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再多，基本的東西隻有幾樣，概括說來就是：形、事、情、理、典五個要素，我們可以稱之為“文章五訣”。其中形、事、情、理正好是文章中不可少的景物、事件、情感、道理四個內容，又是描寫、敘述、抒發、議論四個基本手段。四字中“形”“事”為實，“情”“理”為虛，“典”則是作者知識積累的綜合運用。就是我們平常與人交流，也總得能向人說清一個景物，說明白一件事，或者說出一種情感、一個道理。所以這四個字是離不開的。因實用功能不同，常常是一種文體以某一種手法為主。比如，說明文主要用“形”字訣，敘述文（新聞亦在此列）主要用“事”字訣，抒情文主要用“情”字訣，論說文主要用“理”字訣。正如一根單弦也可以彈出一首樂曲，隻跑或跳也可以組織一場體育比賽。但畢竟內容豐富、好聽、好看的還是多種樂器的交響，和各種項目都有的運動會。所以無論哪種文體，單靠一種手法就想動人，實在很難。一般隻有“五訣”並用才能做成斑斕錦繡的五彩文章。試用這個公式來檢驗一下名家名文，無不靈驗。
範仲淹的《嶽陽樓記》是一篇“記”，但除用一兩句小敘滕子京謫守修樓之事外，其餘，“霪雨霏霏”“春和景明”都是寫形，“感極而悲”“其喜洋洋”是寫情，而最後推出一句震徹千年的大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形、事、情、理四訣都已用到，文章生動而有深意，早已超出記敘的範圍。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是一篇講國家圖強的論文，但卻以形說理，一連用了“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等九組十八個形象，這就大大強化了說理，使人過目不忘。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從張思德犧牲說起，是事；沉痛哀悼，是情；為人民服務，是理；引司馬遷的話，“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是典。特別是借典說理，沉穩雄健，是這篇文章的一個重要支點。
有人說馬克思的文章難讀，但是你看他在剖析勞動力被作為商品買賣的本質時，何等的生動透徹：“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於後。一個笑容滿麵，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隻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在這裏，“形”字訣的運用，已不是一個單形，而是組合形了。可知，好文章是很少單用一訣一法，唱獨角戲、奏獨弦琴的。我們平常總感到一些名篇名文魅力無窮，原因之一就是它們都暗合了這個“文章五訣”的道理。
常有人抱怨現在好看的文章不多，原因之一就是隻會用單一法。比如，論說文當然是以理為主，但不少文章也僅止於說理，而且還大多是車軲轆話，成了空洞說教。十八般兵器你隻會勉強使用一種，對陣時怎能不捉襟見肘，氣喘籲籲。不要說你想“俘虜”讀者，讀者輕輕吹一口氣，就把你的小稿吹到紙簍裏去了。前麵說過，形、事為實，情、理為虛，“五訣”的運用特別要講究虛實互借。這樣，紀實文才可免其淺，說理文才可避其僵。比如錢鍾書《圍城》中有這樣一句話：“（男女）兩個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謠言，正如兩根樹枝相接近，蜘蛛就要掛網。”這是借有形之物來說無形之理，比單純說教自然要生動許多。
“文章五訣”說來簡單，但它是基於平時對形、事、情、理的觀察提煉和對知識典籍的積累運用。如太極拳的掤、捋、擠、按，京戲的唱、念、做、打，全在臨場發揮，綜合運用。高手運筆騰挪自如，奇招迭出，文章也就忽如霹靂閃電，忽如桃花流水。
影響中國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
中國從古至今，以一篇文章而影響了中華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為和文化思想的美文為數不多。我排了一下有十篇。
請注意，這裏說的是“政治美文”，就是說既要有思想，還要文字美。要符合三個條件：一、文章提出了一個影響了中華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為的思想；二、文章中的一些名句熟詞廣為流傳，成為格言、座右銘，有的已載入辭典，豐富了民族語言；三、文章符合藝術規律，詞、句、章，形、情、理都達到了美的要求。如果我們隻是就文字“選美”，當然還會選出更多，如王勃的《滕王閣序》等，那是另一個範疇。下麵按這個標準一一分析。
賈誼的《過秦論》，探討一個政權為什麽會滅亡。為政必須施仁政，不能反人民。後來說到農民起義時常用的詞“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即出自本篇。
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探討生命的價值，提出一個做人的人格標準：“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成語“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即出自本篇。
諸葛亮的《出師表》，提出忠心耿耿的為臣之道和勤懇不怠的敬業精神。名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親賢臣，遠小人”“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等廣為流傳。
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以文學的手法描繪出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從中可以看出老莊哲學與空想社會主義的影子。西方的政治名著《烏托邦》《太陽城》與其相類似。“桃花源中人”“隻知秦漢，不識晉魏”，已成後人常用的成語。而“桃花源”已經是理想社會和優美風景的代名詞。
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探討一個政權怎樣才能鞏固，並且塑造了一個較理想的君臣關係樣板。提出“居安思危，戒奢以儉”“載舟覆舟，所宜深慎”，提出“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這就是1942年黃炎培與毛澤東在延安談的政權周期律。後人常說的“居安思危”“水可載舟覆舟”，即出於此。
範仲淹的《嶽陽樓記》，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為人、為政理念。這句名言成了範之後所有進步政治家的信條。範的這篇文章和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都做到了形美、情美、理美，是用文學來翻譯政治的典範。
文天祥的《正氣歌序》，提出為人要有正氣的氣節觀，鼓舞了曆代的民族英雄，成了中國人的做人標準。“天地有正氣”成了戰勝一切邪惡、腐敗勢力的旗幟。
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反對保守，提倡革新。提出拋棄老朽的中國，創造一個少年中國，振興中華。幾乎通篇都是美言美句。
林覺民的《與妻書》，呼喚共和，敲響了數千年封建王朝的喪鍾。再次響亮地喊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犧牲個人，報效祖國。
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提出的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成為共產黨人立黨立國的宗旨。
這些文章已經成為中華文明的經典。
好文章是替時代立言，是一個人在一定的時代背景下全部知識和閱曆的結晶，是他生命的寫照。這其中不知要經曆多少矛盾、衝突、坎坷、辛酸、成功與失敗。這非主觀意誌可得，隻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一篇好的文章就如一個天才人物，一個曆史事件，甚或如一個太平盛世的出現一樣，不是隨便就能有的，它要綜天時地利之和，得曆史演變之機，靠作者的修煉之功，是積數十年甚或數百年才可能出現的一個思想和藝術的高峰。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千年易過，好文難有。
“哇”字牌通訊
不知怎麽，翻看著新聞參評稿，思維之車一下滑向感歎詞這個軌道。古文感歎用“兮”，劉邦“大風起兮雲飛揚”；用“噫”，範仲淹“噫！微斯人，吾誰與歸”；用“哉”，梁啟超“壯哉，我少年中國”。現代白話文用“啊”、用“呀”、用“哎”。古今文章不知讀了多少，不管“兮、噫、哉”還是“啊、呀、哎”都覺得很自然，說話人在流露真情。近年來在都市人的口語中，悄然出現了一個“哇”字。這個字很有意思，妙在它所表現的情感，不但有七分真情，還有三分假意。“哇！真好吃。”“哇！我好開心。”好吃、開心是真，但真感歎之外還有三分的自我表演與自我欣賞。
現在一些記者不喜寫消息喜寫通訊，因為消息太簡單不便發揮。寫通訊又專愛寫一種“哇”字牌通訊。一提筆就先“哇”一段感歎的話。你不把這十行八行，甚至幾段的“哇”語讀完，你真不知道這篇文字要說什麽。寫抗洪救災的稿子就先說：“在我們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出現過一個大禹……”要記一件事必先說：“曆史記下了這個時刻……”要是記一個人可能這樣開頭：“人和動物的區別在於……”總之它的模式是一定不提事情本身，而是用最大的語氣，從最遠處大大地“哇”一聲，然後才進入報道本身。毛澤東同誌在《反對黨八股》裏批評那種“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的報告模式。這種通訊是一曆史、二哲學、三文學、四才輪到新聞。每次評獎都能遇到這種扯旗唬人、泰山壓頂，近萬字的大通訊。為什麽非要從海外、天邊不厭其遠地扯起呢？據說是追求文章的氣魄、力度，高屋建瓴。但這實在不必。
新聞不是抒情詩，像李白一開篇就“噫籲戲，危乎高哉！”不是論文，先擺論點；也不是小說，先設懸念或發議論，像《安娜·卡列尼娜》那個著名的開頭。新聞是信息傳播，要求直說，不能太長，不許繞圈子。所以這種所謂的氣魄、力度是借機自我表現。就如自負又浮淺的姑娘見了好景好物先“哇”一聲，其眼睛的餘光卻在掃著旁人：我的天姿、風度如何？這種通訊的作者開篇先“哇”一段時，也在偷眼看讀者的表情：“我的知識、才氣如何？”
過去我當記者時與一位青年作家同桌吃飯。他問：“記者與作家有什麽不同？”我說：“你們是為自己的，我們是為他人的。”他大惑不解。我說：“比如碰到同一個題材，作家首先想，我能創作一篇好小說，得獎、成名。記者首先想，要將此事用最快的速度、最簡潔的手法告訴讀者。”文學作品力求有作者的個性，新聞作品則力避作者的影子，力求客觀。文學有我，新聞無我。任你才高如山，情熾如火，凡讀者不需，一毫而不贅。就是要這種目明如鏡，心靜如水。新聞又是曆史，後人隻看事實。作者的這些花腔、花絮不要說什麽經曆史的風雨，我們現在評稿，時隔不過數月，擺在桌上的“哇”段文字已做作得叫評委們如坐針氈了。好像在看大人表演兒歌，又像看小兒板著臉學大人朗誦，作者在場也會赧顏避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