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愛好藝術，自幼已然，愛看戲，愛描畫，中年則研究漢代畫像，晚年則提倡版畫，工作的範圍很廣，約略言之：(一)搜集並研究漢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畫像和圖案，是舊時代的考據家賞鑒家所未曾著手的。他曾經告訴我：漢畫像的圖案，美妙無倫，為日本藝術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鱗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讚許，說日本的圖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淵源固出於我國的漢畫呢。(二)搜集並印行近代木刻，如“北平箋譜”等。(三)獎掖中國青年木刻家，不但創辦木刻講習會，自己擔任口譯，使他們得以學習；創開各國名畫展覽會，使他們有所觀摩；對於本國新進者的作品，鼓舞批評，不加客氣。(四)介紹外國進步作家的版畫，例如精印《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這位有丈夫氣概的女子作品實在偉大，這本精印的選集實可寶貴，“隻要一翻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廣的慈母之愛，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鬥爭；所取的題材大抵是困苦，饑餓，流離，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號，掙紮，聯合和奮起……”(《且介亭雜文末編·〈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說到這本選集，永遠引起我的悲痛，記得廿五年七月底，我從嘉興回北平，道經上海，往訪魯迅，盤桓了一日。這時候，他大病初愈，選集初印得，裝訂成冊的還隻有幾本，他便挑選了一本贈我，親手題幾行小啟，曰：“印造此書，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到病後，手自經營，才得成就，持贈季黻一冊，以為紀念耳。”晚九時後，我將去上滬平夜車了，手執這本巨大寶貴的書，握手告別，又喜悅，又惆悵。景宋為我叫汽車，魯迅送我到門口，還問我幾時回南，那裏知道這便是永訣呢!痛哉!
十二、整理古籍和古碑
自民二以後，我常常見魯迅伏案校書，單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過多少遍，參照諸本，不厭精詳，所以成為校勘最善之書。其序文有雲：“……今此校定，則排擯舊校，力存原文。其為濃墨所滅，不得已而從改本者，則曰字從舊校，以著可疑。義得兩通，而舊校輒改從刻本者，則曰各本作某，以存其異……”並作《逸文考》，《著錄考》各一卷附於末尾，便可窺見他的工夫的邃密。
老實說，魯迅對於漢魏文章，素所愛誦，尤其稱許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們讀《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而已集》)，便可得其梗概。為什麽這樣稱許呢?就因為魯迅的性質，嚴氣正性，寧願覆折，憎惡權勢，視若蔑如，皓皓焉堅貞如白玉，懍懍焉勁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類似的緣故。
此外，魯迅輯錄《謝承後漢書》，尚未印行。《會稽郡故書雜集》已說在前。又，搜輯並考證曆代小說史料，計有《古小說鉤沈》，《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三部，是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副冊。搜羅的勤劬，考證的認真，允推獨步。近年來研究小說者雖漸次加多了，宋以後的史料雖有新獲了，但是搜輯古逸之功，還未見有能及魯迅的呢。
至於魯迅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圖案，已略述於前章。即就碑文而言，也是考證精審，一無泛語，如《南齊呂超墓誌跋》便是一例。這篇跋文，全集中未經收入——其實，魯迅的漢魏六朝石刻研究，書未完成，故不付印。我知道呂超墓誌石出土以後，經年即為舍親顧鼎梅所得，藏在杭州，舍親範鼎卿及魯迅均有跋文，考證詳明，兩人不謀而合。鼎梅曾將這兩篇跋文付石印，因即馳書商索，承其寄示，不禁狂喜。誌文十五行，每行十九字，可釋者僅僅百餘字。現在先抄可釋之字，後錄魯迅所撰全文如下：
□□墓誌
故龍□將軍隋郡王國中軍呂府君諱超□□□
□東平人也胄興自薑奄有營北飛芳□□□□
□□□□□因官即邦今居會稽山陰縣□□□
□□□□□□令譽早宣故孝弟出於天性□□
□□□□□□風猷日新而修有期春□□□
□□□□□歲在己巳夏五月廿三日□□□□
□□□□□一年冬十一月丙□□□□□□□
□□□□□同錄中軍將軍劉□□□□□□□
□□□□金石□誌風烈者□□□□□□□□
□□藹藹清猷白雲排岫出□□□□□□□□
□□嘉□知口應我□□□□□□□□□□□
□□□□其□春□□□□□□□□□□□□
□□□□□□□□□□□□□□□□□□□
□□□□□□夕悄鬆□□□□□□□□□□
魯迅跋文
呂超墓誌石，於民國六年出山陰蘭上鄉。餘從陳君古遺得打本一枚，以漫漶難讀，久置篋中。明年徐呂孫先生至京師，又與一本。因得校寫，其文僅存百十餘字，國號年號俱泐，無可馮證。唯據郡名及歲名考之，疑是兩齊永明中刻也。按隨國，晉武帝分義陽立，宋齊為郡，隋為縣。此雲隋郡，當在隋前。南朝諸王分封於隨者惟宋齊有之。此雲隋郡土國，則又當在梁陳以前。《通鑒目錄》，宋文帝元嘉六年，齊武帝永明七年，並太歲在己巳。《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六年冬十月，廣陵王誕改封隋郡王。又《順帝紀》，升明二年十二月改封南陽王翔為隨郡王，改隨陽郡，其時皆在己巳後。《南齊書·武帝紀》，建元四年六月，進封枝江公子隆為隨郡王。子隆本傳雲，永明三年為輔國將軍，南琅琊彭城二郡太守，明年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遷為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中郎將，會稽太守。《祥瑞誌》雲，永明五年，山陰孔廣家園檉樹十二層，會稽太守隨王子隆獻之，與傳合。子隆嚐守會稽，則其封國之中軍，因官而居山陰，正事理所有。故此已巳者，當為永明七年。五月廿三為卒日。□一年者，十一年。《通鑒目錄》永明十一年十戊寅，十二丁醜朔，則十一月為戊申朔，丙寅為十九日，其葬日也。和帝為皇子時，亦封隨郡王，於時不合。唐開元十八年己巳，二十一年十一月丙寅逆，與誌中之□一年冬十一月丙寅頗近，然官號郡名，無不格迕，若為遷窆，則年代相去又過遠，殆亦非矣。永明中，為中軍將軍見於紀傳者，南郡王長懋，王敬則，陰智伯，廬陵王子卿。此雲劉□，泐其名，無可考。□誌風烈者雲以下無字。次為銘辭，有字可見者四行，其後餘石尚小半。六朝誌例，銘大抵不溢於誌，或當記妻息名字，今亦俱泐。誌書隨為隋，羅泌雲，隋文帝惡隨從辵改之。王伯厚亦譏帝不學。後之學者，或以為初無定製，或以為音同可通用，至徵委蛇委隨作證。今此石遠在前，已如此作，知非隨文所改。《隸釋·張平子碑頌》，有“在珠詠隋，於壁稱和”語。隋字收在劉球《隸韻》正無辵，則晉世已然。作隨作隋作陏，止是省筆而已。東平本袞州所領郡，宋末沒於魏，《南齊書·州郡誌》，言永明七年，因光祿大夫呂安國啟立於北袞州。啟有雲“臣賤族桑梓，願立此邦”，則安國與超蓋同族矣。與石同出壟中者，尚有瓦罌銅鏡各一枚。竟有銘雲“鄭氏作鏡幽凍三商幽明鏡”十一字，篆書，俱為誰何毀失。附譏於此，使後有考焉。
以上是魯迅跋文，考證工夫邃密如此!
範鼎卿跋文也很是詳贍，以史誌互證，確定呂超的時代及卒葬月份，和魯迅所考全同。範跋有雲：
文內有中軍將軍劉□□，其名已泐，當為撰誌之人。今就精拓石本細審之，劉字下尚有玄字之筆道可辨。考《南齊書》有劉玄明者，臨淮人，為山陰令，大著名績，附傅琰傳。《南史》載劉玄明為山陰令，政為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蓋呂超為山陰人，玄明曾宰是邑，與超有舊，故於葬時為之撰誌，而其時玄明已任中軍將軍，未幾殆即改官司農矣(中軍將軍與司農卿，官秩並為第三品)。夫呂超為故鄉人物，而撰文者又屬前代名宦，則此誌之可貴為何如也。
十三、看佛經
民三以後，魯迅開始看佛經，用功很猛，別人趕不上。他買了《瑜伽師地論》，見我後來也買了，勸我說道：“我們兩人買經不必重複。”我讚成，從此以後就實行，例如他買了《翻譯名義集》，我便不買它而買《閱藏知津》，少有再重複的了。他又對我說，“釋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份早已明白啟示了，真是大哲!”但是後來魯迅說：“佛教和孔教一樣，都已經死亡，永不會複活了。”所以他對於佛經隻當做人類思想發達的史料看，藉以研究其人生觀罷了。別人讀佛經，容易趨於消極，而他獨不然，始終是積極的。他的信仰是在科學，不是在宗教。
魯迅最後給我的一封信，還說到佛教。我因為章先生逝世，寫了一篇《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中間引用先生“以佛法救中國”之言。魯迅看了，不以為然，寫信告訴我，另外說到紀念先生的方法，特抄錄於下：
季黻兄：
得《新苗》，見兄所為文，甚以為佳，所未敢苟同者，惟在欲“以佛法救中國”耳。
從中更得讀太炎先生獄中詩，卅年前事，如在眼前。因思王靜安沒後，尚有人印其手跡；今大炎先生諸詩及《速死》等，實為貴重文獻，似應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匯印成冊，以示天下，以遺將來。故宮博物館(院)印刷局，以玻璃板印盈尺大幅，每百枚五元，然則五十幅一本，百本印價，不過二百五十元，再加紙費，總不至超出五百，向種種關係者募捐，當亦易集也。此事由兄發起為之，不知以為何如?
與革命曆史有關之文字不多，則書簡，文稿，冊頁，亦可收入，曾記有為兄作漢《郊祀歌》之篆書，以為絕妙也。倘進行，乞勿言由我提議，因舊日同學，多已崇貴，而我為流人，音問久絕，殊不欲以此溷諸公之意耳。賤恙時作時止，畢究如何，殊不可測，隻得聽之。專此布達，並請道安。
弟飛頓首
九月二十五日
這封信，在我所得魯迅給我的諸信中，是最後的一封。九月二十五日，離他十月十九日去世，僅僅二十四天。我知道魯迅的那篇《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是看了我的這篇紀念文才作的。因為我文中引用了先生的獄中詩，魯迅跟著也引用，故有“卅年前事，如在眼前”的話。這《獄中詩》四首，本係先生在獄中寫寄蔣觀雲的。我由觀雲處索得，登入《浙江潮》，手跡則由我收藏，彌足寶貴，所以在魯迅信中有“匯印成冊”的提議。
魯迅讀佛經，當然是受章先生的影響。先生在西獄三年，備受獄卒的陵暴。鄒容不堪其虐，因而病死。先生於做苦工之外，朝夕必研誦《瑜伽師地論》，悟到大乘法義，才能克服苦難，期滿出獄後，鼓動革命的大業。先生和魯迅師弟二人，對於佛教的思想，歸結是不同的：先生主張以佛法救中國，魯迅則以戰鬥精神的新文藝救中國。
十四、筆名魯迅
我自民六秋，於役南昌，和魯迅別開三年。在這中間，魯迅的生活起了大變化，前後可以畫分為兩段：前者是摩挲古碑，後者是發表創作。這個變化即發表創作，是《呐喊》序文所謂“老朋友金心異”——按即玄同——的催促慫恿與有力的。創作的開始在民七四月，發表在同年五月號的《新青年》，正是五四運動的前一年。其第一篇《狂人日記》(《呐喊》)，是借了精神迫害狂者來猛烈地掊擊過去傳統和禮教的弊害，開始用“魯迅”作筆名。我說過：“這是魯迅生活上的一個大發展，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章。因為從此，文學革命才有了永不磨滅的偉績，國語文學才有了不朽的劃時代的傑作，而且使他成為我們中國思想界的先知，民族解放上最勇敢的戰士。”我當時在南昌，讀到這篇《狂人日記》，所說他和人們沒有什麽仇，“隻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古久先生很不高興。”又說，“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說穿了吃人的曆史，於絕望中寓著希望，我大為感動。
覺得這很像周豫才的手筆，而著名卻是姓魯，天下豈有第二個豫才乎?於是寫信去問他，果然回信來說確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冊裏有署名唐俟的新詩也是他做的。到了九年的年底，我們見麵談到這事，他說：“因為《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我從前用過迅行的別號是你所知道的，所以臨時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親姓魯，(二)周魯是同姓之國，(三)取愚魯而迅速之意。”“至於唐俟呢?”他答道：“哦!因為陳師曹(衡恪)那時送我一方石章，並問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對他說，‘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罷。’”我聽到這裏，就明白了這“俟”字的涵義，那時部裏的長官某頗想擠掉魯迅，他就安靜地等著，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也。把“俟堂”兩個字顛倒過來，堂和唐這兩個字同聲叫以互易，於是成名曰“唐俟”。周，魯，唐又都是同姓之國也。可見他無論何時沒有忘記破壞偶像的意思。(拙著《魯迅的生活》)
這樣用母姓的事，以後就很多。不是蔡孑民先生晚年署名曰“周子餘”嗎?有一個蔡先生的熟人，不明這個底細，便向蔡先生開玩笑，說“你現在也姓了周嗎?哈哈。”因為他隻知道蔡夫人是姓周，而不知其母夫人姓什麽。蔡先生乃正色答道：“這因為先母姓周……”。那位熟人聽了，立刻肅然道歉而退。
因為魯迅隻是筆名，所以魯迅不願意別人把魯迅上麵再冠一個周字的。而且他自己的署名總是仍用樹人，凡有給我的信署名都是如此，但是自從十九年三月以後，則不得已而用種種化名，如“索士”，“樹”，“迅”，“飛”……這是為免除收信者橫受嫌疑計，用意是很周到的。
說到魯迅筆名，我還記起一件小小的故事：十八年夏，魯迅至北平省親回來，對我說：
我為了要看舊小說，至孔德學校訪隅卿，玄同忽然進來，嘮叨如故，看見桌子上放著一張我的名片，便高聲說：“你的名字還是三個字嗎?”我便簡截地答道：“我的名片從來不用兩個字，或四個字的。”他大概覺得話不投機，便出去了……
所謂用兩個字或四個字，乃是微微刺著玄同的名片，時而作“錢夏”，時而作“玄同”，時而作“疑古玄同”。《兩地書》一二六有雲：“塗次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便是指玄同而言。直到魯迅去世了，玄同作文追悼，還提及這件小小的故事呢。
十五、雜談著作
據我所知，魯迅的著作有好多篇是未完成的。他對我說過，想要做一部《中國字體發達史》，在開始說明字的起源，就感覺得資料不足。甲骨文中所見的象形，“都已經很進步了，幾乎找不出一個原始形態。隻在銅器上，有時還可以看見一點寫實的圖形，如鹿，如象，而從這圖形上，又能發見和文字相關的線索!中國文字的基礎是‘象形’。”我答道：“誠然，像西班牙亞勒泰米拉(Altsmira)洞裏的野牛形，在中國的實物上似乎還沒有找到。”他這部字體發達史，終於沒有寫出，隻在《門外文談》(《且介亭雜文》中略現端倪。用“門外”二字作題目，雖說是由於門外乘涼的漫談，但其實也含著自謙的美意啊。
魯迅想要做《中國文學史》，分章是(一)從文字到文章，(二)詩無邪(《詩經》)，(三)諸子，(四)從《離騷》到《反離騷》，(五)酒、藥、女、佛(六朝)，(六)廊廟和山林。其大意也曾片段地對我說過。關於諸子者，他說楊子為我，隻取他自己明白，當然不會著書；墨子兼愛，必使人人共喻，故其文詞丁寧反複；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總嫌其太陰柔；莊子的文詞深閎放肆，則入於虛無了。關於《反離騷》者，以為楊雄摭《離騷》而反之，隻是文求古奧，使人難懂，所謂“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複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但假使竟沒有可以回複之處，那將如何呢?《離騷》而至於《反離騷》，《恨賦》而至於《反恨賦》，還有什麽意思呢?關於酒和藥者，他常常和我討論，說魏晉人的吃藥和嗜酒，大抵別有作用的，他們表麵上是破壞禮教，其實是擁護禮教的迂夫子。他那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而已集》)，便是這部文學史的一部分。至於全集所載的《漢文學史綱要》乃是用作講義，很簡單的。
有人說魯迅沒有做長篇小說是件憾事，其實他是有三篇腹稿的，其中一篇曰“楊貴妃”。他對於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性格，對於盛唐的時代背景，地理，人體，宮室，服飾，飲食，樂器以及其他用具……統統考證研究得很詳細，所以能夠原原本本地指出坊間出版的《長恨歌畫意》的內容的錯誤。他的寫法，曾經對我說過，係起於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間，從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來。他看穿明皇和貴妃兩人間的愛情早就衰歇了，不然何以會有“七月七日長生殿”，兩人密誓願世世為夫婦的情形呢?在愛情濃烈的時候，那裏會想到來世呢?他的知人論世，總是比別人深刻一層。
魯迅對我說：“胡適之有考證癖，時有善言，但是對於《西遊記》，卻考證不出什麽。”我問孫悟空的來曆是否出於印度的傳說，他答道亦有可能，但在唐人傳奇中，已可尋出其出處。李公佐的《古嶽瀆經》所謂禹“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即是。這件禹伏無支祁的故事，曆經演化，宋時又傳為僧伽降水母，又得吳承恩的描寫，遂成為神通廣大的孫悟空了。
魯迅編《莽原》雜誌和《國民新報副刊》時，曾經幾度慫恿我去投稿，勸我多寫雜文，不要矜持，但是我因行文拙鈍，隻投過幾篇：《論麵子》，《論翻譯之難》……而已。魯迅則行文敏捷，可是上述的好多篇腹稿和未成稿，終於沒有寫出，齎誌以歿了。其原因：(一)沒有餘暇。因為環境的艱困，社會政治的不良，自己為生活而奮鬥以外，還要幫人家的忙，替別人編稿子，改稿子，紹介稿子，校對稿子，一天忙個不了。他從此發明了一種戰鬥文體——短評，短小精悍，有如匕首，攻擊現實，篇篇是詩，越來越有光采，共計有十餘冊之外，再沒有工夫來寫長篇了，真是生在這個時代這個地方所無可奈何的!(二)沒有助手，他全集二十大冊，約六百萬言，原稿都是用毛筆清清楚楚地手寫的。此外，日記和書簡，分量也很可觀。淺見者說魯迅的創作隻有七大冊，翻譯多於創作，似乎還比不上外國文豪們的著作等身；殊不知照一個人的精力，時間和事務比例起來，是做不了這許多的。他們謄稿和寫信，或許有書記助手可以代勞，但是魯迅隻有他自己一個人。
魯迅的著作，國際間早已聞名了。記得一九二五年，他做了《自傳》和《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屬我代寫一份，因為譯者王希禮要把它影印出來，登在譯本的卷頭。他曾告訴我：“瑞典人S托人來徵詢我的作品，要送給‘管理諾貝爾文學獎金委員會’，S以為極有希望的，但是我辭謝了。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金的人，倘因為我是黃色人種，特別優待，從寬入選，反足以增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媲美了，結果將很糟。……”這是何等謙光，又是何等遠見!他又告訴我：“羅曼·羅蘭讀到敬隱漁的法譯《阿Q正傳》說道，‘這部諷刺的寫實作品是世界的，法國大革命時也有過阿Q，我永遠忘記不了阿Q那副苦惱的麵孔。’因之羅氏寫了一封給我的信托創造社轉致，而我並沒收到。因為那時創造社對我筆戰方酣，任意攻擊，便把這封信抹煞了。……”魯迅說罷一笑，我聽了為之憮然。
十六、雜談翻譯
魯迅自從辦雜誌《新生》的計劃失敗以後，不得已而努力譯書，和其弟作人開始介紹歐洲新文藝，刊行《域外小說集》，相信這也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他們所譯偏於東歐和北歐的文學，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為它們富於掙紮、反抗、怒吼的精神。魯迅所譯安特來夫的《默》和《謾》，迦爾洵的《四日》，我曾將德文譯本對照讀過，覺得字字忠實，絲毫不苟，無任意增刪之弊，實為譯界開辟一個新時代的紀念碑，使我非常興奮。其《序言》所雲“第收錄至審慎，逐譯亦期勿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這實在是誠信不欺之言。第一冊出版以後，我承惠贈了好幾冊，但我還特地到東京寄售處購買一冊，並且時時去察看，為的怕那裏有不遵定價，額外需索的情形，所以親去經驗，居然畫一不二，也就放心了，不過銷路並不好，因為那時的讀者，對於這樣短篇新品，還缺少欣賞的能力和習慣。我那時正有回國之行，所以交給上海寄售處的書，就由我帶去的。
魯迅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時，曾對我說：“這是一部有獨創力的文學論，既異於科學家似的玄虛，而且也並無一般文學論者的繁碎。作者在去年大地震裏遭難了。我現在用直譯法把它譯出來。”我照例將原文對照一讀，覺得魯迅的直譯工夫較前更進步了。雖說是直譯的，卻仍然極其條暢，真非大手筆不辦。他深歎中國文法的簡單，一個“的”字的用處，日本文有“丿”，“處”，“的”等等，而中國文隻有一個“的”字。於是創造出分別來：“其中尤須聲明的，是幾處不用‘的’字，而特用‘底’字的緣故。即凡形容詞與名詞相連成一名詞者，其間用‘底’字，例如Socialbeing為社會底存在物，Psychische Trauma為精神底傷害等；又形容詞之由別種品詞轉來，語尾有-tive，tic之類者，於下也用‘底’字，例如Speculative，romantic，就寫為思索底，羅曼底”。本書中所引英詩的翻譯，我曾效微勞，他在《引言》中還特別提到。
魯迅譯《小約翰》也是一部力作。本書的著者荷蘭望·藹覃(全集卷十四，題下，荷蘭誤作德國，全集卷一總目內沒有錯)，本來是研究醫學，具有廣博的知識，青年著作家的精神的領袖，魯迅的學力很有些和他相似，所以生平愛讀這部象征寫實的童話詩，有意把它譯成中文，發願很早，還在留學時代，而譯成則在二十年以後。初稿係在北平中央公園的一間小屋內，和吾友齊壽山二人揮汗而作，整理則在翌年廣州白雲樓，那時我和他同住，目睹其在驕陽滿室的壁下，伏案工作，手不停揮，真是砣砣孜孜，夜以繼日，單是關於動植物的譯名，就使他感到不少的困難，遍問朋友，化去很多的精力和時間，他書後附有《動植物譯名小記》，可供參考。至於物名的翻譯，則更難，因為它是象征，不便譯音，必須意譯，和文字的務欲近於直譯已大相反。小鬼頭Wistik之譯作“將知”，科學研究的冷酷的精靈Pleuzer之作“穿鑿”，小姑娘Robinetta之作“榮兒”都是幾經斟酌才決定的。
至於魯迅譯果戈裏的《死魂靈》，更是一件艱苦的奇功，不朽的絕筆，他受果戈裏的影響最深，不是他的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就和八十多年前，果戈裏所寫的篇名完全相同嗎?“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製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裏的憂憤深廣……。”當魯迅臥病的時候，我去訪問，談到這部譯本，他告訴我：“這番真弄得頭昏眼花，筋疲力盡了。我一向以為譯書比創作容易，至少可以無須構想，那裏知道是難關重重!……”說著還在麵孔上現出苦味。他在《“題未定”草》一有雲：
……於是“苦”字上頭。仔細一讀，不錯，寫法的確不過平鋪直敘，但到處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卻隱藏，要感得到；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鋒頭。裏麵確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菜單、賭具、服裝，也都是陌生家夥。這就勢必至於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一麵也自然隻好怪自己語學程度的不夠格。
又在同題二有雲：
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它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氣呢?日本文的譯者上田進君，是主張用前一法的。他以為諷刺作品的翻譯，第一當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廣大。所以他的譯文，有時就化一句為數句，很近於解釋。我的意見卻兩樣的。隻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將事改為中國事，人也化為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那麽，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它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麵，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但這保存，卻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它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為比較的順眼起見，隻能改換他的衣裳，卻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寧可譯得不順口。……
(《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
總之，魯迅對於翻譯的理論及其實際，都是成功的，開辟了大道，培養的沃壤，使中國的新文藝得以著著上進，欣欣向榮。
十七、西三條胡同住屋
魯迅愛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條胡同住屋，是出於不得已而經營的。他原來在一九一九年把紹興東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公同售去以後，就在北平購得公用庫八道灣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全眷來住入，這宅子不但房間多，而且空地極大。魯迅對我說過：“我取其空地很寬大，宜於兒童的遊玩。”我答：“誠然，簡直可以開運動會。”魯迅那時並無子息，而其兩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鍾愛侄兒們，視同自己的所出，處處實行他的兒童本位的教育，《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文中所雲，(全集卷一《墳》)“隻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這便是他的兒童教育的意見。他對於侄兒們的希望很大，很想為他們創造出一個最適宜於發育的環境，所謂“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呐喊·故鄉》)
魯迅對於兩弟非常友愛，因為居長，所有家務統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煩兩弟。他對於作人的事，比自己的還要重要，不惜犧牲自己的名利統統來讓給他，我在拙著《關於〈弟兄〉》一文已經提及。一九一七年，他和作人還同住在紹興會館的時候，北平正流行著傳染病——猩紅熱，作人忽然發高熱了。這可真急壞了魯迅，愁眉不展，四處借錢，為的要延醫買藥。後經德國醫師狄普耳診斷，才知道不過是出疹子，於是他第二天到部，精神煥然地笑著對我說：“起孟原來這麽大了，竟還沒有出過疹子，倘若母親在此，不會使我這樣著急了。”接著又述昨夜醫師到來的遲緩，和他診斷病情的敏捷，但是我看見他的眼眶陷下，還沒有恢複呢！又記得一九二一年，作人養屙在香山碧雲寺，因為費用浩大，魯迅又四處奔走，借貸應急，並且時常前往護視。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裏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了。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這是作人一生的大損失，倘使無此錯誤，始終得到慈兄的指導，何至於後來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魯迅搬出以後，就借錢購得西三條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開間的四合式。北屋的東間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間是朱夫人的房。太夫人談鋒極健，思想有條理，曾用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朱夫人是舊式的女子，結婚係出於太夫人的主張，因而“瑟琴異趣”，魯迅曾對我說過：“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隻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北屋的中間，後麵接出一間房子去，魯迅稱它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彷徨》的全部以及其他許多的譯著，皆寫成於此。這老虎尾巴將永久成為我國國民的紀念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線充足，望後園牆外，即見《野草》第一篇《秋夜》所謂“在我的後國，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南屋是他的藏書室。說起他的藏書室，我還記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這所小屋既成以後，他就獨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據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裏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隻好退了。這在取回書籍的翌日，魯迅說給我聽的。我問他：“你的書全部都已取出了嗎?”他答道：“未必。”我問他我所贈的《越縵堂日記》拿出了嗎?他答道：“不，被沒收了。”
魯迅畢竟是偉大的，他受了種種的誣蔑委屈，搬出了八道灣住宅，又生了一場病，對於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記上卻一字不提，這是我在他死後數個月，為的要趕撰年譜，翻閱他的日記才知道的。
十八、女師大風潮
一九二五年春間，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有反對校長楊蔭榆事件，楊校長便不到校，後來任意將學生自治會職員六人除名，並且引警察及打手蜂擁入校，學生們不服。迨教育總長章士釗複出，遂有非法解散學校的事，並且命司長劉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毆曳學生們出校。女師大的許多教職員，本極以章楊二人的措置為非，複痛學生的無端失學，遂有校務維持會的組織，魯迅本是女師大的講師，所以成為該會的委員之一，而章士釗視作眼中釘，竟倒填日子，將他的教育部僉事職違法免去了。
我因為和楊蔭榆校長是前後任的關係，對於這次風潮，先是取旁觀態度，絕不願意與聞的，待到章土釗無端把魯迅免職，我不能熟視無睹了，既惡其倒填日子，暗暗免部員之職，又惡其解散學校呈文中，疊用輕薄字句來誣蔑女性，才和齊壽山(教育部視學)二人發表宣言，指斥其非，並且正式送給他一張以觀其變，於是他也把我們二人免職了。宣言全文如下：
反對教育總長章士釗之宣言
署教育總長章士釗本一輕薄小才，江湖遊士，偶會機緣，得躋上位，於是頓忘本來，恣為誇言，自詡不羈，盛稱飽學，第以僅有患得患失之心，遂輒現狐埋狐搰之態。自五七風潮之後，即陽言辭職，足跡不見於官署者數月，而又陰持部務，畫諾私家，潛構密謀，毀滅學校，與前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相聯結，馴致八月一日以武裝警察解散該女子師範大學之變。案學生所陳，僅在懇請當局，撤換校長，冀學業稍有進步而已。倘使處以公心，本不致釀成事故，而章士釗與楊蔭榆朋比固位，利己營私，必便成解散之局，於停辦該大學呈文中，尚靦然目飾，謂先未實行負責，後令妥善辦理，且疊用佻達字句，誣蔑女性，與外間匪人所造作之謠諑相應和，而於濫用警士，毆擊學生等激變之故，則一字不提，是不特蔽虧國人視聽之明，實大淆天下是非之辨。近複加厲，暴行及於部中，本月十三日突將僉事周樹人免職，事前既未使次長司長聞知，後又不將呈文正式宣布，秘密行事，如縱橫家，群情駭然，以為妖異。周君自民國元年由南京政府北來供職，十有四年，謹慎將事，百無曠廢，徒以又為該大學兼任教員，於學校內情，知之較審，曾與其他教員發表宣言，聲明楊蔭榆開除學生之謬。而章楊相比，亦攖彼怒，遂假威權，泄其私憤，昔者以楊蔭榆之黨己也，不惜解散學校荒數百人之學業以徇之，今以周君之異己也，又不惜秘密發縱以除去之。視部員如家奴，以私意為進退，雖在專製時代，黑暗當不至是；此其毀壞法律，率意妄行，即世之至無忌憚者亦不能加於此矣。最近則又稱改辦女子大學，即以嗾警毀校自誇善打之劉百昭為籌備處長，以掩人耳目，舉**學校之人，任籌備學校之重，雖曰報功，寧非兒戲。旋又率警圍校，且雇百餘無賴女流，闖入宿舍，毆逐女生，慘酷備至，哭聲盈於道塗，路人見而太息，以為將不敢有子女入此虎狼之窟者矣。況大隊警察，用之不已，是直以槍劍為身教之資，隸教部於警署之下，自開國以來，蓋未見有教育當局而下劣荒謬暴戾恣睢至於此極者也。壽裳等自民元到部，迄於今茲，分外之事，未嚐論及。今則道揆淪喪，政令倒行，雖在部中，義難合作，自此章士釗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
謹此宣言。
我們對於章士釗的這些舉動，認為無理可喻，故意不辭職，而等他來免職，也不願向段祺瑞政府說理，所以發布這個宣言。魯迅對於章士釗，也視若無物，後來之所以在乎政院提起訴訟，還是受了朋友們的慫恿而才做的，結果是得到勝訴。
女師大被非法解散以後，便在宗帽胡同自賃校舍，重新開學，教員們全體義務授課，我也是其中之一，師生們共同克苦支持。如是者三月，女師大就複校了。章士釗解散學校之外，還有那些主張讀經，反對白話等等玩意兒，魯迅都一一辭而辟之。關於他的排斥白話，我和魯迅都笑他日暮途窮，所做的文言文並不高明，連莊子中“每下愈況”的成語(況，甚也)，都用不清楚；單就他那《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呈文》中所雲：“釗念兒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為政而人人悅之，亦無是理”這幾句駢文，也比不上何拭《齊薑醉遣晉公子賦》的“公子固翩翩絕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這些談資都為魯迅所采用，文見《華蓋集·答SK君》。至於章士釗的主張讀經，也是別有用意，明知道讀經是不足以救國的，不過耍耍把戲，將人們看作笨牛罷了。魯迅有一文《十四年的“讀經”》(《華蓋集》)，揭發得很透徹，摘錄一二段如下：
……我看不見讀經之徒的良心怎樣，但我覺得他們大抵是聰明人，而這聰明，就是從讀經和古文得來的。我們這曾經文明過而後來奉迎過蒙古人、滿洲人大駕了的國度裏，古書實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就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再進一步，並可以悟出中國人是健忘的，無論怎樣言行不符，名實不副，前後矛盾，撒謊造謠，蠅營狗苟，都不要緊，經過若幹時候，自然被忘得幹幹淨淨；隻要留下一點衛道模樣的文字，將來仍不失為“正人君子”……
古國的滅亡，就因為大部分的組織被太多的古習慣教養得硬化了，不再能夠轉移，來適應新環境，若幹分子又被太多的壞經驗教養得聰明了，於是變性，知道在硬化的社會裏，不妨妄行。單是妄行的是可與論議的，故意妄行的卻無須再與談理。……
十九、三一八慘案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發生最黑暗最凶殘的事件：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了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的市民和學生，死傷至三百餘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女師大學生當場遇害者二人：劉和珍和楊德群。受傷者六七人。這天下午我(二天以前才辭去教務長兼職)偶然跑到學校去看看，忽聽得這個噩耗，並且遇著受傷同學的逃回，便立刻拉著新任教務長林語堂同車趕往國務院察看。到時，柵門已閉，尚留一條縫容許出入，隻見屍體縱橫枕藉，鮮血滿地，是一個最陰慘的人間地獄!劉和珍的屍骸已經放入一具薄棺之中了。並排的還有好幾具，都是女子的。劉和珍麵目如生，額際尚有微溫，我瞥見毛醫師正在門外人群中，急忙請他進來診視，那知道心髒早停，已經沒有希望了。又聽得還有許多許多的受傷者在醫院裏，趕緊往視，則待診室內滿是屍體，這些該是當初還沒有死，抬到醫院——或沒有抬到，途中便已氣絕了罷!楊德群的屍骸，放在一張板桌上，下半身拖落在旁。嗚呼!驚心動魂，言語道斷，我不忍再看了!我一向不讚成什麽請願，絕對不參加甚麽開會遊行，然亦萬料不到會有如此喋血京師的慘事!從這天起，我竟夜不成寐，眼睛一閉，這場地獄便出現，如是者繼續至十餘天才止，這是因時光的流駛才把苦痛和血痕漸漸衝淡了罷。魯迅關於這事，有雲：“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又雲：“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挽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蔽》)
同書裏，魯迅又有一篇《記念劉和珍君》那是情文並茂，感人最烈的偉大的抒情文，現在摘錄一二段如下：
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得一個盡頭!
…………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受致命的創傷，隻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仆；同去的楊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於這一日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