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農民負擔是否合理,事關農村經濟持續發展及農村社會的穩定。盡管中央、省裏三令五申嚴明相關的紀律,但一些地方農民負擔仍然比較重。這些地方的農民負擔為何遲遲減不下來?原因固然是多方麵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同誌過高地估計了農民的經濟實力,甚至擔心抓減負會影響財政收入,影響自身的政績,於是不顧農民的實際承受能力,熱衷於搞達標、集資、攤派,采取竭澤而漁的政策。

不可否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放手發展多種經營,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民收入增加了,絕大多數農民解決了溫飽問題,相當一部分農民走上致富之路。但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農村經濟狀況是“兩頭小,中間大”。已經致富是少數,仍然處於貧困狀況的也是少數,多數是有飯吃,缺錢用,大多數農民還不富裕。尤其是近年來,農產品出現結構性相對過剩,農產品價格低迷,農民收入增加不多,有些地方農民的現金收入還呈下降趨勢。

農民負擔問題既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任何時候都要把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體諒農民、善待農民、愛護農民。辦好事、辦實事既要盡力而為,又要量力而行。要聽取群眾的意見,尊重群眾的意願,不能超越群眾的承受能力,違背群眾的意願,導致“為官一任,造負一方”的現象出現。

事實表明,有的地方之所以容易刮風,片麵追求高速度,弄得事與願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算細賬、不明家底,高估了農民的經濟實力,脫離自身實情。因此,隻有算好賬,才能打好主動仗。

此外,為了減輕農民負擔還應對政府及其幹部政績考核標準進行認真研究,加以完善。現在,我們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代替總產值作為重要考核指標。GDP中由於消除了成本的重複計算因素,因而比總產值指標更為合理。但問題在於這還是一個數量指標,如果僅僅以此考核政府及其幹部的政績與業績,仍會有不少弊端發生:一是隻顧眼前速度而缺少考慮地方及農民的發展後勁;二是弄虛作假“搬磚頭”,並因此出現“幹部升上去,窟窿留下來”的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