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邏輯圖像論的敘述中讀者會看到,維特根斯坦是從非常平凡的事實入手來展開哲學思考的。他的哲學固然精深,但精深之處不在於有多麽深奧的知識,而在於對待平凡事實的方式。維特根斯坦就像一個鍾表匠一樣,在哲學問題的指引下,認真處理關鍵性的局部,通過這些局部之間的配合,獲得精確順滑的整體效果。本序言後麵的篇幅將簡要說明,從邏輯圖像論這個核心,如何通往《邏輯哲學論》的其他重要構件。
邏輯圖像論要解決的是羅素的問題。這些問題是用羅素的框架表述的,要解決它們,也就要以這個框架為起點,看需要再引入些什麽。維特根斯坦的解決,實際上是在向康德和弗雷格的方向靠攏。這體現在所引入的可能性以及邏輯形式等概念上。這些以可能性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概念並不是實在世界的寫照,它們並不像羅素所理解的那樣,表現了實在的結構。這是邏輯圖像論區別於同構論的要點所在。這些概念所表現的,是主體,即語言使用者的理性特征。比如,對於書是一種空間對象這意味著什麽,我們肯定都會有種基本的理解;如果在看到書在桌子上的時候卻又到桌子底下找它,那我們不會覺得這個人有理性。但如果問,具備理性意味著我們知道了什麽,你肯定回答不上來。理性不是任何知識,它不是任何事物的任何特征,你也不能描述它。可以說,理性是人們對待事物的方式。若看到書在桌子上,就不會到桌子底下去找它,這是對待書的方式。
在邏輯圖像論中,使用者的角色非常重要。句子與事實共有邏輯形式,這不是句子恰好具有事實所具有的那種邏輯形式,而是因為某個句子被用來描述某種事實,此時我們會把句子看作具備了這種事實的邏輯形式。我們會按照這種使用目的來設計句子,來決定該如何理解句子,因此,它不具備與事實相同的邏輯形式,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可以說,語言的使用讓人們對待事物的方式得以確定下來。心靈與世界之間應該有種協調有序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在《邏輯哲學論》中就體現為善和幸福。(讀者可以循這一線索,看邏輯如何與倫理學聯係起來。)按維特根斯坦的設想,要達到這種關係,就要在語言上做出努力。語言的重要性部分體現在語言學轉向上。隻不過語言學轉向針對的是知識,是要求承認語言對於知識來說是必要條件,而在這裏,語言的重要性體現在一切規範性的事物上,知識隻是其中的一種。要真正論證語言對這些事物必不可少,要等到後期維特根斯坦的私人語言論證。不過,在《邏輯哲學論》中,維特根斯坦還是用了大量篇幅,來說明語言怎樣能夠讓心靈與世界的關係協調有序。這就包括著名的言說與顯示的區分,以及包括重言式理論在內的邏輯學說。
在《邏輯哲學論》中,最為人所知的莫過於最後一句話,“對不可說的,我們必須報以沉默”。這句話就來自言說與顯示的區分。這個區分雖然在2.172-4中已經有所涉及,但主要還是在4.11-4.1212中做出的,此後又多次提及和運用。按照這個區分,所有能夠顯示的都不能言說。在維特根斯坦看來,這個區分決定了人們應該如何看待他的所有學說,因而舉足輕重。然而,這個區分不好把握。說有些東西不可言說,這顯得很神秘。維特根斯坦因此也談到了神秘(6.44、6.52)。在哲學中談論神秘,這終究是件讓人不安的事情。此外,就像羅素在為本書英文譯本所寫的序言[1]中曾經說過的一樣,對不可說的東西,《邏輯哲學論》還是說了很多,這是自相矛盾。由此延伸出一些有趣的話題,比如近十幾年興起的“新維特根斯坦”解讀法,或者說決然式解讀(the resolute reading),就是試圖解決這種自相矛盾的一種嚐試。然而,言說與顯示之分的產生,與邏輯圖像論一樣。
在邏輯圖像論中,圖像本身就是作為事實出現的。它不像透明玻璃一樣是“虛的”,而是“實的”。當用一個圖像來描繪一種情況時,圖像本身的特征也就會說明一些問題。比如,當畫麵上某根線條被一個三角形所切斷時,它就描繪了一條公路被山擋住的情景。在我們看來,圖像本身所表現出來的特征,比如線條與三角形的關係,就屬於顯示的東西,而圖像借助這些表現出來的特征來表現的東西,比如公路被山擋住的情景,就是圖像所言說的東西。進而,語言本身的特征,就是顯示的東西,而用語言來描述的情況,則是被言說的東西。邏輯圖像論要求語言必須擁有某些特征,比如邏輯形式、句子的含義、記號的指稱、邏輯複雜度、語法上的範疇區分、物理形態等等,這些都是顯示的東西,而言說的東西則很少,隻有句子所描述的那種情況。
顯示的東西是言說的基礎,比如邏輯形式,就是句子描述事實的必要條件。在不知道要言說的是什麽具體的事態時,我們已經可以知道句子顯示了什麽。(當然,要描述的事態所屬的範疇,比如是空間關係還是重量,決定了我們該如何看待句子,因此要先於句子確定下來。但是,這種先後順序與這裏所說的並不衝突。)句子所言說的東西是由它顯示了什麽決定的。不過,另外,顯示就內在於言說行為本身。用一幅畫來描繪一場宴席,這同時就是在讓畫本身顯示出來。同樣,把一個句子說出來,就是對句子本身是什麽的顯示,而這並不是在描述事實之外做出的另一件事。區分顯示與言說,是從不同角度來看同一件事的結果。在用句子來描述事實時,我們期待著看到句子之外的事實,但是,當“調整焦距”看向句子,顯示的東西就出現了。應當說,正是言說與顯示之間的這種關係使得它們之間產生了區分,讓顯示的東西不能言說。
顯示的東西隻有在使用句子時才會出現。比如,“書在桌子上”這個句子隻有在用來描述一種空間關係時,我們才能從這個句子中看出,它和“桌子在書上”不能同時為真,它們具有同樣的邏輯形式,但屬於兩種相互排斥的情形。但是,如果我們用“書在桌子上”這個句子描述的是書和桌子的重量是否相等,那麽這個句子就與“桌子在書上”具有同樣的意義,或者說,描述了同樣的情形。這樣一來,我們也就不能在另外一次言說中,來描述顯示出來的東西。比如,如果要描述“書在桌子上”這個句子(在我們正常使用它的情況下)所顯示出來的東西,比如描述它邏輯形式上的特征,即它和“桌子在書上”不能同時為真,那麽我們就辦不到這一點。我們會覺得這是兩個不同的句子,從句子本身無法看出它們為何不能同時為真。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在描述這兩個句子本身時,我們沒有在使用它們,而它們所顯示的東西隻有在使用時才顯示出來。而如果從這兩個句子的使用者的角度來看,它們顯然不能同時為真因為它們所描述的是相互排斥的事態。從旁觀者角度看,它們描述了什麽是一回事,它們本身有什麽特征,則是另一回事,因而無法用它們所描述的東西,來解釋它們自身之間的這種排斥關係。
如果非要言說顯示的東西,就會用不恰當的方式來對待語言。比如,對於“書在桌子上”與“桌子在書下麵”這兩個句子,從使用者的角度就很容易明白它們說的是同一回事。雖然關係詞上有區別,但這種區別會通過調換“書”與“桌子”這兩個詞在句子中的位置而解除。出於對邏輯形式的理解很容易做到這一點。但是,當你脫離了使用的方法來看待句子,就會為關係詞上的區別尋求解釋,於是就會覺得它們描述了不同的空間關係。人們會像羅素那樣,認為實在世界中有一類被稱為“空間關係”的共相,以此來解釋這兩個句子間的區別和聯係。在維特根斯坦看來,這就產生了形而上學,同時也是混亂的開始。在這一背景下,“不能言說顯示的東西”,就是一個禁令,其目的是恢複語言的秩序,或者說,恢複我們對於語言的正確理解。
邏輯研究的一個作用就在於讓人們對這種秩序有自覺意識。這種作用可以通過重言式這個概念來加以說明。在當代數理邏輯中,“重言式”這個概念指永真式。用行話來說,對一個命題中的非邏輯常項無論賦予什麽值,整個命題始終為真,這樣的命題就是重言式。重言式依據其結構為真。按照當代邏輯學的解釋,這些結構是純形式的,它們可以視為是邏輯常項的定義,因此,重言式為真,就可以解釋為是依據定義為真。維特根斯坦理解的重言式與此不同。按照他的理解,重言式也是依據結構為真,但其為永真式,不是依據邏輯常項定義,而是依據命題的邏輯形式。也就是說,重言式是在邏輯形式與命題結構共同作用下為真的。
比如,按照“書在桌子上”這個句子的邏輯形式,書可能在桌子上,也可能不在桌子上;而按照這個句子的結構(它包含的關係詞以及與之連接的“書”和“桌子”這兩個詞),它排除了書不在桌子上的情況,而隻留下了書在桌子上的情況,通過這一情況來決定句子的真值。這樣,如果書實際上在桌子上,那麽這個句子就是真的,否則就是假的。由於隻把書在桌子上這種可能性留給了實在,而句子並不決定實在是怎樣的,因此這個句子就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再考慮“書在桌子上,或者書不在桌子上”這個句子。其邏輯形式是相同的,也隻包含了那兩種可能的情況。其中,“書在桌子上”這個從句保留了書在桌子上的情況,而“書不在桌子上”則保留了書不在桌子上的情況。“或者”一詞意味著,隻要實在是其中的一種情況,句子就是真的。這樣,基於這個句子的結構,這兩種情況都被留給了實在。按照句子的邏輯形式,那就是所有的可能性,因此,這個句子把所有可能性都留給實在,也就是說,無論實在是什麽樣的,句子都是真的。這就是重言式。
容易看出,一個普通命題為真,就意味著它留給實在的那種可能性得到實現,因而也就可以從這個句子為真,知道實在是怎樣的。重言式則無論如何都是真的,因此不能從中知道實在是怎樣的。重言式不能描述事實,卻有種非常特殊的功能。它可以表現構成重言式的命題的邏輯形式。因為重言式為真,是其邏輯形式和命題結構一同作用的結果,這樣就可以通過其結構來表現邏輯形式的特征。這就與普通命題不同。普通命題為真,不僅取決於邏輯形式和命題結構,還取決於實在是怎樣的。因此,要通過普通的真命題確定邏輯形式,就需要命題結構和實在協同作用。由於需要確定實在是怎樣的,這就是一種經驗研究。而通過重言式來確定邏輯形式,就隻需要已知其為真,然後在命題結構得到確定的情況下,邏輯形式也就表現出來了。這是一種先驗的研究。重言式讓邏輯形式得到先驗的顯示。比如,“書在桌子上,或者書不在桌子上”這個重言式也就表明了,其邏輯形式中包含了兩個互相排斥的可能情況。
邏輯研究就是揭示邏輯形式的過程。由於由此得到揭示的是理性本身的特征,邏輯研究對於理性主體來說,其實就是獲得自我意識,確保自我一致的過程。可以說這就是讓心靈與世界的關係保持協調有序。這個過程就是在操弄符號,因為,在邏輯研究中,一種恰當的、足以表明重言式結構的符號係統,本身就可以讓邏輯形式得以固定下來,也就是說,讓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得到固定。在沿用這種符號係統時,我們發現其所構造的重言式為真,就意味著自己在按照相應的邏輯形式看待事物。建立邏輯符號和重言式的係統,就好像調校望遠鏡一樣,正確的位置就是從中可以看到正確圖景的位置。這樣,邏輯研究就是在語言的使用狀態中來對語言本身進行規劃和調整,而這也是言說與顯示之分所允許的研究方式。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語言在維特根斯坦所理解的哲學研究中,占據了一個什麽樣的地位。維特根斯坦認為,哲學就是語言批判(4.0031)。這構成了《邏輯哲學論》中所表達的語言學轉向。
除了邏輯哲學和語言哲學,《邏輯哲學論》還包含了其他方麵的豐富內容,比如數學哲學、自然科學哲學、倫理學、美學、宗教哲學。這些內容都不是孤立的,它們都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與關於邏輯和語言的思想聯係在一起。這些聯係都可以通過思考和揣摩,從文本所給出的線索中獲得。大體上,數學哲學直接與邏輯哲學相聯係,它構成了邏輯哲學的一種推論;其他東西則直接建立在心靈與世界的關係上,而這種關係是什麽,則是由邏輯哲學和語言哲學決定的。當然,這裏所說的“心靈”,不是心理學意義上的,而是5.641中所界定的那種哲學的自我或形而上學的自我。當你發現自己就是這種意義上的自我,就差不多理解這種心靈與世界的關係是什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