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展的日記本裏，經常會出現一個女性的第三者——她。她想來看我；她終於離開了；聽說她去了南方；她有女兒了，不知道跟她想象中的女兒是不是一樣；我感覺她是恨我的，即使這麽多年過去了……
她，他，甚至是它，與“我”的區別，在寫作中看似隻是視角的不同，故事還是那個故事，情節的衝突和發展，並不因為人稱的變化而變化，但是Ta（她、他、它）作為第三人稱的指代，至少在寫作者本人這裏有本質上的不同，使用“Ta”而非“我”除了全知視角本身的限製之外，也客觀表現出寫作者跟筆下故事的距離，“Ta”是一種想要表現他理智、客觀、冷靜的標誌。而“我”，在很多寫虛構作品的人看來，是一種想要“偷懶”的標誌，似乎使用“我”就是毫無節製，甚至往往有用力過猛的嫌疑。但是按照張展本來的想法，他寫的是日記，並不是小說，雖然他的很多記敘已經被證實是虛構的，但是他日記本裏頻繁出現的這個“她”，明顯是有所指的，“她”就是我手機裏這十一個數字，陳秀嫻她爸輾轉了好幾個人才幫忙拿到的號碼。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經得知兒子失蹤的消息，根據我看過的一些新聞，我覺得警察也許會通知她——這位年過五十叫楊桂蓮的女士。根據陳秀嫻她爸聯係到的那位知情人士的說法，楊桂蓮與她後來的丈夫目前在浙江的一個小城市生活，“經營一點兒小生意，有一個已經上小學的女兒”。這位知情人士在一兩年前路過那個小城市的時候還跟楊桂蓮和楊桂蓮丈夫見過一麵。我握著手機，在心裏做了好半天的建設才終於撥過去，我不知道在對方“喂”過之後該怎麽說出第一句話。
我打第二通的時候她才接，她最開始可能以為我是搞推銷的，但是我的手機號碼是北京的，北京的推銷員不可能打到浙江，所以她才接的？我說我是張展在北京的朋友。她回了一個疑問句：“張展？”似乎這個名字有點兒陌生，最多就是一位久未聯係的故交。從她發出的這個疑問我就知道，還沒有任何人通知她兒子已經失蹤這件事。我說張展不見了。她問不見了是什麽意思。我說就是字麵上的意思，失蹤了。她沉默了一會兒，問我究竟是誰。我說我是張展的朋友。她問打電話給她有什麽事。我說沒什麽，就是想告訴她一聲。她又沉默了。
“他是不是死了？”她突然說。
“沒有沒有，警察還在找。”我說。我聽得出來，在這次漫長的沉默之後，她的情緒有了明顯的波動，跟張展日記本裏記載的那位冷血的“她”不一樣。
“你告訴我是什麽意思？”她說。
我不知道該怎麽應對，有點兒後悔聽了陳秀嫻的建議，打這個電話。我告訴她張展留下一個日記本，裏麵記載了一些事情，有一些事情提到了她。
“他一向討厭我，他記的肯定都是我的壞事。”楊桂蓮的聲音在輕輕哽咽，“他其實什麽也不知道。”
張展在日記本裏，從未以“媽”來稱呼“她”，寫到“她”的時候，明顯能感覺得到張展那種冷冰冰的感情。有好多次，他反複提到那個有些不倫的場景。
每年暑假，張展都會被接到父母所在的城市“度假”。最開始的記憶裏就是青港市的市區，後來是省會，再後來還去過內蒙古的一個部隊，最後就去了鄭州，他爸在這裏遇上貴人，走上發跡之路。就是在爸媽到鄭州的第二年，有一天午後，按照之前的安排，張展會在一個遊泳館裏度過一整個下午，然後回家吃晚飯。但是那一天遊泳館設施維修、閉館，張展出門還不到一個小時就回家。他進門後在冰箱裏還拿了一瓶汽水兒，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喝，喝著喝著就聽到了一種含混不清的奇怪的聲音，是主臥那邊傳來的。張展往前走，爸媽的房間門敞開著，一個**的男人壓在一個**的女人身上。看到那個男人的第一眼，張展就認出來那不是他爸，他就這麽一聲不吭靜靜地站在門口。她閉著眼睛，兩隻手緊緊抓在男人的後背上，把男人身上的肥肉都抓紅了，有一條條紅抓印。男人在女人的身上賣力地弄著，對身後的張展毫無察覺。最後還是她睜開眼睛看到了張展。那一瞬間，她把男人緊緊地拉過去壓在身上，對著門外的張展大喊一聲——“滾”。
在張展成長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對母親的情感是遠勝於父親的，這無從解釋，也許隻有弗洛伊德的理論可以借以闡釋。他與父親同性，所以相似，而相似引起認同，使男孩以父親為榜樣，向父親學習，模仿父親，把父親的心理特點和品質吸納進來，成為自己的心理特征的一部分；他與母親不同性，兩性可以互補，取長補短，相依為命，這就是戀愛或對象愛。於是，男孩與自己的父母形成了最基本的人際關係，這種人際關係可以用戀母仿父來概括。戀母和仿父常常相互促進。父親愛母親，而男孩模仿父親，他就會越來越愛母親；母親愛父親，男孩為了獲得母親的歡心，必須讓自己越來越像父親。弗洛伊德認為兒童常以父親或母親作為自己的性欲對象，父親愛女兒勝過兒子，母親愛兒子勝過女兒。孩子也相應地做出反應，若是兒子就想占有父親的位置，若是女兒就想占有母親的位置。這些親子關係和孩子間的相互關係所產生的快感不僅帶有抒情的意味，而且帶有敵對的色彩。
如果不是那幾聲沒來由的“笑”，楊桂蓮可能也沒那麽生氣。張展站在門外，看著男人被捏紅的肥肉壓在**的楊桂蓮身上，不知道為什麽會大笑起來。連張展自己在日記裏麵對此都含糊其詞，他自己都搞不明白當時自己的大腦裏的那些突觸和神經是怎麽連接起來發出聲音的。這笑聲成為張展心目中一道隱形的傷口，多年之後還經常折磨著他。
“他是不是還恨我？”楊桂蓮說。
“也沒有。”我說。我搖搖頭，好像這樣才能讓電話那頭的她信服。
“他長大後，我一直在想，要是有一次機會，我想跟他坐下來好好聊一次，有好多話我都沒來得及跟他說。”她說。
打電話給楊桂蓮之前。我並沒有抱太大的期待，無論她是否知曉張展的失蹤。她雖然作為一個“人物”偶爾出現在張展的日記本裏，占據“原生家庭”這個話題的回憶部分，但對於我來說，她也僅僅是我想寫的那篇非虛構作品主要人物的“來處”，她生下了張展，這是一個事實。我讀過很多關於出生決定論的文章，在一個人出生的那一瞬間，他睜開眼睛第一次呼吸到的空氣、看到的場景、嗅到的氣味，都已經決定了他一生的命運走向、運氣，甚至死亡，塔羅牌、星象測算、占卜算命、周易，我都沉迷過。無論是哪一種預測，似乎都像中醫一樣，是魯迅所說的“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
楊桂蓮說生張展的那一天，婆婆端給她一整碗煎雞蛋，這是隻有生兒子才有的待遇。但是她沒吃，她更希望這是一個女兒，她以為她還有機會，卻多年再也沒有懷孕，直到最後離開張展他爸，才有了現在這個意外的驚喜，一個健康的女兒。
如果我想要電話那頭的人說更多的話，我可能得提到張展的那一次毫無來由的笑聲，但是我覺得那是不道德的。“你覺得張展如果找一個地方躲起來，有可能去哪裏呢？”我問。
“我不知道，我連他現在長的樣子都不敢肯定，在大街上遇到他，我都不一定認得出來。”楊桂蓮說，“你提到他留下了一個筆記本，可以給我看看嗎？”
我本可以直接拒絕她，因為本子是張展留給我，由我全權處理，但是對方是張展的母親，是給予他生命的人。“可以，等我把本子裏的資料整理完我寄給你。”我說。
“謝謝你。”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