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德國作曲家,生於波恩。1792年在維也納師從海頓,從此定居維也納直到逝世。一生譜寫的作品數量眾多,有室內樂、奏鳴曲、協奏曲、歌劇,最為著名的有九部交響曲。
在1762年至1770年,神童莫紮特是當時歐洲音樂天空中的一顆耀眼的明星。他光華四射,光彩照人。就在十歲前後,他已在歐洲各地進行了巡回演出,成為宮廷的常客、奧地利女皇泰萊莎的寵兒。莫紮特的彗星般的升起,激發起波恩宮廷樂隊男高音約翰·貝多芬內心的一個熾熱的願望:他也要把自己的兒子路德維希·貝多芬培養成為一個音樂神童。還在貝多芬四歲時—那是在1774年,也就是在這一年之前,莫紮特結束了他的第三次輝煌的意大利之行—他就開始對兒子展開了嚴格和冷酷的音樂教育,他要孩子按他的意願行事,但是小貝多芬卻經常脫離沉重的、難以辨識的樂譜,樂於在鋼琴上按自己的思想、自由地即興而彈。“這種提琴上的胡拉或者鋼琴上的隨意亂敲”激起老貝多芬的憤怒情緒,經常對孩子大加咒罵,甚至扇以耳光。但是這並不能製止孩子的這類遊戲。當父親又一次責備貝多芬時,小家夥竟然回答說:
“難道這不美嗎?”
父親這次耐心地說:“作曲那是另一回事,你現在還不行。要勤奮按照樂譜彈琴和拉小提琴,這是更重要的。當你有了更大的進步時,那你就能作曲了,你必須還得好好地用腦子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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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年3月29日和30日,貝多芬在維也納第一次公開露麵,登上音樂會的舞台,這是音樂家協會為賑濟已故音樂家的遺孀而舉辦的一次活動。貝多芬並沒有承擔主要節目,他隻是其間“在鋼琴上演奏他自己創作的一首新協奏曲”,這首作品在演奏前還沒有完成。頭一天的下午他還在寫這首協奏曲中的回旋曲,而抄譜員就在門外等待,以便把他完成的作品立刻拿去複製。
貝多芬有點怯場,這使他的腹部疼痛加劇。他青年時期的朋友威格勒弄來些藥以減緩他的痛苦,就是在這種困難情況下,貝多芬完成了這部協奏曲的演奏。他的演出引起了全場的轟動,這位配角成了一個主角,貝多芬的名字迅即傳遍整個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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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位未來的天才在他初期求師於另一個人時,那學生和老師之間的矛盾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貝多芬和海頓就是一個這樣的事例。貝多芬對海頓的授課不滿,因為他覺得自己的進步不快。這位年輕的學生在1795年5月要出版他的鋼琴三重奏、作品第一號,他的老師希望貝多芬在樂譜封麵題上“海頓的學生”的字樣。這使貝多芬陷入窘迫,他覺得他沒有從海頓老師那裏“學到任何東西”,到最終他抹去了這個不情願的副標題,而是把三首鋼琴奏鳴曲、作品第二號獻給他的老師,表達“感謝之情”。
海頓很早就認識到貝多芬的天才,還在1793年11月23日從波恩致大公爵馬克斯·弗朗茨的信中就寫道:“無論他是行家還是門外漢,聽到現在的這些作品都必須公正地承認,貝多芬隨著時間的流逝必將登上歐洲偉大音樂家之一的位置,能做他的老師,我感到驕傲。我隻是希望,他還能留在我身邊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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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樂隊長薩列裏是指導貝多芬作曲的老師,雖然倆人的關係有一段時間十分密切,但是老師總是不能完全理解學生。有一次他發現貝多芬的一個旋律不好,於是就對他大加斥責。第二天薩列裏向他解釋說,那個旋律追逐他到這樣的程度:它整天在他的耳朵裏響個不停。
“呐,”貝多芬隨即說道:“那樣它就不可能是不好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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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還年輕,他的聲名還隻是一位鋼琴演奏家,而不是一位作曲家。在維也納洛勃科維茨公爵家中,貝多芬遇到了一位來自格裏辛格的先生,此人當時在薩克森公使館任專員。他與這位以藝術家庇護人自居的年輕外交官員進行了一場涉及藝術家物質生活保證的必要性,以及他們該怎樣完全以自己的藝術謀生的談話。
貝多芬沒多做思考,就舉了歌德和亨德爾的例子:“我希望我能避免與出版商進行討價還價的交易,找到一個人決定給我畢生享用的一筆固定資金,為此他擁有出版我所有作品的權利。我相信歌德與科塔[1]就是這樣做的,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亨德爾與他的倫敦出版商也是如此。”
“我親愛的年輕人,”那位外交官責怪地說,“我說這話,您不必傷心,您既不是歌德也不是亨德爾,也不可想象,您會成為這樣的人,因為這樣的天才不會再誕生了。”
貝多芬沒有像歌德那樣,幸運地有一個科塔那樣的出版商,可他依然成了能媲美歌德和亨德爾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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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偉大作品是為一個統治者而寫的,這就是貝多芬的第三交響曲。當他完成總譜時,他的封麵上題有這樣的文字:
“偉大交響曲,完成於1804年8月,為波拿巴而寫,路易斯·範·貝多芬,作品第55號”
貝多芬把波拿巴的名字寫在前麵,把自己的名字寫在後麵,他要以這種題詞的形式,把自己的這部作品獻給他心目中的英雄、第一執政官、革命戰士、醜陋的王國的毀滅者、自由精神的拯救者。
一天清晨,貝多芬的學生斐迪南·裏斯衝進貝多芬的房間,帶來了拿破侖稱帝的消息。貝多芬先是十分驚愕,隨之他垂下了頭,然後他怒氣衝天,咆哮起來:“難道他隻是一個普通人?他變成一個獨裁者和一個暴君。”
隨後他跳了起來衝向書桌,把上麵擺放的這部新交響曲複本的封麵撕成碎片,扔到地上,一邊用腳踐踏,一邊不停地唾罵和詛咒,像一個瘋子一樣。
後來他把“為波拿巴而寫”的字樣塗掉。1806年,當這部作品付印時,他題上:
“英雄交響曲,為紀念一位英雄而作”
多年之後,當他在寫《莊嚴彌撒曲》時,聽到拿破侖死於聖·海侖娜島上的消息。他瞬間停了下來,望向遠處,平靜地說道:“二十多年以前我為這個悲慘的結局寫了恰如其分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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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1799年,有一天貝多芬又一次陷入多次發生過的窘境,他又一次一文不名。這時監理會成員阿門達來訪,大師向他訴苦說,我得付房租,可我根本不知道該從哪能弄到錢。
“這太容易了,”阿門達回應說,隨即走到鋼琴前,彈出一個主題“痛苦和歡樂”,然後說道:
“你聽到了吧?我現在離開你,給你三個小時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你進行變奏並把它寫下來。”
阿門達離開了貝多芬的住處,在約定的時間又返了回來,發現貝多芬還在鋼琴那兒,麵帶一種惱怒和沮喪的表情。
“怎麽樣?”他問道。
貝多芬轉過臉,遞給他一張紙,羞愧而又憤怒地脫口而出:“就是這張紙。”
阿門達拿著這張紙到房東那裏,把這份樂譜交給他,並建議他到出版商書店去把它賣掉。可房東不願意,他說:“我要現錢。”
“這比現錢要多得多了。”
房東被說服,他真的去了,他做了筆好買賣,興高采烈地返回。“還有更多這樣的紙頭嗎?”這就是他回來後說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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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在數學領域裏經常犯一些簡單的錯誤,例如歌德在念書時就不是數學上的佼佼者,還有一位後來成為著名數學家的亞當·裏斯(1492—1559),也曾對乘法一竅不通,貝多芬可與他一比。裏斯為知道13×24是多少,就寫上十三個24,然後一一把它們加起來。貝多芬有一次用同樣的方式計算36×4是多少。他把36這個數字寫了四次疊在一起,然後加起來,並得出結果居然是224!在柏林國家圖書館保存的貝多芬談話記錄本上,就列有貝多芬的這個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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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自己講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當我該給臘依納爾公爵上課時,他卻讓我在候客室等他,為此我在給他上課時把他的手指狠狠用勁掰開。他問我為什麽不耐煩,我說:他把我的時間都耽誤在候客室了,我再也沒有耐心了。此後他就再沒有讓我等過。是的,我也向他表明,表現出這一類粗俗無禮是一種愚蠢行為。我對他說:他們能給一個人胸前掛上一枚勳章,但一個宮廷顧問絲毫改變不了什麽,他們能製造出一個樞密顧問,可製造不出一個歌德、一個貝多芬;這就是他們做不到的,是他們本人長再長時間也成不了的;在這些人麵前他們得學會尊敬,這對他們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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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對普魯士親王路易·斐迪南的風琴才能給予高度的稱讚,稱他的演奏“不是王家式的,不是親王式的,而是像一位高超的鋼琴家”。親王有一次前往維也納,這座都市的一位老貴婦為了表達對他的敬重舉辦了一場晚間音樂會,貝多芬也得到了邀請,這使這位高貴的客人感到格外的喜悅。在演出之後舉行了晚宴,可隻為一些客人準備了席位,貝多芬和另外一些音樂家卻沒有座位,大師突然變得麵紅耳赤,他爆了幾句粗口,隨即拂袖而去。
路易·斐迪南親王目睹這尷尬的場麵,感到遺憾,可他本人是位客人,對此無能為力。但是他想,他要給這位貴婦人一個教訓。幾天後,他舉辦一次家宴,邀請這位貴婦人以及所有那天受到貴婦人邀請的客人,貝多芬當然也在其列。他把貝多芬的座位安排在自己的左邊。這位貴婦人立即就理解了親王的用意,在整個用餐期間她一直麵帶愧色,惴惴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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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像貝多芬這樣一個偉大的作曲家和音樂家,作為一個指揮家也絕不是完美的。這當然與他的糟糕的聽力有關。看他指揮那是有趣的:當音樂慢慢弱下來時,他變得越來越矮小,等到快消失時,他已經蹲在樂譜架下。但當音量增強起來時,他像從地板裏長出來似的,在所有樂器都進入的那一瞬間,他挺立起來踮起腳尖,變得像個巨人般的高大,揮起雙臂,波浪似搖動起來,有如要衝向雲端一樣。有些樂師甚至忘了進入,完全被這位大師所呈現出的狀態吸引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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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房客,他時不時與房東和管理人爭吵,這都是因為他不斷弄出的各種聲音惹的麻煩。每當他為此感到煩心時,老的住處還沒有放棄,他就立刻去租一個新的住處。他在1804年就同時有了四處房子。他在維也納的三十五個年頭裏,住過的房子有三十處之多。這雖然花費了不少金錢,但經常搬家的樂趣和新環境的不斷刺激,更符合他渴望變化的性格和疾風驟雨般的內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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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裏斯(1784—1838)是貝多芬的一個學生,後來成為一位出類拔萃的鋼琴大師和作曲家,寫下不少於二百部的作品。1804年前後,他在維也納住在一位裁縫家裏,此人有三個姿色出眾、端莊大方的女兒。在裏斯住在其他地方期間,貝多芬很少到他那裏去,可此時他卻頻頻前往。這使他的學生感到意外,但貝多芬並不敢告訴他此舉的用意,而是在給他的一封信裏寫道:“您過得不錯;您‘裁剪’的不要太多了,把美中最美的介紹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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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經常自己刮胡須,可是他使用剃胡刀的手法卻十分笨拙。刮胡子對他來說是一項困難的工作,使他感到麻煩,費去他不少時間,因此他很樂於讓適時來訪的客人來做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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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貝多芬到達維也納,那時這座都城正盛行在音樂界朋友圈子裏舉行一種競賽音樂會的活動:兩位鋼琴演奏者相互展現他們的才能,在場者進行評判,何者最為優秀。波西米亞鋼琴家約瑟夫·格林內克當時是受人喜愛的鋼琴家,他要與這位來自波恩剛嶄露頭角的貝多芬在鋼琴前進行一番較量。比賽前他說:“我要與一個年輕的鋼琴演奏者進行比賽,我要徹底把他打敗。”在比賽之後,他叫喊起來:“他不是一個人!撒旦附在這個年輕人的身上。我從未聽到過這樣的演奏!他按照我給他的一個主題即興地彈了起來,別說是我,就是莫紮特也從沒有聽到這樣的幻想演奏。隨後他彈了自己的作品,它們是那樣的奇妙優美;他在鋼琴上所達到的難度和效果,是我們做夢都難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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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還與一位自負和令許多人敬慕的鋼琴演奏家達尼埃爾·斯達依伯特(1765—1823)進行了另一場鋼琴比賽。他的學生費迪南·裏斯在場,事後描述了當時的情景。這場比賽1799年在維也納弗利的沙龍裏舉行。斯達依伯特先是彈了自己的一首五重奏,隨後在鋼琴上進行即興幻想演奏,而且偏偏是從貝多芬的樂曲中選出一個著名的主題,彈的效果極佳,且富有挑釁性,貝多芬為此感到氣惱。輪到貝多芬進行幻想演奏了。裏斯講述說:“他以習慣的方式,我想說的是以粗魯的方式走到鋼琴那裏,半是跌跌撞撞似的,順手就把斯達依伯特五重奏中的大提琴聲部帶上,並有意地把它倒轉過來放到譜架上,用一個手指從頭幾個節拍中敲出一個主題。他即興彈奏起來,在他還沒有結束之前,感到羞辱和憤慨的斯達伯特便離開了大廳,他再不要與貝多芬見麵,甚至公開表示:要是有人想邀請他,那就不能邀請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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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貝多芬準備刮胡子,因為他的胡子茬太硬了,他總把肥皂塗得很多,正當他把肥皂塗到臉上時,斐迪南·裏斯來了。貝多芬一看到來訪的裏斯就跳了起來,興高采烈地擁抱他,完全忘了自己滿麵的肥皂沫。當他放開他的朋友時,貝多芬左麵額的肥皂沫都沒有了,全部抹到裏斯的臉上,看起來像是這位客人要刮胡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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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裏希諾夫斯基公爵是一位富有遠見的藝術資助者,他認識到貝多芬的才能和偉大,為這位大師做了很多的事情,他雖然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但在貝多芬麵前卻樂於自降身份。
公爵和這位受庇護的大師有一項約定,當貝多芬在工作而裏希諾夫斯基來訪時,若是他不希望受到打攪的話,那他可以對公爵在場不予理會。但貝多芬有些時候就是對這種沉默的在場也感到不愉快,在這種情況下,他幹脆就把房門關起。於是就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公爵不是默默地重新走下四樓,就是在外麵與縫補衣服的仆人坐在一起,直到房門敞開,貝多芬麵露殷勤好客的笑容走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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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貝多芬即興地進行鋼琴演奏,美妙極了。有如他讓人的靈魂發出了聲音,時而如在天堂般的歡愉,時而如麵對死亡般的陰鬱;時而疾風驟雨、狂暴不安,時而輕柔訴求;時而像在愛的烈火和愛的追逐之中,在高貴的鬥爭和戰場的風暴之中,時而又變得靜謐和平,如同在密林的深處或在碧綠如茵的草地之中。在場的聽眾受到極大的震撼。卡爾·阿門達十分準確地表達了大家的感情:“這樣一首出色的音樂作品在一瞬間誕生,而在下一個瞬間消失了,這真是太令人惋惜了。”
貝多芬聽到後沒有任何回答,但是他走到鋼琴前,一個音不差地還原出剛才迅即成章的那首即興曲,好像他是按譜演奏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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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的《費德裏奧》的首演是一次失敗,其過錯在於作為檢察機關的奧匈帝國的警察局。這部歌劇定在1805年10月15日上演,這一天是女皇瑪麗亞·特蕾莎的生日,她是那不勒斯人。她曾對貝多芬說過,她特別喜歡這部以法國大革命時期非常有名的多產戲劇家約翰·尼克萊·布依利的詩劇《萊奧諾拉》為基礎寫成的歌劇劇本。但是檢察機關卻認為,這個劇本不適合演出。貝多芬提出了女皇的看法,除此他指出,情節發生在16世紀,與當代毫無關係。幾個星期過去了,檢察當局終於做出了決定,在刪除一些“最粗俗”的段落之後,演出可以進行。
但在這期間拿破侖勝利地進行了幾場戰役,隨後他的軍隊就在11月13日占領了維也納。宮廷、貴族和高官紛紛逃離,每個人都為財產、生命和未來擔心。而就在這人心惶惶的時刻,這部歌劇在11月20日第一次上演了,劇院裏隻有為數寥寥的觀眾。在第二場和第三場演出時,劇院裏幾乎是空無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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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年法國軍隊在奧斯特裏茨戰役得勝之後占領了貝多芬的庇護者卡·裏希諾夫斯基公爵在西裏西亞的莊園,當時公爵正與大師在那裏停留。一位法國軍團的將軍將他的司令部設在了公爵莊園的一處宮殿裏。當這個法國人得悉貝多芬也在這裏時,就表示出想聽貝多芬演奏的願望。公爵出於無奈,邀請了一些他喜歡的和一些他不喜歡的客人,並也要求貝多芬像通常一樣地與會。
晚會開始了,法國軍官和客人均已到場,但有一位沒到場,就是貝多芬。公爵接連派出仆人,可是沒有找到大師。此時貝多芬腋下夾著他的F小調奏鳴曲在暴風雨和寒風中徒步逃向距公爵宮殿一鍾頭路程的特洛波,在途中他的兩部奏鳴曲樂譜也因風雨的緣故受到了汙損。貝多芬在自己的房間裏留下了一張紙柬,上寫著,他很抱歉,但他不能也不願意在他祖國的敵人麵前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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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有一個高大的十分富於表情的額頭,清晰地顯示出了他的天才。有一位漂亮的夫人,十分鍾情於大師的作品,並經常在大型聚會中嫻熟地彈奏貝多芬的作品;在一次這樣的聚會中,貝多芬本人也在場,她在演奏時幾乎無法全神貫注,這位偉大藝術家的形象強烈地吸引了她;當她演奏完時,站了起來熱情地喊道:
“貝多芬!您有怎樣一個漂亮的額頭!”
大師俏皮地回答道:“那好啊,您也吻吻這個額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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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年,拿破侖在耶拿戰役大敗奧地利,當消息傳來時,貝多芬對前來的小提琴家克魯弗爾茨說:“真遺憾,我對戰爭藝術不像對音樂藝術這麽在行,否則我會打敗拿破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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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哈爾姆原是一個軍官,後成為一個音樂家,他的妻子是貝多芬的狂熱的崇拜者。有一天她向貝多芬身邊的朋友表達了她的一個願望:要一縷貝多芬的頭發作為紀念,可這些人不願把她的這個請求轉達給大師,因為有一種迷信,說是在人活著時獻出頭發會帶來不幸。不知是經常喜歡惡作劇的貝多芬青年時代朋友卡爾·霍爾茨,還是內弗老師,開了一個玩笑,用一盒山羊胡子來代替貝多芬的頭發,把它送給了那位崇拜貝多芬的女人。這既是對貝多芬的不敬,也是對一位崇拜者的不公。那位夫人對此一無所知,接受了這份禮物,她為得到這位偉大藝術家的一綹頭發感到極為驕傲,並在朋友圈子裏張揚炫耀。那幾個始作俑者害怕貝多芬從第三方獲知此事,覺得最好是親自向貝多芬認罪。貝多芬大發雷霆,痛罵了這幾個家夥。隨後奔向哈爾姆夫人那裏,一進門就大聲喊道:
“您被騙了……那頭發根本不是我的,而是一頭雄山羊的!”
哈姆夫人被這位不速之客和他的這番話驚得目瞪口呆。貝多芬這時把他的頭伸了過來,說道:“這兒,您剪吧……您剪下來吧,隨您剪多少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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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倫伯爾格是維也納郊區一處風景優美的地方,鄰近的格林岑景色尤為旖旎。春天時,那兒草地繁花似錦,樹木碧綠成蔭,鳥兒婉轉歌唱,這令貝多芬流連忘返。有一次他與申德勒在海利根施塔特和格林岑漫步時,突然停下了腳步,說道:“我描寫了這兒溪邊的風景,上麵黃鵐鳥在啼鳴,四周的鵪鶉、夜鶯和杜鵑在配合,共同在譜寫一首交響曲!”這就是那首《田園交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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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納茨·舒潘茨格是一位極有才華的音樂家、受人愛戴的小提琴演奏家,寫出不少出色的四重奏;他與貝多芬相處極好,但有時他對大師的粗魯玩笑也無可奈何。有一次,盡管是貝多芬親自召他前去,可舒潘茨格去的仍不是時候,因為大師正在埋頭工作。
這位小提琴家急於應邀去參加一次飯局,他穿了一件潔白的上裝,打著漂亮的領結。他看到貝多芬對他不聞不問,於是就問他有何貴幹。大師繼續譜曲,一語不發。可舒潘茨格卻仍問個不停。貝多芬把他的羽毛筆反轉過來深深地插進墨水瓶裏,隨後在一臉不高興的客人的潔白上裝上塗了一個大的十字。
“那些人可以等嘛,”他說,並指了指樂譜,“這件事要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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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最小的弟弟約翰·範·貝多芬是一位藥劑師,他敬業幹練,攢得一份很大的家私。當他退休時,買了一處莊園,並以此為驕傲,過著一種優哉遊哉的生活。他做了名片,上麵對他從前的職業緘口不提。但在他的名字下麵印上了一個他為之驕傲的詞兒:“莊園主”。
有一天他把這樣一張名片隨信寄給了他的哥哥,並沒有把莊園主這個詞塗掉。大師立即寄給他一張他自己的名片作為回答,上麵除了他的名字別無所有,在他的名片下麵他添寫了一個詞兒:“大腦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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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作曲薩維爾·施尼從瓦爾登湖來維也納拜訪貝多芬,他十分想聽大師的即興彈奏。但貝多芬對他的請求一再拒絕,並詼諧地說道:“我根本就不是一個好的鋼琴演奏家。”施尼沒有達到目的,於是向貝多芬的一個好友鮑諾拉訴苦抱怨。
“您一開始就錯了,”這個人說,“每當有人急迫要求他的話,那恰恰是他不願意做的,您必須另想辦法。您已經注意到了吧,大師在談話中間樂於來回走動,他的鋼琴總是打開的。就趁這樣的時機跟他談您想要談的,但就是別談音樂。您在走動時經過鋼琴的當兒,就裝作漫不經心地彈出一個音,說道:‘這個音完全不準了。’那您就會看到,貝多芬走到鋼琴前,自己去彈彈,是否音不準,四度音程,三度音程,最後是移到低音區。這時您就給他搬來一把椅子,他就會坐下來,繼續彈下去,去試試那個所謂不準的音,這就不僅是這個音了,還連同其他的音。就在這中間他突然會即興地彈起來,以那個所謂不準的音為中心點,不斷地變奏,不斷地轉換。這樣您就會得到一種意想不到的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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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貝多芬生活的那個時代,每一部文學作品、每一部音樂作品一旦麵世,都會被盜印,而且盜印者很少受到懲處。每當貝多芬有新的樂思湧來並將其彈奏出來時,他總是害怕會被偷走。
“我經常注意到,”1793年他在致萊奧諾爾·封·布洛寧的信中寫道:“在維也納總有一個人,每當我晚上即興彈奏後,多半在第二天就會寫出我即興彈奏中的大部分,並以此自吹自擂。”
1812年來自瓦爾登湖的施尼德爾有一次邀請貝多芬在一家餐館進餐,大師到的時候有點遲了,於是他向施尼德爾指了指他的筆記本,上麵記下的都是他在野外漫步時湧來的樂思。這位瑞士人拿過筆記本翻了翻,隨後搖搖頭,把筆記本遞了回去,說道:“這都是無法看懂的符號,我看不懂。”
“說得對,”貝多芬笑了起來,“您若是看得懂的話,那我就不會給您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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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貝多芬沉思著走進維也納新市場旁的天鵝飯店,他一麵低語一麵哼唱,精神十分專注。他沒有喊侍者,也沒有訂餐,他用筆在打著拍子,在桌布上寫下音符。人們都早已熟悉他,不去打攪,讓他安靜地工作。但突然他站了起來喊道:“侍者,付賬!”可他一口東西都沒有吃,一口飲料都沒有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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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喜歡吃煮的軟的雞蛋,如果煮的不軟、有些硬的話,那大師就會因此大發雷霆。在“紅公雞”餐飲有時就會發生這樣的情況,貝多芬在盛怒之下把煮硬的雞蛋擲向侍者。在普拉特公園的一家飯館裏有時演奏貝多芬的四重奏,有一次在演奏期間,侍者竟然給他送上一個煮硬了的壞雞蛋。他發起火來,想擲向侍者,可找不到對象,於是暴怒之下把這幾枚壞雞蛋擲了出去,直穿過窗戶,落到露台上的一個餐桌中間,幾位客人正歡樂地飲酒,大快朵頤。這意外飛來的雞蛋驚得他們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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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貝多芬收到了泰普利茨一個學習音樂的十歲小女孩的來信,她是貝多芬的一個崇拜者,特別著迷《萊奧諾爾序曲》。她以令人感動的方式表達了她孩子般的熱情。這封信是那樣質樸感人,完全是由衷之言,使貝多芬的內心受到極大的觸動,他在給小女孩的回信中寫道:“繼續這樣做下去,不僅要練習藝術,而且要深入它的核心所在,這樣做是值得的,因為隻有藝術和科學能使人得到提升,直達神聖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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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拿破侖兵敗莫斯科,1813年在萊比錫又遭重創,敗局已定。這時貝多芬想創作一部大型的戰爭交響曲。在這一年的秋天,大師逗留在維也納南部的巴登,那時在巴登附近的佐侖瑙正舉行一次大型的軍事演習:貝多芬要親自觀看,以便為他的這部戰爭交響曲獲得感性認識。於是他來到演習場地的近處,他聽到大炮的轟鳴,看到進攻方和防守方的激烈戰鬥。事後他在返家的路上卻迷了路,不是朝向巴登而是步上去維也納近郊的諾依斯塔特的大路。他到達時天色已晚,路崗放下了阻止通行的欄杆。當灰塵滿麵、疲憊不堪的貝多芬出現時,一個警察攔住了他,要求他出示證件。
“您要什麽?”貝多芬問道,他根本聽不到警察說什麽。
“證件。”警察重複說。
大師依舊聽不到他說的話,也不懂是什麽意思,於是警察不再詢問就把他帶進鎮裏。貝多芬認為這個人要陪他去一家旅館,就高興起來。可這位陪伴者突然在一幢窗戶裝有鐵欄柵的陰森森的房子前麵停下了腳步,不容分說就把他關進一間黑暗的囚室。貝多芬這時饑腸轆轆,口幹舌燥,他既得不到吃的,又沒有水喝,一整夜就待在陰暗的拘留室裏。
貝多芬大聲咒罵,暴跳如雷,可毫無用處,沒人對他加以理睬。第二天他被當作一個在夜間抓到的流浪漢帶到警官那裏。大師憤怒得難以自持,幾乎連一句連貫的話都說不清楚,隻是像瘋子似的亂喊亂叫。幸好這時書記員走了進來。他望了這位被抓來的人一眼,說道:“這個人我認識,昨天我在軍事學院繪畫教師許弗勒那裏看到過他。他叫什麽,我不知道,但他不可能是一個流浪漢。”
於是警察很快招來許弗勒先生。當繪畫教師一踏入門,貝多芬就高興地大叫起來:“許弗勒,快救我,這些野蠻人太可惡!”警察驚得瞪大了眼睛。
軍事學院的老師解釋了這個誤會,貝多芬被釋放,走出了陰森恐怖的監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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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井有條、井然有序不是貝多芬的性格;在他的寫字台上,在鋼琴上,在他的工作室裏,雜亂無章;樂譜、手稿、殘羹剩飯、書籍、上記有樂思的字條、木梳和刷子都混雜在一起。引發的結果就是他經常找不到他要找的東西,急得連聲咒罵不已。
有一天,他要找D小調彌撒曲中祈禱歌的手稿,可找不到。他心急火燎,大聲咒罵,整個上午都不見手稿的蹤影,情急之下他衝到廚娘那裏,想問她知道不知道。他一下子說不出話來,因為他看到在料理台上一張包著一塊鮮奶油的紙上有他寫的樂譜,而這張紙恰恰是他自己扔掉的。他仔細看了看,這正是他要找的那首祈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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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什麽都可以忍受,隻是不能忍受那些自認是偉大藝術家的半吊子。每逢遇到這種情況,他毫不顧及情麵,有時甚至說出極為傷人的粗話。如果一個人沒有才能,那他就告訴他,您不適合做這種事,不管對什麽樣的人,就是地位顯赫的人,也不說奉承話。
有一天,一個自視甚高的年輕人通過關係,得以在貝多芬麵前展現他的鋼琴技藝。他彈完之後,期待大師對他的稱讚,可貝多芬卻幹巴巴地告訴他:“我親愛的,您必須還要長時間彈下去,直至您認識到,您將一事無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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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在巴登生活了一段時間,非常喜歡在這個療養勝地度夏。他租了一個房間,它的窗台是白色的沒有刨過的。大師有時在窗台上刻畫一些圖形,或樂思偶爾湧來時用鉛筆迅速記下幾段旋律。有一天他決定放棄了這間房間,因為他與一些住客發生齟齬,他們對貝多芬粗魯的表情和獨行特立的性情,還有他持續不斷地彈奏鋼琴感到不滿。
一年以後,貝多芬又想重新租用那間房間,但他自己不願前往,於是請朋友去打探情況。這個人給他帶來了回答,歡迎大師前來,但是他得等新窗台做好,因為舊的這期間已被拿走。
這是怎麽回事?原來在這一年,1822年的夏天,一個來自德國北部的家庭住在這間房間的對麵,他們看到這位著名的大師經常在窗台上寫些東西,於是在貝多芬走後就從房主那裏買下了一個窗台板。這個消息迅速傳播開來,另外幾個窗台板也被在此療養的遊客買走。當大師聽到此事時,搖搖頭笑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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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爵士約翰·羅素在一次漫長的奧地利旅行期間認識了當時已完全失聰的貝多芬。在一次拜訪時他看到大師在彈琴,並極為驚奇地注意到,貝多芬經常是雙手在琴鍵上滑動,但幾乎是聽不到聲音。“他是用精神的耳朵在聽,”羅素解釋道,“他在他的靈魂中追逐樂段,在這期間鋼琴實際上幾乎是沉默的,彈奏者是失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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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有一天收到一封信,寫信人是不倫瑞克人戈特洛布·魏德特拜因、一位質樸誠實的音樂家,他在信中表達了他唯一的熱切願望:認識貝多芬。他要前來維也納,因為他相信在那兒比在他的故鄉有更多機會。但貝多芬勸阻他說:人們在小城市也能成為大人物。我隻是通過我自己才成為現在的我。可這個老實的不倫瑞克人卻自有主張。當春天到來時,他帶著費力節省下來的錢動身前往維也納,旅途是漫長的,都城已依稀可見了,可他乘的車卻走走停停,這個年輕人失去了耐心,他下車徒步前行。突然間他停下腳步,一輛滿載穀物的大車橫在路上,一個車輪已經陷住,人們把穀物卸下,把車輪推出,再把穀物裝上去。一個路過的散步的人在幫忙,我們這位年輕人也參與進去。於是兩人交談起來,從何處來?到何處去?
“我來這裏,因為我要看貝多芬。”
另一個驚得朝後一退,說道:“我就是貝多芬。”
年輕的樂師為這意外的驚喜而目瞪口呆。怎樣的偶然!大師大笑起來,挽起這個陌生人的胳膊,邀他到家中做客,他把他帶入一個房間,介紹給他的女管家,隨後說聲晚安就離去了。
翌日,魏德特拜因要看望這位著名的大師,可他已不在家了。“他什麽時候回來?”年輕人問。可沒有人知道。他就這樣在貝多芬家裏待了十四天,可他卻再沒看到他心儀的大師;雖說如此,可這兩周他確實是做了貝多芬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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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年的冬天,弗朗茨·李斯特在維也納逗留,時年十二歲。他的老師車爾尼要把這天才的孩子帶到貝多芬那裏,他已多次向大師談起過他的這個學生。貝多芬有一段痛苦的記憶,他的父親就是為了使他成為神童而百般地折磨他,因此神童這個字眼令他十分反感。他斷然地加以拒絕,但車爾尼毫不氣餒,大師終於被說服了:“好吧,看在上帝的份上,您把小淘氣鬼帶來吧!”
李斯特來到了貝多芬的麵前,他先是彈奏了裏斯的一首作品,隨即是巴赫的一首賦格曲。大師認真地在聽,說道:“你能把賦格曲轉換成另一個音調嗎?”
李斯特極為熟練地完成了。這時貝多芬的臉上溢出了驚奇的表情。“鬼家夥!”他說,撫摸起孩子的頭發,“一個淘氣鬼!”
李斯特鼓起勇氣,開始彈奏貝多芬C大調協奏曲。貝多芬在孩子的額上印下一個吻,說道:“你是一個幸運的人,因為你能使許多人快樂。沒有比這更美更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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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在世時,許多人沒有能力真正地認識他的價值,大師經常這樣談到他自己,“我是一個窮苦的奧地利音樂家”,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處境。當他重病臥床時,他不得不寫信向英國愛樂家協會求助,他要舉辦一場自己的音樂會來維持生計。
但是有一些人卻看得更遠,他們十分清楚,這個人是多麽珍貴。其中之一是尼可萊·莫裏茨·封·夏裏岑公爵,他在聽了《莊嚴彌撒》在彼得堡的一次演出之後,於1824年4月8日在致貝多芬的一封信中寫道:
人們可以說,您的天才走在前麵,超越了世紀,或許現在沒有一個聽眾有足夠的能力領悟到,如何去享受這種音樂的整體之美,但是後來人對您的敬重和對您的懷念將遠比當代人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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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還是貝多芬尚未完全失聰的時候,一天晚上他在維也納的劇院觀看一部歌劇的首次演出,這是由今天幾乎已被遺忘而當時卻十分走紅的意大利音樂家費迪南·帕爾創作的《萊奧諾爾或秘密的愛情》。貝多芬也認識此人。
演出受到觀眾的歡迎,結束之後貝多芬走向帕爾,握住他的手說道:“我喜歡這部歌劇!”帕爾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大師隨後說道:“因此,我要把它譜成音樂!”這就是傳之後世盛名不衰的《菲岱裏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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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又和他的女管家爭吵起來。他從她拿出的十八顆咖啡豆裏拿回來六顆,說道,這也就夠了。她罵了起來:“貝多芬,您要立刻把這六顆咖啡豆還給我,要不我就自己去拿。”
“您會使我變成窮光蛋的……我賺的不多呀!”
“先生,”女管家大聲地喊了起來,“如果您還一直喝稀咖啡的話,那您的血就不會再沸騰起來,您寫的音樂就像是門外漢一樣……您最近寫的東西也早就不那麽好了。”她說得底氣十足。
貝多芬很快就打開關好了的咖啡筒,一聲不響地拿出了二十顆咖啡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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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家、詩人和批評家奧古斯特·弗裏德利希·康涅(1778—1883)曾任維也納《大眾音樂報》的編輯,是貝多芬的一個朋友,一個熱烈的追隨者、敬仰者。1824年他在一篇論及貝多芬的長篇文章中稱貝多芬是“我們世紀的最偉大的現象之一”。
康涅酷愛杯中物,當他身患重病,自知來日無多時,就掙紮到附近的酒館“饑渴的駱駝”,為的是能最後一次,用一杯好酒為貝多芬的健康幹杯,隨後他回到家中,躺在病榻上,再沒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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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老實、羞怯的音樂學校的學生麵臨考試時局促不安。老師見狀就和顏悅色地向他提出了一個十分容易的問題:
“貝多芬寫了幾部交響曲?”
學生發抖地回答“三部”。
“什麽?”老師問道,“三部?那都叫什麽?”
學生不加思索地回答:“第三、第五和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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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貝多芬解雇了一個很能幹的女管家,因為她為了幫助他,不得不撒了一次謊。他的一位朋友對此不以為然,稱這是不是有些過分。
貝多芬回答說:“每一個說謊的人都有一顆不純潔的心,因此也做不出一份好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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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在場時有人提到了一位作曲家,此人雖才能平平,但卻寫了許多作品。一位朋友說起,這位作曲家不僅白天工作,而且夜間也譜個不停。貝多芬打趣地說:“他是一位好人,他偷走自己的睡眠,是為了把它贈送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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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貝多芬與裏斯談起了人缺乏判斷力的弊端,這些人毫無主見,一聽到誰冠有名人、大師之稱,不管其作品優劣,就肅然起敬,推崇備至。反之對一些出自新手的作品,不論好壞,一概漠視之,指責之。裏斯決定給貝多芬提供一個活生生的事例。他在布勞涅公爵家中舉辦的一次晚會上演奏了一個眾人陌生的作曲家的一首平庸的進行曲。當他被問及這是一首什麽曲子時,他聲言,這是貝多芬最新創作的一首樂曲。於是所有在座的人都站立起來,齊向大師致意,對這部作品交相稱讚,作為答謝,貝多芬爆發出了狂放的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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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年巴黎出版了由A.科龍和F.法尤勒編寫的《音樂史辭典》,第一卷中有這樣的文字:“貝多芬(路易斯·範)是普魯士腓特烈·威廉二世的私生子……”稍後在權威的第七版的布洛肖豪斯字典的貝多芬條目中也是這樣寫的。這對貝多芬造成了很大的傷害,1826年10月7日,他致信他青年時代的朋友魏格勒,向他求助。他要為他的父親,特別是他的母親辯誣。他在信中寫道:“從不寫一些關於我自己的事情,也不去回答一些關於我的問題,這已成我的一個原則。因此,我請求你向世界去證實我的雙親,特別是我母親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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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對意大利音樂,如當時十分著名的羅西尼的音樂並不特別喜歡,可他非常敬重海頓,敬仰莫紮特,但喬治·弗裏德利希·亨德爾在他心中卻超越一切人。他清楚地表明:“亨德爾是迄今最偉大的作曲家。我要脫下我的帽子,跪倒在他的墓前。”
在貝多芬生命的最後日子裏,使他最為高興的事情之一,是倫敦豎琴製造廠斯普夫贈給他的一件禮物:亨德爾全集(40卷本)。他謙虛說道:“我還能從他那裏學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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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一個上午,一輛搖搖晃晃的破舊的送奶車在通向維也納的冰雪路上蝺蝺而行。一個矮小寬肩膀的男人與車夫並排坐在一起,沒有穿大衣,冷得瑟瑟發抖。他就是貝多芬。
他是要為他的侄子卡爾找一個職位前去格納爾芬多夫,可事沒辦成,隻得返回。
回到家後,他因疲憊和沮喪倒在**,發起了高燒。他告訴卡爾,給他去請個醫生,隨即乏力地睡了過去。
卡爾走了,但去的卻是街角的一家咖啡館,在那兒遇見他的夥伴,先是玩了彈子戲,然後又是打牌,喝酒,把找醫生的事忘得一幹二淨……
兩天以後,這個渾渾噩噩的侄子才又想起了他的伯父。醫生來了,進行檢查,說是患了肺炎。
但貝多芬的生命力十分頑強,在與疾病對抗中,他強壯的身體占得上風,恢複了健康,克服了第一次危機。可是他與死神的那種嚴峻的不相稱的鬥爭不久還是開始了,延續了四個月之久。
申德勒,他的朋友和學生一直守在病床旁。他給他帶來吃的,為他擦洗,像護士一樣照料他,是廚師,是秘書。
倫敦愛樂協會給貝多芬匯來一百英鎊,這給他帶來了意外之喜。“您給那些好人寫封信,”他對申德勒說,“說我感謝他們,我感謝全體英國人,願上帝保佑他們!”
當他聽到維也納城給予他榮譽市民稱號時,他露出了微笑。他談起歌德,談起《浮士德》,談起《菲岱裏奧》—這是他為之擔心的孩子;他要求看他的第十交響曲的筆記,甚至想工作。
在這期間他的腹膜炎惡化了。他帶著一絲悲哀的微笑說道:“水最好是從我的身體裏流出來,而不是從我的筆下流出來!”
到三月中旬時,病情已無法挽救了,牧師對貝多芬進行了臨終塗油儀式後離去,這時貝多芬對環立在周圍的人說了古羅馬喜劇家普勞烏圖斯的一句戲文:“鼓掌吧,朋友們,喜劇已開場了!”
他又與死神進行了兩天的鬥爭。
1827年3月16日,這是一個寒冷的日子,清晨五點鍾,維也納下起了暴雪。驟然間異乎尋常的現象出現了:亮起一道灼眼的閃電,隨之響起了驚人的雷聲,在閃電中,這間病室影影綽綽,忽隱忽現,在響雷中,這間小房搖搖晃晃,顛簸震**。
貝多芬費力地睜開了眼睛,用殘存的巨人般的力量舉起了右手,握緊拳頭伸向空中。隨後垂了下來,他合上了雙眼。一代樂聖辭世。
幾小時之後他被安放在一個橡木棺材裏,頭戴一頂玫瑰花冠,手上放著一支百合花,按照當時的習俗,另外兩支分放在未婚死者的棺材的兩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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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貝多芬臨終和彌留時,隻有很少幾個人圍在他身邊照顧他,可是他的葬禮卻使整個維也納動了起來,有兩萬多人跟在靈柩的後麵,連警察也出動了,他們不僅要維持秩序,也要表達對死者最後的敬意。
就在這摩肩接踵的人群外麵,有一個外國人經過,他無法通過街道,於是就問一個站在門前觀望的人,這是怎麽回事?他得到的是這樣的回答:“這您都不知道?您看看那邊就知道了,一個音樂將軍死了!”
[1] 弗裏德利希·科塔(1764—1832)出版家,歌德的出版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