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老板之所以在學曆與寫作問題上引經據典,其實不光是說給岑誌博聽的,還有表彰韓午夜的意味。所以,岑誌博隻覺得醍醐灌頂頻頻點頭,而韓午夜更是搖頭晃腦得意洋洋。這時,剛才攻擊岑誌博的一個人說:“老板,寫作的事全是個人情緒的自然流露,你咋還求爺爺告奶奶?擠牙膏擠出來的文章能打動讀者嗎?”於是,又有人轉回目標,叫喊:“讓‘愛國的孫子’滾回中國吧!國外不需要你!”有的人始終緘口不語,說不清他們的立場是怎樣的。他們在“玩兒深沉”,在深藏不露。岑誌博暗想,這些不說話的人,既然不肯聲援我,內心也一定是不磊落的,他們在權衡利弊,然後見風使舵,隨時準備倒向風硬的一邊。要防著他們。散場以後,老板單獨留下了岑誌博,說:“你別跟他們一般見識,你是偏才,也是大才,我從你的文章看出你潛力極大。記住,‘愛國’在國外不是什麽好詞兒,要盡量回避。罵幾句才更正常。但你用不著罵祖國,罵家鄉父老總是平安的。我說的罵並不是爆粗口,而是揭他們的短兒,抨擊他們的腐朽落後。我給你雙倍稿費。”人總有馬失前蹄和犯糊塗的時候,岑誌博因為“錢緊”,寫出一篇一萬字的短篇小說《多倫多的暖冬》,描寫一個因在國內備受打擊而想盡辦法來到加拿大的華人。被報社老板分兩次,整版刊登在報紙上了。得到了夠買兩條煙的稿費。
岑誌博出於感謝,在一個台灣人開的餐館回請老板。他邊請教邊點了幾個客家菜,餐館不允許喝酒,要了兩杯高山茶,慢慢吃著,喝著,聊了起來。老板說,他早年畢業於國內北京大學中文係,後到美國紐約大學拿下計算機、通訊專業碩士學位,任中學教師,幾年後轉到美國費城一個朋友處落腳,編輯華文報紙。因美國社會治安欠佳,又輾轉回到加拿大。一直以來關注國內外華人文學,偶爾也寫一點網評,因不想得罪人,故筆名很多。岑誌博道:“您在北美地區打拚多年,很想聽您談談對北美文學的印象。即使是一家之言的話。”岑誌博並無意於文學,因為他的誌向隻是冥冥之中的那個“理想國”,文學屬於個體勞動,與理想國相去甚遠,他提出這個問題隻是為老板“製造”話題,給老板說話和發揮的機會。老板說:“咱隨意瞎說,你不要拿出去發表啊。”岑誌博道:“那是一定的。”老板道:“權做拋磚引玉吧,不妥之處海涵,並敬請批評。我在美國學習工作過,並不是多麽熱愛美國,隻是為了追求高收入。在美國那種國度,學文科的能有什麽前途?除非你認同美國的價值觀。這一點務必說在前麵。而我屬於‘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人,不可能認同美國的價值觀。因為我打小受的是國內的教育,對很多問題的認識已經根深蒂固,要改變非常之難。加拿大比美國好,好在價值觀上比美國模糊。加拿大提倡多元文化,並在法律上予以明文規定。這也是國情決定的,加拿大有著世界上諸多民族和種族,各種文化五花八門,五光十色。加拿大加上美國,等於涵蓋了‘北美’的地域概念。北美的文學愛好者很多,少數是職業作家,多數是業餘寫手。不提港台,單說大陸來的華人寫手,無論是職業還是業餘,也無論有影響還是影響甚微,給我的總體感覺是‘沒什麽分量’,怎麽高估也高不上去。”
岑誌博道:“是這樣嗎?我咋感覺北美地區的各種文學活動姹紫嫣紅呢?”老板道:“那都是表麵現象,晃人的。深究不得。首先看看北美寫作者的人員構成:1,來北美求學的年輕人,學成後為求高收入定居下來,生活和工作穩定後寫起文學作品;2,政治異見者,為躲避國內封殺來到北美,專職或業餘寫作;3,兒女在北美,做為父母親來探親久住或退休後投奔兒女幹脆辦了綠卡,有時間和精力進行寫作;4,企業家在國內賺了錢,怕保不住錢財到北美辦成投資移民,穩定後開始寫作;5,通過中介來北美的勞務人員,生活工作穩定有綠卡後,開始業餘寫作;6,有問題的官員為躲避追究攜巨款來北美落腳,閑來無事也寫作附庸風雅;7,國家委派的大外宣工作人員,進行基本專職的寫作。(加拿大還有一個龐大的底層華人勞務群體,包括‘打黑工’的,但這些人很少有寫作的)等。這些人組成了眾多的各式各樣的純民間的文學社團和協會,主席、會長一抓一大把,各種事關寫作的講座、評獎、作品匯編也十分頻繁。看上去熱熱鬧鬧。其實,都浮在表皮,有價值的作品少之又少。因為,這些人基本都進入不了北美的主流社會,而進入主流社會擔任國家、州、市級官員、議員及重要部門、崗位的要員者,基本都不進行文學創作。不在主流社會,創作的文學作品就隻能寫些邊邊角角,浮皮潦草,雞零狗碎,串皮不入內。有一個情況不容回避:北美國家與中國的意識形態迥異,乃至格格不入,進入北美主流社會意味著認同北美的意識形態(多為反華),做為華裔,來自中國的人員即使鬥膽敢於寫出迎合北美意識形態的作品,做了反華的傳聲筒,又有多少人認可?又有多少價值?這是北美文學的悲劇和死結。
岑誌博道:“這麽說,北美文學寫作和‘自娛自樂’差不多?”老板道:“差不多。而就文學創作的規律而言,要求作者有必要的知識結構,寫作功底,不是單憑興趣,還需要勤奮加天賦,需要深入生活,深諳生活內裏的邏輯與規律,內涵與細節;若是長篇的宏大敘事,還要求家國情懷,‘文以載道’。而上述那些人,即使寫作隊伍十分龐大,也很難勝任。到頭來說是‘一地雞毛’不太好聽可也差不多。到異國他鄉求學、落腳、求職、發展,必然十分艱辛;異見者也莫不如此。如何還有大量精力去‘深入生活’,而且,異國他鄉,值得你深入生活嗎?異見者、美國的華人作家哈金用英語寫作,算是寫出一點名堂,但國內是不接受不認可的,原因明擺著:他都寫了什麽?不錯,他的短篇小說《光天化日》獲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短篇小說《好兵》獲海明威文學獎,長篇小說《等待》拿下象征美國文壇最高榮譽之一的‘美國國家圖書獎’。但他曾申請回國探親仍然遭拒。另一個用華文寫作的嚴歌苓,寫的全是國內的故事,她常年居住在美國,何來時間和精力深入中國的生活?依靠看資料,難免惹上‘抄襲’的爭議和麻煩,她也確曾被人起訴過。旅居加拿大的華人作者陳河的《黑白電影裏的城市》獲得浙江省‘鬱達夫中篇小說獎’,算是得到國內華人文學界的認可,故事內容與他在阿爾巴尼亞經商經曆相關,可圈可點。但同時獲得該獎‘提名獎’的美國華人作者陳謙的中篇小說《特蕾莎的流氓犯》,也寫的是國內的故事,卻難以回避其生活積累的捉襟見肘的痕跡。其他大量不知名寫作者大多寫自己在海外求學、求職、求綠卡的曲折和不容易,得到以後的慶幸和歡欣……這是什麽情懷?有什麽分量?即使自己的社團、協會給自己評獎,有什麽意義?加拿大方麵的張翎寫的長篇小說《金山》算是分量較重的作品,卻也涉嫌素材來源爭議。而這部作品寫的是一百多年前少數華人勞工來加拿大冒險‘淘金’修鐵路九死一生的故事。這樣的題材比之泱泱中華的民族解放、國家振興、百姓民生等宏大敘事,分量在哪?充其量讀者會當作探險故事來看。因為這種故事除了嘲諷是時朝政無能和剝削壓迫(這種臆斷,也未必是原作主旨),實在與國家命運、民族大義無甚瓜葛。按照國內的價值觀判斷,這些作品能登大雅之堂嗎?”
岑誌博道:“難得您身在北美而文學觀還如此傳統!我以為,嚴格地說,隻要是寫人性的作品,隻要寫得好就有價值;而華人寫的華人故事(包括華人與其他種族交集的故事),不論身在哪國,成功的便是華人文學的有價值之作。不一定非要‘主旋律’。但那‘成功’需要主客觀條件的具備,兼有曹雪芹‘批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耗神和精雕細刻。而北美這樣完全商業化的地域,時間就是金錢,誰有這樣的條件和耐心呢?”“所言不差。北美的中文寫作者,尤其絕大多數的業餘作者,需要打拚才能生存,打拚過程中多有不順和鬱悶,於是就想傾訴,把自己寫的東西發到網上,是分分鍾的事,發完也就等於傾訴完了,傾訴完了心情就不鬱結了,誰還去思考是否具有多少內涵和含金量?海外寫手在國內報刊發作品,也完全靠的是關係和人脈,即使寫得非常之好(其實這種作品少之又少),沒有人脈單憑自己盲目投稿也是泥牛入海。所以,有關媒體披露的海外華人某作家在國內大刊發表過什麽作品,是海外華人作家佼佼者,這種判斷和宣傳往往並不屬實。有的鼓吹,還因為意識形態的對立而有資本背後鋪墊的有意為之。在整個海外華人文學的陣營來看,北美華人文學算重頭戲,實屬重鎮。文學重鎮的特點尚且如此,其他地區的華人文學便可推而想之。北美(海外)華人文學存在理不直氣不壯的先天‘胎裏帶’缺陷問題,蓋因為國內意識形態使然。一般的輿論皆認為:你既然愛國,出去幹什麽?你選擇海外生活(意味著不愛國),能寫出愛國的作品嗎?不愛國的作品意味著數典忘祖,從道德和人品上都是站不住的,還有什麽價值可言?”
岑誌博頻頻點頭,繼而說道:“聽您說話,仿佛又有了國內的課堂上的感覺。親切而實在。不過,以我自己為例,還不至於這麽悲觀吧?”老板道:“至少是不容樂觀。其實出國人員也是各式各樣的,前麵歸納過出國人員的類型,還可進一步簡化為兩類人:一類是單純求學、求職、求高收入者;另一類是異見者、心有餘悸或不滿者。前一類好理解,後一類較複雜。為什麽會產生異見?對哪些事心有餘悸?對什麽不滿?就筆者直接、間接接觸的各方麵人員看,異見者多為理論和意識形態原因;心有餘悸者多為經曆過或了解國內曆次政治運動;不滿者主要是針對國內官僚和特權階層的形成和固化、貧富差距嚴重;對國家體製是不是‘大一統’和‘舉國體製’倒並不是多麽上心。因為身在異國他鄉而被國內主流輿論忽略乃至藐視和排斥,連同他們的或多或少有價值的觀點、主張一起忽略乃至藐視和排斥了。從目前國際形勢看,意識形態的異同並非國與國之間交惡的理由,美國等西方國家製裁俄羅斯、遏製中國發展,並不是因為這兩個國家主張‘共產主義’,主張‘公有製’(俄羅斯已經完全演變為資本主義);而是因為這兩個國家一個核力量雄厚對美國的一家獨大形成威懾,另一個發展迅猛,也構成對美國一家獨大的威懾。多年來美國信奉‘叢林法則’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為維護一家獨大的局麵而四處出擊,極不安分,加拿大是美國的小兄弟,曆來跟著美國跑。我過去在美國享受較高收入,但並不與美國國策苟同。在北美,除去死硬的(華人)反華者和大外宣工作人員,一般正派的華人寫手和作家,思想和內心應該是尷尬和撕裂的。”
岑誌博搖了搖頭,感覺話題似乎有些走進窄胡同了,偏激便在所難免:“您是不是也有這種感覺?”老板道:“是的。在當今緊張、動**、危險的大國關係和地緣政治氛圍中,凡是能夠在北美安之若素或得吃得喝的華人,本身就意味著對本國艱難處境的疏離和漠視,意味著對家國情懷的些許淡化與輕慢;我也不能例外。我為此汗顏。苟且偷安總是內疚的。按照中國(華人)‘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那個‘道’是什麽?不就是現在中國人講的‘家國情懷’嗎?沒有家國情懷的寫手有可能寫出振聾發聵的黃鍾大呂嗎?絕無可能。推而想之,身在北美的大外宣專職寫手,越是盡責越要強調純潔和單一性,寫得出冷靜觀察、公正判斷、內涵豐富的作品嗎?而離開了冷靜觀察、公正判斷、內涵豐富的文學作品,還有價值嗎?須知長於反映一時一事的媒體輿論與全方位反映北美華人生活的文學作品是不可同日而語、不是一個等量級的。”岑誌博禁不住問:“難道北美文學沒有亮點和例外嗎?”
老板道:“當然有。身在加拿大的一位華人作家李彥,於某大學的孔子學院任院長,曾經寫出一係列事關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和加拿大共產黨的事跡、故事,是北美華人文學的一道靚麗風景線。敘寫白求恩,是個很好的文學切口,也表明了李彥這位作者的心誌。因為白求恩是在中國人民最困難的時候到中國去支援抗戰的,而且犧牲在中國。無論怎樣評價都不為過。據說李彥最近又在翻譯美國學者托馬斯·亞瑟·畢森的報告文學《1937,延安對話》。她說這是一部極具史料價值的珍貴紀實作品,是美國學者畢森1937年6月到訪延安的見聞與記錄,是延安時期革命實踐和思想理論的重要見證。畢森是上世紀30年代美國著名的亞洲問題研究專家,還是中國人民十分熟悉的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好朋友。李彥的翻譯必將得到國內輿論的高度肯定和讚賞。李彥的寫作路線與其他北美寫手、作家截然不同,或者說,李彥更多地承擔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使命和職責。其文學意義是別開生麵的,具備了國內主流文學和價值觀的諸多特征。正因如此,屬於個案,涵蓋不了當下北美文學的全部訴求,也疏離了當下北美文學的基本願景。因為,具有親華傾向的美國共產黨和加拿大共產黨力量微弱,在北美受到打壓,事關他們的文學可以成為北美文學的一部分,但卻比例很小。所以,類似《1937,延安對話》這樣的作品在北美是否擁有眾多讀者和擁躉,值得關注。”
岑誌博沉思默想起來,飯菜在不知不覺間吃完了,他去銀台結了賬。兩個人站在餐館門外抽煙,看著前方不斷有車前來停好,有人下車走進餐館。岑誌博道:“如你所言,北美華人文學當真任重道遠,首先需要找準自己的位置,言自己所言,言自己應該言之言。”老板深深吸了一口煙,吐出來:“是的。北美華人文學和作者多少有點‘妾身未分明’的意味,難以找準自己的文學定位。當然,可能每個北美華人作者都有自己的文學定位,不會承認自己沒有準確定位。問題在於代表世界華人主體的國內主流輿論和大多數民眾是否認可和接受;還在於國外其他種族怎麽看你。千萬不要以為你辦成了綠卡或加入了人家國籍,人家就不把你當中國人了,不是的,你的黃皮膚黑眼睛黑頭發決定了人家仍然把你看作中國人。
類似加拿大這樣的國家,尊重多元文化,人家尊重你,但並不是認為你就不是中國人了。這個現實,所有的華人作者應該心中有數。而出以公心、具有家國情懷與世界眼光的北美華人作者,肯定是存在的,但鑒於國內因為‘維穩’的需要會排斥他們,所以,他們的作品在國內難以暢行無阻,而北美本地除華人外的其他種族,對於中國能否健康良性發展,關心和希冀的人畢竟不多。而華人作者不該受其裹挾,不該自設瓶頸。一些北美華人作者傾訴小情懷、小願景、小感覺的文學作品,在大國之間生死博弈的危局之下,顯得那麽無足輕重而不足為論,寫不寫已經意義不大。”“我該寫些什麽呢?”“隨你所願。我的訴求屬於理想化狀態,你不要受我影響。其實,我在實際工作中該怎麽幹還得怎麽幹,在異國他鄉混飯吃,‘混’這個字很有內涵。”岑誌博聯係自打認識老板以來他的所有表現,感覺老板說話做事左搖右擺,翻來覆去,自相矛盾。想必內心十分糾結。便陪上笑臉,還笑出聲來。很有些故意恭維和捧場的意味。老板卻說:“你甭笑,這是真的。”
不期而遇或不速之客,都是指意料之外發生的事。甘子頎結婚後為了讓孩子有個加拿大國籍,借著旅遊,把孩子生在了多倫多。她原本想弄個美國國籍,但聽別人說美國好是好就是太亂,很多人有槍,一言不合就有可能給你一槍,過慣養尊處優日子的甘子頎怎麽受得了?加拿大雖不如美國富裕,但加拿大安定,持槍殺人的極少。所以,她在預產期跟團旅遊到了多倫多,沒幾天就生了孩子。當然,事先她已經和帶團的導遊串通好了,該擺平的都擺平了。在養月子期間,她覺得無聊,就讓老公斂來一摞報紙瀏覽:多倫多很少賣報紙的,報紙都是擺放在各超市門口的架眼兒上,顧客隨便取用。而報紙維持開銷,靠的是各種廣告,所以報紙上的廣告非常多。說不期而遇真是不期而遇,甘子頎在報紙上讀到了岑誌博的小說。她敏感地發現,這是一篇“貶低”家鄉父老的“揭短兒”小說,她立即給姐夫馮亢龍打電話,訴說這個“喜訊”:“你不是最恨岑誌博這個假才子嗎?他現在跑國外來了,開始寫反華小說了。”然後讓老公把報紙打包寄回了國內,交到馮亢龍手裏。馮亢龍讀了之後,也是喜出望外,急忙交給甘子宜看,甘子宜道:“我有個親戚在公安局工作,咱們應該報案,岑誌博幾時回國,幾時實施抓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