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充滿理想和詩意的年月裏，懷著對中國人文曆史和藝術的共同追求，一對情篤的外國夫婦來到中國。在這裏，他們和自己的中國朋友們展開了一段跨國友誼。
這對美國夫婦的中文名字分別叫費正清（約翰·金·費爾班克）和費慰梅（威爾瑪）。當時，他們都是剛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因為共同的追求，他們來到北平，並在這裏結了婚。
在北平東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裏，這對來自異國的年輕夫婦過上了老北京人的生活。這裏的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是新奇的，早餐，他們吃的是胡同口的豆漿油條，就連挎籃子吆喝“蘿卜賽梨”的小販，也能引起他們極大的興趣。
夫婦倆最愛做的一件事兒莫過於坐上人力拉車，串北平的街道和胡同，那種古老的文化氛圍，讓他們進入了一個古典的東方夢境。費正清夫婦找了中文老師從頭學習中文，神秘的方塊字對他們來說有一種別樣的魅力。課餘時間，他們常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廟裏考察，駐足於北平的門樓和城牆之上。
費正清和費慰梅是在結婚後兩個月遇見梁思成夫婦的，四個人的友情維係了一生。晚年，費慰梅回憶起他們相識時的感受說：
當時他們和我們都不曾想到這個友誼今後會持續多年，但它的頭一年就把我們都迷住了。他們很年輕，相互傾慕著，同時又很願回報我們喜歡和他們做伴的感情。徽（whei）——她為外國的親密朋友給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別的美麗活潑。思成則比較沉穩些。他既有禮貌而又反應敏捷，偶爾還表現出一種古怪的才智，倆人都會兩國語言，通曉東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絕的言語和笑聲平衡著她丈夫的拘謹。通過交換美國大學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們夫婦倆都在哈佛念過書，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學當研究生時來到北京的。
費正清、費慰梅的中文名字就是梁思成夫婦取的。梁思成說：“正清乃是象征正直、清朗，又接近John King的發音，是個典型的中國名字。”
這份上天賜予的新的友誼給林徽因的生活注入了陽光。當時，她和梁思成剛由沈陽遷回北平，開始在中國營造學社的工作。事業還未走上正軌，家務事又瑣碎纏身，這讓本來性子就急的林徽因心煩意亂。費慰梅懷念這段日子時記敘道：
當時，徽因正在經曆著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務的苦難。並不是她沒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兒、新生的兒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煩的，一個感情上完全依附於她的、頭腦同她的雙腳一樣被裹得緊緊的媽媽。中國的傳統要求她照顧她的媽媽、丈夫和孩子們，……她是被要求擔任法律上家庭經理的角色。這些責任要消耗掉她在家裏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
費慰梅作為一個來自不同文化環境的女性，對林徽因的感知是深層次的，她在中西方文化的結點上，一下子找到了她的中國朋友全部痛苦的症結，費慰梅說：
林徽因當然是過渡一代的一員，對約定俗成的限製是反抗的。她不僅在英國和美國，而且早年在中國讀小學時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國外過的是大學生的自由生活，在沈陽和思成共同設計的也是這種生活。可是此刻在家裏一切都像要使她铩羽而歸。
她在書桌或畫板前沒有一刻安寧，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親的幹擾。她實際上是這十個人的囚犯，他們每件事都要找她做決定。當然這部分是她自己的錯。在她關心的各種事情當中，對人和他們的問題的關心是壓倒一切的。她討厭在畫建築草圖或者寫一首詩的當中被打擾，但是她不僅不抗爭，反而把注意力轉向解決緊迫的人間問題。
在當時那個新舊更替的時代，林徽因和梁思成都是走在時代前列的，所以，他們也是孤獨的。費氏夫婦的出現則讓他們在心靈上多了一份相惜與牽念，正如林徽因說：“自從你們兩人來到我們身邊，並向我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對生活以及總體上對未來的新看法以來，我變得更加年輕、活潑和有朝氣了。”
林徽因與費慰梅的感情非常好，她們常常在一起相伴騎馬，交流傾談。當時有名的“太太客廳”，費氏夫婦也是常客。費正清與費慰梅回國後，他們的友誼隻能靠書信傳達。梁家被戰爭困在李莊時，生活極端拮據，連信紙都隻能用剪開的小紙片，郵費也夠一家人生活一陣子。即使是這樣，他們的聯係也沒有中斷。
1993年，費慰梅完成書稿《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對探索中國建築史的伴侶》，於1995年由賓州大學出版，以紀念二人曾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求學的淵源。費慰梅於2002年4月4日逝世，享年九十二歲，與林徽因的忌日隻差三天。她的名氣雖然不如丈夫費正清大，但她對中國藝術的深深熱愛，和中國才女林徽因至死不渝的情誼，寫下了中美知識分子交流史上的動人詩篇。
這份能為彼此生命帶來溫暖和光明的友誼，深埋於時光深處，值得人一輩子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