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紀時期,人們常說城市的氛圍是有利於自由的。
確實如此。
站在高高石牆後麵的人,盡可以安全地對男爵和教士們嗤之以鼻。
不久,歐洲大陸的情況有所改善,世界貿易慢慢複蘇,另一種曆史現象開始出現。
出現了這樣一種說法,即貿易有益於寬容。
大家可以去驗證一下這種說法,在我們國家的任何地點,任何一天,尤其是星期天。
俄亥俄州溫斯堡可以支持三K黨,但是紐約不行。假如紐約人掀起一場排擠猶太人、天主教徒和普通外國人的運動,華爾街都會感到恐慌,也會出現勞工運動,整個城鎮都會遭到破壞,根本別想收拾。
在中世紀後半葉,也存在這種情況。莫斯科是一個小小公爵的所在地,它可以對異教徒大發雷霆。然而,作為國際商業橋頭堡的諾夫哥羅德必須要小心翼翼,唯恐冒犯經常光顧他們市場的瑞典人、挪威人、德國人或者弗蘭德商人,否則,就會把他們趕到維斯比。
一個純粹的農業國家,可以讓它的農民欣賞到一係列節日般的宗教審判儀式。然而,如果威尼斯人、熱那亞人或者布魯日人,在城市的外國人中發動一場異教徒屠殺,所有外國商業公司代表會立即逃走,他們會撤走所有資金,後果是讓整個城市徹底衰敗。
一些國家天生就不會學習別人的經驗教訓。它們受到所謂“忠於信仰”的思想的驅使,魯莽地把“真正信仰”的敵人驅趕出去。結果,它們要麽消失,要麽淪落為第七等國家。
然而,商業國家和城市的管理者通常非常尊重既有事實,清醒地知道黃油應該抹在麵包的哪一麵,因此,會保持一種精神上的中立狀態。天主教徒、新教徒、猶太人、中國人都可以正常做生意,並忠於他們自己的宗教信仰。
為了體麵,威尼斯通過了一項反對加爾文教派的法律。然而,十人委員會卻小心地告訴他們的憲兵,這個法令不能執行得太嚴,除非那些宗教異端想占領聖馬可大教堂,並把它變成自己的禮拜堂,否則,就不要管,讓他們想怎麽拜神就怎麽拜神。
他們在阿姆斯特丹的好朋友們也是這樣做的。每個周日,牧師們嚴厲譴責“妓女”(指羅馬教會)的罪孽。但是,在下一個街區,可怕的天主教徒正在不顯眼的房子裏靜靜地聽著彌撒,外邊還有新教警長站崗,唯恐哪個日內瓦教義問答手冊的狂熱崇拜者會破壞這個犯禁的集會,嚇跑那些給城市帶來利益的法蘭西和意大利參觀者。
這絕不是說,在威尼斯或阿姆斯特丹參加彌撒的人,不再是他們各自教派的信徒,他們和過去一樣,依舊是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不過,他們知道,漢堡、呂貝克、裏斯本的一打經商異教徒的好意,要比日內瓦或羅馬一打寒酸教士的讚許更有價值。他們也就這麽做了。
蒙田的祖父、父親做過鯡魚生意,母親是猶太裔西班牙人。如果把他的自由啟蒙思想和他的這種家庭背景聯係起來,似乎有些牽強。可我覺得,他的祖先的經商活動,對他的思想觀點有很大影響。他當兵和做政治家時,尤其厭惡宗教盲信和偏執,我認為這都源於離波爾多碼頭不遠處的一個小魚店。
假如我能當麵對他說這些,蒙田本人不會感謝我的。他出生的時候,所有的經商痕跡,都已小心地從華麗的家族族徽上抹掉了。
他的父親獲得了一些財產,為了把兒子培養成紳士,他大把地花錢。在蒙田剛會走路的時候,私人教師就開始向他灌輸拉丁語和希臘語。六歲的時候,蒙田就被送進了高級學校。十三歲的時候,他便開始學習法律。在他不到二十歲的時候,就已經成為羽翼豐滿的波爾多議會成員。
後來,他在軍隊和法庭裏做過事,直到三十八歲。他父親去世後,他退出了所有活躍事務,把餘生的時間全部用在了養馬、養狗、看書、寫書上,他在這些事情中學到了很多東西。
蒙田是個很有時代特點的人,身上有好些弱點。他從來沒有擺脫過某些矯揉造作,這個魚商的後代相信這些才是真正紳士應該具備的品質。直到去世,他還說自己根本不是什麽作家,隻是一個鄉村紳士,偶爾利用冬天的閑散時間,就一些有點哲學內容的題目寫點隨想而已。這純粹是騙人。如果有誰把自己的內心、靈魂、美德、缺點以及一切都寫進書中的話,那他就是不朽的達唐尼恩的快樂鄰居了。
這樣的內心、靈魂、美德和缺點,在本質上都應屬於寬宏大量、受過良好教育、愜意的人的,因此,蒙田的所有作品不僅僅是文學作品,儼然成了一種基於常識和普通情理的生命哲學。
蒙田出生於天主教家庭,一直是一個天主教徒。他年輕時,是天主教貴族聯盟的活躍成員,這個聯盟是由法國貴族組成的,目的是把加爾文主義趕出法國。
1572年8月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蒙田聽說教皇格裏高裏八世屠殺了三萬法國新教徒,並舉行慶祝,他便永遠離開了教會。他沒有加入另一方,他依然遵守俗套,避免口舌。但是,在聖巴塞洛繆大屠殺之後,他的作品和馬庫斯、埃皮克提圖以及其他希臘和羅馬哲學家的著作便如出一轍了。他的《論良知自由》就很值得紀念。在這本書中,他說話的語氣,就像是伯利克裏同時代的人,而不是女皇陛下凱瑟琳·德·梅迪奇的一位仆人。他還用叛教者朱利安的一生為例,說明真正寬容的政治人物應該完成的使命。
這是非常短的一章,隻有五頁紙,你會在第二本書第十九章中找到。
蒙田已經見識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有多麽固執和無可救藥。他們主張的絕對自由隻會引起新的內戰爆發。然而,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就不再把匕首和手槍枕在枕頭下麵時,一個明智的政府應該盡可能不去幹涉別人的內心良知,而應該鼓勵所有臣民按照最能獲得心靈幸福的方式熱愛上帝。
蒙田既不是唯一一個,也不是第一個產生這種思想,並敢於公開表達這種思想的人。早在1560年,凱瑟琳·德·梅迪奇的前大臣邁克爾·德·霍皮托和一位曾在幾個大學學習的學生就提出,對宗教異端隻用口頭論戰即可。他的驚人思想的理由在於:就本質而言,良知不可能屈從於武力。兩年以後,在他的努力下,頒布了《皇家寬容法案》。這個法案賦予胡格諾教派召開會議討論其教會事務的權利,他們可以像自由獨立的教派一樣行事,而不僅僅是被默許存在的一個小教派。
非常受人尊重的巴黎律師讓·博丹,也做過類似表述,認為國王無權使用暴力強製其子民信仰某種宗教。
大臣們的演講和政治哲學家們用拉丁文寫的專著,很難成為暢銷書。不過,隻要是文明人聚在一起,進行有益的談話,就有人傳誦、翻譯、討論蒙田的思想和作品,這持續了三百年多年。
他寫作是業餘的,他堅持說自己純粹是為了樂趣,沒有什麽個人目的,這讓他受到了人們的歡迎。如果一本書被正式歸類為“哲學”,這些喜歡他的人是絕對不會去買(或借)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