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聲稱要死的老前輩，口碑不算十分地好。其實，他沒有害過誰，甚至，除了自身安危不得不為之外，也給人家打招呼，這說明他心地不壞。純粹為整人而整人，如同為藝術而藝術的行為，他也不幹的。
但中國人，有個毛病，自己倒黴，而對別的不倒黴的人，有種悻悻的不滿，這大概也是多年養成的平均主義的後患了。
我一點也不想為這位忘年交辯解，他既沒委托我，我也沒有義務。不過，憑良心講，要都是像他這樣不怎麽收拾人的話，第一，天下太平得多；第二，人間悲劇能少三分之二；第三，事後落實政策的麻煩，也會相對減少。但大家背後說起他時，搖頭的多，點頭的少。
智者明白這些對他的不佳輿論，他回答得也很俏皮，“人，比較害怕凶神惡煞，越是麵目可怕，人，越是敬服。人，還有另外一個缺點，怕硬欺軟，你對人無害，人，本應該慶幸，至少可以多一份安全，但是，人有不安於位的本能，不會滿足這安全，反過來，還會產生一種對弱者施虐的欲望。”
別人對他的評價，他也不在乎，一個人，能一輩子平安快樂，無災無難，在中國這幾十年來，實在是為數不多的，不是這次運動，就是下次運動，遲早會攤在頭上的。他能遠離中國的一切的人為的政治災難，能比別人相對地少受到折騰，除了有福氣，有運氣之外，也說明他是一個非常明白的人，才能巧妙地周旋，不使自己卷入漩渦裏去。哪怕馬上要身陷囹圄，也能從獄卒的手下奇跡般逃生，這真是了不起的超人一等的聰明，直到他年逾古稀，仍看不出他的一線昏憒。他那眼睛，鼻子，耳朵，始終處於一種可怕的清醒程度之中。
吃一輩子政治，吃成了精。
有一次，我們這些他的朋友，在簾子胡同他家聚會，都承認，一個人難得不倒黴，而對老先生說來，最偉大的是一輩子不倒黴，這簡直是當代中國史上的一個特例。將來要寫《第二十八史》的時候，好像應該給他立一個吃政治的傳。
他一邊飲酒，一邊微笑，“諸位別恭維我了。”
那天我多喝了兩杯，我沒有他永遠不醉的高水平，有點管不住自己的嘴。“從我一九四八年認識你起，在阜平西寨那山溝裏，我就不怎麽佩服你的，白濤老兄！但幾十年交往下來，我又不能不讚成你了。因為你活得不但比我們哪個人都好，而且聰明到共產黨拿你沒辦法的程度，了不起。”
他笑笑，根本不把我的諷刺當回事，因為我是晏波帶到解放區去的關係，他跟我不甚見外。“大家隻是個印象而已，其實比我春風得意些，左右逢源些，沾共產黨的便宜多些的，大有人在。老實說，在這個世界上，像我這樣隻顧自己的聰明人，不是很多的，那些不但聰明而且會整人的人，害人的人，吃人不吐骨頭的人，才是真正吃政治的英雄呢！”
大家哄然叫絕：“對極了！”
“喝酒吧！”他端起杯子，“沒有必要為無謂的事情傷腦筋！”
我是他府上的常客，因為我們相識太早，記得進入解放區後，第一個用棗子酒把我灌醉的就是他。
他還為我寫過一首詩：
阮伶不戒酒，
李白詩豐收。
人生常苦短，
何故不自由？
那時，我們這些新去的知識分子都吃大灶，領六斤小米的補貼。他其實早去不多日子，也是晏波通過封鎖線，護送到根據地的。但他是詩人，又到聯大去講了幾個月的新詩運動，竟混上了中灶夥食，營級幹部。可護送我們這些大學生到解放區去革命的，那個風風火火的晏波，經常出生入死的城工部的人，也不過和我們一塊啃窩窩頭，享受大灶待遇，我們替她打抱不平，要找領導去說理。
現在已經很難找到這種赤誠的職業革命者了。她好像除了動員知識分子到解放區參加革命，如同播火那樣，把我們這些青年人的熱情鼓動起來外，她對於自己的一切一切，都無所謂。她阻止了我們，“幹什麽？幹什麽？”走到半路上，被她追上來，趕我們回駐地去。
後來，也知道，她不是沒有想法，不過，她覺悟高，不去想而已。也許因為這點曆史因緣的關係，我和智者這幾十年倒沒斷了來往。
他就這樣漸漸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人物，詩人是他不官不民的特殊身份，上見大官，下見平民，就這麽一個自由自在、但又很有分寸的態度。他不去討人喜歡，也不特意地討誰不喜歡，他讓人覺得他無野心，可信任，不戒備，可又是有本事，很努力，有分量的人物。他的詩，經常見報，他的畫，也有水平，他在文化人中，像官員，可在官員眼中，又是一個從老區來的屬於我們自己範疇的文化人。身體又不好，經常住醫院，也就不把他太當回事，又不能完全不當一回事的對象。所以解放後，這次運動，那次運動，在劫難逃者眾，他能安然無恙，而且並不比別人吃虧，就是沾了這種不即不離，和不使得強者十分在意他的便宜。
“這老小子，該撈的全撈到了。”這也是有些人不肯恭維他的原因。
一九五七年，我被打成右派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潦倒落魄。那一次，晏波也險些給戴上這頂桂冠，虧了加農炮保護了她，這位將軍進城後官做得很大，說話自然算數，也就把她下放拉倒。因而，剩下一個白濤，總是他把我找去簾子胡同，到他家陪他，有時小酌，有時賞飯，倒不怎麽嫌棄我腦袋上那頂帽子。因此，我固然不甚喜歡他，但也不像別人那樣討厭他。雖然心裏也不甚平衡，我倒黴因為我寫了小說，晏波倒黴因為她說了農村的真實情況，而比我們倆更言不及義的白濤，剛一開始整風，就因胃潰瘍住進了醫院，他三教九流的人認識得多，醫生總不讓他出院，躲過那場暴風雨。
“別喝悶酒哦！”
我借酒蓋臉，故意問他：“我弄不懂，怎麽她有事，而你沒事，她下放，而你安然無恙？”
“你以為是我把我老婆推上斷頭台的嗎？”
我說：“但願不是！”
“當然不是！”
後來，沒有很久，晏波下放結束，又回來了。我們談起來，對於她先生這平安無事的歲月，使我不能不相信命運這一說，不知為什麽，上帝總給他笑臉。我從來也不敢跟上帝作對過，但上帝卻總是懲罰我。
他當著晏波大發宏論：“那因為你們太執著，當然，這並沒有什麽不好，不過有時候執著，有時候就不能執著，要知道，腳上的泡，全是自己磨的。”
我說：“我其實是很現實的，我怎麽不想適應？我討好過，我改變過，我服貼過，我低頭過，我甚至求饒過，但上帝仍舊不允許我適應呀！”
智者一笑，“這說明你適應得還遠遠不夠，適應是一門學問。有主動的適應，有被動的適應，有適應中的不必適應，也有作出不適應的樣子，而實際的適應，有大適應而小不適應，也有半適應的半不適應……”
晏波不耐煩地截斷了他：“算了，別販賣你的庸俗哲學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這樣滑頭——”
“不是滑頭，而是聰明，每個人在這個世界生存，都有一個態度。有人要硬碰硬地改造這個世界，有人隻想以柔克剛地適應這個世界。這就是我們最根本的分歧！”
晏波也不客氣：“這也就是你永遠是你，我永遠是我的緣故。雞和兔固然不能同籠，雞和雞，兔和兔也未必能在一個籠子裏共同生活下去。”
一提到這個古老的問題，白濤哈哈大笑。笑歸笑，但從那開始，這兩口子實際上也就分道揚鑣了。所以，那位百分之百的女布爾什維克，忍受不了造反派對一位清白無辜的人，那種誣陷不實之詞，才憤而突圍牛棚，一走千裏，踏上她自己的尋求伸張正義之路，也許是對他這種適應生存學說最後的棄絕吧？
也許，她終於醒悟了，去尋找她錯過的愛？人家越是要揭發那尊加農炮，她倒越是覺得自己當年的棄絕，是多麽的錯誤了。於是，她走了，留下了白濤在牛棚裏作一群被管製的走資派的頭。
從我認識白濤那天起，他就是一天生應該當頭的人。如果你和他一起淪落到一座孤島上，那他準是魯濱遜，而你卻非是禮拜五不可。他這一生，組長，隊長，部長，會長，主任，常委，成員，書記，沒有他沒幹過的職務。他是我們國家裏常見到的，一個永遠動嘴，而不動手的人物。他認為，真正的革命家，不必一定身體力行，隻管原則領導，隻管掌握方向，隻管劃圈拍板，隻管給下麵精神、指示和紅頭文件就行。坐在主席台的位置上，能夠到時候說上幾句提綱挈領式的意見就行。
當然，在主席台上，還得有一個自己的用塑料絲織成的套子裹住的茶杯，有一個塞在耳朵裏的助聽器，有一副看文件的老花鏡。其實，他聽力和視力，都好得異常，那位德國醫生給他查過的。
我時常替他扮演的角色擔心，“萬一，你說出一些不在行的話來呢？你不可能是萬能和全知的上帝。”
“閣下，以後請你不要向我們這些成熟的老同誌，提這些幼稚的問題好不好。領導隻抓原則，而原則是虛的，是綱，是精神，是形而上的，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怎麽能外行呢？”
有一年，他到新疆和田地區去了。回來，給我捎來一塊石頭，說是和田玉。
“你到那兒幹什麽？挖掘古文物？”
因為他是文化人，而且在文物收藏上有點名氣。
他告訴我：“我去是抓棉花生產。”我差點笑穿肚子，他也笑，當然是奸笑，然後正經地說：“我還擔當兩州八縣的消滅二代棉鈴蟲的指揮呢！”
“你可是連大麥和小麥，玉米和黍子都分不清的主——”
“這一點也不奇怪的。你還記得吧，老兄，大煉鋼鐵那時，我搞土高爐群，燒紅了半邊天，還向全國介紹過經驗。”
他在這方麵，簡直是多才多藝，花樣百出。點子多，名堂多，所以，哪兒熱火朝天，哪兒準有白濤。他這一生幹了多少光輝業績呀，說來簡直可怕。將來給他寫悼詞，還真是難以下筆呢！諸如大放衛星，化肥開花，全民食堂，土地深挖；諸如戲劇改革，全民詩歌，英雄人物，樣板歌曲，他都參與領導過，興風作浪過，火上澆油過，天翻地覆過，最後弄得一塌糊塗過。這位老人家，跟著黨一塊兒成功過，也跟著黨一塊兒犯錯誤過，但是，成功的時候，處處見他的身影，錯誤的時候，就不知他到哪裏去了。
“算了算了！”我也懶得和他說了。凡是我們黨頭腦一熱，搞這些莫名其妙的大呼隆運動時，他就來勁了，共產黨說一，他準是要加翻成為二，共產黨說二，他準要搞到十，不過頭，不罷手的。
這人，就這麽神！
所以，上頭看他是文化界的砥柱，底下看他是藝術界的棟梁，外行人看他是專家，專家又覺得他是內行。搞美術的看他是鑒賞家，搞國畫的認為他是收藏家，搞音樂的當他是個知音，搞京劇的相信他是一個不錯的票友，在詩人眼裏，他的五言詩，也算獨具一格，在作家眼裏，他要品評一篇小說或是散文，那一個個新名詞進出來，也讓人頭暈的。在藝術家協會裏，他被視作一個超脫的領導，活得瀟灑的人物，是與廣大群眾不擺架子，和藹可親的首長。因為大家對那些在位置上喜歡指手劃腳的頭頭腦腦，不免反感，因而對他另眼相看。可惜他身體狀況不佳，否則，他要主持經常工作的話，也就是大家的福氣了。
人是一條龍，
也是一條蟲，
懂得辯證法，
一生便從容。
他的這首五言詩，倒可以看出他的一點玄機。
他才不會事必躬親呢！他沒這麽傻，他就在這抓與不抓之間，才得獵取人心，不抓不行，太抓也不行，隻有這樣，一可偷懶，二可少負責任，三也省得和那些抓權的人，增加矛盾。
這首題在畫上的龍蟲詩，還掛在集雅畫廊裏出售，那些虛無縹緲的龍，和支楞八岔的甲殼蟲，看不出多好，也看不出多壞，和他當領導的本事一樣，什麽都有一套，但不能深究。不過在中國，或者在這個世界上，一定要跟長官過不去，要探根尋底的呆子，幾乎是沒有的。所以，隻要沉得住氣，唬住人就行。
穀玉經營的這家集雅畫廊和藝術品公司，其實是倒賣文物的一個黑窩點，推銷這種龍蟲圖，和莫名其妙的現代繪畫，純粹是門麵。你要有工夫在那坐一會兒，準會聽那女人給來光顧的人介紹：“這位老畫家深受馬蒂斯野獸派的影響，還與西班牙的戈雅的畫風，多少有點近似，所以，這是西化的國畫，也是中國畫風的西洋繪畫。中國獨一，西方無二。”那個成熟的桃子，與其說介紹作品，還毋寧說是展覽自己，那流溢出的色香味，能讓顧客情不自禁要咽下口中的唾液的。
漂亮女人兜售商品的一個優點，就是容易使顧客產生人和物的錯位感，使他認為那個女人的天生麗質，也就等於所買東西的貨真價實，就來不及地掏出錢包了。每當我在集雅畫廊裏，看到那些冤大頭們，居然相信她說的這些鬼話，居然買這些鬼畫，我除了驚歎這個世界沒法講得清的無可奈何外，不能不讚佩這個尤物，那種要把整個世界擺平的雄心壯誌。
有時，我也納悶，“穀小姐，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幹嘛不正經找個女人的歸宿？在這裏混得這樣開心？”
她笑了，那眼波飛來，令人眼暈：“你不愧是一個現實主義的作家。可太過實際，就俗了。你要知道，一個漂亮女人的黃金時間是很短的，我倒要試試，能做到什麽份上？然後也不枉此一生。”
這個早先藝術學院的一個三流學生，能夠巴結上白濤，能夠跟一位比自己父親還年紀大的老頭睡覺，也真是夠膽氣豪邁的。“我非常感謝老頭兒，他正好給我提供了這樣一個舞台。”
我心想，小姐，你別說的比唱的還好聽，我會不了解你纏著老頭子不撒手的底蘊？
這個女人聰明，她說我想錯了她：“第一，我不願隨便嫁一個男人，糟蹋了我的本錢。第二，女人不全是為**活著的，我有我自己的十年計劃。第三，白濤雖老，但他風流，至少我還未遇上一位超過他的，能夠與我旗鼓相當的男人。老，我不怕，隻要有功夫。”
穀玉這番話，也許是實情。白濤對於女人，應該承認是有一種特殊的魅力。而且，大概懂得一點**。連晏波，那麽一個追求革命理想的人，幾乎為他犧牲了一切，差不多毀了自己。如果是一個不過爾爾的家夥，這兩個女人恐怕不屑一顧的。
我認識晏波在先，接觸白濤在後。一九四七年，我還是個高中生，她來發展我們參加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民抗先，有了來往。她父親是大學者，住在簾子胡同一座前後兩進的四合院裏，到她們家，滿坑滿穀，都是線裝書，還有許多書畫古玩之類，好像進了琉璃廠一樣，現在這些都成了白濤作為學者化藝術家的本錢了。
可第一眼看到白濤時，已經到了解放區。也許因為他聽晏波提到過我，非常親切，非常熱情，而且來了一個在解放區很少見的洋禮，擁抱我，一連三次。
我很尷尬，他很自然。
老實說，他能在當時那種相當清教徒的，相當禁欲主義的空氣裏，自行其事，也著實令人佩服他的勇氣。譬如，大家都穿二尺半的軍服，戴八角帽，他偶爾還穿起西裝來，戴上毛主席去重慶的巴拿馬帽，招搖過市。我不知道，這是不是革命隊伍中的個別死角現象，有的人，他就可以被允許，被默認，不必一定拘束在規矩方圓之內，稍微出點格，不太傷大雅，人們可以容忍，可以視而不見，也頗是很令人費解的。
我想這和加農炮的性格有關係，他喜歡有才華的部下，雖然他是紅小鬼出身。
那時，宋稼農是我們五分區的一號首長，絕對的一個大老粗，脾氣大得厲害，綽號也是由此而來的。按照一般規律，他應該不大喜歡文化人，但也怪，很寬容白濤那種名士風流的行徑，也許在他眼裏，多少有點像見到稀有動物似的新奇好玩吧！他很少有說有笑的，但白濤經常到他那兒去喝酒聊天，給他講北平的所見所聞，很使首長開心的，所以，司令部出出進進，獨他是很隨便的。
大凡領導人聚在一起，並不都言必馬列，也是需要一些輕鬆話題的，他就經常製造一些緋聞啦，浪漫啦，笑話啦，洋相啦，讓人們在那清苦的日子裏，至少嘴上不那麽單調。尤其他的詩，不晦澀，很上口，那些文化不甚高的首長，看得懂，讀得通，對他還是欣賞。加之白濤這人，別看他有時裝瘋賣傻，其實很聰明，說他頗有心計，也不為過。他即使出點格，過點頭，冒點炮，也不會走得太遠，總是適可而止，差不多便收。有時讓頭兒傷點腦筋，可也不至於為之大動肝火。闖一點小禍，屁股也好擦。所以對這位基本上識相，不給領導造成大麻煩的他，優禮有加，因而破例地不怎麽嚴格要求他。我們出操的時候，他可以睡懶覺，我們學習的時候，他可以在他的屋子裏寫詩，我們幫老鄉收割莊稼，汗流浹背，他可以背著手，在那裏“悠然見南山”，構思什麽宏篇巨著，這就使別人眼紅不得的了。
可在大會上，隻要加農炮在人群中一眼瞥見他，必然會站起來招呼：“我們的大詩人，不當場來一首詩助興嗎？”
偏他有這種說來就來的捷才，記得我到解放區的第二天，正碰上一次祝捷大會，司令員話音剛落，他跳上台去，即席朗誦了一首詩：
日頭天上掛，
人間大變化，
小米出真理，
槍杆打天下。
這首詩，好是說不上的，但有點氣勢，行伍出身的宋老總馬上高興了，他是個粗人，但有時——那是不發脾氣的時候，是個可愛的將軍，因為他的脾氣講求痛快，連聲說：“好！白濤的詩，簡單明了，通俗易懂。”
那時的白濤，人長得帥，要個子有個子，要文才有文才，尤其令人欽服的地方，笙簫管笛，無不在行，唱戲演講，慷慨激昂，提起畫筆，像模像樣，作曲指揮，當仁不讓。那時，時興木刻，他操起刀來，也是一個行家裏手。若是談文學，談詩歌，就更難不住他，而他的五言詩，對不起，說起來都能把人嚇一跳。
“諸公，我寫五言詩的本源，如長江，黃河發源於巴顏喀拉山一樣，是從這兒起始的——”
於是，他拿出一把折扇來作為佐證，你一看，不得不肅然起敬了！
扇倒無甚稀奇，竹骨紙麵，製作粗陋，但卻是毛主席的墨寶。那扇麵上龍飛鳳舞著“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詩句。我未考證過，白濤自成一格的五言詩，是否受主席這首詩的影響，抑或他自己的攀靠附麗？但那筆主席的手書，是毫無疑問的。我剛到解放區，認識他不久，就看他經常放在手邊了。我很驚奇，他竟然對毛主席這把具有某種文物意義的扇子，不怎麽當回事，至少，在表麵上他是這樣子的。一談起來，很無所謂的樣子：“早先，求主席寫兩個字，不是太困難的。”
這也許是事實，不過足以說明，他資格比我們老，接近重要的人物比我們多。他說，他寫過一些詩，送呈給毛主席過，遂有了這把扇子。這故事不知真偽，但他出版過一本《新五言》詩集，倒是不假。其中有一首：
初到解放區，
天地頓時闊，
滴水注大海，
小我成大我。
詩下自注曰：“在平西，呈毛主席。”
日理萬機的毛主席，那時忙於進城，成立共和國，是否有空一閱，待考。但他送上去，大概也是千真萬確，這也算是他一生中的殊榮，也是他終生享用不盡的政治資本。
他也會調侃：“不是誰都可以吃政治的，除了有吃政治的聰明，還得有吃政治的本錢。”
我斜著眼打量他，表情雖然平淡，但那暗中得意的勁頭，也不是看不出來，因為能有這份本錢的可以驕傲者，並不多。他不大在乎別人怎麽看他，除非到了一定的臨界線，再不在乎下去，會給他帶來災難時，他才會收斂。否則，該拿的拿，該要的要，該伸手的伸手，該臉皮厚時，也夠厚顏無恥的。他知道我在腹誹他，反過來問我：“你肯定沒有送過，即使你有這份心思，連往上遞的門也找不著的。別不服氣，命也運也。”
他對我說這話時的神態，滿足之情，溢於言表，這時候的他，便是神采飛揚的白濤了。
服了！雖然，我嫉妒得恨不能罵他王八蛋，但我不得不佩服他，因為他活得比誰都好。但是，忽然之間告訴我，說他想死了，我不諱言心胸裏的陰暗，坦白講，真有點幸災樂禍的快感呢！就像希望一個不敗的拳王，也有倒下被人數十的時候。
穀玉在電話裏，聽我說他不怎麽想活，雖然認為可能是白濤的故伎，喜歡聳人聽聞，並不太當回事。她說她和這位老板談完調撥頭寸的業務以後，就過來簾子胡同。不過她一再申明，如果老頭真活膩了，不是她惹的，而是其它什麽緣故。
“你估計，因為什麽事觸動了他，才想到死亡的。”
她說：“反正他從不提晏波的，這倒是有點蛛絲馬跡的意思！”
等我到了簾子胡同，那座磨磚對縫的四合院裏的大棗樹下，老鴉在聒聒地噪著，很有點不吉祥的氣氛，我以為我來晚了，沒準他先行一步，到上帝那兒去報到了。推門進去，看到他麵前放著幾盒錄像帶，正對著電視機那一片雪花發愣，我放下了心。
“哦，你還有心思看三級片，大概還不至於馬上涅槃？”
他聽出我話中的譏訕之意。“老兄，不要用這種腔調同一個命在旦夕的老同誌說話，我找你來，正是要和你商量這件事的。”
“行了，老先生，你離死神十萬八千裏，別製造新聞了，我拜托你！”
“我真的覺得我快要死了，不哄你！一個人不會拿死來開玩笑的。”
我站在那裏，怔住了。因為自打在根據地那山溝裏的西寨村，和他交往以來，無數次地聽他這樣那樣當回事的，甚至賭咒發誓的語言。我都是在信和不信，或疑信參半地聽著的。但這一次，我望著這老朋友，不能不相信他大概真的遇上了什麽難以解脫的大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