究的時代。在宗教領域,缺少真正的興趣關注。在這三百年裏,一切都被一種唯美和享樂的願望支配著。教皇強烈批評這些邪惡理論。但即便是教皇,如果那些反叛者們很健談,又了解一些印刷或者建築知識,也會非常樂意邀請他們共進晚餐。像薩旺那羅拉這樣的道德狂熱者,和那些用詩歌和散文猛烈攻擊基督教信仰根基的年輕懷疑者,都同樣有生命危險。

但是,在所有表露的對於生命的新向往中,毋庸質疑地存在一股潛流,不滿於現實秩序,不滿於自稱萬能的教會對人類思維發展的束縛。

卜伽丘年代和伊拉斯莫斯年代前後相距二百年。在這二百年間,抄寫員和印刷工人從來沒有停止過工作。除了教會自己出版的書籍以外,當時任何重要著作中,都間接提到希臘和羅馬的古代文明被野蠻入侵者的混亂狀態所取代後,西方社會完全被無知的僧侶所掌管,世界淪落到了如何悲慘的處境。

和馬基雅維利、洛倫佐·梅第奇同時代的人們對道德並不是特別感興趣。他們是非常現實的人,善於利用現實世界。表麵上,他們對基督教會很平和,因為教會勢力強大,無孔不入,能做出對他們十分不利的決定。他們從未有意識地參加過改革活動,更沒有質疑過現存製度。

但是,他們對古代的事情無比好奇,他們不斷獲取新的情感,他們的活躍思想非常不安定。這讓當時的人們從非常自信的“我們知道……”,變成了帶著疑問的“我們真的知道……?”

同彼得拉克的十四行詩集或拉斐爾畫集相比,他們更應該得到後人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