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無法理解曆史上的有些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曆史上某些藝術家和文人的作品數量。

現在的作家有打字員、錄音機、秘書和自來水筆,他們每天隻能寫三四千字。莎士比亞是怎樣寫出三十七部戲劇的呢?他有很多其它事情分心,他用的是鵝毛筆,還有一個喋喋不休的老婆。

羅培·德·威加曾經是西班牙無敵艦隊的老兵,一生都很忙碌,他是怎麽找到那麽多的紙墨,寫出了一千八百部喜劇和五百篇文章的呢?

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個什麽樣的人呢?房間裏有二十個吵吵鬧鬧的孩子,他卻還能創作出五部清唱劇、一百零九部教堂大合唱、三部婚禮大合唱、十二部讚美詩、六部莊嚴彌撒曲、三支小提琴協奏曲、七部鋼琴和管弦樂隊協奏曲、三部雙鋼琴協奏曲、兩部三鋼琴協奏曲、三十部管弦樂普,還寫了很多笛子、大鍵琴、風琴、大提琴、圓號的曲子,足以讓一個普通的音樂專業學生忙活一輩子。

再有,像倫勃朗和魯本斯這樣的畫家,他們到底有多勤奮、有多努力,能在三十年時間裏,每個月都創作出四幅作品?出身卑微的安東尼奧·斯特拉迪瓦裏,又是如何隻用一生的時間,就製作出了五百四十隻小提琴、五十隻大提琴和十二隻中提琴的呢?

我現在不想討論這些人的大腦如何能設計出這麽多的故事情節,聽這麽多的旋律,看這麽多的不同的顏色和線條組合,選擇這麽多的材質。我隻對大腦的“體力”感到納悶兒。他們是怎麽完成這些的呢?他們不睡覺嗎?他們不休息一下,玩一玩台球嗎?他們從來就不累?他們沒聽說過神經緊張嗎?

十七、八世紀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完全沒有生活規律,不在乎吃喝什麽,完全沒有意識到作為光榮的人類一員的高尚目標。但是,他們有的是時間,他們的藝術和智慧成果驚世駭俗。

適用於藝術和科學的東西,也同樣適用於苛求的神學理論。

回到二百年前的任何一家圖書館,人們會發現,在這些圖書館的地下室或閣樓裏都塞滿了各種八開、十二開、十八開的小冊子、布道書籍、討論、駁斥、文摘和評論,用皮革、羊皮紙和紙裝幀著,全都布滿了灰塵,被人遺忘,但都毫不例外地包含著廣博的知識,即便這些知識可能沒有什麽用處。

他們所探討的主題以及用詞,對於我們現在來說早已失去了意義。不過,無論如何,這些發黴的匯編資料曾經發揮過作用,即便它們沒有別的任何貢獻,至少還清潔了空氣。他們至少解決了他們討論的問題,讓有關的人感到滿意,抑或讓讀者們相信,那些特殊的難題不可能是邏輯推理和辯論就能解決的,因此,丟在那兒也無所謂。

這聽起來好像是諷刺挖苦式的恭維。然而,我希望未來三十世紀的批評家們在費力地讀完我們自己遺存的文學和科學成就的時候,能夠仁慈一些。

巴魯克·斯賓諾莎是本章的主人公。他在作品數量上沒有盲從時代的潮流,他的作品隻有三四本小書,幾捆信件。

然而,要把他在倫理學和哲學上探討的深奧問題,用正確的數學方法來解決,所需要的研究量,足以嚇退任何健康的正常人。這位可憐的肺病病人試圖通過乘法口訣表的方式到達天堂,卻因此累死了。

斯賓諾莎是猶太人。不過,那時候,他的民族還沒有遭受貧民區那樣的苦難。他們的祖先已經在西班牙半島定居,此時,這裏是摩爾人居住的地方。西班牙被收複後,實施了一項叫“西班牙人的西班牙”的政策,最終,西班牙垮台了。斯賓諾莎家族被迫離開了古老的家園,他們去了荷蘭,在阿姆斯特丹買了一幢小房子,辛勤工作,積攢了一些錢。不久,就成了遠近聞名的非常受人尊重的“葡萄牙殖民地”的一員。

盡管如此,小巴魯克還是知道了自己的猶太人身份,這主要是因為他在塔木德學校所接受的教育,而不是因為周圍孩子們的譏諷。因為荷蘭共和國充滿著階級偏見,幾乎無暇顧及種族偏見,因此,在北部和須德海沿岸尋求避難之所的外族總能過上和諧平靜的日子。這是當時荷蘭生活的最大特點。當時的旅行者,從來不會忘記在他們的“紀念之旅”中提到這些,他們有很充分的理由提及。

在歐洲很多地方,即便到了近些年,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關係也很緊張。兩個種族間的這場爭吵無法解決的原因在於,雙方都有正確的一麵,也都有錯誤的一麵,雙方都有理由認為自己是對方不寬容和偏見的受害者。本書提出的理論是,不寬容僅僅是一種自我保護形式。很明確,隻要他們信仰各自的宗教,基督徒和猶太人就會認為彼此是敵人。首先,他們都認為自己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其他民族的上帝都是假的。其次,他們都是對方極其危險的商業對手。跟當初作為移民來到巴勒斯坦一樣,猶太人作為移民來到了西歐,來尋找新的家園。那個時代的的工會,也即“行會”,不可能允許他們從事某種行當,因此,他們隻好臨時開起了典當鋪和銀行滿足自己的經濟需要。在中世紀,這兩個很相近的職業,對於體麵的人而言並不是什麽好職業。在加爾文時代之前,教會對金錢很厭惡,甚至認為收利息是一種犯罪行為。這真的讓人難以理解。當然,高利貸是任何官府都不會容忍的,巴比倫人早在四千年前就通過嚴格的律法,禁止從別人的錢中獲利的錢商活動。在幾千年前寫下的《舊約》的幾章裏,我們也能看到,摩西明確禁止他的追隨者以收高利息為目的借錢給別人,除非借給外國人。後來,偉大的希臘哲學家們,包括亞裏士多德和柏拉圖,都非常反對以錢生錢的做法。教會的神父們在這個問題上態度更加明確,在整個中世紀,人們極其鄙視放債者,但丁甚至專門為他的銀行家朋友在煉獄中準備了特殊的小壁龕。

從理論上,或許可以證明典當業者和他的同類----銀行從業者,是不受歡迎的人,如果沒有他們,世界或許會更好一些。然而,一旦世界不再隻從事農業生產,那麽,不借助貸款的話,連最簡單的交易行為都幾乎不可能。因此,放債人成了必要的魔鬼。基督徒認為猶太人注定要遭到天譴,那就讓他們從事這些行業吧,這些行業雖然是必需的,但體麵人是不會幹的。

就這樣,這些不幸的出逃者被迫從事起這些令人不喜歡的行業,很自然地成了窮人和富人的敵人。他們有了立足之地後,人們對他們更加敵視,辱罵他們,把他們限製在城市的最髒亂之處。在情緒極度激動的時刻,還把他們作為邪惡的不信教者絞死,或當做基督教變節者活活燒死。

真是愚笨至極。這些無休止的騷擾和迫害,不可能讓猶太人去喜歡周圍的基督教徒。其直接結果是,大量的一流人才從公共交往中消失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本可以推動商業、科學和藝術事業,卻不得不把精力和智慧空耗在某些舊書本裏的晦澀難題和鑽牛角尖的邏輯推理;上百萬無助的青年男女注定要在發臭的房子裏過著不正常的生活,一方麵要聽著長者的說教,長者說自己是上帝挑選出來的人,一定要在地球上延續,並繼承所有的財富,另一方麵,還要受到周圍人的詛咒,罵他們是豬玀,應該去上絞刑架,他們成天嚇得要死。

要想讓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生活的人正常地看待生活,幾乎是不可能的。

猶太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基督教徒的壓迫下采取極端行為。當他們憤怒地反抗壓迫者說,他們被人稱作“叛徒”、“不懂感激的惡棍”,應該受到更多的羞辱和限製。然而,這些限製隻有一個結果,那就是讓心懷不滿的猶太人進一步增多,讓更多的人受到精神傷害,讓猶太人聚居區成為一個雄心受挫、仇恨壓抑的可怕之地。

斯賓諾莎出生在阿姆斯特丹,因而躲過了親戚們生來就遭受的悲慘境遇。他先是進了猶太教堂掌管的學校,在他掌握了希伯來語之後,就被送到了著名而博學的弗朗西斯科·阿皮尼厄斯·凡·德·恩德博士那裏,接受拉丁語和科學教育。

一如他的名字一樣,弗朗西斯科博士是一位天主教徒。據說他畢業於盧萬大學。按照城裏一位最有見識的執事的說法,他是一位偽裝的耶穌會成員,屬於危險人物。然而,這純屬胡言亂語。恩德年輕時代在一所天主教神學院學習了好幾年,然而,他的心並不在此。於是,他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安特衛普,去了阿姆斯特丹,並開了一所私人學校。

在讓學生喜歡上傳統課程方麵,他有著卓越的能力。因此,盡管他過去有教皇派曆史,阿姆斯特丹的加爾文信徒還是非常願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給他,並感到非常自豪,因為在六步格詩和變格上,他學校裏的學生總是比其他學校的孩子要學得好。

恩德教小巴魯克拉丁語。但是,作為科學領域一切最新發現的熱心追隨者,作為喬爾丹諾·布魯諾的偉大崇拜者,他自然教給了這個小男孩兒一些特別的東西,這些東西在正統猶太家庭裏一般是不會提到的。

與當時的傳統做法不同的是,年輕的斯賓諾莎並沒有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生活在學校,而是住在家中。他淵博的學識讓家人頗感吃驚。所有的親戚都稱他是小先生,都給他零花錢,他並不亂花錢,而是用這些錢購買了很多哲學方麵的書籍。

有一個人特別讓他著迷。

這就是笛卡爾。

勒奈·笛卡爾是個法國貴族,出生在圖爾和普瓦捷之間的一個地方。一千多年前,查理曼大帝的祖父曾經在此擋住了企圖征服歐洲的伊斯蘭教徒。還不到十歲的時候,笛卡爾就被送到了耶穌會接受教育,一呆就是十年。他惹了很多麻煩,因為他有自己的思想,而且對沒有親眼見到的東西他絕不輕易不相信。大概隻有耶穌會才清楚該如何對付這樣的問題小孩兒,讓他們好好接受教育。假如我們現代教育也能研究一下洛耀拉教育方法的話,我們也會出現更多像笛卡爾這樣的人了。

在勒奈二十歲的時候,他應征入伍。在荷蘭,納蘇的莫裏斯徹底地完善了他的軍事體係,他的部隊成了有雄心的年輕人的搖籃,人人都想成為將軍。笛卡爾拜訪納蘇親王總部的經曆,大概是很奇怪的。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怎麽會在一個新教徒首領手下做事呢?這聽起來就是嚴重的背叛。但是,笛卡爾對數學和彈道學很感興趣,對宗教和政治絲毫則沒有興趣。因此,當荷蘭和西班牙達成停火協議之後,他就離開了部隊,去了慕尼黑,在巴伐利亞的天主教公爵麾下打了一段時間仗。

不過,這場戰役時間並不長。當時仍在進行中的重要戰鬥發生在拉羅謝爾附近,胡格諾派正在抵抗黎塞留派。於是,笛卡爾又回到了法國,研究高深的攻城技術。然而,兵營生活開始讓他感到恐怖,他決定放棄軍隊生涯,致力於哲學和科學研究。

他有一點微薄收入,他不想結婚,他的願望不多,隻盼望過上一種安靜快樂的生活。他如願以償了。

我不清楚他為什麽選擇荷蘭作為居住地,不過,荷蘭卻是一個印刷、出版和書店業比較發達的國家,隻要人們不去攻擊政府或者宗教,關於出版審查的法律就是一紙空文。而且,他從來沒有學過這個國家的語言,因此能夠避開那些不受歡迎的家夥和那些沒有意義的閑聊,可以把所有時間和精力用於自己的工作上。

對於一個當過兵的人來說,這種生活似乎有些沉悶,而笛卡爾生命中有自己的目標,他非常滿足於這種自我放逐式的生活。多年來,他變得非常確信,世界仍然陷於深不見底的無知之中;當時所謂的“科學”也遠非是真正的科學;不鏟除過去錯誤和虛假的東西,就根本談不上什麽總體進步。過去的錯誤可不少,然而,笛卡爾擁有巨大的耐心。在他三十歲的時候,他著手開創了一套全新的哲學體係。然後,他又把幾何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加入了自己的初始體係之中。他完成了任務的過程中,毫無思想偏袒,以至於天主教徒指責他是加爾文教徒,而加爾文教徒咒罵他是無神論者。

這種叫嚷聲傳到了他的耳朵裏,但絲毫沒有對他產生什麽影響。他平靜地堅持自己的研究工作,去斯德哥爾摩同瑞典女王探討哲學問題,最後,平靜地死在了這座城市。

笛卡爾哲學在十七世紀的人們當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就如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達爾文主義一樣。在1680年,要是誰是笛卡爾信徒,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也是極不體麵的。這就相當於宣布自己是現有社會秩序的敵人,是蘇西尼派,是低等人,因為自己信仰的問題把自己和周圍體麵的人隔離開來。然而,這並沒有阻止大多數知識階層接受笛卡爾哲學,就像我們的祖輩們熱情地接納達爾文主義一樣。然而,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統猶太人中,這些問題從來沒有被人提起過。笛卡爾哲學既沒有在《塔木德經》中提及,也沒有在律法中提及,因此,也就相當於是不存在的東西。如果人們發現一個叫巴魯克·斯賓諾莎的人的思想裏,有笛卡爾哲學的成分時,猶太教會就會調查此事,並采取官方行動,那麽這個斯賓諾莎也就會不存在了。

此時,阿姆斯特丹的猶太教會正經曆一場嚴重危機。當小巴魯克十五歲時,另一個葡萄牙逃亡者烏列爾·阿科斯塔也來到了阿姆斯特丹,發誓棄絕天主教,回歸前輩的猶太教,因為他是在受到死亡威脅的情況下才接受天主教的。但是,這個阿科斯塔可不是一個普通的猶太人,他是禮帽上插著羽毛、腰間配著寶劍的紳士。那些在日耳曼和波蘭學校培訓過的荷蘭拉比的傲慢態度讓他感到非常不愉快。他很自負,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

在這麽小的一個環境中,這種公開藐視的做法不可能得到人們的寬容。一場充滿仇恨的戰鬥緊隨而至。一方是孤獨的夢想者、半先知半貴族,另一方是無情的法律護衛者。

結局是悲劇。

首先,當地警察指責阿科斯塔是一些褻瀆神靈的小冊子的作者,小冊子公開否定靈魂永在。這讓他陷入了和加爾文派牧師們的糾纏之中。不過,事情很快得以澄清,控告也被撤銷了。不過,猶太教會把這個思想頑固的反叛者驅逐出了教會,並剝奪了他賴以為生的財產。

此後幾個月裏,這個可憐的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遊**,直到最後貧困和孤獨把他逼回了猶太教會。但是他必須首先公開為自己的邪惡行為道歉,任由所有教會成員鞭打腳踢後,才能被允許重新加入教會。這些屈辱讓他徹底崩潰。他買了一把手槍,把自己的腦袋打開了花。

這次自殺事件,在阿姆斯特丹的市民中引起了巨大爭論。猶太教會認為決不能再出現這樣的公共醜聞。當他們發現“生命之樹”中最有前途的學生,受到了笛卡爾新異端思想的浸染時,他們竭盡全力加以掩蓋。他們跟巴魯克商量,如果他答應學好,經常去猶太教堂,不發表任何對抗法律的言論,他就可以每年得到一筆錢。

斯賓諾莎不想考慮這種妥協,他斷然拒絕了。結果,按照古老的《天譴法則》,他被驅逐出了教會。這個法則全是些傑裏科時代的詛咒漫罵。

作為這些詛咒的對象,斯賓諾莎卻平靜地呆在家中。他第二天在報紙上了解到了所發生的事情。一位狂熱的《天譴法則》追隨者,甚至想要了他的命。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肯離開這個城市。

這對拉比的名譽是個巨大的打擊。他們祈求約書亞和以利沙的幫助,看來也是徒然。他們發現自己在幾年的時間裏,再一次受到公開藐視。他們焦慮地來到了市政廳尋求幫助,要求會見市長,痛陳他們剛從教會驅逐出去的這個巴魯克·斯賓諾莎,說他確確實實是個危險分子,是不信仰上帝的不可知論者,因此,不能允許他呆在受人尊重的阿姆斯特丹基督教社區。

這些官老爺們有個癖好,他們什麽也不管,全部交給一個牧師小組委員會去處理。這個小組委員會研究了一下這個問題,發現布魯克·斯賓諾莎並沒有做出什麽冒犯城市法條的行為,於是報告給了官老爺。同時,他們認為教士們應該團結。於是,他們建議市長讓這個非常有個性的年輕人離開阿姆斯特丹幾個月,等這件事平息以後再回來。

從此,斯賓諾莎的生活變得安靜、平和,就像他從臥室的窗戶向外邊看到的風景一樣。他離開了阿姆斯特丹,在萊頓附近的萊茵斯堡租了一處房子,白天磨製光學儀器用的鏡頭,晚上則抽起煙鬥,根據自己的興致,讀點兒或寫點兒東西。他一生沒有結婚。有傳言說他和自己拉丁老師恩德的女兒關係曖昧,然而,他離開阿姆斯特丹的時候,那個女孩才十歲,這似乎根本不可能。

他有幾個非常真誠的朋友,他們一年至少兩次給他提供資助,以便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之中。他非常感激他們的善意,但他更想保持獨立的個性。除了一個年輕富有的笛卡爾主義者一年八十美元的幫助之外,他沒有多要過一分錢,過著一個真正哲學家的清貧日子。

他曾經有機會成為日耳曼的教授,但是他拒絕了。他聽說著名的普魯士國王很願意成為他的庇護者和保護人,然而,他卻回絕了,依然平靜地過著快樂的流亡生活。

在萊茵斯堡呆了幾年之後,他又去了海牙。他的健康狀況一直不是很好。他磨製鏡頭產生的粉塵,讓他患上嚴重的肺部疾病。

1677年,他孤零零地離開了塵世。

讓當地教士們非常難受的是,至少有六輛屬於宮廷顯赫人物的私人馬車來到了這位“無神論者”的墓地。二百年以後,人們在其墓地豎起了一座雕像以示對他的紀念,當時官府派出了很多警察來保護這個莊重儀式,防止狂熱的加爾文主意者的進攻。

這就是關於他的情況。他有什麽樣的影響呢?他隻是一位辛勤耕耘、著書立說的哲學家嗎?他說的話隻是讓奧馬爾·海亞姆憤怒不已嗎?

不!不是!

他的成功,不是依靠他的才智,或他的聽起來蠻有道理的理論。斯賓諾莎之所以如此偉大,是因為他的勇氣和力量。他的民族眼裏隻有一種法律,它包含的是規則在很久很久以前就確定下來的,是不可更改的,是任何時代都適用的。這套精神專製體係,是為職業教士階層創造的,他們稱自己的職責就是解釋這套神聖規則。

他生活的世界裏,精神自由思想,幾乎等同於政治混亂。

他知道,自己的邏輯體係一定既會冒犯猶太人,也會冒犯非猶太人。

但是,他從來沒有動搖過。

他視所有問題為普遍性問題,毫無例外地把它們當做是無所不在之意誌的體現,是終極真理的表現,這個真理即便在世界末日也一樣有效,就跟在創世之初有效一樣。

通過這種方式,他為寬容事業做出了偉大貢獻。

就像他之前的笛卡爾一樣,斯賓諾莎突破了舊宗教規範設定的狹窄界限,以百萬星辰為基礎,大膽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新思想體係。

這樣,他就讓人類在繼古希臘和古羅馬之後,再次成為了宇宙裏的真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