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組織的社會”認為,應該把社會的長治久安置於首位。但是,那些智慧和精力非凡的人卻認為,世界的進步都是個人努力所致,而非大眾努力所致,因此,個人的權利比大眾的權利重要得多。為寬容而進行的鬥爭,是“有組織的社會”與那些非凡的個人之間長期鬥爭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承認這個前提是正確的,那麽,我們可以推斷,在任何一個國度裏,寬容一定和大多數民眾所享有的個人自由程度成正比。
過去,一位非常開明的統治者對他的孩子說過,“我堅信‘待人寬容如待己’的原則,我期待所有心愛的臣民對他們周圍的人們表現出寬容,否則就要承擔一些後果。”
當然,這種情況下,熱切的民眾會趕緊儲存大量的上麵莊重刻著“寬容第一”的官方徽章。
這些突然的轉變,是因為他們害怕皇帝陛下的劊子手。這種轉變一般不會太長久。而且,皇帝除了威脅外,還必須按照政治實用原則,循序漸進地進行知識教育,才能讓這些轉變有效果。
這樣的幸運情況在十六世紀後半葉的荷蘭共和國曾經出現過。
首先,這個國家有幾千個半獨立的城鎮和鄉村,在這裏生活的多數是漁民、海員和商人,這三種人習慣於行動自由。他們的行業特點決定了他們做事果斷,並對偶然出現的情況做出正確判斷。
我絕不是說,他們比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更聰明、頭腦更開闊,但是,苦幹和不屈不撓的勁頭,讓他們成為了北歐和西歐全部穀物和魚類的搬運者。他們清楚,天主教徒的錢和新教徒的錢是一樣的,他們更喜歡付現錢的土耳其人,而不喜歡要賒欠六個月的長老派成員。因此,這裏是進行寬容小實驗的理想地方,而且,正好有個合適的人,來到了合適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這個合適的人,是在合適的時候,來到了這個合適的地方。
“欲統治世界,必先了解世界”。沉默的威廉即是這句古老格言的鮮明例證。他年輕時很時尚,生活富有,社會地位顯赫,曾給當時的國王當過私人秘書,在宴會和舞會上揮金如土,娶了好幾個名聲顯赫的女繼承人,過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他不是一位勤奮好學的人,對他而言,賽程圖要比那些宗教小冊子重要得多。
宗教改革帶來的社會動**,起初給他的印象並不如勞資糾紛那麽嚴重,他以為這種事情可以通過一些簡單策略,外加幾個肌肉發達的警察就可以解決。
但是,一旦認識到國王和民眾間衝突的真正本質,這個和藹的封建領主也就突然變成了極有能力的領袖。他領導的事業都是當時最失敗的事業。他的宮殿、馬匹、金器、地產,很快全部被賣掉了。這個來自布魯塞爾的有錢公子,成了哈布斯堡家族最頑強、最成功的敵人。
然而,財富的變化並沒有影響他的個人性格。富足時,威廉曾是哲學家。當他住在幾間租來的房子裏,不知道如何支付星期六的洗衣費時,他依然是位哲學家。他曾盡全力挫敗了一個主教的計劃,這個主教試圖建立足夠多的絞刑架以對付所有新教徒。如今,一些狂熱的加爾文教徒想徹底鏟除天主教徒,他想以同樣的努力去挫敗他們。
他的目標幾乎沒有什麽成功的希望。
大約二三十萬人已經被屠殺,宗教法庭的監獄裏擠滿了等待殉教的人。在遙遠的西班牙,新兵正在不斷被征召入伍,準備粉碎尚未在歐洲其他地區蔓延的叛亂活動。
想讓為命運而戰的人,去愛那些剛剛絞死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人,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憑自己的榜樣和他對反對者的和解態度,威廉向他的追隨者們表明,一個有人性的人,是不受那種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摩西律法的影響的。
在這場為了公共道德而進行的鬥爭中,他獲得了一位有名人物的支持。在高達教堂裏,人們至今可以看到一篇簡短而奇特的墓誌銘,上麵記載著德克·科恩海特的美德,他就葬在了這裏。科恩海特是一位很有趣的人,他家境富裕,年輕的時候廣泛遊曆,非常了解德國、西班牙和法國這幾個國家。遊曆結束後,他返回了自己的祖國,並和一位不名一文的女孩相愛,他謹小慎微的父親不同意這門親事。但是,兒子還是結了婚。父親做了古代家長們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做的事:他指責兒子不孝,剝奪了他的繼承權。
這自然引起很多麻煩。科恩海特不得不外出謀生。他很有才華,學會了一門手藝,成了一名銅雕匠。
哎呀!隻要你是荷蘭人,就要學會說教。夜晚來臨,他急忙放下雕刻刀,拿起鵝毛筆,記下當天所發生的事情。他的格調在今天看來不是那麽有趣兒,但是,他的書包含了很多溫和的思想觀念,和伊斯拉莫斯的作品一樣,這讓他交了很多朋友,讓他和沉默的威廉有了來往。威廉非常讚賞他的能力,並聘請他做自己的私人顧問。
當時,威廉正在忙於一場奇怪的論戰。飛利浦國王在教皇的協助和慫恿下,正試圖清除人類的敵人威廉,他以二萬五千塊金幣、貴族特權、赦免一切罪錯為報酬,找人去荷蘭殺掉這個異端。威廉已有五次死裏逃生了。他覺得,用一係列小冊子駁倒飛利浦國王是自己的責任,科恩海特為他提供了幫助。
哈普斯堡家族是這些小冊子的目標。要讓哈普斯堡家族變得寬容,當然是空想。整個世界都在注視著威廉和飛利浦國王之間的決鬥。有人翻譯了一些小冊子,人們廣泛閱讀,這些小冊子引起了民眾的廣泛討論,而此前,人們對很多話題隻能偷偷談論。
很可惜,這些爭論持續時間不長。1584年7月9日,一位法國的年輕天主教徒獲得了那二萬五千塊金幣。六年之後,科恩海特去世了。他把伊斯拉莫斯著作翻譯成荷蘭方言的工作尚未完成。
接下來的二十年間,戰爭的喧囂淹沒了各派神學家們的咒罵聲。敵人終於被逐出了新共和國疆域,但沒有了威廉那樣的人來主持國務。眾多教派瘋狂地互相爭鬥,而此前它們勉強結成的聯盟,完全是為了對方西班牙雇傭兵。
當然,他們需要爭吵的理由,哪個神學家沒有抱怨過呢?
在萊頓大學,有兩位觀點不一致的教授,這絲毫不新鮮。但是,這二位教授爭論的是意誌自由問題,這個似乎就有些嚴重了。興奮的人們馬上加入到了爭論中,不到一個月時間,整個國家分化成兩個敵對陣營。
一方是阿米尼烏斯的朋友們。
另一方是戈馬羅的追隨者。
盡管後者出生在荷蘭,他一生幾乎都生活在德國,是條頓教育體係的傑出產物。他學識廣博,卻又缺乏普通常識。他精通希伯來的神秘世界,而他的心跳卻遵從阿拉姆語的語法規則。
他的對手阿米尼烏斯則完全不同。阿米尼烏斯出生在離斯泰恩修道院不遠的一座小城,伊斯拉莫斯曾經在此度過了不幸的青年時期。在他孩童時期,他結識了一位鄰居,即著名的數學家和馬爾堡大學天文學教授。這個人名叫魯道夫·斯涅耳,他把阿米尼烏斯帶回德國去接受良好教育。但當這個小男孩在第一個假期回到家裏時,發現他的家鄉遭到了西班牙人的洗劫,他的親戚全都遭到了殺害。
這似乎表明,他的前途已經斷送了。但是,一些好心的有錢人聽說了這個孤兒的悲慘遭遇,他們湊了一筆錢,把他送到了萊頓大學學習神學。他刻苦學習,五六年時間就學完了全部課程,接著,又向南去尋找新的知識源泉了。
在當時那個年代,出類拔萃的學生,很容易找到一個願意為自己進一步學習而出資的人。不久,阿米尼烏斯就拿到了阿姆斯特丹一些行會提供給自己的證明,愉快地踏上了前往歐洲南部的求學之路。
作為一個頗受尊重的神學畢業生,他首先來到了日內瓦,此時,加爾文已經死了。不過,他的忠實助手西奧多·伯撒成了加爾文教派的領頭人。這個獵殺異端的老手嗅覺很敏銳,很快聞出了這個年輕荷蘭人學說裏的拉米斯主義思想,阿米尼烏斯的訪問行程也因此被縮短。
拉米斯主義對於現代讀者而言毫無意義,但是,三百年前,拉米斯主義被看做是一個極其危險的宗教新生事物。那些熟悉米爾頓匯編著作的人都清楚,拉米斯主義的發起人是一位名叫皮埃爾·德·拉·拉梅的法國人。作為一名學生,拉梅最終徹底厭煩了教授們的陳舊方法,於是,選擇了一個令人吃驚的博士論文題目:《亞裏士多德的一切理論都是絕對錯誤的》。
不用說,這個題目並沒有得到老師們的喜歡。幾年以後,他在幾本著作裏詳盡闡述了自己的思想,他的死是一個必然的結局,他是聖巴塞洛繆屠殺第一批犧牲者之一。
他那些令人厭惡的書籍,沒有隨著作者一起被殺掉。拉米的獨特邏輯體係在北歐和西歐受到了廣泛歡迎。然而,那些所謂真正虔誠的人們認為,拉米斯主義是通向地獄的暗號。有人勸阿米尼烏斯去巴塞爾。自從這個不幸的城市受到了伊斯拉莫斯的迷惑以來,“自由者”在那裏就被看做是好公民了。
阿米尼烏斯受到這樣的警告後,去了北部地區。接著,又做出了一些不同尋常的決定。他大膽地來到了反對者的地界,在巴杜大學學習了幾個學期,並去了羅馬。1587年,他返回了自己的國度,他在國人眼裏,儼然是極其危險的人物。但是,他既沒有長出角,也沒有長出尾巴,並漸漸地獲得了人們的好感,允許他擔任阿姆斯特丹的牧師之職。
他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而且,還在一次瘟疫爆發中獲得了英雄的美名。不久,他受到了人們的真誠擁戴,讓他負責重建這個城市的公共教育體係。1603年,他作為一位羽翼豐滿的神學教授前往萊頓時,全城人對於他的離去無不感到深深的遺憾。
假如他事先知道在萊頓等待他的是什麽,我肯定,他絕不會去那裏。當他剛到萊頓時,“墮落前預定論者”和“墮落前預定論者”之間激戰正酣。
從阿米尼烏斯受過的教育及其秉性來說,他屬於墮落後預定論者。他不想對持前預定論的同事戈馬羅有什麽偏見,但是,前預定論和後預定論之間是無法妥協的。於是,阿米尼烏斯不得不公開宣稱,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墮落後預定論者。
當然,讀者可能會問,什麽是“墮落前預定”,什麽是“墮落前預定”呢?說實話,我也不知道,我研究不透這些東西。但是,根據我的理解,這種古老的爭執發生在兩類人之間,一些人認為人在某種程度上擁有自由意誌,能夠設定自我目標,如阿米尼烏斯;另外一些人,如索福克裏斯、加爾文和戈馬羅等,他們認為,人生命裏的一切在出生以前就預先注定了,因此,我們的命運完全依賴於創世之初的投擲聖骰子來決定。
公元1600年,絕大多數的北歐人都屬於前預定論者。他們喜歡聆聽布道,說除了他們以外的其他人會最終毀滅。一些膽敢宣揚善意和仁慈信條的牧師,立即被懷疑有罪。而這些牧師的對手,像那些不願開出苦口藥物的醫生一樣,因為善良而耽誤了治病,將病人置於死地。
萊頓愛傳閑話的婦人們一發現阿米尼烏斯是一個後預定論者,他發揮作用的機會便沒有了。這個可憐的家夥,在朋友和支持者的一片指責狂潮中離開了塵世。後來,後預定論主義和前預定論主義都進入了政治領域,這在十七世紀是不可避免的。前預定論者在選舉中占據了上風,後預定論者被宣布為公共秩序的敵人,成了國家的叛徒。
這場荒唐的爭吵還沒結束,共和國第二任奠基人奧登·巴恩維爾特就腦袋夾在兩腳之間死去了。格勞秀斯的溫和性格,讓他成為了第一個宣揚公平國際法體係的偉人。可此時,格勞秀斯是瑞典女王皇宮裏的一位食客。威廉的事業似乎完全付之東流。
但是,加爾文主義並沒有取得所希望的勝利。
荷蘭共和國僅僅是一個名義上的共和國,實際上,它不過是幾百個有影響的家族統治下的商人和銀行家的俱樂部。這些紳士們對於平等和博愛根本不感興趣,然而,他們確實信仰法律和秩序,他們認可並支持已有的教會。在星期天,他們前往白色的大房子中,這裏以前是天主教教堂,而現在卻成了新教徒的演講廳。但到了星期一,當教士想拜訪市長大人和議員們,並抱怨這抱怨那的時候,這些大老爺們卻正在“開會”,無法接待這些虔誠的紳士們。如果他們堅持下去,甚至召集幾千忠實信徒到市政廳前“示威”,那麽,這些官老爺也會和善地收下書寫得工工整整的抱怨投訴和建議。但是,一旦大門把最後一個穿黑袍的請願者關在門外之後,這些官老爺就會用這份文書點燃他們的煙鬥。
他們采納了“一次足夠,無須太多”這個有用而實際的說法。他們對發生在可怕的偉大前預定論內戰期間的事情感到極度恐慌,因此,他們毫不妥協地鎮壓了所有形式的宗教狂熱活動。
後來的人們並不總是對那些貴族友善。無疑,他們把國家看做是自己的私人財產,並不能區分哪些是國家利益,哪些是他們的個人利益。他們缺乏帝國長治久安的遠大目光,幾乎總是小事聰明大事糊塗。但是,他們做的某些事我們應該從內心感到讚賞。他們把國家變成了一個國際交流場所,具有各種思想的各種人,都可以自由地發表言論、思考、寫作、出版。
我並不想描繪一幅過於樂觀的圖畫。在處處受到大臣的威脅之下,市政議員不時地要鎮壓天主教的秘密協會,或者沒收某些喧囂的異端印製的小冊子。一般而言,隻要不爬上市場裏的演講台上指責宿命論,不把大念珠帶到餐館,不要在哈勒姆南方衛理公會教堂裏否認上帝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就沒人來管你。近二百年來,對世界其它地方因為個人思想而受到迫害的人們來說,荷蘭共和國都是名副其實的休養港灣。
不久,這個複樂園的謠言廣泛傳開了。在之後的二百年裏,荷蘭的印刷廠和咖啡館裏擠滿了形形色色的狂熱者,他們是一支奇異的精神解放新隊伍的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