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行水上，明月當空，前麵就是洛陽。
安史之亂後，唐中央政府全靠東南糧運支撐，但是東南的糧食需要先至東都，然後浮河渭，才能溯流入關，所以鹽鐵轉運使的任務非常繁重。由於糧食轉運耗費巨大，唐前期中央政府常常搬遷至洛陽，以緩解長安及其附近地區的糧食壓力。
關中地區由於長期的戰亂與自然災害等因素，經濟衰退，糧食異常匱乏，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隋煬帝即位後，決定遷都洛陽。其主要原因是以洛陽為中心便於控製全國。洛陽是水陸運輸的自然中心，也是大運河的交匯點，也是最大的商業城市。
北魏的洛陽已經“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啟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洛陽伽藍記》）。隋煬帝又在洛陽附近設置洛口倉、回洛倉、永豐倉等。僅洛口倉就有三千個地窖，每個地窖可以儲藏糧食八千石，還儲存了幾千萬匹布帛。一水穿城，洛河南岸的南市，有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壁有四百餘店，貨物堆積如山；洛河北岸的北市，每當春水泛濫的時候，堤邊楊柳低垂，一眼望去，帆檣林立，絡繹不絕，停泊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小船隻數以萬計。
一直到了開元年間，在三門東西各置一倉，東曰集津倉，西曰鹽倉，兩倉之間開山路十八裏，漕舟輸粟於東倉，次用陸運，輸入西倉，以避三門之水險。
20．牛李黨爭
牛李黨爭籠罩著晚唐四十餘年，這是造成李商隱仕途不達的背景原因。牛黨的首領是牛僧孺、李宗閔，李黨的首領是李吉甫、李德裕。李商隱的嶽父王茂元屬於李德裕一派，而恩師令狐楚則屬於牛僧孺陣營。
牛李黨爭肇始於李商隱出生前三年的元和三年（808年）。結束的標誌有兩個：一是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貶死崖州，一是大中十三年（859年）令狐綯罷相。李商隱終其一生籠罩在牛李黨爭的濃雲中。
憲宗元和三年（808年），李商隱出生前三年，朝廷舉行製科考試，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人，放十一人及第。考生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在對策中猛烈抨擊朝政，無所避忌，考官將其列為上等。宰相李吉甫認為他們有意批評自己輔政不力，在憲宗麵前哭泣申訴。憲宗遂將三人斥退不用，將主考官貶逐，朝野嘩然。這是牛李黨爭的開端。
李吉甫在憲宗時就力主中央集權，做了一年多宰相，更換了三十六個藩鎮。牛黨攻擊李吉甫熱衷武功，反對打擊藩鎮割據勢力。
元和六年（811年），李吉甫再次拜相，在積極籌備討伐淮西節度使吳元濟的關鍵時刻，元和九年（814年）十月，李吉甫暴病而卒。
李吉甫去世後，憲宗將征討用兵事宜委任武元衡。當時成德王承宗、平盧李師道為了阻止朝廷武力征討藩鎮，紛紛上書請求朝廷寬赦淮西叛將，但被武元衡堅決拒絕。於是李師道派人將武元衡刺殺並製造騷亂，王承宗則公然叛亂，朝廷隻得分兵征討。武元衡死後，裴度被任命為宰相，繼續打擊淮西叛亂。但由於討伐淮西和成德的戰爭同時進行，兩線作戰，致使戰事曠日持久，經年無功。李逢吉、令狐楚、王涯等人乘機發難，以師久無功，軍費耗資巨大為名，要求停止討伐。裴度臨危受命，說服憲宗放棄兩線作戰，專心致力於淮西之役，並親自督師前線，最終取得了對淮西征討的決定性勝利。
穆宗長慶元年（821年），李商隱10歲時，右補闕楊汝士和禮部侍郎錢徽主持科舉考試。當時，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分別給錢徽寫信，推薦自己所親近的考生。可是等到放榜後，段文昌和李紳推薦的考生都落選了，而其他政要推薦的人中榜，如鄭覃的弟弟鄭朗、裴度的兒子裴饌、李宗閔的女婿蘇巢、楊汝士的弟弟楊殷士等。
段文昌和李紳向穆宗告狀，穆宗命中書舍人王起複試後，下詔廢除鄭朗等十個進士，貶錢徽為江州刺史、李宗閔為劍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令。在史書的記載中，沒有說李德裕參與其中，但他的兩位好友李紳和元稹參與了。牛黨也始終把李德裕當成此次事件的中心人物。
當時，有人勸錢徽向朝廷揭發段文昌、李紳請托事。錢徽說：“如果我問心無愧，無論升官還是貶官，都無所謂。為什麽要去揭發人家的私人信件？這難道是士大夫和君子所應當幹的事嗎！”說完，就把段文昌和李紳的信拿出來燒了。
穆宗長慶二年（822年），李逢吉為宰相。他與李吉甫素來不善，故而有意扶植牛僧孺。李逢吉先設計讓李紳與韓愈相爭，罷去了李紳的翰林學士之位，又在元稹和裴度之間製造事端，使得元稹和裴度雙雙罷相。當時牛僧孺和李德裕齊名，入相的呼聲都很高，李逢吉為了讓牛僧孺順利拜相，先把李德裕安排到潤州任浙西觀察使，後提攜牛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商隱12歲那年，牛僧孺登上相位。當初，宣武節度使韓弘的兒子、右驍衛將軍韓公武為了鞏固父親的地位，向朝廷內外許多當權的官員行賄。後來，韓公武、韓弘相繼去世，韓弘的孫子韓紹宗繼承家業。這時，有人告發韓公武行賄問題。穆宗憐憫韓紹宗，於是，把韓弘家裏的財產登記本全部調來，親自審閱，發現朝廷官員大多接受過韓弘的賄賂。登記本上隻有一處用紅筆小字記載著：“某年某月某日，送戶部牛侍郎錢一千萬，拒而不收。”穆宗看後大喜，拿給左右侍從看並說：“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我沒有看錯人！”於是任命牛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後來，牛僧孺罷相，出鎮淮南。文宗以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隨時準備任命為相。李宗閔百計阻撓，同事中蕭澣、楊虞卿和中書舍人楊汝士等經常一起議論朝政。牛黨中心人物是以同年為基礎的。楊嗣複與牛僧孺、李宗閔都是權德輿貢舉門生。
李德裕怨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和湖州刺史李宗閔，稱劉從諫每次得到牛僧孺、李宗閔的書信，都要自己將信燒毀。武宗下詔催促鄭慶往禦史台進行查問，禦史中丞李回、禦史台侍禦史知雜事鄭亞查問後認為情況屬實。於是將牛僧孺降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李宗閔降為漳州刺史。十月初九，再將牛僧孺貶為汀州刺史，將李宗閔貶為漳州長史。十一月，再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李宗閔長期流放於封州。
起初，李德裕任宰相執掌朝政時，提拔白敏中為翰林學士；此時，白敏中竭力排擠李德裕。九月，任命李德裕為東都留守，解除他平章事的官銜，隨後由東都留守貶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
同時，任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白敏中為同平章事。又任命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州長史、流放封州的李宗閔為郴州司馬、恩州司馬崔珙為安州長史、潮州刺史楊嗣複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玨為郴州刺史。牛僧孺等五人同日北還，李宗閔還未離開封州就死了。
李德裕、鄭覃長於經學，牛僧孺、李宗閔由進士出身。李德裕秉政，曾奏罷進士試詩賦。八年冬十月，以李宗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貢院奏進士複詞賦，從之。文宗嚐謂侍臣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實難。
科舉製度事關國家人才的選拔，這種製度的好壞影響王朝的政治興衰。牛黨首領李逢吉、李宗閔、牛僧孺都是進士出身。李德裕、鄭覃均以蔭補，又均精於經義，有人認為這是進士派與經學派之爭。但是李黨之中出身於進士者為數不少，如陳夷行、李紳、李回、李讓夷等。
科舉製到了唐中後期，為進士出身的官僚把持，弊端極深。這些進士出身的新官僚拉幫結派，互相援引，假公濟私，大大敗壞了朝廷風氣，也就成了李黨攻擊科舉的理由。李德裕對科舉製度的三個方麵提出了改革方案。
一是廢止進士科考試的呈榜製度。舊有製度，進士考試完畢後，主考官擬定錄取名單。在發榜之前，先送宰相過目，才貼出錄取榜單。李德裕認為此舊例容易滋生徇私舞弊，特權幹預。宰相稍有所暗示，主考官就秉承其意，肆行改換。他認為，既然責成禮部主持考試，就不應再行幹預。
二是對科舉考試內容進行改革。為切實選拔有用之才，李德裕奏請停止詩賦考試內容，改以經術為主。進士科的考試，進行兩場即可。第一場考經書的背誦，並口試基本大義；經義精通者進入第二場，圍繞古今治理國家的政教之術及當今現實問題作論說文兩篇，文理兼優的，便予以進士及第。李德裕的主張，經過朝議，下詔推行。
三是抑製貴族子弟違規參加科舉考試。唐代製度中“門蔭”製度是權貴子弟享有的合法特權，科舉考試不在此列。國子學的學生，隻要肄業就可以直接參加明經、進士科的考試。許多權貴子弟根本不入國子學完成學業，也能直接參加科舉考試。李德裕力主革除此弊，在文宗支持下，長安的公卿士族子弟不經過國子學完成學業，不得參加明經、進士考試。
李德裕擔任兵部尚書時，京兆尹杜悰曾向李宗閔建議，讓他與李德裕修好。杜悰說：“李德裕擅長文學，卻不是科舉出身，常為此而不快。若讓他主持科考，必喜出望外。”李宗閔卻不同意。杜悰又道：“那您就推薦他為禦史大夫。”李宗閔同意，杜悰便去告知李德裕，李德裕大喜。但李宗閔卻又與給事中楊虞卿商議，終止了這項計劃，最終雙方未能和解。
鄭覃讚同李德裕的主張，他以父蔭得官，文宗時任宰相。鄭覃長於經學，不喜歡文辭。他認為選拔人才，不應該以文辭為重，因此多次請求廢除進士科。
文宗喜歡作詩，喜歡談論曆代詩作的優劣。鄭覃說：“曆代的優秀詩作，沒有能夠和《詩經》相媲美的。《詩經》三百篇，都是當時的國人諷刺或讚美朝政得失的作品。君主派人把這些詩篇收集起來，便了解民間的風俗和對朝政的意見，君主自己並不寫詩。《詩經》以後詩人的作品，大都華而不實，對改善朝政無所助益。陳後主、隋煬帝都擅長作詩，卻不免亡國。對於他們，陛下有什麽值得效法的呢！”
在李德裕、鄭覃的努力下，武宗在會昌三年正月宣布：“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至今後，但據才堪即與，不要限定人數每年止於二十五人。”進士科停試詩賦，增考經義對策；罷宰相閱榜之習，開寒士進士之階；革座主門生、曲江宴樂之朋比浮播之風。後來反對李德裕的牛黨執政後，解除此禁令，要求有司不得禁止。
到宣宗時，由於宣宗重視科名，愛羨進士，使牛黨在黨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從而使科舉成為以後各朝的選官製度。
維州事件是牛李黨爭的深度激化。維州（今四川阿壩）是古西戎地，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如在井底。維州在岷山的孤峰上，三麵臨江，地勢險要，控製著西北山區的道路。天寶年間，河隴相繼陷落，隻剩下維州。吐蕃用了二十年時間，設計占據維州，號稱“無憂城”。從此吐蕃在進攻甘肅、陝西時，使唐兵不能從成都增援，解除了後顧之憂。823年，唐蕃會盟碑立於邏些（今西藏拉薩）。
文宗時召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推薦李德裕，說其才堪相國，李宗閔在宦官幫助下先拜相，於是李德裕出為鄭州滑州節度使，後以檢校兵部尚書出為西川節度使。當時西川處於和吐蕃交戰的前線，軍事形勢非常嚴峻。李德裕在西川勵精圖治、整兵備戰。後來吐蕃發生內亂，維州副使悉怛謀率眾入西川境內請降。因事關重大，李德裕向朝廷上奏，請求接納悉怛謀歸降，並向朝廷建議攻打吐蕃。
時任宰相的牛僧孺堅決反對，他指出唐蕃和好，不能失信。吐蕃麵積廣大，維州的缺失不能傷害到吐蕃的元氣，並說維州地理位置偏遠，吐蕃很容易可以攻打至唐腹地，有維州對戰局沒有幫助，因此不宜同意收納維州。
李德裕再上疏，指出維州對於吐蕃和本朝都非常重要，維州城三麵臨江，不但是蜀中可以進擊南詔和吐蕃的要衝，也是吐蕃在西方可以抵禦唐朝的險要。文宗采納了牛僧孺的意見，命李德裕將維州歸還吐蕃，並將悉怛謀等人全部送還，結果悉怛謀等人都被吐蕃殺害。李德裕因此深恨牛僧孺。
後來，一直到了大中三年（849年）九月，西川節度使杜悰才收複西北邊境河湟地區的三州七關。宣宗親臨延喜門接見河隴軍民。眾皆歡呼跳躍，脫去胡服，換漢冠帶。圍觀者皆高呼萬歲，慶賀收複吐蕃侵占失地。
李商隱想起郭子儀屢次擊退吐蕃、回鶻的侵擾，但又極力爭取同他們議和，訂立盟約，恩威並施，使他們畏服。李商隱又想起張仁願被封為韓國公，他在任朔方總管時，在黃河以北築城以防突厥，北部得以安定。李商隱感歎，如果早采用李德裕的建議，收複維州，何必要等到杜悰時期，西京長安、東都洛陽父老才重見北方邊地的風俗民情：
其五
郭令素心非黷武，韓公本意在和戎。
兩都耆舊偏垂淚，臨老中原見朔風。
21．李德裕
李德裕出身趙郡李氏，與隴西李氏、太原王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範陽盧氏、滎陽鄭氏並稱唐代七大姓氏。唐代承襲魏晉南北朝士族之風，特重門第。趙郡李氏在唐代共出六位宰相，包括李吉甫、李德裕父子宰相。
元和二年（807年）正月，李吉甫拜相，朝廷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同時拜相的還有武元衡。元和三年（808年）八月，李吉甫被宦官排擠出為淮南節度使。李德裕21歲時，娶寒門女子劉致柔為妻，婚禮在揚州舉行。
唐代科舉主要是進士、明經兩科。明經主要考察《詩》《書》《禮》《易》《春秋》等經義，進士科主要以詩賦為主。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編著的《文選》，是我國現存編選最早的一部文學總集，也是唐代參加進士科考試的必備參考書。
李德裕的爺爺李棲筠為官後，不許在家裏購置《文選》，也就是告誡子孫不要以進士考試為目標。李棲筠的兒子李吉甫、孫子李德裕都沒有通過參加進士科的考試以進入仕途。李德裕直到27歲才以門蔭入仕。
門蔭屬於我國古代選拔任用官員的一項特權製度，主要根據政府官員品級高下和勳勞大小，直接授予該官員直係後輩親屬以官職。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兩度拜相，長子李德修、次子李德裕都有機會享受這種法定特權，均通過門蔭踏入仕途。
李德裕嚴守祖訓，自幼不修習文學類的《文選》，而是刻苦鑽研《左傳》《漢書》等典籍，從史書中探尋曆史興亡規律，學習古人的政治智慧。
在李商隱出生的第二年，李吉甫編撰了《元和郡縣圖誌》，這是我國現存最早也最為完整的地理總誌，對當時全國的人文地理、山水風物、交通戶口、軍事配置都有較為明晰的記載。李德裕精心揣摩這部圖誌，對地理形勢爛熟於心。李吉甫還編有公文選集《類表》五十卷，專門供子弟們研究揣摩。
李德裕幼年時便資質不凡，憲宗常把他抱坐在膝上，李吉甫也常在同僚麵前稱讚兒子的敏辯。宰相武元衡問李德裕在家都看些什麽書，想借此試探他的誌向，李德裕卻緘默不言。次日，武元衡將此事告訴李吉甫，嘲笑不已。李吉甫回家責備李德裕，李德裕答道，武公身為宰相，不問治國之道，卻問他所讀何書，這是禮部該管的事。武公所問不當，他因而不答。武元衡得知，不禁大慚。
穆宗即位後擢李德裕為翰林學士，再進中書舍人、禦史中丞。那時內廷所出詔書，大部分是李德裕草擬的。李德裕與在翰林院任職的李紳、元稹性情相投。李德裕經常和劉禹錫、元稹唱和詩作，他的公文寫作水平非常之高，他的書法追摹古人，流傳後世。
元和十二年（817年），李德裕守喪期滿，被河東節度使張弘靖聘為掌書記，這年他31歲。
元和十四年（819年），張弘靖回朝任吏部尚書，攜李德裕入朝，推薦李德裕為監察禦史。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穆宗即位，提拔李德裕以監察禦史兼翰林學士。長慶元年（821年）二月，李德裕遷從六品的屯田員外郎。三月遷考功郎中，充知製誥、翰林學士。長慶二年（822年）二月，再遷中書舍人，隨即改禦史中丞，正四品下，這是國家最高檢察機關的副長官。三年之間，李德裕從正八品驟升至正四品。
李德裕任中書舍人以後，穆宗非常信任。大小機務，常谘詢德裕，李德裕知無不言，每每單獨奏對，至晚方歸。李德裕寫了《長安秋夜》：“內宮傳詔問戎機，載筆金鑾夜始歸。萬戶千門皆寂寂，月中清露點朝衣。”大意是：宮中宦官傳皇帝詔命，傳我進宮商量軍事機務，我與皇上討論了很久，待到結束的時候，天已經很晚了。皇上特批用宮中的禦用馬車送我回家，一路上金鑾之聲清脆悅耳。千家萬戶都已經入睡，唯有明月當空，偶有樹上的清露滴在衣服之上。
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閔當權時，以銜恨其父李吉甫，屢次擯斥李德裕出外。敬宗朝，李德裕為李逢吉排擠，在浙西觀察使任上八年。當地信巫祝、惑鬼怪，李德裕除**祠、清寇盜，數年之間，弊風頓革，人樂其政，穆宗下詔褒獎李德裕。
當初，裴度率軍征討淮西吳元濟叛亂時，奏請李宗閔為幕府的觀察判官，由此李宗閔逐漸被提拔任用。這時，李宗閔怨恨裴度向朝廷推薦李德裕，於是，趁裴度因病提出辭職的機會，建議文宗批準並將裴度外放到藩鎮任職。文宗任命裴度兼任侍中，充任山南東道節度使。
甘露之變，李訓、鄭注謀誅宦官失敗，被宦官殺死，朝中很多官員因此受牽連而死，官署為之一空。相反牛李黨的人因被貶逐在外而幸免於難，使黨爭仍舊繼續。
文宗時期，李德裕一度出任宰相。文宗欲任命白居易為宰相，並詢問李德裕的意見。白居易與牛僧孺交好，李德裕對他素來厭惡，便道：“白居易年老多病，恐不堪擔負朝廷重任。其從弟白敏中學問不低於他，可加以任用。”白敏中也是牛黨的重要成員。
文宗去世時，宰相李玨支持太子李成美，宰相楊嗣複則支持安王李溶，但宦官仇士良卻矯詔擁立武宗。武宗雖然是宦官所立，但深忌宦官專權，因此他起用反對宦官的淮西節度使李德裕為宰相。
武宗繼位後，將李玨、楊嗣複貶出朝外。武宗又遣使赴貶所，命李玨、楊嗣複自殺。李德裕采納杜悰建議，認為武宗剛即位，誅殺大臣會導致人情不安，極力論救。武宗三次命李德裕就座，他都推辭道，他希望陛下赦免楊嗣複和李玨，以免二人死後，百官都認為冤枉。陛下不批準，臣不敢坐。武宗最終同意赦免楊嗣複、李玨，下令追回使者。
李德裕上朝向武宗謝恩。他對武宗說：“治理天下的關鍵，在於辨別群臣中誰是邪惡的小人，誰是正直的君子。邪惡和正直之間，難以相容。所以，君子指斥小人邪惡，而小人也指斥君子邪惡，以致皇上難以辨別。我認為，正直的君子就像鬆柏一樣，獨立生長，不必依賴別的器物。而邪惡的小人就像藤蘿一樣，如果不攀附其他器物，就不能自立。所以，正直的君子一心一意地侍奉皇上，而邪惡的小人則爭先恐後地朋比為黨。”李德裕又說：“先帝文宗皇帝在大臣麵前，很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對於群臣小的過失，一般都容忍不言。這樣日積月累，以至釀成大禍。這實在是一大失誤，希望陛下引以為戒。今後，如果我們有罪，陛下應該當麵責問。這樣，君臣之間就不會產生猜疑了。”武宗稱讚並采納了他的意見。
短短數年，李德裕在武宗的支持下，外攘回紇，內平澤潞，更嚴肅整頓吏治，裁汰冗官，製馭宦官，使朝政為之一新。會昌元年（841年）兼左仆射，及討澤潞功成，拜太尉、封衛國公。
二十八日，武宗加封李德裕為太尉、趙國公，李德裕堅決推辭。唐武宗說：“隻恨沒有什麽好官賞給你呀！你如果不該得，朕必定不會輕易賞給你的。”
武宗去世，左軍中尉馬元贄指揮之下，密於宮中定策，廢皇子，立皇叔。宣宗即位次日，即罷免李德裕宰相職務，貶為荊南節度使。
牛黨成員則複職起用。牛僧孺升任衡州（今湖南衡陽）長史，繼而回東都洛陽任太子少師，不久死去。李宗閔升任郴州（今湖南永興）司馬，不幸的是他沒有離開封州就死了。調潮州長史楊嗣複為吏部尚書，李玨為戶部尚書。這樣，李黨全部被逐出京師，無一幸免，而牛黨則升任要職。
宣宗一朝，牛黨白敏中、令狐綯先後任宰相，控製朝政大權，把朋黨之爭推向了極端。他們不僅斥逐武宗時執政的李德裕及其黨徒，而且還否定了武宗時一切施政方針和措施。
李德裕被一貶再貶，直到崖州（今海南）。李商隱感歎，秋天寒冷的時候，霜神青女用深厚的感情，在草木上結出一朵一朵美麗的霜花。太陽神羲和每天駕著一輛車，從東到西，不停地運送太陽。每個人都在努力，但是一個人的努力，卻被另一個人給溶解消化了。青女懇切地希望結成美麗的霜花，然而這感情和勞力卻不免被日光融化。這正象征著人的命運，人的處境。
《漢書》說：“二郡（珠崖、儋耳）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崖。”孫吳時曾置朱崖郡，朱崖就是丹丘。“丹丘”亦稱丹穴之山，是不死之鄉，是晝夜常明的地方。正如《楚辭》：“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
而李德裕的最後貶斥地崖州，以盛產珍珠得名，真是滄海月明珠有淚。李商隱所追求的，是旦丘那個神仙境界，那個不死之地，希望李德裕能夠起複重回朝中。李商隱感歎自己，多少次栽下美麗的梧桐樹，可是總也等不到鳳凰飛來，於是作了《旦丘》：
青女丁寧結夜霜，羲和辛苦送朝陽。
丹丘萬裏無消息，幾對梧桐憶鳳凰？
22．“六二”格
“六二”格是我對李商隱作詩法的一種總結，也就是張采田所謂：“義山七律往往以末向為主意，掉轉全篇，集中此法極多，他人罕見，皆玉溪創格也。”（《李義山詩辨正》）
李商隱守母喪期滿剛剛返京，武宗就已經駕鶴西去。他不禁想起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的蘇武，等他回國武帝已死。蘇武回國沒有見到漢武帝，而他這次回朝也沒有見到武宗。
想當年，漢武帝戰功赫赫，征討大宛，出使西域，不僅獲取了“蒲梢”千裏馬，還在長安郊外種上了從西域進貢來的石榴、苜蓿，這些都是千裏馬喜歡吃的食料。可是漢朝衰落以後，大宛的天馬就再也不送往中國了。
漢武帝喜歡遊獵，弓弦斷了，就將西海國獻來的用麟角和鳳喙煮成的續弦膠拿來粘好再射。他還經常微服私遊，不用插雞翹標誌的隨從車隊陪駕。
漢武帝喜歡美色，年幼時曾說，如得阿嬌為妻，將築金屋以藏之。他重色輕才，不愛惜東方朔般的賢士，卻隻知寵愛阿嬌等後妃。
武宗的武功，真是堪比漢武帝。他重用李德裕，抗擊回鶻，迎接大和公主歸國，又誅殺了昭義叛將劉稹。同時，他也迷戀遊獵，不求賢致治，荒廢政事，崇信道士趙歸真，又深寵王才人，欲立為後。這些都與漢武帝事跡相仿。
他借寫漢武帝，寄托自己的哀婉和諷刺，寫下了《茂陵》：
漢家天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
內苑隻知含鳳觜，屬車無複插雞翹。
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修成貯阿嬌。
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鬆柏雨蕭蕭。
或可譯為：
漢家天子的馬廄中滿是西域天馬蒲梢，
一片片苜蓿石榴遍布在長安都城近郊。
禦花園侍從們都用過那神奇的續弦膠，
皇帝出行的車隊中看不見鸞車插雞翹。
聰明機靈的東方朔曾偷過西王母蟠桃，
漢武帝發誓修造金屋來貯藏心愛阿嬌。
蘇武從匈奴回國再也見不到一代英豪，
前去茂陵拜謁先帝隻見鬆柏風雨瀟瀟。
當李商隱還朝時，正趕上武宗去世，李德裕遭貶。他作了一首《淚》：
永巷長年怨綺羅，離情終日思風波。
湘江竹上痕無限，峴首碑前灑幾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殘楚帳夜聞歌。
朝來灞水橋邊問，未抵青袍送玉珂。
或可譯為：
幽閉在永巷中的宮妃長年地淚濕綺羅，
閨中獨居的思婦整日擔心江上的風波。
湘江邊的竹子上斑駁的啼痕也應無數，
峴首山的石碑前感懷的涕淚灑下幾多。
昭君離開紫台在秋風中走向荒涼塞外，
項羽兵困垓下在營帳裏夜聞四麵楚歌。
當我清晨來到灞橋邊詢問流逝的河水，
才知比起寒士相送達官貴人不算什麽。
這首詩用典頗多，前六句詩一句一典。
《史記》載：“呂後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這是失寵之淚。江淹《別賦》：“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這是別離之淚。
《述異記》：“舜南巡，葬於蒼梧，堯二女娥皇、女英淚下沾竹，文悉為之斑。一名湘妃竹。”這是傷悼之淚。《晉書》說，兩晉羊祜鎮守襄陽，德政昭如日月，死後百姓在峴山建廟立碑，歲時祭祀，見碑者無不流淚。這是感德之淚。
漢元帝與匈奴和親，王昭君被賜為公主離開漢宮，遠嫁塞外。這是懷念故土之淚。《史記》載，項羽夜聞漢軍四麵皆楚歌，乃悲歌慷慨。這是英雄末路之淚。
《茂陵》前六句分別敘說漢武帝的生平盛事，一氣敷陳，不著議論，末後二句掉筆收結。他這首《淚》寫法一樣，也采用了“六二”結構。
前麵六句六種淚又都影射著李德裕，特別是峴首碑前，兵殘楚帳，人去紫台，貶至荊南，湘江斑竹，洞庭風波，永巷長年失寵之淚，都體現在李德裕身上。
前六句分寫六種淚，平列排比，不相連屬，寫法類似江淹《恨賦》《別賦》，後二句結出正意，以前六種淚為後一種淚作襯，則與恨、別二賦之構思有別。
這種鋪排，真如獺祭魚。宋人吳炯在《五總誌》中說：“唐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史，鱗次堆集左右，時謂為獺祭魚。”後來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傳》中進一步發揮說：“商隱工詩，為文瑰邁奇古，辭隱事難。及從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每屬綴，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大意是說李商隱每次寫作，都把查閱這些典故的各種書冊攤開，就像獺捕捉到魚鋪放岸邊，如同祭祀陳列供品一樣，因此稱他“獺祭魚”。獺祭，就像水獺擺很多很多的小魚，互不相幹，一個典故一個典故，一個故事一個故事。獺捕魚陳列水邊，如同陳列供品祭祀，比喻羅列典故，堆砌成文。
《禮記》說：“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呂氏春秋》也說：“魚上冰，獺祭魚。”高誘注曰：“獺，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麵陳之，世謂之祭。”
吾丘衍《閑居錄》說：“世儒有言，謂李商隱作詩為‘獺祭魚’，以其多檢書冊也。然商隱用事善於點化，皆無牽強矯揉處，當是博覽所致，非淺學所可議也。”
袁枚也說：“自《三百篇》至今，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唯李義山詩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驅使，不專砌填也。”
薑炳璋說：“以前六句作陪，以末二抉轉，局法與《茂陵》一例。”（《選玉溪生詩補說》）
俞陛雲說：“詩題隻一‘淚’字，而實為送別而作。其本意於末句見之，前六句列舉古人揮淚之由，句各一事，不相連續，而結句以‘未抵’二字結束全篇，七律中創格也……玉溪所送者何人？乃悲深若是耶！”（《詩境淺說》）
馮浩說：“此必李衛國疊貶時作也。”這是正見。
“六二”格，有最後這一轉，以上的各種淚，就不再是堆砌，而是襯托，加強抒情的力量。
李商隱在《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用了八個典故，排比，也是“獺祭魚”：“許靖廊廟之器，黃憲師表之姿，何晏神仙，叔夜龍鳳，宋玉閑麗，王衍白皙，馬援之眉宇，盧植之音聲，此其妙水鏡而為言，托丹青而為裕。至於好禮不倦，用和為貴，敬一人而取悅，謙三位而無咎，意以默識，確乎寡辭。”
李商隱讚美李德裕的品貌，如《三國誌》裏的許靖，是朝廷上的人才；如《後漢書》裏的黃憲，為人師表；如《初學記》裏的何宴，形貌絕美仙人之類；如《嵇康別傳》裏的嵇康，龍章鳳質，天質自然；如《登徒子好色賦》裏的宋玉，體貌閑麗；如《世說新語》裏的王衍，容貌整麗；如《後漢書》裏的馬援，須眉如畫；如《盧植傳》裏的盧植，音聲如鍾。如《三國誌·蜀書·李嚴傳》所說：“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如《漢書·蘇武傳》所說：“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蘇武）？”
灞橋在長安東灞水上，時人常以此為餞行之地。李德裕遭貶，一般達官貴人不敢送行。前去送行的人，多是像李商隱這樣的著青袍的小官吏。他對李德裕非常敬重，對這種匆匆即逝的政治機緣追念惋惜，飽含著政治期待落空的無限感慨。
李商隱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又慨歎無人引進。河津西北有龍津，即龍門，又名禹門口。《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李商隱由萋萋春草而聯想到自己的九品青袍，正如《古詩》所說“青袍似春草”，寫下了《春日寄懷》：
世間榮落重逡巡，他獨丘園坐四春。
縱使有花兼有月，可堪無酒又無人。
青袍似草年年定，白發如絲日日新。
欲逐風波千萬裏，未知何路到龍津。
或可譯為：
世間盛衰瞬息萬變人事浮沉，
我在家中孤獨靜坐四個新春。
已經看慣年年歲歲春花秋月，
門前冷落舉目四望沒有知音。
九品綠色官服就像青草不變，
頭上白發日益增多觸目驚心。
一心想去追逐千裏萬裏風波，
不知何路才能躍上廟堂龍門！
唐朝中原文化融合了匈奴、鮮卑、氐、羌等多種民族風俗、血液及文化基因的，在服飾上也是融合了多民族文化特色的。唐朝以前，北齊臣子服朱紫玄黃，各任所好，天子則是緋袍。隋朝天子和臣子都穿黃袍，基本一樣。到了唐朝，黃色服飾成為皇帝專屬，充分體現了皇帝獨尊的政治意識。朝廷直接用黃色把君臣界限清清楚楚地劃開。
李商隱感慨自己一介青袍寒士、九品下階，來送玉珂貴客出京。相比對武宗的感慨托諷，他對李德裕的感慨更深。他對宣宗的失望愈深，就愈加把希望寄托在他最服膺的首屈一指的能臣李德裕身上。這種送別之淚，真是比以上六種淚更加刺心刺骨。
至於李黨下台，正是失敗的英雄，所以李商隱一歎再歎，我們且以兵殘楚帳夜聞歌為例，稍作分析，項羽《垓下歌》解讀，失敗的英雄！李商隱自己又何嚐不是！
項羽小的時候立誌學“萬人敵”，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見到秦始皇東巡車帳時曾霸氣地說：“彼可取而代也！”據《史記》記載，項羽從江東起兵，率八千子弟兵，所向無敵，一路破田榮，救彭城，救滎陽，奪成皋，入秦都鹹陽後，自立為西楚霸王。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嚐敗北。
後項羽與劉邦爭天下，在垓下（今安徽靈璧）被圍，兵盡援絕，又聞四麵楚歌，觸發思鄉之情，於是反複吟唱：“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垓下歌》）“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虞姬拔劍自刎，項羽率兵突圍，來到烏江邊上。此時隻剩二十八騎相隨。烏江亭長告訴項羽：“江東雖小，地方千裏，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羽笑著說：“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麵目見之？”
項羽失敗了，但是至死也沒有失去英雄氣概，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唱出了最高音，留下了“人”的尊嚴。這首詩，這段故事，千百年來，一次次打動著後人的心。
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把農民陳勝列為諸侯，把失敗的項羽列在專寫皇帝的本紀中，並且是漢代第一篇文字：“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鍾惺《葛氏〈史記〉》卷七）
在李商隱眼中，李德裕是失敗的英雄，李黨和牛黨相爭，雖然失敗了，但是他也要追隨李德裕。
李德裕的下台，與宣宗的好惡（看見他就發抖）、宦官的專政有關，封建專製體製下，大政治家的悲哀，再以李廣為例、以嶽飛為例，小重山，失敗的英雄！李商隱讀懂了李德裕，並為此付出一生的代價，天庭識雷怒！千載之下，我們又能讀懂李商隱嗎？
23．追隨鄭亞征南
追隨鄭亞征南，這是令狐綯最不能容忍李商隱的一件事，這也是李商隱從政生涯畫上句號的一件事。
在李德裕遭貶的同時，李德裕的追隨者也遭貶斥。其中，李德裕的親信、給事中鄭亞被貶為桂州刺史、禦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使。
李德裕在822年為浙西觀察使時，鄭亞為其從事。浙西觀察使在浙西潤州（今江蘇鎮江），李德裕和鄭亞共同度過了八年時間。直到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八月，李入朝為兵部侍郎止。唐代觀察使府的從事包括副使、支使、判官、掌書記、巡官、衙推、隨軍、要籍、進奏官等，執掌各不同。開成五年（840年），李德裕回朝拜相。第二年鄭亞才調回京任監察禦史，累遷刑部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數年間從正八品上階升到正五品上階。此外，鄭亞還兼任過史館修撰的職務，參加過《唐敬宗實錄》的撰寫。武宗會昌三年（843年）十一月，以禦史中丞李回為安撫黨項副使，史館修撰鄭亞為元帥判官，安撫黨項六鎮及百姓。後來又同李紳一起修撰《憲宗實錄》。李德裕任禦史中丞，鄭亞任監察禦史。李回強幹有吏才，遇事通敏。李紳由淮南入相，對鄭亞也頗照顧。還有一個宰相李讓夷，也是李德裕一手提拔的。
鄭亞是李商隱的同鄉，河南滎陽人。三月七日，李商隱隨鄭亞南下。行前，他代鄭亞給李德裕寫信，作《為滎陽公上李太尉狀》。
大中元年春天，李德裕親信鄭亞赴桂林，李商隱隨行。沿途經過四皓廟，廟裏供奉著東園公唐秉、夏黃公崔廣、綺裏季吳實、甪裏先生周術這四皓。李商隱想起四皓的《紫芝歌》：“莫莫高山，深穀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誌。”
他有感於李德裕有功見棄，作了《四皓廟》：“本為留侯慕赤鬆，漢庭方識紫芝翁。蕭何隻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張良本已功成身退，他卻讓呂後認識了四位老人，由此使太子能夠坐穩。至於那個追回韓信的蕭何，豈能封作第一功臣？
李商隱的取名，寄寓其父李嗣望其異日成為商山四皓一類人物，建立羽翼殊勳之意。這裏以自己為商山四皓，而感慨李德裕未能發現自己。如果李德裕早用自己，一定能夠幫助朝廷安定。李商隱把自己和商山四皓緊密聯係在一起。感歎李德裕遭貶，感歎自己生不逢時，又作了第二首：“羽翼殊勳棄若遺，皇天有運我無時。廟前便接山門路，不長青鬆長紫芝。”
李商隱又作了《海客》：“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隻應不憚牽牛妒，聊用支機石贈君。”大意是：海客乘著木筏到了星天，織女停下布機與他相見。她一點也不怕引起牛郎的嫉妒，把支機石送上一片，牽牛指令狐綯。
《博物誌》說，天河與海相通，有住在海邊的人，年年八月看見浮槎，來去不失期。於是乘槎而去，至一處，遙望宮中多織婦，一丈夫牽牛飲之。問：“此是何處？”曰：“嚴君平知之。”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時也。《荊楚歲時記》裏說張騫奉命尋找河源，到了天河，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支機石與騫俱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女。”
李商隱想到，楊朱泣歧路，雖然前途未卜，畢竟是陸地，尚可選擇。而自己隨舟南下，隻有奔往險巇之途，不容半點選擇的餘地。於是作了《荊門西下》：
一夕南風一葉危，荊雲回望夏雲時。
人生豈得輕離別，天意何曾忌險巇。
骨肉書題安絕徼，蕙蘭蹊徑失佳期。
洞庭湖闊蛟龍惡，卻羨楊朱泣路歧。
或可譯為：
小舟顛簸向南江風連夜不停，
荊門翹首夏口之雲難以辨清。
人生半世怎能輕視親友別離，
天意難違豈可忌諱險峻不行？
家人來信囑咐安心供職邊塞，
時常想起故園美好蕙蘭小徑。
前麵就是洞庭湖水波濤洶湧，
反而羨慕古人楊朱歧路相逢。
六朝時梁代文人江淹在《別賦》中曾經淒然歎息道：“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的確，生離死別是人生最痛苦的事。
在令狐綯看來，李商隱追隨外貶的李德裕骨幹鄭亞，走得很決絕，這是其死心塌地依附李黨，且無視牛黨的震怒報複。令狐綯從湖州給李商隱寫信，指責他追隨鄭亞南下。李商隱寫了“天怒識雷霆”（《酬令狐郎中見寄》）。嶺南多雷，而令狐綯的震怒，如同天雷一般。辯解自己“補羸貪紫桂”，意思是：我這樣做，隻不過是家境貧寒，貪圖這裏的薪水收入多一點而已。令狐綯自然不能原諒。
李商隱追隨鄭亞，自然是經過慎重反複考慮的。他在《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中稱頌李德裕“以大手筆，居第一功”，有“廊廟之器”“師表之姿”，讚他“成萬古之良相，為一代之高士”，並叮囑後人說：“繄爾來者，景山仰之。”
李商隱想起了戰國時期，燕太子丹聘請俠客荊軻刺秦。荊軻想等好友來了一起入秦，沒有馬上啟程。太子丹懷疑荊軻膽怯改變主意，屢次催促。荊軻於是啟程，但是知道沒有好友的相助，刺秦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士為知己者死，可是太子丹沒有真知自己，這是人生最大的恨事。
太子丹及高漸離等穿著白色喪服，送荊軻於易水。高漸離擊築，荊軻應聲而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
荊軻刺秦王，自然以失敗告終。司馬遷向董仲舒請教過故事的經過，董仲舒曾親聽當時在場用藥囊投擊荊軻的夏無且詳細講述整個事件的經過。
荊軻義無反顧，千古讀來，如見其人，如見其肝膽。項羽和荊軻都是失敗的英雄。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荊軻的悲哀，亦是諸葛亮的悲哀。三國時期，有人勸不可伐魏，諸葛亮不聽。
這也是孔子的悲哀。孔子惶惶如喪家之犬，十四年奔走列國，主張始終不為所用。孔子詠歎《何草不黃》，“甚矣，吾衰矣，不複夢見周公”，正是不顧肉體疲累，追求理想境界的努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實開千古英雄末路之悲的先河。每個偉大的心靈都有一點孔子的因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低，是在肉體與精神的衝突下才得以凸顯的。如果按照肉體原則和生物本能的要求，趨利避害是合情合理的。
人的自由意誌存在著兩可性，在自然律和道德律之間存在著做出選擇的可能性空間。正是這種可違反性，映現出遵循者的可貴。因為隻有人才麵臨著兩可性，即在一生中都不可能逃避究竟是拯救還是沉淪的抉擇。這是人所特有的處境。
蘇格拉底被關在監獄裏，他的學生柏拉圖等試圖幫助他逃走，他拒絕了，選擇了慷慨赴死。項羽不肯過江，明明有船，不肯過去，此岸即是彼岸。殺身成仁，蘇格拉底做到了，項羽和荊軻也做到了。
閏三月二十八日，李商隱抵達潭州（今湖南長沙）。這裏是湖南觀察使治所，他們因漲水在潭州逗留月餘。“某行役以今月二十八日達潭州訖。”（《為滎陽公上宏文崔相公狀》）五月初八仍滯留潭州。李商隱起草了《為滎陽公上衡州牛相公狀》，他們順道拜訪了當時仍在衡州的牛僧孺。
曆時三個月，行程五千裏，六月九日，他們抵達桂林任所。桂林之名來自江源多桂，不生雜木，秦時立為桂林郡。
24．桂管防禦觀察使
桂管防禦觀察使兼桂州刺史，領桂、梧、賀、連、柳、富、昭、環、融、古、思唐、龔、象十三州，掌管軍、政事務，將士及管內昭、賀等州軍士共兩千一百二十六人，其中敕定撥款的一千五百人，增招六百二十六人的供應皆由地方籌措。
初入幕府，李商隱被鄭亞聘為掌書記，很快又奏為支使、檢校水部員外郎，為從六品上階，僅次於正副觀察使。
他幾乎包攬了所有的表、狀、奏、啟等公文撰寫。比如，“以今月九日到任上訖”（《為滎陽公上史館白相公狀》）；“某以六月九日到任上訖”（《為滎陽公與魏中丞狀》）；“望蘭台之秘邃，天上人間；附桂水之平生，一日千裏”（《為滎陽公上仆射崔相公狀》）；“相公祥金淬刃，群玉排峰，樂和而穴鳳來儀，氣正而路牛無喘”；“蘭省春深，伏謁尚遙於八座；桂林夜靜，仰占唯見於三台”（《為滎陽公賀韋相公加禮部尚書啟》）。
鄭亞的職務是桂州刺史、禦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使等，會昌二年升至正四品下階。副使是鄭亞的同年盧偡，李商隱是支使和掌書記。鄭亞的書法精妙。
九月，李商隱代鄭亞撰擬了《太尉公會昌一品集序》：“故合詔誥奏議碑讚等，凡一帙一十五卷，輒署曰《會昌一品集》雲。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不言製集，崇論道也。”“惟公字文饒，姓李氏，趙郡人。蓋大昴中邱，有風雨翕張之氣；藂台高邑，有山河隱軫之靈。萃於直躬，慶是全德。”
他寫的這篇序，鄭亞做了較大改動。他的原作開頭，是從武宗任用李德裕即位開始的，接著按李德裕來信所要求的，講貞觀初、代宗朝、元和初幾朝掌製誥大臣的事。他認為，會昌之治，主要是武宗和李德裕君臣一心取得的，沒有武宗的信任，李德裕的政績是不可能取得的。會昌年間，李德裕在武宗的支持與專任下，力排眾議，堅主討伐劉稹，並取得澤潞戰役勝利，這與憲宗專任裴度，取得淮西之戰勝利，情況極似。憲宗曾經平定了淮蔡的節度使之亂。
序文很快完成，他交給鄭亞。鄭亞從政治上考量，做了較大修改。當時朝內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樣的情況下，鄭亞認為一開始就寫武宗重用李德裕，用薑太公的傳說來比附，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不太合適。所以，鄭亞把他開頭寫的讚美的話都移到了結尾。
十月，他受鄭亞之托北上南郡拜謁鄭亞的宗叔、荊南節度使鄭肅。行前，他草擬了《為滎陽公上荊南鄭相公狀》。裏麵也介紹了自己：
“李支使商隱，雖非上介，曾受殊恩。常願拜叔子於薊州，更諮魯史；謁季良於南郡，重議齊論。抒其投跡之心，遂委行人之任。其他誠款，附以諮申，伏惟俯賜恩察。”（《為滎陽公上荊南鄭相公狀》）
沿途，他還寫了《五排·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懷寄獻尚書》寄給鄭亞：“下客依蓮幕，明公念竹林。縱然膺使命，何以奉徽音。投刺雖傷晚，酬恩豈在今。”
大中二年（848年），他37歲，人在江陵。江陵是山南東道的第一大城市，是一個連接東南西北的交通樞紐，西接四川，北去洛陽，東下金陵（今江蘇南京），南接湘黔。
正月初七為人日，他寫下了《七律·人日即事》：“文王喻複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旬太遠，周稱流火月難窮。鏤金作勝傳荊俗，翦彩為人起晉風。獨想道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
這首詩也用了幾個典故。《易經》雲：“反複其道，七日來複。”周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凰鳴，七月七日乘白鶴成仙。《尚書》：“苗民逆命，舜乃大敷文德，七旬而有苗前來歸順。”《詩經》：“七月流火。”
據《荊楚歲時記》，正月初七是人日。荊楚一帶風習，剪五色綢為人形，有的雕刻金屬薄片成人形，貼在屏風上，也有戴在鬢角處的。婦女製成花形首飾互相贈送，稱人勝或花勝。
剪彩造人勝的風習起於晉代。隋代薛道衡《人日思歸》：“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
冰消雪薄，江麗山春。正月裏，李商隱回到桂州。二年正月初五，白敏中加刑部尚書，韋琚加禮部尚書，崔元式轉戶部尚書。本朝刑部尚書一員，正三品；禮部尚書一員，正三品；戶部尚書一員，正三品。他分別作了《為滎陽公賀白相公加刑部尚書啟》《為滎陽公賀韋相公加禮部尚書啟》《為滎陽公賀崔相公轉戶部尚書啟》。
中國哲學對人的存在的二重性有著深刻的把握。《易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老子》：“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佛教中也有“色”與“空”，“此岸”與“彼岸”的劃界。
人必須借助肉體而存在，但並非由於肉體而存在。正由於人的存在的二重化，人又麵臨著兩可性，即在自然律和道德律之間存在著做出選擇的可能性空間，這也是人的自由意誌的最初表達。正是這種可違反性的存在，才映現出遵循者的可貴。自然律就是趨利避害，按照自然法則，李商隱不應該辭去秘書省職務，在李黨落難時萬裏追隨。可是，他這樣做了。正是他的選擇，才賦予道德選擇以崇高和尊嚴。
他還創作了一些詩，如“地暖無秋色，江晴有暮暉”（《桂林路中作》）；“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桂林》）。他在這裏共創作了詩歌七十六首、文章一百零三篇，包括代鄭亞所作祭城隍廟及他神之文共二十二篇。
中晚唐唱酬之風頗盛，很多詩人間都有唱和詩集，如溫庭筠、段成式的《漢上題襟集》十卷。李商隱有《桂管集》二十卷，這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唱和詩集，現在已經佚失，但是也說明他在桂林時期心情還是不錯的。
隨鄭亞到桂林，李商隱就像小鳥出籠，遠離了朝廷黨爭的是是非非。在城牆上，他看到了牆腳幽暗之處的小草，不再浸淹在雨水中。他從幽草身上發現了自己，分外珍重晚晴這樣的美好而短暫的時光。雨後的夕陽照亮的不僅是室內，也照進他的心裏。李商隱作了《晚晴》：
深居俯夾城，春去夏猶清。
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
並添高閣迥，微注小窗明。
越鳥巢幹後，歸飛體更輕。
或可譯為：
日子清幽深居簡出俯瞰夾城，
春天已過初夏才至天氣清明。
上天憐惜久雨後的牆角小草，
人生珍重黃昏時節雨過天晴。
深巷盡頭高樓之上憑欄遠眺，
夕陽餘暉柔和光線透過窗欞。
雨水浸淹南方的鳥窩巢曬幹，
日暮歸來心意閑閑體態輕盈。
25．昭平郡守
昭平郡守是李商隱一生唯一一次獨當一麵的機會。
出使江陵回到桂林後，鄭亞派李商隱去桂州西部的昭平郡代理太守之職。
昭平郡，州治在平樂縣（今廣西平樂）。邊遠地區民情風俗不同於內地。每月中旬，年少兒女盛服吹笙相召，明月下以相調弄，號曰“夜泊”以為娛。二更後，匹耦兩兩相攜，隨處相合，至曉則散。
當地迷信以為瘧疾係瘧鬼作祟，故有逃瘧之俗。當地雷雨多，習以為常。當地百姓用毒藥濡箭鋒射虎。昭州一帶少數民族訴訟的狀詞土語像鳥語一樣難懂。南中多虎，當地民俗常求道家製虎豹之符以縛之。
李商隱到任後，聽到的盡是百姓對官吏的控訴，看見的盡是人民生活的極端窮困，這裏常常發生瘟疫，還靠原始的漁獵方式謀生，這裏的人很迷信，這裏推行嚴刑峻法以盤剝百姓，貪官汙吏如虎狼、如鯨鼇，幾乎逼得百姓無法生存。
他想起，《行次西郊作一百韻》的“盜賊亭午起，問誰多窮民”，就是弘農縣中處理的刑徒，就是這樣的窮民，根本夠不上“盜賊”這個罪名。近在京西（鳳翔府）的人民尚且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在天高皇帝遠的昭平郡，百姓們過的什麽日子就可想而知了。天子腳下，畢竟還有王法，這裏卻是無法無天。
他在昭平作了《異俗二首》（原注：時從事嶺南）：“鬼瘧朝朝避，春寒夜夜添。未驚雷破柱，不報水齊簷。虎箭侵膚毒，魚鉤刺骨銛。鳥言成諜訴，多是恨彤幨。”“戶盡懸秦網，家多事越巫。未曾容獺祭，隻是縱豬都。點對連鼇餌，搜求縛虎符。賈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爐。”
他正想在昭平大有所為，這時，朝中又發生了一件大事，使他的所有抱負再度落空。
原來，武宗會昌年間，江都尉吳湘被時任淮南節度使的李紳以盜用程糧和娶部曲女的罪名查辦。貪贓是死罪，強娶民女罪不至死。此案在上報朝廷後決定處死了吳湘。按照慣例，執行死刑要等到立秋之後，但李紳在春天就處死吳湘。禦史台官員複查時曾提不同意見，當時宰相李德裕支持李紳並打擊複查官員。吳湘曾經與李德裕有過很深的積怨，而李紳是李黨的骨幹力量。
到了宣宗大中時代，吳湘家人申訴，特別強調強娶民女一事，反過來攻擊說是李紳自己要娶那位女子為妻故意抹黑吳湘，甚至說李紳想奪這位女子送給李德裕以巴結他，但吳湘不同意，李紳便以貪贓罪名將吳湘迫害致死。
李紳曾作《憫農二首》：“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晚年封趙國公後再也沒有了憫農之心，一餐耗費多達幾百貫。據說他特別喜歡吃雞舌，每餐耗費活雞三百多隻。
李紳家中私妓成群。劉禹錫任蘇州刺史時，李紳請他飲酒，並讓幾名家妓出來作陪。劉禹錫對其中一位一見傾心，一時詩興大發，吟了一首《贈李司空妓》：“高髻雲鬢新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李紳見劉禹錫如此著迷，便將這位家妓送給了劉禹錫。
這吳湘是吳武陵的侄子，李德裕平素就厭惡吳武陵。案件上報到朝廷，議論者多以為此案有冤，武宗便下詔派監察禦史崔元藻等人複審，結果是盜用程糧錢屬實；但顏女之父顏悅曾任青州衙推，其生母王氏亦士族，與強娶民女說有異。李德裕認為元藻無定奪，奏一貶崖州司馬。吳湘被核準問斬後，李紳又不顧朝廷“凡戮有罪，猶待秋分”的規定，立即執行了。
李德裕罷相後，當權者唆使吳湘堂兄、前永寧尉吳汝納赴京，告李德裕會昌時期的所謂“陰事”官司還沒有開始審理，勝負就已經判定，因為新一輪的貶斥已同時開始。
本朝，設大理寺卿一員，從三品。凡鞫大獄，以尚書、侍郎與禦史中丞、大理寺卿為三司使。大中二年二月中下旬，他替鄭亞給大理寺卿盧言寫了《為滎陽公與三司使大理盧卿啟》，申訴對吳湘案的看法。
宣宗重審吳湘一案，定性為冤案。李紳雖然早已身死，但仍然被剝奪榮譽官位，他的子孫被嚴令製止不得進入官場任職。這時李紳雖已去世，但按照唐朝的規定，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
不久，鄭亞被貶為循州（今廣西龍川）刺史。桂林幕府解散，他隻能北歸。
二月二十三日，鄭亞啟程赴循州貶所，不久就在循州去世了。
頭天夜裏送行鄭亞，他借木蘭自傷，作了《木蘭》：“二月二十二，木蘭開坼初。初當新病酒，複自久離居。愁絕更傾國，驚新聞遠書。”
春季過後，李商隱由桂北歸。孤燭扁舟，寒更永夜。桂林至衡陽一千三百五十餘裏，走了二十多天。
五月端陽前，到潭州，在湖南觀察使李回幕逗留一個多月。他作了《楚宮》《潭州》等詩。馬植五月二十一日為相。長安至潭州二千四百四十裏，製書至潭州，已是六月上旬。他代李回作了《為湖南座主隴西公賀馬相公登庸啟》。
他還到澧州藥山訪融禪師：“共受征南不次恩，報恩惟是有忘言。岩花澗草西林路，未見高僧隻見猿。”（《同崔八詣藥山訪融禪師》）
這個崔八不知道是不是崔玨？應是一同在幕府共事的。也提到高僧。
《全唐詩》存有崔玨贈李商隱的兩句詩：“楚王宮地羅含宅，賴許時時聽法來”。李商隱給崔玨寫過“維摩一室雖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場”（《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原注：時餘在惠祥上人講下，故崔落句有“楚王宮地羅含宅，賴許時時聽法來”）。
崔玨以詠鴛鴦詩著稱，他的《和友人鴛鴦之什（其一）》：“翠鬣紅毛舞夕暉，水禽情似此禽稀。暫分煙島猶回首，隻渡寒塘亦並飛。映霧盡迷珠殿瓦，逐梭齊上玉人機。采蓮無限蘭橈女，笑指中流羨爾歸。”時號崔鴛鴦。
崔玨登進士第後，由幕府拜秘書郎，曾任淇縣令，頗有惠政。淇縣在今河南北部，距李商隱最後歸宿之地滎陽不遠。
崔玨，字夢之，清河（今河北南宮）人，曾寓居荊州。
姚合因惜才把愛女嫁給了青年詩人李頻。李頻有一首《漢上逢同年崔八》：“去歲曾遊帝裏春，杏花開過各離秦。偶先托質逢知己，獨未還家作旅人。世上路岐何繚繞，空中光景自逡巡。一回相見一回別，能得幾時年少身。”
這兩首詩裏都提到年少。《崔八有梅早贈兼示》詩，《唐音戊簽》采入崔玨逸句。崔玨寄家荊州，大中年間進士，可能非常年輕，與李頻詩中同年崔八似是一人。
後來崔玨本想回荊州，最終卻去了西川，李商隱作了《送崔鈺往西川》：“年少因何有旅愁，欲為東下更西遊。一條雪浪吼巫峽，千裏火雲燒益州。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壚從古擅風流。浣花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
表明崔玨和李商隱不是泛泛之交，應該相處過一段長時間。崔玨知道李商隱的抱負，知道水天閑話的舊事。
大中元年（847年）三月初七離京赴桂，閏三月中旬途經江陵，同月底抵潭州，五月中離潭州，六月初九方抵桂林。這是途中所作。萬裏漂流遠是棲烏定寒枝的反麵，三年問訊遲，倍憶往昔清涼之境。
桂林北城有樓，曰雪觀。
楚天長短，黃昏又下起了雨。樓前宮畔，暮色中江水東流。
舟行遇風，長江水漲。
其人如月中嫦娥，昔曾有幸相逢。現在重簾相隔，傾城容色無從窺見。我這有情，永夜不寐。雨天與友人話及此段充滿悵惘之舊事，遂筆之於詩。詩中所寫，即相望而不得相親之舊事。
這段時期，他寫了許多詩作，如《深宮》：“金殿銷香閉綺櫳，玉壺傳點咽銅龍。狂飆不惜蘿陰薄，清露偏知桂葉濃。斑竹嶺邊無限淚，景陽宮裏及時鍾。豈知為雨為雲處，隻有高唐十二峰。”
再如《過楚宮》：“巫峽迢迢舊楚宮，至今雲雨暗丹楓。微生盡戀人間樂，隻有襄王憶夢中。”《楚宮》：“湘波如淚色漻漻，楚厲迷魂逐恨遙。楓樹夜猿愁自斷，女蘿山鬼語相邀。空歸腐敗猶難複，更困腥臊豈易招？但使故鄉三戶在，彩絲誰惜懼長蛟。”
李商隱北還與李德裕南下，均是大中二年初。即使未曾相遇，李德裕的南貶作為一種政治背景，在潭州詩的解讀中也應該加以注意。所以要知人論世，又以詩逆誌。
盧家少婦，與王昌是一牆之隔，美若天仙，曾經見過。從行走的環佩聲知道身段，從她的彈琴聲知道她的指纖，摹寫入微，從她彈奏的曲調聲裏知道她的情思。
晚唐幕府興盛，府中一般都有營妓。入幕文士與妓女接觸頻繁，如溫庭筠、段成式、杜牧、趙嘏等人，唐宋人筆記中就有不少關於他們與妓女密切交往的記載。這裏麵卻找不到李商隱與妓女的交往。
李商隱的詩將更多的筆觸深入到了女性的內心，寫到她們細微曲折的情感、心緒，而不是她們一般的命運，往往寫到女子居住環境與心理，而較少容貌等客觀描寫。李商隱作詩主要寫情感、寫心境，他想要刻畫的不是“這個人”，而是深印在腦海的那個人或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