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全部活動，在最高度概括的意義上，就是在觀念和實踐的兩個層麵上消解思維和存在的對立，實現思維和存在的統一，把世界變成人所要求（希望、憧憬、理想）的世界。
哲學的全部努力，在最高度概括的意義上，就是在理論的層麵上探尋思維和存在統一的前提、根據、環節和途徑，提供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哲學層麵的理論思維方式。
在哲學發展史上，德國古典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提供了三種基本的理論思維方式。德國古典哲學所提供的（所揭示的）是一個“概念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概念以其自我運動的形式而消解思維與存在的對立，並實現為理性自由的世界。這是一種抽象的理性的自由。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供的（所揭示的）則是一個“現實的人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在自己的實踐活動及其曆史發展中而實現思維與存在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並表現為人類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躍遷。現代西方哲學所提供的（所揭示的）是一個“語言的世界”或“文化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思維和存在以多彩多姿的文化樣式為中介而消解自己的對立。
現代西方哲學的突出特征，不僅在於它集中地考察人的文化世界，而且在於它立足文化反思進行哲學前提的自我批判。理解這個問題，是探索理論思維前提的文化批判的必要前提。
（一）現代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
與人們把近代西方哲學的變革稱作“認識論轉向”相呼應，人們常常把現代西方哲學的突出特征概括為“語言學轉向”。這種轉向的實質內容和真實意義，是把理論思維的前提批判從近代哲學的認識論反省和邏輯學反思引向了文化批判。
“認識論轉向”，它所針對的是，離開對人類意識的認識論反省而直接斷言世界本身；它所要求的是，哲學家在建立關於世界的理論之前必須先有關於意識的理論；它的根本觀點是，“沒有認識論的本體論為無效”。
“語言學轉向”，它所針對的是，離開對人類語言的考察而直接斷言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它所要求的是，哲學家在建立關於意識和世界及其相互關係的理論之前必須先有關於語言的理論；它的根本觀點是，“沒有語言學的認識論和本體論為無效”。
在“語言學轉向”中，顯示出對思維與存在、人與世界的“聯結點”或“中介環節”的尋求，顯示出現代西方哲學對“意識”、“語言”和“世界”三者關係的總體理解。這種總體理解就是：人類必須而且隻能用語言去理解世界和自己的意識，並用語言去表達對世界和自己的意識的理解；雖然世界在人的意識之外（不依賴於人的意識而存在），但世界卻在人的語言之中（人隻能在語言中表述世界和表達對世界的理解）；語言既是人類存在的消極界限（語言之外的世界對人來說是存在著的無），又是人類存在的積極界限（世界在人的語言中變成人的世界）；語言中既凝聚著思維與存在、主觀與客觀、對象意識與自我意識的深刻矛盾，也是消解主—客二元對立的文化結晶。因此，語言是打開意識和世界及其相互關係之門的鑰匙。
應該說，在尋求思維與存在、人與世界的“聯結點”或“中介環節”的意義上，“語言學轉向”具有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它是以倒退的形式而推進了理論思維的前提批判。
古代哲學離開對人類意識及其與世界關係的認識論反省，單純地從對象世界本身出發去尋求對象世界的統一性，並直接地斷言世界本身，而沒有自覺到蘊含在這種斷言中的思維與存在的豐富的矛盾關係。這就是說，在古代哲學中，理論思維前提的內在矛盾隻是作為“不自覺的和無條件的前提”而存在，並沒有被自覺地揭示出來。因此，古代哲學所能達到的，隻是一種素樸的本體論追究的辯證法。
近代哲學的“認識論轉向”的真實意義，就在於它以“倒退”的形式把古代的本體論追究轉向對人類意識的認識論反省，從思維與存在的二元對立中去尋求二者的統一性。在這種認識論反省中，蘊含於理論思維前提之中的諸種矛盾關係被揭示出來，從而使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被“明確地提了出來”，並獲得了它的“完全的意義”。德國古典哲學又把這種認識論轉向引申到對思維和存在關係問題的邏輯學反思，集中地考察了人類用以把握世界的概念的邏輯運動。因此，近代哲學建立了自覺形態的認識論反省（和邏輯學反思）的辯證法。
現代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又把近代哲學對思維和存在關係問題的“認識論反省”和“邏輯學反思”引向對人類語言的文化批判，從日常語言、藝術語言、科學語言以及哲學語言的分析與對話中去尋求人類文化的統一性。在這種“語言學轉向”中，日常語言與科學語言、日常語言與哲學語言、哲學語言與科學語言的矛盾，本文與解釋、解釋與理解、理解與前理解的矛盾，自在的世界與人的世界、人的文化世界與人的意義世界的矛盾，科學與非科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實證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矛盾，文化的正麵效應與負麵效應、文化樣式的對立與文化樣式的融合的矛盾，都被凸顯出來了。因此，現代西方哲學是以倒退的形式而推進了理論思維的前提批判，並構成了某些文化批判的辯證法思想。
如果借用當代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關於“三個世界”的說法，似乎可以對這種以倒退的形式而實現的前進做出這樣的描述，即古代哲學是離開對“世界2”（意識的或精神的世界）和“世界3”（語言的或文化的世界）的反思而直接地、單純地追問“世界1”（物理的或自然的世界）；近代哲學是離開對“世界3”（語言或文化世界）的反思而從“世界2”（意識或精神世界）出發去追問“世界2”和“世界1”（物理或自然世界）的關係；現代哲學則是從“世界3”（語言或文化世界）出發，通過研究“世界3”的內在矛盾，而自覺或不自覺地去追問“世界1”和“世界2”的關係問題。在這種追問中，明顯地凸顯了思維與存在、人與世界的“聯結點”或“中介環節”，從而在更加豐富的側麵揭示了理論思維前提的內在矛盾。
這就是說，不管現代西方各種派別的哲學家們是否承認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是全部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許多現代西方哲學家明確地否認哲學基本問題），他們在實際上都無法回避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
但是，正因為現代西方哲學的主導傾向是否認哲學基本問題，所以，在他們的“語言學轉向”中，往往出現兩種極端傾向：或者極力回避蘊含在這種轉向中的關於思維和存在的諸種矛盾，把這些矛盾作為“形而上學問題”而予以“拒斥”，試圖以一種超越哲學基本問題的姿態去探討“具體問題”；或者極力誇大蘊含在這種轉向中的諸種矛盾，把思維和存在、人的存在與物的存在、科學與哲學等矛盾關係推向互不相容的兩極，同樣以一種超越哲學基本問題的姿態去宣揚真理的多元主義、價值的相對主義和曆史的非決定論。
現代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還在總體上顛倒了“語言”與“實踐”的關係。語言當然是思維和存在、人與世界之間的“聯結點”或“中介環節”，但語言並不是最根本的聯結點或中介環節。語言不能說明人的實踐活動，相反，隻有用人的實踐活動才能說明語言的形成、演化和發展，才能說明蘊含在語言之中的諸種矛盾關係。實踐的世界是語言的世界的基礎。“實踐的轉向”是現代哲學的精華，“語言的轉向”隻有被揚棄為“實踐的轉向”的內在環節，才能獲得它的真實意義和合理形式。因此，全麵地說，現代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具有二重性：就其追問和具體研究人與世界的中介環節而言，它推進了理論思維的前提批判；就其片麵地誇大文化的某些環節並否認哲學的基本問題而言，它又限製了理論思維的前提批判。這就要求我們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上，批判地考察現代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探索它從何種角度、以何種方式、用何種理論推進了理論思維的前提批判，汲取其積極成果，把它轉化為當代辯證法理論。
（二）人的文化世界與文化批判
“語言學轉向”的直接的哲學結果是凸顯了人的文化世界。
人與動物雖然生活在同一個物理自然世界之中，但人的生活世界卻完全不同於動物的自然世界。人作為自然存在物，同其他存在物一樣生存於“自然世界”；人作為超越自然的社會存在物，則特殊地生活於自己所創造的“文化世界”；人作為社會—文化存在物，既是曆史文化的產物，又是曆史文化的創造者，因而生活於文化繼承與文化創造相融合的“意義世界”。這就是人類生存的“三重時—空世界”。
現代西方哲學在其發展的進程中，愈來愈豐富地展現了人類的文化世界和意義世界，愈來愈深入地揭示了人類文化的內在矛盾，愈來愈尖銳地提出了文化批判問題。現代西方哲學的辯證法思想，在我看來，集中地表現在它的文化批判之中。
由於現代西方哲學所凸現的是人的文化世界，因而也相應地揭示了人類文化的內在矛盾。從大的方麵看，現代西方哲學主要是突出了人與科學、人與符號、人與意義、人與存在的矛盾。
現代西方科學哲學認為，科學是理性和進步的事業，科學是人性的最高表現和最高成果，科學理論（科學語言）是構成人類進步支撐點的真理性認識。因此，邏輯實證主義試圖用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去改造哲學，並把哲學歸結為科學的邏輯。[15]自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以來，包括庫恩、拉卡托斯的曆史主義，又把科學哲學的視野集中在科學知識的增長問題上。他們認為，哲學作為認識論和方法論，主要的使命是研究知識的增長和思維方式的變革，而研究知識的增長，最好莫過於研究科學知識的增長；研究人類思維方式的變革，最好莫過於研究科學理論（科學問題、科學範式、科學研究綱領）的轉換。因此，他們又把科學哲學歸結為科學發展的邏輯。瓦托夫斯基則認為，科學哲學的真正使命並不是建構科學理論的邏輯模型或曆史模型，也不是提供科學研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而是要批判性地反思科學思想的概念基礎，對科學理論的概念框架做出深層的哲學解釋。為此，科學哲學就必須超越科學對自身的理解，而達到對科學理解的理解，即對科學的人文學理解。在常識概念框架、科學概念框架和哲學概念框架的交互作用和相互轉換中去把握人性的統一性，又在人性的統一性中實現對其最高表現——科學——的人文主義理解，從而使哲學成為溝通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橋梁，這就是瓦托夫斯基所提示的“最美好意義”上的哲學。[16]
那麽，究竟怎樣從人文學的角度去理解科學理解？如何把握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中的人性統一性？卡西爾的文化哲學（符號哲學）是一種頗有啟發意義的嚐試。卡西爾提出，不應該從實體性的角度，而應該從功能性的角度去理解人性。因此，在對人性的理解中，必須用活動的統一性去代替結果的統一性，用創造過程的統一性去代替產品的統一性。這樣，就可以用人類活動的體係規定和劃定“人性的圓周”。作為這個圓的組成部分和各個扇麵的語言、神話、宗教、藝術、科學和曆史，就成為人的普遍功能的“同一主旋律的眾多變奏”，從而使我們把人的全部活動理解為一個有機整體。[17]如是，卡西爾就把科學哲學所強調的科學形態的文化擴展成人類活動的文化整體。
卡西爾的文化哲學是要證明：人隻有在創造文化的活動中，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文化，就是人不斷解放自身的曆程。這樣，卡西爾就不僅把文化視為人與世界統一的中介，而且把人的世界歸結為文化的世界，賦予“文化世界”以本體論的意義。
如果說卡西爾為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超越物理自然世界的“文化世界”，那麽，自海德格爾以來的存在主義，特別是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則進一步為哲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意義世界”。海德格爾指出，哲學一直在探索“如何理解存在”的問題，特別是近代以來的哲學，更把哲學變成關於如何理解存在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但是，由於我們總是已經活動在對存在的某種領悟之中，因此，真正的問題在於“理解”是一種怎樣的存在。[18]伽達默爾的回答是：人作為曆史性的存在，不是個人占有曆史文化，而是曆史文化占有個人；不是個人選擇某種理解方式，而是理解構成人的存在方式；理解首先不是個人的主體意識活動，而是曆史文化進入個體意識的方式。理解作為曆史文化對個人的占有和個人正在展開的可能性，它實現為“曆史視野”與“個人視野”的融合。[19]這就是“意義世界”。
科學哲學把自然與精神的抽象對立揚棄為“科學世界”中的思想與實在的統一；文化哲學則把科學世界中的人性實現擴展成人性活動的圓周，構成揚棄人與自然抽象對立的“文化世界”；哲學解釋學進而從曆史文化對個人的占有出發，以理解作為人的存在方式而提出“意義世界”。這表明，人類不是以自己的自然存在而是以自己的曆史活動所創造的社會—文化存在為中介，而構成與世界的對立統一關係。現代哲學的根本特征，就在於以人類的社會—文化存在為中介而揚棄了自然與精神、客觀與主觀的抽象對立，並由此出發去反思理論思維的前提。
從對立的兩極出發，並以抽象的兩極對立關係為基礎而形成的舊哲學，被探索兩極融合、過渡和轉化的中介哲學——現代哲學——所取代了。它改變了哲學的提問方式和追求方式，從而改變了人類的致知取向、價值取向和審美取向，即從深層改變了人類的思維方式。波普爾提出，科學的曆史是發現理論、摒棄錯了的理論並以更好的理論取而代之的曆史。[20]科學理論作為曆史批判的對象，它的全部成果都是作為中介而存在的。同樣，哲學解釋學的根本目的就是激起人們的反省，向那些既定方向的假設確定性進行挑戰。伽達默爾認為，理解作為人的存在方式，它首先是人的曆史局限性，因此，“偏見”是不可避免的合法存在。人類在理解中展現新的曆史可能性，就實現為自我揚棄的辯證發展過程。英國當代哲學家以賽亞·伯林還把這種批判意識擴展為對整個社會的前提反省，認為哲學“涉及的對象往往都是一些作為許多尋常信念的基礎的假設。……如果不對假定的前提進行檢驗，將它們束之高閣，社會就會陷入僵化，信仰就會變成教條，想象就會變得呆滯，智慧就會陷入貧乏。社會如果躺在無人質疑的教條的溫**睡大覺，就有可能會漸漸爛掉。要激勵想象，運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貧瘠，要使對真理的追求（或者對正義的追求，對自我實現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須對假設質疑，向前提挑戰，至少應做到足以推動社會前進的水平”[21]。
現代哲學所提供的辯證思維方式提醒人們：在致知取向上，不是追求絕對的終極之真，而是探索時代的相對之真，把真理理解為過程；在價值取向上，不是追求絕對的至上之善，而是探索時代的相對之善，把價值尺度理解為過程；在審美取向上，不是追求絕對的最高之美，而是探索時代的相對之美，把審美活動理解為過程。訴諸人類曆史活動的現代辯證法理論，以中介的觀點去對待現存的一切事物。這就是它的批判本質之所在。
現代哲學在揚棄傳統哲學的兩極對立的過程中，其視角越來越聚焦在溝通兩極的中介環節上，使實踐哲學、科學哲學、文化哲學、意義哲學等成為現代哲學的基本形態。而透視現代哲學多元形態的深層統一性，就會發現，其實質都是從人類的社會存在（或其中的某個特征、部分、方麵、環節）出發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整個現代哲學的產生和發展，都是以馬克思的實踐辯證法理論所實現的偉大哲學革命為實質內容和根本方向的，而不管現代哲學的其他流派是否自覺到或是否承認這一點。馬克思是真正的現代哲學的奠基人。
由此，我們既可以正視現代哲學所顯示的廣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又能夠把握現代哲學所存在的重大分歧和尖銳鬥爭，在當代的水平上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