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出現重大轉折。在太平洋戰場，美國“地毯式轟炸專家”李梅將軍指揮美軍對日本本土實施大規模地毯式轟炸。
時任“戰區文物保護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思成也接到了一項特殊任務—編製一份淪陷區的文物建築表，並在軍用地圖上標注出其位置。他同學生不分晝夜地繪製地圖。在梁思成標記的地圖中，有一份特殊的地圖，上麵劃著兩個圓圈，那便是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
梁思成專程帶著地圖趕到美軍設在重慶的指揮部，苦勸美軍布朗森上校不要轟炸奈良。因為奈良保存著當時世界上最完善的唐代木建築，屬於全人類的文化遺產。梁思成的提議最終被美軍指揮部采納。在盟軍對日本本土的大規模轟炸中，僅東京在一夜間就承受了兩千噸燃燒彈和數十噸汽油，全城成為一片火海。其他重要城市也都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隻有京都、奈良這兩座古城奇跡般得以保全，遍布二都的宮殿、城牆和寺院也毫發無損。
後來，在奈良被宣布為世界曆史文化名城三十周年紀念日時，《朝日新聞》特刊文《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盛讚梁思成的義舉；日本古建築權威福山敏男也滿懷感激地說：“梁思成先生是我們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戰中向美國提出了保護奈良和京都的建議，我們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濫炸而保存下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
梁思成夫婦被奈良人稱為“恩人”，他們稱讚梁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古建築學家”。其實，值得稱道的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超越於個人和民族恩怨之上的良知和胸懷。梁思成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價值觀念及其踐行，甚至要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早了近三十年。更重要的是，這種選擇建立在超越國仇家恨的基礎之上。
誠如其子梁從誡所言：“我父親做出這個建議是不容易的，我們家有兩個人直接死在抗日戰爭前線。”梁思成的弟弟梁思忠擔任第十九路軍炮兵校官，在“淞滬會戰”的硝煙中犧牲；林徽因的三弟林恒犧牲在抗日的空中戰場。林梁一家也在1937年11月與1939年1月兩次險些在日軍的轟炸中喪命。在重慶大轟炸的烈火中，謙謙君子梁思成目睹慘狀曾發出怒吼：“多行不義必自斃，總有一天我會看到日本被炸沉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都恨透了日軍。
然而，他們並沒有因此失去學者的理性和良知。
抗戰勝利後，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被清華大學建築係聘為教授，全家搬進了清華園新林院８號教授樓。梁思成又赴美考察戰後的美國建築教育。同時，應耶魯大學聘請，做為期一年的講學，教授《中國藝術史》。後來，梁思成接到林徽因病重的消息，仲夏時節匆匆結束講學，提前自美歸來。
在內戰即將開始的時候，國民黨當局企圖迫使北平各高等學校南遷。教育部督學來清華交換遷校意見時，林徽因和梁思成當即表示留在北平。林徽因對其他要留下來的同事說：“放心吧，我們不會走的，我們與你們一起迎接解放。”
平津戰役前夕，中共決意爭取和平解放北平。即使非打不可，也得盡全力保護古建與文物。某天，兩名年輕的軍官在張奚若引領下，來到清華園新林院8號梁林寓所。他們拿出一張北平城的作戰地圖，請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軍用地圖上標出重要古建築，劃出禁止炮擊的地區以便攻城時炮火避開。他們告訴梁思成，此圖作為攻城之用，寧願多流血也得盡可能保護古建築。梁林二人大為感動，對共產黨人有了更深的認識。那一刻，梁思成甚至想到了過去讀《孟子》時所講的“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接著，林徽因又和同事們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完成了厚厚一本《全國重要文物建築簡目》，為解放全中國時人民解放軍作戰及接管時保護文物提供了重要依據。
新中國的一切都是嶄新的、朝氣蓬勃的。滿懷一腔報國熱情的林徽因被聘為清華大學的一級教授，主講《中國建築史》課程，並為研究生開設《住宅概論》等專題課。此外，林徽因成為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設計小組成員、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她還是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文代會代表。這一切都來得如此迅疾而不容分說，完全出乎她的意料。新政權是重視科學文化、重視知識分子的。這讓林徽因驚訝和自豪，也讓她更加振奮和感動。
為了做好設計國徽、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等重要工作，林徽因把自己的整個身心都投入進去了。自從接受了國徽設計任務後，林徽因緊張地忙碌了兩個多月。清華送審的第一稿國徽設計方案卻未能通過，審查委員會認為這個方案體現“政權特征”不足，應該在國徽裏麵加上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天安門。
按周恩來和政協的要求，清華大學和中央美院兩個設計小組重新設計國徽方案。對於天安門，林徽因和梁思成胸有成竹。他們早在30年代就測繪過天安門和故宮，他們找出了當年營造學社繪製的天安門平麵圖、立麵圖和剖麵圖，這些圖紙分別按100:1和200:1的比例繪製而成。林徽因和設計小組一起討論、修改，畫了無數張草圖，提出了無數個建議，修改了無數個細節。林徽因和思成一連數日通宵達旦地工作，家裏變成了一個繁忙的工作間，到處鋪滿了各個國家的國徽，小組討論的每一次草圖。林徽因靠在枕頭上，在**的小杌上作圖，累得支持不住了就躺一陣，起來再接著畫。
最後的圖案終於完美地出現在人們眼前：金色浮雕的天安門立麵圖莊嚴肅穆，上方是五顆金色浮雕的五角星。金色五星襯在大紅底色上，像是一麵鋪天蓋地的五星紅旗；圖案外圍環繞著金色稻穗和齒輪浮雕，稻穗和齒輪由大紅色的綬帶聯結在一起。整個圖案左右對稱，由金、紅兩種溫暖顏色組成，莊嚴美觀、醒目大方，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
等到汽車把製作好的國徽模型拉走了，林徽因和梁思成才長籲了一口氣，雙雙累得大病一場，心情卻十分愉快。當清華小組設計的國徽圖案最終入選的消息傳來，林徽因和設計小組的同事們大笑歡呼後相擁而泣，幾個月以來的勞累一掃而光。
1950年6月23日，中南海懷仁堂。全國政協第一屆二次會議在這裏召開，大紅色的宮燈懸掛在主席台上，孫中山和毛澤東的巨幅畫像擺放在主席台的正中央。林徽因被特邀出席會議。在當天的會上，新政權要正式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
會議開始後，全體與會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巨大的幸福感像潮水般淹沒了林徽因，她卻虛弱得幾乎不能從座椅上站立起來。
此時，林徽因的病情已經非常嚴重，每天吃得很少，夜裏全靠安眠藥才能睡四五個小時。每到寒冬，她的病情就愈加嚴重，藥物已不能奏效，隻能通過保持居室的溫度來延緩病情惡化。即使是一場感冒，對林徽因也是致命的。每到秋天，梁思成就要用牛皮紙把林徽因居室的牆壁和天花板全都糊起來，幾個火爐也早早地點上。這時，她又接到了為亞太地區和平會議代表設計製作景泰藍等工藝品的任務。
一天，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北京海王村舊古玩攤考察北京的特種工藝，被一隻景泰藍花瓶吸引。攤主見他們很喜歡，便說：“二位先生還是有眼力的，這是正宗老天利的景泰藍，別處你見不到了。就是老天利這家大字號，也撐不住快關張了。北京的景泰藍熱鬧了幾百年，到這會兒算是快絕根了。”攤主的話引起了梁、林對景泰藍的關注。
林徽因一直有著天然的藝術情結，對景泰藍這樣的工藝品非常喜愛和關注。景泰藍的製作工藝包含了青銅工藝和瓷器工藝，同時又引入了繪畫和雕刻技藝，堪稱中國傳統工藝的集大成者。她拖著帶病之身，跑了一家又一家手工藝品工廠，發現不過隻是些小手工作坊。而製作景泰藍的幾家作坊更是破敗零落。當時的景泰藍作坊，大的不過二三十人，小的隻有兩三人，工人多在低矮、昏暗的作坊從事手工操作。景泰藍的製作工藝複雜，生產成本高，加上設備和材料簡陋、銷售不暢，這些作坊處於倒閉的邊緣。一些從事了一輩子景泰藍製作的老藝人，聽說大學裏來的林徽因想進行景泰藍工藝改良時，握著林徽因的手，激動得老淚縱橫：“你們救救景泰藍吧。”言語之懇切，竟似生怕景泰藍從他們手裏失傳一般，情景令人心酸。
經過多次走訪調研，林徽因和梁思成商議後，決定在清華建築係成立一個美術組，把自己研究的中國傳統藝術和手工藝品結合起來，搶救這一瀕於滅絕的中國獨有手工藝品。林徽因多次和美術小組成員們一起，到作坊裏去了解景泰藍的生產工藝，觀看工人的操作流程。她對每個工序都有興趣，經常要動手試一試，掐絲、點藍、燒藍……那些絢麗多姿的藝術品原來就是這樣誕生的。她發現，這些工人師傅的手藝其實是很高超的，但是由於傳統產品造型落後俗氣、色彩圖案陳舊，幾百年來僅有牡丹、荷花、如意等幾種圖案，致使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藝品瀕於停業。
她和美術小組的人一起設計繪製了一批新的圖案，這些景泰藍圖案有的出自漢代刻玉紋樣，有的出自敦煌北魏藻井和隋唐邊飾圖案，也有的出自宋錦草紋和明清彩瓷。其中祥雲火珠的圖案簡潔明快，敦煌飛天的形象浪漫動人。他們把這些新圖案拿到作坊中去，看著工人師傅們按照工藝程序操作。當樣品成功地燒製出來後，林徽因捧著漂亮精致的景泰藍工藝品格外高興。此後，她懷著極大的熱情沉浸在景泰藍工藝品的圖案創作中。誰都不會相信這是個身患重病、非常清楚自己將不久於人世的人。亞太地區和平會議在北京順利召開，和平禮物送到了亞太各國代表的手中。蘇聯著名芭蕾舞演員烏蘭諾娃得到了飛天圖案的景泰藍。這位“天鵝公主”喜歡極了：“這是代表新中國的新禮物，真是太美了！”
鑒於林徽因為拯救北京特藝做出的貢獻，她作為美術家協會代表被邀請參加全國第二屆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會上，她見到了她以前在文壇上的老朋友，像沈從文、蕭乾等都作為文學界的代表出席，而唯獨在文壇素有才名的她卻作為美術界的代表出席，這種戲劇性的場麵讓人啼笑皆非，卻也證實了林徽因在不同方麵所具有的卓然不凡的博學才智。
1951年，梁思成、劉開渠主持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林徽因被任命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承擔了設計碑座飾紋和花環浮雕的任務。此時她已經病得不能起床了。在臥室兼書房裏安放了兩張繪圖桌，找了一個建築係應屆畢業生做助手。
從總平麵規劃到裝飾圖案，她逐一斟酌推敲，反複研究每一個細節。每繪一個圖樣都要逐級放大，審看視覺效果，直至最後定案。在設計風格上，林徽因主張以既大氣奔放、又精致華美的唐代藝術風格做藍本，她說：“盛唐文化是中國曆史上的華彩樂段，顯示著時代風貌和社會形態。秦漢雕塑以陽剛之美為主，體現了積極進取的生命力量，而唐代雕塑則剛柔並濟，同時吸收了南朝文化的精致、細膩、華美的自然靈氣……基本上完成了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的結構體係。這些正是我們要借鑒的。唐代藝術具有與歐洲文藝複興類似的人文主義特點，能更好地表達人民對英雄的歌頌與懷念。”
兩個月的時間，林徽因和助手畫了數百張圖案，最後選定以橄欖枝為主體的花環設計。在上千種花卉中，她最後選定了牡丹、荷花和**這象征高貴、純潔和堅韌的三種“國花”。須彌座正麵設計為一主兩從三個花環，側麵為一隻花環。它們與基座的浮雕相互輝映，如同一組上行的音階，把英雄的樂章推向**。建築委員會討論通過了林徽因的設計方案。
生如夏花，她那病弱的生命在竭力綻放著絢爛的最後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