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運動在意大利未獲得成功,也不可能獲得成功。首先,南方的人們不是那麽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宗教信仰,不願為之奮鬥。其次,南部在地理位置上接近羅馬,是宗教法庭的中心,戒備森嚴,隨便發表意見比較危險,而且代價高昂。
當然,在意大利半島成千上萬的人文主義者中,必定會有一些“害群之馬”,他們非常注重亞裏士多德的思想,而不關注聖徒奎實頓。這些善良的人們有很多機會用掉他們多餘的精神能量。有很多的俱樂部、咖啡廳、沙龍,人們可以在這些地方發泄自己理性的熱情,而不惹惱帝國。這些活動非常令人愉快和悠閑。而且,生活不就是一種妥協嗎?難道過去不一直是這樣嗎?直到世界末日,生活不仍將會妥協嗎?
對個人信仰這樣的小事,何必如此認真呢?
在做了這麽多介紹之後,在下麵兩個英雄出場的時候,讀者可別指望聽到誇誇其談聲,或者槍聲。因為他們是說話溫和的紳士,做事情非常講究尊嚴和體麵。
但最終看來,在試圖推翻讓世界長期遭受苦難的教條專製方麵,他們的貢獻比那些吵吵嚷嚷的改革者們還要多。這樣的奇怪事情,誰也無法預見。可是,事情發生了,我們很感激,但是怎麽發生的呢?哎呀!真遺憾!我們還不是很清楚。
這兩個在理性葡萄園裏安靜幹活的人叫蘇西尼。
他們二人是叔侄關係。
不知什麽原因,萊裏歐·弗朗西斯科這位老者的名字裏有一個字母Z,年輕的福斯托·保羅的名字裏有兩個字母Z。不過,他們的拉丁語名字----蘇西尼厄斯,比意大利語的蘇西尼更有名氣,我們可以把這個細節留給語法學家和詞源學家去研究。
至於他們的影響,叔叔遠沒有他的侄兒重要。因此,我們先說說這位叔叔,之後再介紹他的侄兒。
萊裏歐·蘇西尼是錫耶納人,他是銀行家和法官世家的的後裔,他本人希望在博洛尼亞大學畢業後從事法律工作。和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他也不知不覺進入了神學領域,中止了法律學習,和希臘語、希伯來語以及阿拉伯語打起了交道,成了純理性神秘主義者。他屬於這個世界,好像又不太屬於這個世界。這聽起來很複雜,然而,能夠理解我意思的人不需要多解釋,不明白我的意思的人,我說什麽他們也理解不了。
但是,他的父親似乎覺得兒子能夠在文學上有所成就,於是,就給了他一張支票,讓他出去看一看外麵的世界。這樣,萊裏歐離開了錫耶納,在近十年的時間裏,他的足跡踏遍了從威尼斯到日內瓦,從日內瓦到蘇黎世,從蘇黎世到維騰堡的土地。之後,他又先後到了倫敦、布拉格、維也納和格拉斯哥,在一些小鎮和村莊住上幾個月甚至幾年,希望借此找到誌同道合者,可以學到一些新鮮有趣的知識。在當時那個年代,人們談論起宗教問題,就像我們今天談論生意一樣滔滔不絕。萊裏歐收集了很多怪異的思想,他很快就熟悉了從地中海到波羅地海的各種異端邪說。
然而,當博學的他來到日內瓦,他受到了友好但並沒有什麽熱誠的接待。加爾文用懷疑的眼神打量著這個來自意大利的造訪者。他是個出身高貴的傑出年輕人,不像塞維圖斯那樣窮困無助。但是,據說他有塞維圖斯思想的傾向。這一點有些讓人惱火。加爾文認為,既然那個西班牙異端已經被燒死了,支持還是反對三位一體的事情也就解決了。恰恰相反!塞維圖斯的命運成了從馬德裏到斯德哥爾摩的主要話題,全世界思想嚴肅的人們已經開始支持對三位一體的反對。而且還不於此,他們還利用古騰堡的邪惡發明,傳播他們的觀點。由於離日內瓦比較遠,比較安全,因此他們的言辭也多有不敬。
不久前,一本內容豐富的小冊子出現了。它收集了教堂的神父們在懲罰和迫害異端時曾經說過和寫過的一切。這本小冊子在很短時間裏就賣出了很多本,就像加爾文所說的,讀者主要是那些“仇視上帝的人”,或者是那些“憎恨加爾文的人”。加爾文放出消息,說要想和這本珍貴小冊子的作者見個麵,但是,作者似乎早預見到了這樣的結果,他很明智地在書中隱去了自己的姓名。
據說,作者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曾經是日內瓦一所高中學校的老師。他對各種各樣的宗教罪孽的觀點比較溫和,但是,還是受到了加爾文的仇視,不過受到了蒙田的讚賞。然而,這一點卻無從考證,隻是有此一說,但隻要有人領頭,就會有人跟上來的。
加爾文對蘇西尼很禮貌但也很疏遠。他建議這位錫耶納來的朋友去巴塞爾,也許那裏的濕潤氣候比薩沃伊的陰霾天氣更宜人一些。當蘇西尼啟程前往著名的伊斯拉莫斯古城堡的時候,加爾文真誠祝願他一路平安。
讓加爾文慶幸的是,這位蘇西尼家族的兒子後來受到了宗教法庭的懷疑。萊裏歐被沒收了財產,一病不起,最終死於蘇黎世,年僅三十七歲。
他的死去在日內瓦引起了歡呼,但時間並不長。
因為,萊裏歐留下的除了他的遺孀和幾箱子筆記之外,還有一個侄兒。侄兒不僅繼承了叔叔沒有出版的手稿,而且,很快就成了比他的叔叔更有名聲的塞維圖斯熱衷支持者。
福斯圖斯年輕的時候,就和他叔叔萊裏歐一樣在各地遊曆。他的祖父曾經給他留下一處小房產。他快到五十歲才結婚,因此,他得以將自己的時間用在他喜歡的神學理論上。
他曾經一度在裏昂做生意。
至於他成為什麽樣的商人,我不得而知。但是,他在買賣和處理具體商品方麵的經驗,似乎更加強化了他的這樣一種信念:如果競爭對手在買賣中占據更有利地位,那麽即便殺了他或者發脾氣也沒有什麽用。他一生都很清醒,這種清醒常在財務部門看到,但在宗教神學院的日常課程中卻很少見。
公元1563年,福斯圖斯重返意大利,途中造訪了日內瓦。他好像並不太尊重當地的教會主教,而且,加爾文當時病得很重,蘇西尼家族一員的造訪隻會讓其徒增煩惱。
在後來的十多年時間裏,年輕的福斯圖斯一直為伊莎貝拉·德·梅迪奇做事。但在1576年,這位夫人剛過了幾天幸福的新婚生活,就被他的丈夫保羅·奧爾西尼殺害了。因此,蘇西尼就辭職離開了意大利,去了巴塞爾,把《讚美詩》翻譯成了意大利方言,並寫了一本關於耶穌的書。
從福斯圖斯的著作來看,他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首先,他的聽力不好,一般聽力不好的人天生比較謹慎。
其次,他靠阿爾卑斯山脈另一側的某些房產獲得收入。托斯卡納的地方長官曾經暗示過他,一個被懷疑有“路德知識”的人,在評論宗教法庭不喜歡的問題時,不要過於明顯。因此,他使用過很多筆名。他寫完一本書,都要讓朋友們看,當他們都認為非常安全時,他才出版。
因此他的書沒有被列入禁書目錄。而且,那本關於耶穌生平的書還被帶到了特蘭西瓦尼亞,並在那裏到了另一個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裏。這個人是一些米蘭和弗洛倫蒂貴夫人的私人醫生,她們嫁給了波蘭和特蘭西瓦尼亞的貴族。
特蘭西瓦尼亞就是當時歐洲的“遠東地區”。二十世紀早期一直是不毛之地,是德意誌安置新增人口的地區。勤勞的薩克森農民把這塊貧瘠的土地變成了繁榮、秩序良好的小國家,有城市和學校,還曾經有過一所大學。但這裏遠離交通和貿易要道。由於種種原因,一些人希望遠離宗教法庭,最好與它相隔幾英裏的沼澤和山脈,於是,這裏成了他們最喜歡的地方。
至於波蘭這個不幸的國家,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和反動、沙文主義聯係在一起。我要告訴讀者們的話可能會讓他們感到驚訝:在十六世紀上半葉時,對歐洲其他國家那些因為宗教信仰而遭受苦難的人們來說,波蘭是一個真正的避難所。
這種出乎意料的情況,是典型的波蘭風格造成的。
長期以來,這個共和國一直是整個歐洲管理最混亂的國家,這一點眾所周知。當時,主教生活**、鄉村牧師酗酒,在很多國家都是常見之事。因此,波蘭的上層教士玩忽職守並沒有讓人覺得特別明顯。
到了在十五世紀下半葉,人們注意到,在很多德國大學裏,波蘭學生的數量開始快速增長。這引起了維騰堡和萊比錫地方政府的巨大關注,並開始詢問原因。他們發現,教會管理的波蘭克拉科夫學院已徹底衰敗,可憐的波蘭人不得不出國尋求教育。過了一段時間,條頓的大學受到新教義的影響,來自華沙、拉多姆和琴斯托霍瓦的聰明年輕人自然也紛紛效仿。
當這些學生重返家鄉,他們已經是羽翼豐滿的路德派。
在宗教改革的早期階段,國王、貴族和教士要想消除錯誤思想還是非常容易的。然而,要這樣做,必須把國家的統治者按照明確的共同政策團結起來。這當然和這個國家最神聖的傳統背道而馳:在波蘭,一張反對票就能推翻一項法律,即便這些法律已經獲得國會所有其他成員的支持。
那位著名的維騰堡教授在傳播其宗教思想的時候,還附帶了一種經濟副產品,即沒收所有教會的全部財產。從波羅的海到黑海間的博斯勞斯家族、烏拉蒂勞斯家族、騎士、伯爵、男爵、王族、公爵等都開始偏愛新教,因為新教可以讓他們的包裏裝滿錢。
於是人們開始了對教會不動產的邪惡爭奪,出現了有名的“過渡時期”。從很久以前起,波蘭人就借此避開或拖延最終審判日。在這期間,所有權力處於停頓狀態。新教徒充分利用這個機會,不到一年時間,就在各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教堂。
最終,新牧師們關於神學方麵喋喋不休的爭吵,又讓農民們回到了教會的懷抱,波蘭再一次成為最堅定的天主教堡壘之一。但是,在十六世紀後半葉,波蘭終於允許各種宗教派別的存在。當西歐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開始了針對再洗禮教徒的滅絕戰爭時,幸存下來的再洗禮教徒逃往東方,最終在維斯瓦河沿岸定居下來。而此時,布蘭德拉塔醫生得到了蘇西尼關於耶穌的書,並希望自己能和作者相識。
喬吉奧·布蘭德拉塔是一位意大利醫生,很有才能。他畢業於蒙彼利埃大學,是一位著名的婦科專家。他有些桀驁不馴,但他非常聰明。和同時代的很多醫生一樣,他又是神學家和神經病學家。例如,他成功地治愈了波蘭斯福撒皇後的疾病。這位皇後固執地認為,懷疑三位一體的人都是錯誤的。病愈之後,她非常懊悔,從此以後,就隻殺那些相信三位一體的人。
這位皇後死後,她的兩個女兒嫁給了當地的貴族。作為他們的私人醫生,布蘭德拉塔對波蘭政治發揮了巨大影響。他知道,波蘭內戰隨時可能爆發,除非采取措施結束長期以來的宗教爭端。為此,他著手實現不同宗教派別之間的和解。然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需要一位在宗教爭端的複雜事務方麵能力強於自己的人,他認為耶穌生平的作者就是他需要的那個人。
他給蘇西尼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幫助自己。
不幸的是,當蘇西尼到達特蘭西瓦尼亞時,布蘭德拉塔因為私生活問題而陷入了嚴重的醜聞之中。然後布蘭德拉塔不得不辭職,不知去向。可是,蘇西尼卻流在了這裏,後來他娶了一位波蘭姑娘,死於1604年。
他生命的後二十年是他生活中最有意義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裏,他對寬容這一主題進行了具體的研究和闡述。
這些思想可以在《拉科教義問答手冊》中找到。蘇西尼寫這本書,是把它作為通用法典,寫給那些對世界懷有善意、希望結束宗教教派紛爭的人們。
十六世紀後半葉是一個教義問答、信仰表白、信條、教條的年代。日耳曼、瑞典、法蘭西、荷蘭和丹麥等國的人們熱衷寫這些東西。但是,這些印製粗糙的小冊子都表明了一個可怕的信念:這些書包含著真理,所有政府都要莊嚴地保證他們支持這種特殊形式的真理,並用寶劍、絞刑架、火刑柱來懲罰那些堅信其他真理的人,這是他們的職責。
蘇西尼的信仰卻表達了和它們完全不同的精神,他一開始就用清楚的語言申明,自己的真實意圖並不是和他人爭吵。
他繼續說道:“很多虔誠的人們抱怨,迄今為止出版的,以及即將出版的各種宗教懺悔和教義問答,是基督教徒之間不和的禍根,因為它們都想把某些原則強加於人的良知上,都認為和他們觀點不一致的人是宗教異端。”
這樣,蘇西尼用一種非常正式的方式,表明自己並不想因為宗教信仰問題壓製和排斥別人。他訴諸於普遍人性,做出了如下呼籲:
“要讓每個人自由地判斷自己的宗教信仰,因為這是《新約》和早期教會早已定下的規則。我們這些悲慘的人是誰?我們有什麽權利抑製和撲滅上帝已經在人們內心點燃的神聖精神烈火?我們誰能獨霸《聖經》的含義呢?為什麽我們不能記住,耶穌是我們唯一的主,我們都是兄弟,沒有誰可以淩駕於他人靈魂之上呢?或許,我們的某個兄弟比其他人更有學問,但是,就自由和跟基督的關係上來說,我們大家都是平等的。”
所有這一切說得好極了,隻是早了三百年。不論是蘇西尼派還是其他新教教派都別想永遠控製這個世界。反宗教改革的運動已真正開始了。真正的耶穌會神父們開始對那些失去的領地指手劃腳,新教徒邊工作邊爭吵。不久,東部邊境的人們又回到了羅馬這邊。今天,去這些歐洲偏遠地區的旅行者可能不會想到,這裏曾經是最先進、最自由思想的堅強堡壘;他們也不會想到,在這些深受路德思想影響的陰鬱山脈之間,有一個小村莊,在這裏,出現了世界上第一個為建立實際的寬容體製而製定的明確計劃。
出於好奇,我最近花了一上午時間,在圖書館讀了一份書目,書目列出了我國青年了解曆史的全部最受歡迎的教科書。沒有一本提到蘇西尼派或者蘇西尼叔侄。這些書都從社會民主派直接跳到漢諾威的索菲亞,從索比斯基跳到薩拉森。偉大的宗教改革領袖都在其中,包括歐哥朗柏迪和一些次要人物。
其中一本僅提到了兩個偉大的錫耶納人文主義者,但他們似乎隻在路德或加爾文言行記錄的含混附錄中出現過。
預言是危險的。然而,我覺得,在此後三百年的曆史中,所有這一切都會改變,蘇西尼叔侄也會占據他們光輝的一小章,曆史上宗教改革的英雄們隻能放到篇尾的次要位置。
這些英雄的名字要是放在腳注的位置,會非常顯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