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利諾伊州的新塞勒姆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的好友亨利·龐德是當地的律師，他跟我說了很多次：
“你應該去拜訪吉米·邁爾斯舅舅，他的舅舅赫恩頓是林肯的法律合夥人，而且吉米的一個姑媽曾經營著一家旅館，林肯夫婦在那裏住過一段時間。”
這聽起來是條有趣的線索，於是，一個七月的星期天下午，我和龐德先生坐上汽車，趕往新塞勒姆附近的邁爾斯農場——過去，在步行前往斯普林菲爾德借法律書的途中，林肯常常停下來，到這裏講幾個故事，換一杯蘋果酒喝。
我們到了以後，吉米舅舅拉來三把搖椅，大家坐在院中一棵大楓樹的樹陰裏，一聊就是幾個鍾頭。半大的火雞和小鴨子在周圍的草地裏，又跑又叫。這期間，吉米舅舅提到了林肯的一個頗具啟發性又讓人倍感同情的故事——至今未被刊載過。故事是這樣的：
邁爾斯先生的姑姑凱瑟琳嫁給了一個名叫雅各布·M.厄爾利的醫生。大約在林肯進入斯普林菲爾德一年以後——準確地說，是1838年3月11日晚上——一個陌生男人騎馬來到厄爾利醫生家門外，他敲了敲門，把醫生叫到門口，對著他把雙筒霰彈槍裏的子彈打個精光，然後跳上馬迅速離開了。
盡管當時的斯普林菲爾德規模很小，但是凶手始終逍遙法外，直到今天，這起殺人案依然懸而未決。
厄爾利醫生隻留下了一份微薄的遺產，他的遺孀便把房間出租，以養活自己。婚後不久，林肯夫婦就住到了厄爾利太太家。
吉米舅舅告訴我，他經常聽他的姑媽——也就是厄爾利醫生的遺孀——說起這個故事：一天早上，林肯夫婦正在吃早飯，這時林肯做了一件事，頓時點燃了妻子的火爆脾氣。具體是什麽事，現在沒人記得。盛怒之下，當著其他房客的麵，林肯太太把一杯熱咖啡潑到了她丈夫的臉上。
林肯一句話沒說，帶著羞恥沉默地坐在那裏。厄爾利太太走過去，用濕毛巾把他臉上和衣服上的咖啡擦掉。這件事可能就是他們二十五年婚姻生活的縮影。
斯普林菲爾德共有十一名律師，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那裏謀生，所以他們常常騎馬從一個縣城到另一個縣城，跟著大衛·戴維斯法官在第八司法轄區各地開設巡回法庭。周六，律師們都設法趕回家，和家人一起過周末。
隻有林肯不回去。他害怕回家，所以春秋兩季六個月裏，他一直待在外麵，東奔西跑，從未回過斯普林菲爾德。
年複一年，他始終如此。鄉村旅館的居住條件經常極其惡劣，可是比起回家聽妻子沒完沒了的指責和發瘋似的發脾氣，他還是更喜歡待在外麵。鄰居們都說“他被她煩得不得安寧”，他們曾親眼目睹，也常聽到她嚷嚷，自然非常了解。
貝弗裏奇參議員說：“從街對麵都能聽到林肯太太尖銳刺耳的嗓音，住在附近的鄰居能聽見她持續不斷地發飆，她的怒氣常常不隻表現在口頭上，她還曾無數次動手。這一點毋庸置疑。”
“她領著她丈夫跳了一支瘋狂而歡樂的舞。”赫恩頓說。
赫恩頓覺得他知道“她為什麽如此肆無忌憚地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憤怒”。
因為她想報複他。“他摧毀了她女性的驕傲，”赫恩頓暗示道，“她感覺在世人眼裏自己低人一等。但隨著複仇臨近，愛情消散了。”
她一直抱怨、指責她的丈夫，他渾身上下沒有一點兒合她口味：他駝背，走路姿勢也難看，他的腳直上直下地抬起又放低，像個印第安人。她抱怨他走路太僵，沒有彈性，姿勢一點兒都不優雅。她還模仿他的步態，喋喋不休地催他走路的時候要腳趾朝下，這是她從蒙特拉夫人的學校裏學來的。
他那兩隻大耳朵恰如其分地豎在腦邊，這也不招她喜歡。她說他的鼻子是歪的，下嘴唇又太突出，像是得了肺癆。還說他的手腳都太大了，腦袋又太小。
他對自己長相出奇地冷漠，這又刺激了她那敏感的神經，讓她痛苦無比。“林肯太太，”赫恩頓說，“也不是無緣無故就亂發脾氣。”有時，她丈夫走在街上，一條褲腿塞在靴筒裏，另一條卻懸在外麵。他的靴子很少擦拭或上油，領子很少更換，外套經常需要刷洗。
詹姆斯·格雷和林肯夫婦做了多年鄰居，他曾寫道：“林肯先生常來我們家，腳上穿一雙寬鬆的拖鞋，褪了色的褲子也僅有一根吊帶。”林肯把這吊帶叫做“加裏斯”。
天氣暖和的時候，他就走得遠一點，“上身披一件髒兮兮的亞麻布罩衣，背部的大片汗漬，好似一張美洲大陸的地圖。”
一位年輕律師曾經在一個鄉村旅館裏看到林肯，當時林肯正穿著“一件自家做的低至小腿的黃色法蘭絨睡袍”準備睡覺，看到這一幕，他不禁驚呼“這是我見過的最不虔誠的人了”。
他一輩子都不曾有過一把剃須刀，也不像林肯太太希望的那樣經常光顧理發店。
他很少打理自己馬鬃一般粗糙濃密的頭發，這讓瑪麗·托德異常惱火——她剛梳理妥當，不久就又亂糟糟的了，因為他總是把銀行存折、信件、法律文件都塞到帽子裏。
一天，他去芝加哥照相，攝影師讓他稍微“打扮”一下，他回答說：“打扮之後拍的照片，拿到斯普林菲爾德，人家就認不出這是林肯了。”
餐桌上他也很豪放隨意。他握刀的方法不對，刀子放到盤子上也不對。他用叉子就著麵包吃魚的時候更加談不上優雅，簡直一塌糊塗。有時，他會傾斜肉盤，然後把豬排撥到盤子裏，或是直接讓它滑落到盤子裏。他偏要用自己的刀子切黃油，為此，林肯太太跟他“大鬧了一場”。每次他把雞骨頭放到盛著生菜的副盤裏時，林肯太太都氣得幾乎要昏厥。
有女賓到訪時，他若沒起身迎接，沒熱心地幫她們拿外套，走的時候也沒送送她們的話，就一定會招來林肯太太的抱怨和責罵。
他喜歡躺著看書，從辦公室回來後，他就脫下外套、鞋子和衣領，放下肩膀上那條僅存的“加裏斯”，把椅子四腳朝上倒放在過道裏，在傾斜的椅背上放個枕頭，然後把頭和肩膀靠在上麵躺在地上。
他能保持這個姿勢看上幾個鍾頭——通常都是看報紙，有時也看《阿拉巴馬故事集》，比如一個關於地震的詼諧故事。他也常常閱讀詩歌，而且非常頻繁。不管看什麽，他都是大聲地讀出來，這是他在印第安納州的“胡喊學校”養成的習慣。他覺得通過大聲朗讀，對內容的印象既有視覺上的，也有聽覺上的，這樣就能記得更久。
有時，他會躺在地上，閉著眼睛背誦莎士比亞、拜倫或是愛倫·坡的詩，比如：
因為月亮的每一絲清輝都勾起我的回憶
夢裏那美麗的安娜貝爾·李，
群星的每一次升空都令我覺得秋波在閃動
那是我美麗的安娜貝爾·李。
一位跟林肯夫婦一起住過兩年的女士——是他們的親戚——說，一天晚上，林肯正躺在大廳的地板上看書，這時，家裏來客人了。不等仆人去開門，他就衣衫不整地起身，把客人領進了客廳，還說要“讓她們開開眼”。
林肯太太從隔壁房間裏看到女士們進來，也聽到了她丈夫的俏皮話。她立時氣不打一處來，滿腔怒火地跑出來。情況變得非常尷尬，他於是離開了家，反倒覺得高興，直到深夜才從後門悄悄溜進來。
林肯太太的嫉妒心異常強烈。她一點兒都不待見約書亞·斯皮德，斯皮德跟林肯是多年的朋友，她一直懷疑林肯是受了他的影響才逃婚的。婚前，林肯會在寫給斯皮德的信的末尾加上“替我向親愛的芬妮問好”。可是，結婚以後，林肯太太要求他把末尾的問候語改成“代我向斯皮德太太致意”。
林肯是個知恩圖報的人，這也是他的優點之一。為了表示感激之情，他許諾給第一個兒子起名叫“約書亞·斯皮德·林肯”。但是，瑪麗·托德知道以後卻大發雷霆，說孩子是她生的，名字也該由她起！況且，再怎麽著也不能叫約書亞·斯皮德啊！他會隨她娘家的姓，叫羅伯特·托德……
毫無疑問，孩子的名字就叫羅伯特·托德。林肯家有四個孩子，這是唯一活到成年的一個。艾迪1850年夭折於斯普林菲爾德——死時隻有4歲；威利在白宮裏夭折——死時12歲；泰德1871年死在了芝加哥——死時18歲；羅伯特·托德·林肯於1926年7月26日在佛蒙特州的曼徹斯特逝世——終年83歲。
林肯太太抱怨院子裏光禿禿的，沒有花草，沒有灌木，沒有色彩。於是，林肯種了一些玫瑰，但他對花草毫無興趣，所以，玫瑰很快因為疏於照管枯死了。她又讓他弄一個花園，有一年春天，他確實收拾出來一個花園，可是裏麵雜草叢生，比花都長得好。
盡管他並不喜歡體力勞動，但還是會喂那匹叫 “老巴克”的馬，他“養了牛並親自擠牛奶，還自己鋸木頭”。他一直都這麽做——哪怕在當選總統後——直到離開了斯普林菲爾德。
然而，林肯的二表弟約翰·漢克斯卻說“亞伯什麽活兒都幹不好，除了幻想”，而瑪麗·林肯[1]也認同他的看法。
林肯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常常莫名其妙地出神，似乎忘卻了周遭的一切。禮拜天，他會把孩子放到小車上，拉著他在房子前崎嶇不平的人行道上散步。有時，小家夥不小心滾落到了地上，可他還是在前麵拉著車繼續走，眼睛盯著路麵，全然不知孩子在身後痛哭。直到林肯太太從門內探出頭，尖著嗓子對他大聲怒吼，他才意識到。
有時，他從辦公室下班回到家，盡管看了林肯太太一眼，可分明沒意識到她的存在，話也不說。他對食物幾乎毫無興趣，做好飯以後，她經常還要再大費一番功夫把他弄到餐廳，叫他，他好像都聽不到。他會坐在餐桌邊，做夢一般直勾勾地看著天空，要經她提醒，才想起來吃飯。
晚飯過後，他有時會盯著壁爐，默不作聲地看上半個鍾頭。孩子們依偎著他，拉他的頭發，跟他說話，他都不為所動，似乎不知道他們的存在。然後，他會突然回過神，講個笑話，或是背誦一首自己最愛的詩：
人類啊！你何必驕傲呢？
像一顆轉瞬即逝的流星，一片飛馳而過的雲霧，
一道閃電，一個碎浪的泡沫，
人從生命進入他安息的墳墓。
林肯太太指責他從不指正孩子的錯誤。他那麽愛他們，“看不到他們的過錯”。“對他們的好的做法，倒從不錯過表揚的機會，”林肯太太說道，“他還宣稱：‘讓我欣慰的是，孩子們都自由快樂地成長，沒有專橫的父母束縛他們。愛是連接父母和孩子的紐帶。’”
有時，他給孩子們的自由之大令人吃驚。例如，一次，他正在跟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下棋，羅伯特走進來，告訴父親說該吃飯了。林肯回答道：“好，好。”雖然答應了，但他很喜歡下棋，就忘了叫他的事，還繼續下棋。
過了一會兒，羅伯特又過來，說林肯太太急著找他。林肯答應了，可也再次忘卻了。
又過了片刻，羅伯特第三次過來叫他，這一次，他又答應了，可還是繼續下棋。這時，孩子突然退後一步，把棋盤狠狠地踢到半空中，棋子散落一地。
“好吧，法官大人，”林肯微笑著說，“我想我們隻好另找時間再接著下了。”
顯然，林肯根本沒想過要指正兒子的錯誤。
林肯家的男孩子們經常晚上藏在籬笆後麵，從裏麵伸出一根木條，因為沒有路燈，所以過路的行人就會撞上木條，把帽子碰掉。有一次，孩子們錯把他們父親的帽子碰掉了，但他沒有批評他們，隻是告訴他們要當心，因為這可能會激怒別人。
林肯沒有宗教信仰，也極力避免談論宗教話題，哪怕是和他最好的朋友。然而，他曾告訴赫恩頓，他的信仰跟印第安納州一位名叫格倫的老人相同。林肯曾經聽他在一次教堂集會上發言：“當我做了善事，我會高興；當我做了壞事，我會內疚。這就是我的信仰。”
孩子們大一點兒以後，禮拜天上午他會帶著他們出去散步，但是，有一次，他把他們留在家裏，自己跟林肯太太去了第一長老教堂。半個小時後，泰德回到屋子裏，想找父親，於是就沿著大街跑進了教堂，當時牧師還在布道。他的頭發亂蓬蓬的，鞋上的紐扣散開了，襪子也垂到腳踝上，臉上和手上都沾滿了伊利諾伊州的黑色泥土。服飾華麗的林肯太太看到後，既震驚又窘迫，然而，林肯平靜地伸出一隻長胳膊，把泰德慈愛地攬入懷抱，讓兒子的頭緊貼著他的胸膛。
有時，星期天上午，林肯也會把孩子們帶到城裏的辦公室。在那裏，他允許他們亂跑亂鬧。“很快，他們就把書架折騰壞了，”赫恩頓說，“他們在抽屜裏亂翻，把箱子打得滿是洞眼，還砸壞我的金筆筆尖……他們把鉛筆扔進痰盂，打翻文件上的墨水台，還把信件扔得滿地都是，在上麵又蹦又跳。”
而林肯“一點兒都沒有責怪他們，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他是我見過的最慣孩子的父親了”，赫恩頓最後說。
林肯太太很少去他的辦公室——她去了以後，簡直被鎮住了。這也情有可原：這個地方毫無秩序可言，東西到處堆放。林肯會把一些文件捆起來，貼上標簽：“別處尋不到，可在此中找。”
就像斯皮德說的那樣，林肯的習慣“常常很不尋常”。
在一麵牆上隱約有個巨大的黑色汙點，這是之前一名法科學生把墨水台砸向另一個學生的腦袋，結果沒砸中，留下的印記。
辦公室很少打掃，幾乎沒有擦過。有些花種飄落至書架，就在上麵的塵垢裏生根發芽了。
[1]即瑪麗·托德，美國已婚婦女會隨夫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