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心理學教會了我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一些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們做任何事很少隻出於一種動機。無論我們向大學捐贈一百萬美元,還是拒絕向流浪漢施舍一枚硬幣;無論我們聲稱真正的知識自由隻有在國外才享有,或者發誓不會離開美洲海岸;無論我們支持指鹿為馬,還是顛倒黑白,我們總有很多不同理由讓我們做出決定,我們內心深處非常明了這一點。但是,如果我們敢於向自己或者別人承認這一點,就會當麵出醜。我們總是本能地在眾多理由中選擇最冠冕堂皇的那一條,再把它擦亮一番,然後公之於眾,告訴他們“這就是我如此行事的理由”。

事實反複證明,大多數人總能被欺騙。到目前,還沒有人發現什麽方法,能讓普通人欺騙自己哪怕是幾分鍾時間。

我們都熟知這條令人非常尷尬的事實,因此,從文明之初,人們彼此就達成了一種默契,在任何公共場合下,都不能戳穿它。

我們私下怎麽想,就是我們自己的事情。隻要我們向外展現的很體麵,我們對自己就很滿意了,並快樂地遵守原則,那就是“你相信我的謊言,我也相信你的謊言。”

“自然”可沒有什麽禮節,它是上述這個行為規則的一個例外。因此,“自然”很少能進入文明社會的神聖大門。迄今為止,曆史一直都是少數人的消遣娛樂,可憐的女神克裏奧一直過著枯燥乏味的生活,尤其和那些不如她體麵的姐妹們相比更是如此,她的姐妹們從紀元開始就一直應邀參加各種聚會活動。這當然讓可憐的克裏奧很煩惱,她便經常使用各種手腕兒進行報複。

這是人類很危險的天性,常常導致人類生命和財產的巨大損失。

一旦這個老婦人想告訴我們,幾個世紀以來的說謊最終將破壞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幸福。那麽,我們的星球立刻就會被戰火的硝煙所籠罩。大批騎兵將蜂擁而至,一排排沒有盡頭的步兵匍匐爬過草地。在他們安全返回家園或進入墳墓之前,整個國家已經消耗殆盡。

如前所述,我們的同行開始認清,曆史既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科學,因此,都要受到不可改變的自然法則的支配。而在此之前,這些自然法則似乎隻在化學試驗室和天文觀測台裏才受到尊重。於是,我們開始做一些有用的科學清理工作,這也許會對未來的人們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和作用。

現在,終於把我帶到本章開頭所提到的主題上來,也就是,宗教改革運動。

關於這場社會和思想大變革,直到不久前還隻存在兩種看法,要麽全盤肯定,要麽全盤否定。

持全盤肯定態度的人認為,這是一次宗教熱情的突然爆發。這些高尚的神學家對教皇的邪惡統治和受賄極其震驚,於是,他們建立起自己的教會。在這,把個教會裏,把真正的信仰傳給那些想成為真正基督教徒的人們。

那些依舊忠實於羅馬的人們,沒有那麽大的熱情。

按照阿爾卑斯山脈南側的學者們的觀點,宗教改革運動是一群卑鄙的王公貴族的陰謀,是惡劣的、應受譴責的。這些王公貴族不想結婚,還想攫取本屬於他們的神聖母親教會財產。

和往常一樣,雙方都是對的,雙方也都有錯誤。

宗教改革運動是擁有各種動機的各種人造成的。直到最近我們才意識到,宗教爭端在這場大變革中隻扮演了很小的角色。宗教改革運動其實是一場不可避免的社會和經濟革命,幾乎沒有什麽神學背景。

當然,如果告訴我們的後代,善良的菲利普王子是一位非常開明的統治者,他對改革宗教教義有深厚的個人興趣,這個很容易做到。但是,不容易向他們解釋的是,這是一個心懷叵測的政客的良苦用心,這位政客總是在他發動的針對基督教徒的戰爭中,願意接受伊斯蘭教徒的幫助。結果,幾百年來,我們這些新教徒,一直把這位野心勃勃的年輕伯爵說成是一位寬宏大量的英雄。事實上,他總是希望看到黑森家族能夠取代哈斯堡家族。

另一方麵,把教皇克萊門特說成是一個可愛的牧羊人也很簡單,他到年老時仍努力阻止他的羊群跟錯人。不容易的是,把他描繪成一個典型的梅迪奇家族王公,他把宗教改革運動看成是喝醉酒的德意誌僧侶們不合時宜的爭吵,並使用教會勢力為自己的祖國意大利爭取利益。因此,即便這樣一個人物,也會在眾多的基督教書籍中被描繪得十分仁慈,我們對此也不必感到驚訝。

但是,這樣寫曆史的方式在歐洲也許是必要的。但是,我們這些新世界的幸運定居者,沒有義務堅持我們祖先的錯誤思想,我們可以自由地得出我們自己的結論。

黑森的飛利浦先生,路德的偉大朋友和擁躉者,一直被錯誤的政治野心所支配著,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在宗教信仰上不誠懇。

絕對不是這樣。

當他和他的追隨者一樣,把自己的名字簽署在著名的《一五二九年抗議》上的時候,他們就清楚會遭到一場疾風暴雨般的打擊,甚至會命喪斷頭台。

如果他不是一個具有非凡勇氣的人,他絕不會這樣做。

我要說的是,曆史人物受到了某種啟發做一些事情,也被迫放棄一些事情,但如果不深入了解他們的各種動機,要想對他們做出判斷是很困難的,也可以說是不可能的。

法語裏有一句諺語,“知道一切才能原諒一切”。這似乎過於簡單。我想補充的是,“知道一切才能理解一切”。我們可以把“原諒”之職留給善良的主,他多年前就有了此項權利。

同時,我們隻能卑微地去努力“理解”,這對於我們人類有限的能力來說,已經夠多了。

現在,我們回到宗教改革運動上來。

據我對這場運動的“理解”,我認為它主要展示了一種新精神,這種新精神是過去三百年經濟和政治發展的產物,也即後來人們所熟知的“民族主義”。它是天主教廷這個外來的“超國家”不共戴天的敵人,而所有的歐洲國家在過去五百年都被控製在這個超國家下。

因為某些共同特性,日耳曼人、芬蘭人、丹麥人、瑞典人、法國人、英國人,還有挪威人緊密聯係在一起,形成足夠強大的力量摧毀了長期以來一直束縛他們的牢籠。

假如沒有一個超越各自嫌隙和野心的偉大的理想,把這些各種各樣的要素聯合在一起,宗教改革運動根本不會成功。

這場運動就隻會是一係列小規模的局部起義,很容易被一隊雇傭兵或者幾個精力旺盛的宗教審判員給鎮壓下去。

這場運動的領袖們也會遭遇和胡司一樣的命運。他們的追隨者也會像韋爾多教派和阿爾比教派等小教派一樣被殺死。教皇統治就會易如反掌地再增加一次勝利,接下來,那些“違反紀律者”將經曆一個恐怖時期。

即便如此,這場偉大的改革運動取得的勝利也有些僥幸。一旦取得勝利,一旦反叛者生存的危險被消除,新教徒陣營就立刻瓦解成不計其數的小敵對團體,開始重複他們的敵對者在權力巔峰時期曾經犯下的錯誤。

一位法蘭西神父曾說過,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學會熱愛人類。

我們回顧一下,近四百年來,人們曾經充滿著巨大的希望,也陷入過失望。那麽多人懷著崇高勇氣,為了那個從來沒有實現的理想而犧牲在斷頭台和戰場上。再想一下,就爭取一個更自由、更有希望的世界這個夢想來說,宗教改革運動是完全失敗的,這讓人們的博愛胸懷受到極其嚴峻的考驗。

假如真相必須公之於眾的話,新教的確從這個世界剝奪了眾多善良、高尚和美好的東西,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狹隘、仇恨和不體麵的內容。新教沒有讓人類曆史變得更加純粹與和諧,相反,它使這個世界更加複雜和混亂。然而,所有這一切並不都是宗教改革的過錯,而是人類大多數人精神習慣的某些固有弱點造成的。

他們總是不緊不慢。

他們不可能跟上帶頭者的步伐。

他們不缺乏善意,最終,他們全部都能跨越通向新領域的橋梁。他們會選擇自認為最好的時機,同時,也不肯放棄祖先留給他們的東西。

這場偉大的宗教改革改革原本想在基督徒和上帝之間建立一種全新的關係,排除所有偏見和過去的一切腐敗。結果,卻完全被它的忠實信徒們帶過來的中世紀包袱塞滿了,動彈不得,很快就變成了與其深惡痛絕的教會組織同樣的東西。

這是新教反抗運動的巨大悲劇。大多數支持者還是具有一定的思想局限性。

最終,歐洲西部和北部的人們沒有取得預期的進展。

宗教改革運動給世界提供了一本絕佳的書籍,而不是產生了一個不會犯錯誤的人。

宗教改革運動並沒有產生一個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而是締造了眾多的小統治者,這些個小統治者們以其各自的方式企圖建立至高無上的統治。

宗教改革運動不是把整個基督教世界分成兩個確定的部分,一半兒占有統治地位,另一半屬於被統治者,一半兒是虔誠的教徒,另一半兒是異教徒,而是產生了無數個持不同政見的團體,這些團體沒有共同點,彼此之間隻有深深的敵意。宗教改革運動保持著早期教會模式,因此,並沒有建立起寬容的秩序。一旦掌握了權力,一旦依靠著無數的基本教義、信條、懺悔使其地位得到了鞏固,它就會對那些敢於藐視自己教條的人們發起無情的戰爭。

無疑,所有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但是,從十六七世紀思想發展的角度來看,這又是不可避免的。

要想描述路德和加爾文的勇氣,隻有一個詞語,那就是“巨大”。

一位(路德)樸素的多米我會教士,曾經在日耳曼某處偏遠地區的潮汐學院中擔任教師,竟公然燒毀了教皇詔書,向教會發起了猛烈攻擊。另一位(加爾文)是個孱弱的法國學者,居然把一個瑞士小鎮變成了藐視教皇權威的堡壘。這些人成了堅毅的榜樣,在當代社會很難有人與之匹敵。

這些勇敢的叛逆者很快就找到了誌同道合的“知己”和“支持者”,隻不過這些朋友都有各自的目的,這些支持者也不過想趁機渾水摸魚,但這都不是本書的重點。

當這些人為了他們的良知而拿生命做賭注的時候,他們無法預測將來會發生什麽,也不知道最終這些北方國家將會納入自己的麾下。

但是,他們一旦卷入這場洪流當中,就得隨波逐流。

不久,他們發現要在這場漩渦中生存下去,就要竭盡全力。在遠離羅馬的地方,教皇最終也了解到,這場動亂要比發生在一些多米我會和奧古斯汀天主教會之間的爭吵要嚴重得多。讓那些眾多的讚助者們喜出望外的是,教皇暫時停止修建自己的教堂,開始商討發動一場討伐戰爭。教皇的詔書和逐出教會的命令風馳電掣般飛往各地,帝國軍隊也開始了調動。反抗者領袖們也決定背水一戰,抵抗到底。

偉大的人物在令人絕望的衝突中失去理智,在曆史上也並不是第一次。路德曾經高呼,“燒死異端是違背神靈精神的”,可是,幾年以後,當他想起那些邪惡的日耳曼人和荷蘭人傾向於再次洗禮教派時,就恨得有些發瘋,甚至失去理智。

無畏的改革者開始的時候說,不能把我們自己的邏輯體係強加於上帝,而到了後來,卻把那些推理能力高於自己的人以火刑處置。

今天的異端,明天就成了未來反對者的主要敵人。

加爾文和路德總是說曙光就要衝破黑暗了,但是,二人在有生之年卻是中世紀的忠實臣子。

在他們看來,寬容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種美德。在自己還沒有立足之前,他們總是求助於良知自由的神聖權利,用它作為反對敵人的論據。一旦這場戰爭取得了勝利,這件值得信賴的武器,就會被小心翼翼地堆放在廢物間的角落裏。和其他眾多善良意願一同被當做廢棄物而拋棄,被人遺忘和忽略。直到多年以後,才被人從一堆舊的說教中發現,而發現它的人們撣去其灰塵,將其再次投入到戰爭中,已然和那些十六世紀早期為之奮戰的人截然不同。

不過,新教革命為了寬容事業確實做出了巨大貢獻,盡管不是非常直接的。在革命領域裏,收獲確實很少,但是,宗教改革運動卻間接地推進了各方麵的進步和發展。

首先,宗教改革運動讓人們熟知了《聖經》。教會從來沒有禁止人們閱讀聖經,但也從沒有鼓勵普通人去研究這本神聖的書籍。現在每個誠實的麵包匠和燭台製造師都可以擁有這本聖書,他們可以在自己的作坊裏閱讀它,可以得出自己的結論,而沒有被燒死在火刑柱上的危險。

熟知之後,就可以消除我們對不可知神秘世界的敬畏和恐懼心理。在宗教改革運動後的二百年間,虔誠的新教徒相信他們在《舊約全書》中了解的一切,從巴蘭的驢子到約拿的鯨魚。那些敢於質疑一個標點符號的人心裏非常清楚,最好別讓周圍的人們聽到自己懷疑的竊笑。這倒不是因為他們害怕什麽宗教裁判所,而是因為新教牧師有時候會讓他們的生活極不愉快,而且被牧師指責的經濟後果即便不是災難性的,也是非常嚴重的。

然而,慢慢地,人們反複讀這本書---這本書實際上是由遊牧和商人組成的小民族的曆史,其後果是路德和加爾文以及其他改革者未能預見到的。

假如他們預見到了,我敢肯定地說,他們會和教會一樣不喜歡希伯來人和希臘人,一定小心謹慎地避免讓《聖經》落入凡夫俗子之手。到後來,越來越多的人們覺得《舊約全書》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書,裏麵包含的一些恐怖殘暴、貪婪和謀殺的故事絕不是什麽神示的產物,根據其內容推斷,隻能是生活在半野蠻狀態下的民族的產物。

此後,當然,人們也不可能再把《聖經》當做唯一的智慧源泉。一旦這個自由思考的障礙得以消除,曾經被抑製近千年的科學研究就會走入其自然的軌跡。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哲學,在被丟棄兩千年後,又被重新撿了起來。

其次,從寬容的角度來說更重要的一點是,宗教改革運動讓北歐和西歐擺脫了羅馬教廷的獨裁統治。這個教廷披著宗教組織的外衣,實質是羅馬帝國精神專製的延續。

信仰天主教的讀者可能不會認同這些,但他們也會感激這樣一場不可避免的運動,因為這場運動讓天主教信仰更加受人尊崇,讓它摒棄了以前的貪婪和暴虐等濫用權力的做法。

天主教會在這點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從十六世紀中頁開始,梵蒂岡不再容忍波吉亞人了,教皇一如從前還是由意大利人擔任。要想改變這個規則顯然不可能,就如同大主教挑選一位日耳曼人、法蘭西人或者其他異族人擔任新教皇一樣,羅馬的下層民眾就會把整個城市鬧得天翻地覆。

然而,新教皇要精挑細選才行,隻有那些道德高尚的人選才會得以考慮。這些新主人由虔誠的耶穌會會士認真輔佐,開始了一場徹底的內務清理。

各種放縱行為沒有了舞台。

宗教團體一律沿襲其創始人製定的清規戒律。

托缽僧侶在文明城市的街道上蹤跡全無。

普通人對宗教改革的冷漠,被追求神聖有益的生活所取代。人們做善事,盡力去幫助那些自己無力肩負生存重擔的人們。

即便如此,丟失的大片疆土再也沒有回到教會,從地理角度講,歐洲北部信奉新教,歐洲南部則信奉天主教。

但是,如果我們把宗教改革的效果用形象的語言描述出來的話,在歐洲發生的實際變化就更加清晰可見了。

在中世紀時期,普遍存在著精神和智慧的牢籠。

新教反抗者推翻了舊體製,卻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牢籠。

從1517年開始,存在兩個牢房,一個專門關押天主教徒,另一個則專門關押新教徒。

至少原定的計劃如此。

但新教徒在迫害和壓迫方麵沒有多少經驗,因此,他們的牢房沒有關住某些持異見者。

大量不守規矩的囚徒從窗戶、煙囪以及牢門口逃跑了。

不久,整個牢房變成了廢墟。

夜裏,有人一車車地拉走石頭、橫梁和鐵料,第二天就用來修建自己的堡壘。這些堡壘外表很像一千多年前格雷戈裏大帝和英諾森三世建造的監獄,但內部卻不堅固。

不久就開始使用了,新的規則也貼在了大門上,可心懷不滿的犯人開始大搗亂。他們的負責人,也就是現在的牧師們,失去了舊有的懲戒方法,因此在這些暴民麵前,他們非常無助,隻能站在旁邊觀望。這些反叛者按照自己的神學理論偏好建立起自己的俘虜集中營,並宣揚那些適合他們當前口味的全新教義。

這個過程不斷反複。最後,在監獄之間發展出一塊精神上的無主之地,好奇的人們可以在這裏自由閑逛,正直的人們可以自由思考,而不會受到什麽阻礙或幹擾。

對於寬容而言,這是新教的最偉大成就。

它重新恢複了個人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