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華蓋集續編》)
慘案發生以後，便有通緝五個所謂“暴徒首領”之令，按著又有要通緝五十人——其實名單上隻四十八人——的傳說，我和魯迅均列名在內。魯迅有一篇《大衍發微》(《而已集》附錄)，把名單全部的籍貫職務調查得相當清楚，尤其把要捉的原因探究分析得很詳細。齊壽山很為我們擔憂，熱心奔走，預先接洽了臨時避居的地方，對我們說：“一有消息，就來報告，務必暫時離家。”果然，有一天下午，壽山來電話，說：“張作霖的前頭部隊已經到高橋了，請立刻和魯迅避入D醫院，一切向看護長接洽就得。”我就立刻去通知魯迅，於是同時逃入了D醫院中，一間破舊什物的堆積房是我和魯迅及其他相識者十餘人聚居之所，夜晚在水門汀地麵上睡覺，白天用麵包和罐頭食品充饑。——也有人住六國飯店和法國醫院的。我住了十天光景，便移居病室，醫師來診則告以無病，遂一笑而去。魯迅亦然，但在這樣流離顛沛之中，還是寫作不止呢?
二十、廣州同住
同年八月底，魯迅離開北京，至廈門大學教書去了。臨行，我表示亦將離京謀事，托他隨時為我留意，因為，我和他及壽山三人的教育部職務雖已恢複，總覺得雞肋無味。他極以為然，所以對於我之所托，非常關心，視同己事，《兩地書》中時時提到至十幾次之多，如雲：“玉堂在此似乎也不大順手，所以上遂的事竟無法開口。”(書四二)又雲：“上遂的事則至今尚無消息，不知何故。我同兼士曾合寫一信，又托伏園麵說，又寫一信，都無回音，其實上遂的辦事能力，比我高得多。”(書八一)又雲：“上遂南歸，杳無消息，真是奇怪，所以他的事情也無從計劃。”(書九六)到了十二月底，他知道了我的事容易設法，就接連的來信通知，現錄一通如下：
季黻兄：
昨寄一函，已達否?此間甚無聊，所謂國學院者，虛有其名，不求實際。而景宋故鄉之大學，催我去甚亟。聘書且是正教授，似屬望甚切，因此不能不勉力一行，現擬遲於一月底前往，速則月初。伏園已去，但在彼不久住，仍須他往，昨得其來信，言兄教書事早說妥，所以未發聘書者，乃在專等我去之後，接洽一次也。現在因審慎，聘定之教員似尚甚少雲。信到後請告我最便之通信處，來信寄此不妨，即我他去，亦有友人收轉也。此布。
即頌
曼福
樹人上
十二月廿九日
魯迅到廣州中山大學後，就接連來信催我前往，略說兄之聘書已在我處，月薪若幹，此間生活費月需約若幹，所教功課，現尚無從說起，因為一切尚無頭緒，總之此校的程度是並不高深的。開學是三月二日，但望兄見信即來，可以較為從容，談談。從滬開來之輪船如何如何。唐餐間勝於官艙，價約若幹……他的指示很周到，使我感激不可以言宣，真是所謂“窮途仗友生”!這幾封催我前往的信，我因為在抗戰那年，檢入行篋中，老是攜帶著，前年在重慶寫了一篇《魯迅的幾封信》，把它發表，作為他逝世九周年的一點紀念，所以這裏不再抄引了。
我航海既到廣州，便在逆旅中，遣使送信去通知魯迅。使者回，說人不在家。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景宋見訪，始知魯迅才從香港講演回來，因足受傷，不良於行，教她來接我至校同住。那時候，他住在中山大學的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間屋——通稱“大鍾樓”，相見忻然。書桌和床鋪，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內對角線的兩端。這晚上，他邀我到東堤去晚酌，肴饌很上等甘潔。次日又到另一處去小酌，我要付賬，他堅持不可，說先由他付過十次再說。從此，每日吃館子，看電影，星期日則遠足旅行，如是者十餘日，豪興才稍疲。後來，開學期近了，他是教授兼教務主任，忙於開會議，舉行補考，核算分數，接見種種學生，和他們辯論種種問題，覺得日不暇給，豪興更減了。我對於廣州的印象，因為是初到，一切覺得都很新鮮，便問他的印象如何。他答道：“革命策源地現在成為革命的後方了，還不免是灰色的。”我聽了很受感動。又問他在香港講演的題目是什麽，反應是怎樣，他答道：“香港這殖民地是極不自由的，我的講演受到種種阻礙，題目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無聲的中國》，有人想把我的講稿登載報上，可是被禁止了。”
這間大鍾樓是大而無當，夜裏有十幾匹頭大如貓的老鼠賽跑，清早有懶不做事的工友們在門外高唱，我和魯迅合居其間，我喜歡早眠早起，而魯迅不然，各行其事，兩不相妨，因為這間樓房的對角線實在來得長。晚餐後，魯迅的方麵每有來客絡繹不絕，大抵至十一時才散。客散以後，魯迅才開始寫作，有時至於徹夜通宵，我已經起床了，見他還在燈下伏案揮毫，《鑄劍》等篇便是這樣寫成的。有一天，傅孟真(其時為文學院長)來談，說及顧某可來任教，魯迅聽了就勃然大怒，說道：“他來，我就走，”態度異常堅決。
後來搬出學校，租了白雲樓的一組，我和魯迅、景宋三人合居。地甚清靜，遠望青山，前臨小港，方以為課餘可以有讀書的環境了。那知道感觸之來，令人窒息，所謂“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寞。”清黨事起，學生被捕者不少，魯迅出席各主任緊急會議，歸來一語不發，我料想他快要辭職了，一問，知道營救無效。不久，他果然辭職，我也跟著辭職，他時常提起，有某人瘦小精悍，頭腦清晰，常常來談天的，而今不來了。魯迅從此潛心寫作，不怕炎熱的陽光侵入住室到大半間，仍然手不停揮；修訂和重抄《小約翰》的譯稿；編訂《朝花夕拾》作後記，繪插圖，又編錄《唐宋傳奇集》。十月回至上海。自去年秋，出北京，中經廈門，廣州，至此僅一年，他的生活是不安的，遭遇是創痛的。
二十一、上海生活——前五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魯迅自一九二七年回上海，至一九三六年逝世，這十年間，國難的嚴重日甚一日，因之，生活愈見不安，遭遇更加慘痛，環境的惡劣實非通常人所能堪，他的戰鬥精神卻是再接再厲，對於帝國主義的不斷侵略，國內政治的不上軌道，社會上封建餘毒的彌漫，一切荒**無恥的反動勢力的猖獗，中國文壇上的淺薄虛偽，一點也不肯放鬆，於是身在圍剿禁錮之中，為整個中華民族的解放和進步，苦戰到底，決不屈服。從此在著譯兩方麵，加倍努力，創作方麵除曆史小說《故事新編》，通訊《兩地書》(與景宋合著)等以外，特別著重前所發明的一種戰鬥文體——短評，雜文——來完成他的戰鬥任務。翻譯方麵則有文藝理論，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童話等。他又介紹新舊的“木刻”，提倡“新文字”，讚助“世界語”。同時他在行動上，又參加了“三盟”，即“自由運動大同盟”，“左翼作家聯盟”，及“民權保障同盟會”。總之，他是不朽的作家，文化的導師，正義的鬥士，中華民族的靈魂。
這十年間，我因為在南京和北平服務，雖不能常常晤見魯迅，但每次道經上海，必定往訪，所以每年至少有十餘次的會見，最後兩年晤麵較稀，但每年亦至少四五次。他初回上海，即不願教書，我順便告知蔡孑民先生，即由蔡先生聘為大學院特約著作員，與李審言同時發表。
一九二九年九月，景宋夫人產生一個男孩，名曰“海嬰”。我知道了很忻喜，立刻要求魯迅趕快領我到醫院去道賀，我說：你倆本來太寂寞，現在有了“寧馨兒”可以得到安慰了。不料其未滿八歲，魯迅便去世，不及見其成立啊!海嬰生性活潑，魯迅曾對我說：“這小孩非常淘氣，有時弄得我頭昏，他竟問我：‘爸爸可不可以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聽了一笑，說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時期，而本性又是帶神經質的。魯迅頗首肯，後來他作《答客誚》一詩，寫出愛憐的情緒雲：
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
一九三○年春，魯迅被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其罪名曰“反動文人”，其理由曰“自由大同盟”，說來自然滑稽，但也很可痛心。那時，浙江省黨部有某氏主持其事，別有用意，所謂“罪名”，“理由”，都是表麵文章，其真因則遠在編輯刊物。當魯迅初到上海，主編《語絲》的時候，有署名某某的青年，投稿揭發他的大學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魯迅就把它登出來了。這反響可真大，原來某氏是該大學畢業生，挾嫌於心，為時已久，今既有“自由大同盟”可作題目，借故追因，呈請通緝，而且批準。魯迅曾把這事的經過，詳細地對我說過：“自由大同盟並不是由我發起，當初隻是請我去演說，按時前往，則來賓簽名者已有一人(記得是鬱達夫君)，演說次序是我第一，鬱第二，我待鬱講完，便先告歸，後來聞當場有人提議要有什麽組織，凡今天到會者均作為發起人，迨次日報上發表，則變成我第一名了。”魯迅又說：“浙江省黨部頗有我的熟人，他們倘來問我一聲，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麽我用硬功對付，決不聲明，就算由我發起好了，……”這憤慨是無怪的。魯迅又常常說：“我所抨擊的是社會上的種種黑暗，不是專對國民黨，這黑暗的根原，有遠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幾百年，幾十年前的，不過國民黨執政以來，還沒有把它根絕罷了。現在他們不許我開口，好像他們決計要包庇上下幾千年一切黑暗了。”
同年三月，魯迅參加“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會，這是一件極重要的事情。為什麽“左翼作家聯盟”到這時候才成立呢？因為魯迅已經首先輸入了蒲力汗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的理論，給大家能夠互相切磋，更加堅實而有力。這些譯書的影響確是很大，從此內訌停止，開始深入的發展，形成嶄新的陣營。在“左聯”成立之先，魯迅常對我說：“罵我的人雖然很多，但是議論大都是不中肯的。罵來罵去罵不出所以然來，真是無聊。”現摘引一段如下：
從前年以來，對於我的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塍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我於是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塗。對於敵人，解剖咬嚼，現在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有一本解剖學，有一本烹飪法，依法辦理，則構造味道，總還可以較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emetheus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裏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麵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並且還夾雜著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的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髒裏去的“報複”。梁(實秋)先生說：“他們要報複!”其實豈隻“他們”，這樣的人在“封建餘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願於社會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這樣，首先開手的就是《文藝政策》，因為其中含有各派的議論。
(《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在“左聯”成立時，魯迅發表演說，首則警戒“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繼則提出今後應注意的幾點：
第一，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第二，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第三，我們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韌”。
(《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從此“左聯”成為中國新文藝界的主力，一直發展下去，而魯迅則成為其領導者。
一九三一年一月，因柔石等被捕，謠傳魯迅也被拘或已死了。大報上雖沒有記載，小報上卻言之鑿鑿，我正在憂疑焦急，而他的親筆郵信忽然到了，知道他已經出走，這才使我放心。信中體裁和以前的大不相同，不加句讀，避掉真名而用“索士”和“令斐”，這是同一個人，我素所知悉的。且以換住醫院，代替出走。原信錄如下：
季黻吾兄左右昨至寶隆醫院看索士兄病則已不在院中據雲大約改入別一病院而不知其名擬訪其弟詢之當知詳細但尚未暇也近日浙江親友有傳其病篤或已死者恐即因出院之故恐兄亦聞此訛言為之黯然故特以奉白此布即請道安
弟令斐頓首一月二十一日
至於謠傳被拘的原因是這樣的，魯迅告訴我：“因為柔石答應了去做某書店的雜誌編輯，書店想印我的譯著，托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為要他省掉多跑一趟路，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蓋印交給他，臨別時我看他向大衣袋裏一塞，匆匆的去了。不料翌日就被捕，衣袋裏還藏著我那蓋印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這是謠傳我被拘的原因。”柔石原名平複，姓趙，浙江寧海縣人，創作之外，致力於紹介外國文藝，尤其是北歐東歐的文學與版畫。被捕後二十日，秘密槍決(參閱《二心集·柔石小傳》)。魯迅更有一篇《為了忘卻的紀念》(《南腔北調集》)，寫得真摯沉痛，中有一詩如下：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他對我解釋道：“那時我確無寫處的，身上穿著一件黑色袍子，所以有‘緇衣’之稱。”同時他又寫給我看許多首舊作。這詩中“刀叢”二字，他後來寫給我的是作“刀邊”。
魯迅說：同是青年而不可以一概論，誌行薄弱者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別國的硬漢為什麽比中國多?是因為別國的**刑不及中國的緣故。中國也有好青年，至死不屈者常常有之，但皆秘不發表。其不能熬刑至死者，就非賣友不可，非販人命以自肥不可。所以堅卓者壯烈而先亡，遊移者偷生而墮落。
魯迅是大仁，他最能夠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尤其能夠感到暗暗的死者的慘苦。他說：“造化生人已經非常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我們的聖人和聖人之徒卻又補了造化之缺，並且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他又說：“我每當朋友或學生的死，倘不知時日，不知地點，不知死法，總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邊，在暗室中畢命於幾個屠夫的手裏，也一定比當眾而死的更寂寞。……我先前讀但丁的《神曲》，到《地獄》篇，就驚異於這作者設想的殘酷，但到現在，閱曆加多，才知道還是仁厚的了：他還沒有想出一個現在已極平常的慘苦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來。”他說話時的神情，悲憫沉痛，至今還使我不能忘記。
二十二、上海生活——後五年(一九三二—一九三六)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萬惡的日本軍陷沈陽，攻下吉林，又破黑龍江，關東三省皆陷。翌年一月，又以海軍陸戰隊窺上海，二十八日夕敵突犯閘北，我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鼎，軍長蔡廷鍇率所部迎擊，神聖的抗戰遂起。我掛念魯迅的寓所正是在火線中，喬峰的也是如此，無法通訊，不知其如何脫離虎口，不得已電訊陳子英，子英即登報尋覓，於是魯迅知道了，立刻給我一信如下：
季黻兄：
因昨聞子英登報招尋，訪之，始知兄曾電詢下落。此次事變，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線中，血刃塞塗，飛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於二月六日，始得內山君設法，攜婦孺走入英租界，書物雖一無取攜，而大小幸無恙，可以告慰也。現暫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計，但尚未定遷至何處，倘賜信，可由“四馬路杏花樓下，北新書局轉”耳。
此頌
曼福
弟樹頓首
二月二十二日
喬峰亦無恙，並聞。
我又掛念他雖已逃出了，或許寓屋被毀，書物**然，又掛念他此後的行蹤，所以接連通訊，茲摘錄其來信數通如下：
季黻兄：
頃得二月二十六日來信，謹悉種種。舊寓至今日止，聞共中四彈，但未貫通，故書物俱無恙，且亦未遭劫掠。以此之故，遂暫蜷伏於書店樓上，冀不久可以複返，蓋重營新寓，為事甚煩，屋少費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倘舊寓終成灰燼，則擬挈眷北上，不複居滬上矣。
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為之設法，實深感激。惟數年以來，絕無成績，所輯書籍，迄未印行，近方圖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內，存佚蓋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當，受命之日，沒齒無怨。現北新書局尚能付少許版稅，足以維持，希釋念為幸。
今所懇望者，惟舍弟喬峰在商務印書館作館員十年，雖無赫赫之勳，而治事甚勤，始終如一，商務館被燹後，與一切人員，俱被停職，素無儲積，生活為難，商務館雖雲人員全部解約，但現在當必尚有蟬聯，而將來且必仍有續聘，可否乞兄轉蘄蔡先生代為設法，俾有一棲身之處，即他處他事，亦甚願服務也。
欽文之事，在一星期前，聞雖眷屬亦不準接見，而死者之姊，且控其謀財害命，殊可笑，但近來不聞新消息，恐尚未獲自由耳。
匆複，即頌
曼福
弟樹啟上
三月二日
喬峰、廣平，附筆致候。
信中所雲被裁之事，即指特約著作員的薪水。
季黻兄：
快函已奉到。諸事至感。在漂流中，海嬰忽生疹子，因於前日急遷至大江南飯店，冀稍得溫暖，現視其經過頗良好，希釋念。昨去一視舊寓，除震破五六塊玻璃及有一二彈孔外，殊無所損失，水電瓦斯，亦已修複，故擬於二十左右，回去居住。但一過四川路橋，諸店無一開張者，入北四川路，則市廛家屋，或為火焚，或為炮毀，頗荒漠，行人亦複寥寥。如此情形，一時必難恢複，則是否適於居住，殊屬問題，我雖不憚荒涼，但若購買食物，須奔波數裏，則亦居大不易耳。總之，姑且一試，倘不可耐，當另作計較，或北歸，或在英法租界另覓居屋，時局略定，租金亦想可較廉也。喬峰寓為炸彈毀去一半，但未遭劫掠，故所失不多，幸人早避去，否則，死矣。此上，
即頌
曼福
樹啟上
三月十五日
季黻兄：
近來租界附近已漸平靜，電車亦俱開通，故我已於前日仍回舊寓，門牆雖有彈孔，而內容無損。但鼠竊則已於不知何時惠臨，取去婦孺衣被及廚下什物二十餘事，可值七十元，屬於我個人者，則僅取洋傘一柄。一切書籍，巋然俱存，且似未嚐略一翻動，此固甚可喜，然亦足見文章之不值錢矣。要之，與閘北諸家較，我寓幾可以算作並無損失耳。今路上雖已見中國行人。而遷去者眾，故市廛未開，商販不至，狀頗荒涼，得食物亦頗費事。本擬往北京一行，句留一二月，怯於旅費之巨，故且作罷。暫在舊寓試住，倘不大便，當再圖遷徙也。在流徙之際，海嬰忽染疹子，因居旅館一星期，貪其有汽爐耳。而爐中並無汽，屋冷如前寓而費錢卻多。但海嬰則居然如居暖室，疹狀甚良好，至十八日而痊愈，頗頑健。始知備汽爐而不燒，蓋亦大有益於衛生也。欽丈似尚不能保釋，聞近又發見被害者之日記若幹冊，法官當一一細讀，此一細讀，正不知何時讀完，其累欽文甚矣。回寓後不複能常往北新，而北新亦不見得有人來，轉信殊多延誤，此後賜示，似不如由內山書店轉也。此上，
即頌
曼福
迅啟上
三月二十一夜
此後，關於寓屋及閘北被毀的情狀尚有數信見告，茲從略。
一九三三年，“民權保障同盟會”成立，舉蔡先生、孫夫人為正副會長，魯迅和楊杏佛、林語堂等為執行委員，六月，杏佛被刺，時盛傳魯迅亦將不免之說。他對我說，實在應該去送殮的。我想了一想，答道：“那麽我們同去。”是日大雨，魯迅送殮回去，成詩一首：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這首詩才氣縱橫，富於新意，無異龔自珍。是日語堂沒有到，魯迅事後對我說：“語堂太小心了。”記得魯迅剛由廣州回上海不久，語堂在《中國評論周報》發表一文《Lusih》當然深致讚揚，尤其對於他在廣州講演魏晉風度，稱其善於應變。有一天，我和魯迅談及，魯迅笑著說：“語堂我有點討厭，總是尖頭把戲的。”後來，語堂談小品文而至於無聊時，魯迅曾寫信去忠告，勸其翻譯英文名著，語堂不能接受，竟答說這些事等到老時再說。魯迅寫信給我說：“語堂為提倡語錄體，在此幾成眾矢之的，然此公亦誠太淺陋也。”
是年四月，魯迅遷居北四川路大陸新村九號，來信說，“……光線較舊寓為佳，此次過滬，望見訪，並乞以新址轉函銘之為荷。”他住在這裏一直住到死，這是後人應該永遠紀念的地方。
近年來，魯迅因受禁錮，文章沒有地方可以發表，雖則屢易筆名，而仍被檢查者抽去，或大遭刪削，魯迅說：“別國的檢查不過是刪去，這裏卻是給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這才改行做官的，現在他卻來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即使在刪削的時候，也是刪而又刪，有時竟像講昏話，使人看不懂。”
魯迅有時也感到寂寞，對我詳述獨戰的悲哀，一切人的靠不住，我默然寄以同情，但我看他的自信力很強，肯硬著頭皮苦幹。我便鼓勵著說：“這是無足怪的，你的詩‘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已經成為兩間餘一卒，挺戟獨衝鋒了。”相與一笑。
魯迅說：
章先生著《學弊論》所謂“凡學者貴其攻苦食淡，然後能任艱難之事而德操亦固。”這話誠然不錯，然其欲使學子勿慕遠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與拙，則是做不到的。因為窮不是好事，必須振拔的。
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日本的大學多用為教本，所以有增田涉的譯本。其工作頗誠懇不苟，開譯之前，特地來上海，親就魯迅寓所聽其講解，每日約費三小時，如是者好幾個月。回國後，即整理筆記，開始翻譯，有疑難時，則複以通訊請益，凡二年而始脫稿。印刷裝訂均極華美。出版後，增田氏以兩冊贈魯迅，魯迅即以一冊題字贈我，並且笑著說：“我的著作在自己本國裏，還沒有這樣闊氣裝璜過的。”
魯迅一生做事最大目標是為大眾，為將來。故於大眾藝術和大眾語文，晚年最所致力。(一)大眾藝術，可以他的提倡木刻為代表。他不但創辦木刻講習會，自己擔任口譯，不但廣搜現代歐洲的名作，開會展覽，連我國古書中的木刻，有可給青年學子做參考材料的，也竭力搜羅善本而印行之，例如陳老蓮的《博古葉子》，他寫信給我說：“有周子競先生名仁，見識其人否?因我們擬印陳老蓮插畫集，而《博古葉子》無佳本，蟫隱廬有石印本，然其底本甚劣。鄭君振鐸言曾見周先生藏有此書原刻，極想設法借照，鄭重處理，負責歸還。兄如識周先生，能為一商洽否?”我因為子競在上海，便函托蔡先生就近商借。又魯迅對於青年木刻家，一方麵鼓勵，一方麵予以不客氣的批評，《魯迅書簡》中關於討論木刻的很多，例如給李樺的諸信，言之甚詳。
(二)大眾語文，魯迅發表了許多篇，如《漢字和拉丁化》，《門外文談》，《中國語文的新生》，《關於新文字》和《論新文字》。現在摘引一段如下：
現在寫一點我的簡單的意見在這裏：
一、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眾語文，必須用羅馬字拚音(即拉丁化，現在有人分為兩件事，我不懂是怎麽一回事)，而且要分為多少區……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眾自掌教育的時候，現在我們所辦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試用廣東語之類，讀者較多的言語，做出東西來看；(丙)竭力將白話做得淺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謂“歐化”語文，仍應支持……
四、在鄉僻處啟蒙的大眾語，固然應該純用方言，但一麵仍然要改進。……
五、至於已有大眾語雛形的地方，我以為大可以依此為根據而加以改進，太僻的土語是不必用的。……
(《且介亭雜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至於魯迅的為將來，可以他的兒童教育問題為代表。“救救孩子”這句話是他一生的獅子吼，自從他的《狂人日記》的末句起，中間像《野草》的《風箏》說兒童的精神虐殺，直到臨死前，憤於《申報·兒童專刊》的謬說，作《立此存照(七)》有雲：“真的要‘救救孩子’。”(《且介亭雜文·附錄》)他的事業目標都注於此。在他的《二十四孝圖》中說：“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就是為的兒童的讀物。在他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有雲：“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因之對於兒童讀物，費了不少心血，他的創作不待言，他的譯品就有多篇是童話，例如《表》(全集第十四冊)的譯本，真是又新鮮，又有益。“為了新的孩子們，是一定要給他新作品，使他向著變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斷的發榮滋長的。”“十來年前，葉紹鈞先生的《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的。不料此後不但並無蛻變，而且也沒有人迫蹤，倒是拚命的在向後轉。……”(本書《譯者的話》)不僅此也。魯迅對於兒童看的畫本，也有嚴正的指示，現在引一段在下麵：
……畫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帶著橫暴冥頑的氣味，甚而至於流氓模樣的，過的惡作劇的頑童，就是勾頭聳背，低眉順眼，一副死板板的臉相所謂“好孩子”。這雖然由於畫家本領的欠缺，但也是取兒童為範本的，而從此又以作供給兒童仿效的範本。我們試一看別國的兒童畫罷，英國沉著，德國粗豪，俄國雄厚，法國漂亮，日本聰明，都沒有一點中國似的衰憊的氣象。觀民風是不但可以由詩文，也可以由圖畫，而且可以由不為人們所重的兒童畫的。
頑劣，鈍滯，都足以使人沒落，滅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我們的新人物，講戀愛，講小家庭，講自立，講享樂了，但很少有人為兒女提出家庭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問題，社會改革的問題。先前的人，隻知道“為兒孫作馬牛”，固然是錯誤的，但隻顧現在，不想將來，“任兒孫作馬牛”，卻不能不說是一個更大的錯誤。
(《南腔北調集·上海的兒童》)
二十三、和我的交誼
我和魯迅生平有三十五年的交誼，彼此關懷，無異昆弟，例如他為我謀中山大學教書事，備極周到，已述於前第二十章。他的著譯編印的書，出版後大抵都有惠贈給我，並且大抵有題字，彌足珍貴。例如《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集》的題字(見第十一章)，日譯《支那小說史》的題字(見第二十二章)，亦已述及，贈與調疊，永留紀念。一九○九年我和沈夫人結婚，魯迅贈以《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他知道我愛誦鄉先生李慈銘的文章，即以廠肆所搜得的曾之撰刻《越縵堂駢體文集》四冊給我。我讀了，才知世傳《孽海花》一書的作者曾樸，就是曾之撰的兒子，其序文明言令兒子樸受業為弟子。因之偶和魯迅談及，他即采入他的《中國小說史略》，雲：“……使撰者誠如所傳，則改稱李純客者，實其李慈銘字蓴客(見曾之撰《越縵堂駢體文集序》)，親炙者久，描寫當能近實，而形容時複過度，亦失自然。”(《中國小說史略·清末之譴責小說》)足見魯迅著書，取材和引例都費斟酌，具深心的。
吾越鄉風，兒子上學，必定替他挑選一位品學兼優的做開蒙先生，給他認方塊字，把筆寫字，並在教本麵上替他寫姓名，希望他能夠得到這位老師品學的熏陶和傳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長兒世瑛年五歲，我便替他買了《文字蒙求》，敦請魯迅做開蒙先生。魯迅隻給他認識二個方塊字：一個是“天”字，一個是“人”字，和在書麵上寫了“許世瑛”三個字。我們想一想，這天人兩個字的含義實在廣大得很，舉凡一切現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無遺了。後來，世瑛考入國立清華大學——本來打算讀化學係，因為眼太近視，隻得改讀中國文學係，請教魯迅應該看些什麽書，他便開示了一張書單，現在抄錄如下：
紀有功宋人《唐詩紀事》(四部叢刊本又有單行本)
辛文房元人《唐才子傳》(今有木活字單行本)
嚴可均《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全上古……隋詩》(排印本)
吳榮光《曆代名人年譜》(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會大事，因其書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認為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參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範最新世界年表》)。
胡應麟明人《少宣山房筆叢》(廣雅書局本亦有石印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其實是現有的較好的書籍之批評，但須注意其批評是“欽定”的。)
《世說新語》劉義慶(晉人清談之狀)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狀態)
《抱樸子外篇》葛洪(內論及晉末社會狀態)有單行本
《論衡》王充(內可見漢末之風俗迷信等)
《今世說》王晫(明末清初之名士習氣)
以上所列書目，雖僅寥寥幾部，實在是初學文學者所必需翻閱之書，他的說解也簡明扼要。
一九一八年初夏，內子沈夫人由北京初到南昌，不及半月便病故。魯迅遠來函唁(可惜我在南昌收到的書函均已散失了)，大意是說驚聞嫂夫人之喪，世兄們失掉慈母，固然是不幸，但也不盡然。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幼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的不幸，因為他們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他真想得深刻，不是普通吊唁的套語。
一九一九年春初，伯兄銘伯先生應友人之邀，出席夜宴，忽患左體不遂症，次晨即命舍侄世璿走訪魯迅，商量延醫之事。那時我在南昌，後據璿侄轉述：魯迅先生想了一想，便說這個病不容易完全治愈的。德醫逖普耳太忙，法醫某不很知悉，還是請意大利的儒拉來診罷。伯兄因為和魯迅平素氣味相投，過從亦密，所以病中對於凡來存問的戚友，必先述魯迅之言，德醫如何如何，法醫如何如何，還是意大利醫生儒拉罷。其後亦曾遍覓良醫，但是果然無效，計病二十九個月而歿，魯迅聞訃即來吊。
一九三四年年冬，三女世瑒在嘉興患扁桃腺炎，我遠在北平，不及照顧，隻好倩內子陶伯勤往訪魯迅煩他紹介醫師。他為人謀，最忠實不憚煩，閱下麵的幾封信便可了然：
第一封
季黻兄：
二十三日嫂夫人攜世瑒來，並得惠函，即同赴筱崎醫院診察，而醫雲扁桃腺確略大，但不到割去之程度，隻要敷藥約一周間即可。因即回鄉，約一周後再來，寓滬求治，如此情形，實不如能割之直捷爽快，因現在則雖治好，而咽喉之弱可知，必須永遠攝衛，且身體之弱，亦與扁桃腺無關，當別行診察醫治也。後來細想，前之所以往筱崎醫院者，隻因其有專科，今既不割，而但敷藥，內科又須另求一醫診視，所費頗多，實不如另覓一兼醫咽喉及內科者之便當也。弟亦識此種醫生，俟嫂夫人來滬時，當進此說，想兄必亦以為是耳。又世瑒看書一久，輒眼酸，聞中國醫曾雲患沙眼，弟以問筱崎醫院，托其診視，則雲不然，後當再請另一醫一視。或者因近視而不帶鏡，久看遂疲勞，亦未可知也。舍下如常，可釋遠念。匆布，即請。
道安
弟飛頓首
十月二十七日
第二封
季黻兄：
惠函早收到。大約我寫得太模糊，或者是兄看錯了，我說的是扁桃腺既無須割，沙眼又沒有，那麽就不必分看專門醫，以省經費，隻要看一個內科醫就夠了。
今天嫂夫人攜世瑒來，我便仍行我的主張，換了一個醫生，他是六十多歲的老手，姓須藤，經驗豐富，且與我極熟，決不敲竹杠的。經診斷之後，他說關鍵全在消化係，與扁桃腺無關，而眼內亦無沙眼，隻因近視而不戴鏡，所以容易疲勞。眼已經兩個醫生看過，皆雲非沙眼，然則先前之診斷，不大可怪耶。
從月初起，天天發熱，不能久坐，蓋疲勞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漸愈矣。上海多瑣事，亦殊非好住處也。
專此布達，並請
道安
弟飛頓首
十一月甘七日
第三封
季黻兄：
頃奉到十二月五日惠函，備悉種種。世瑒來就醫時，正值弟自亦隔日必赴醫院，同道而去，於時間及體力，並無特別耗損，務希勿以為意。至於診金及藥費，則因與醫生甚熟，例不即付，每月之末，即開賬來取，屆時自當將世瑒及陶女士之目檢出寄奉耳。
弟因感冒，害及腸胃，又不能悠遊，遂至頹憊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漸開，不日當可複原，希勿念為幸。
專此布複，並頌
曼福
弟飛頓首
十二月九日
一九三五年七月，長女世琯和湯兆恒在上海新亞酒家結婚。我因為國難期間，不敢發柬，但是戚友來者已不少，魯迅一向不肯出門酬應，獨對於我是例外，那天下午偕景宋挈海嬰惠然來賀，並且到得很早。鄭介石君來翻閱來賓簽名簿，見“周樹人”三個字，便忻然問我：“周先生也來了嗎?”我遂導引上屋頂花園，他們相見，非常高興，因為已經闊別好幾年了。近來我讀《魯迅書簡》(一九四六年出版)，才知道他為我費去許多寶貴的光陰。“……月初因為見了幾回一個老朋友，又出席於他女兒的結婚，把譯作擱起來了，後來須趕譯，所以弄得沒有工夫。”(本書)覺得他的光臨是非常忻幸，但是耽誤了他的譯作又是抱歉萬分!
二十四、日常生活
魯迅出學校以後，從事戰鬥的新文藝工作，亙三十年。這三十年間始終維持著最樸素的學生和戰士的生活，“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節衣縮食以購圖書，以助窮苦青年的學費。景宋說得好：
“囚首垢麵而談詩書”，這是古人的一句成語，拿來轉贈給魯迅先生，是很恰當的。我推測他的所以“囚首垢麵”，不是故意驚世駭俗，老實說，還是浮奢之風，不期引起他的不重皮相，不以外貌評衡一般事態，對人如此，對自己也一樣。
又說：
說到廢紙做信封，我更憶起他日常生活之一的惜物。……他則正惟其如此，日積月累地，隨時隨地可省則省，留有用的金錢，做些於人於社會有益的事。不然，不管他如何大心助人，以區區收入，再不處處儉省，怎能做到他當時所願做的呢？
(《新中國文藝叢刊》三，景宋：《魯迅的日常生活》)
關於他的衣著，他在南京讀書時，沒有餘錢製衣服，以致夾絝過冬，棉袍破舊得可憐，兩肩部已經沒有一點棉絮了。這是他逝世以後，母太夫人才告訴我的。他在杭州教書時，仍舊著學生製服，夏天隻做了一件白羽紗長衫，記得一直到十月天冷為止。後來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現今的中山裝，這是他個人獨出心裁，叫西服裁縫做成的，全集第八冊插圖，便是這服裝的照片。他的鞋是革製而遮滿足踝的。我還記得他在紹興中學堂教書時，有過一件皮鞋踢鬼的趣事：他的家和學堂的距離頗遠，中間有一條近路，是經過義塚堆的。有一天晚上，在學堂裏弄得時候遲了，回家時，心想走那一條路呢。決定仍走近路，兩邊草長得很高，忽地望見正麵有個白東西毫不做聲地停住著，而且漸漸變為矮小，終於成為石頭那樣不動了。他當時有些躊躇，這樣深夜，會有人在這樣地方行動，大約是所謂“鬼”罷?對這惡物的襲來，是“進攻”還是“退卻”呢?短時間的決定：還是衝上去，而且走到這白東西的旁邊，便用硬底皮鞋先踢了出去，結果那白東西嗬唷一聲，站起來向草中逃去了，魯迅終於不曉得這是什麽東西，他後來講到這趣事時，笑著說：“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腳，就立刻變成人了。”他到廣州以後，少著皮鞋，改用黑色帆布麵膠底的了。
關於他的飲食，飯菜很隨便，惟不很喜吃隔夜菜和幹鹹品，魚蟹也少吃，為的怕去骨和剝殼的麻煩。除飲茶和吸煙外，並無嗜好。茶用清茶，煙草用廉價品，每日大概需五十支。早上醒來便在臥帳內吸煙，所以住會館時，他的白色蚊帳熏成黃黑，還有一段趣事，即本書第五章所說：“火車上讓坐給老婦人，弄得後來口渴，想買茶而無錢。”原因也是在愛吸煙草；有一天，他從東京回仙台，付過了房飯錢，和人力車錢，買好了火車票之後，口袋裏隻剩兩角銀貨和兩個銅板了。因為火車一夜就到，他的學費已經先由公使館直寄學校留交了。他大膽地把這兩角錢統統買了煙。自以為糧草已足，百事無憂，揚長登車去了。不料車到某站，眾客擁擠而上，車內已無餘坐，魯迅便對一位老婦人起立讓坐，她因此感激，謝了又謝，攀談既久，饋以一大包鹹煎餅。魯迅大嚼之餘，便覺口渴，到了一站，便喚住賣茶者，但立刻記得口袋中的情形，支吾一聲不要買了。但是老婦人已經聽得他的喚茶而不買，以為是時間來不及之故，到了次一站，她便代為喚住，魯迅隻好推托說，我現在不渴了。於是她買了一壺送給他，他也不客氣，一飲而盡。有誰知道他的口袋中隻有兩個銅板呢?(參閱拙著《回憶魯迅》)他不敢多喝酒，因為他的父親曾有酒脾氣，所以他自己很有節製，不敢豪飲。他愛吃辣椒。我當初曾問他何時學會吃辣，他隻答道在南京讀書時，後來才告訴我：因為夾褲過冬，不得已吃辣椒以禦寒氣，漸漸成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為畢生之累。他發胃病的時候，我常見他把腹部頂住方桌的角上而把上身伏在桌上，這可想見他胃痛的厲害呀!
魯迅能健談，和他相處，隨便聊天，也可見其胸懷磊落，機智疾流，有光風霽月之概。所談有種種，或敘述，或評論，或笑話或悲憤，都令人感到親切和痛快。可惜我當時沒有把它記錄下來，損失至巨。李霽野說得好：
……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所經曆的人生經驗是何等深刻，他談話時的兩眼顯然表示著他的觀察是何等周密和銳敏，聽到不以為然的事時，他的眉頭一皺，從這你也不難看出他能感到怎樣的悲憤。笑話是常有的但卻不是令人笑笑開心的笑話，那裏麵總隱藏著嚴肅和諷刺，他的談鋒和筆鋒一樣，隨時有一針見血的地方，使聽者覺得這是痛快不過的談吐。
有人以為魯迅好罵，其實不然，我從不見其謾罵，而隻見其慎重謹嚴。他所攻擊的，雖間或係對個人，但因其人代表著某一種世態，實為公仇，決非私怨。而且用語極有分寸，不肯溢量，仿佛等於稱過似的。要知道：倘說良家女子是婊子，才是罵，說婊子是婊子，那能算是罵呢?
魯迅寫字用毛筆而不用墨水筆，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因為根據他的經驗和理論都是擁護後者的。他在學生時代記講義都是用後者，而且記得很清晰純熟，又很美觀；對於禁用後者又曾反對，以為學生用後者寫字當然比前者來得便當而且省時間。他說：
據報上說，因為鉛筆和墨水筆進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筆了。……倘若安硯磨墨，展紙舔筆，則即以學生的抄講義而論，速度恐怕總要比用墨水筆減少三分之一，他隻好不抄，或者要教員講得慢，也就是大眾的時間被白費了三分之一了。所謂“便當”並不是偷懶，是說在同一時間內，可以由此做成較多的事情，這就是節省時間，也就是使一個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於延長了人的生命。古人說：“非人磨墨墨磨人。”就在悲憤人生之消磨於紙筆中，而墨水筆之製成，是正可以彌這缺憾的。
(《準風月談·禁用和自造》)
話雖如此，但是他的全集的原稿可說全是用毛筆寫；其餘未印的二十五年間的日記和已印未印的幾千通的書簡也都是用毛筆寫的。這用毛筆的原因，大概不外乎(一)可以不擇紙張的厚薄好壞；(二)寫字“小大由之”，別有風趣罷。
魯迅對於書籍的裝飾和愛護，真是無微不至。他所出的書，關於書麵的圖案，排字的體裁，校對的仔細認真，沒有一件不是手自經營，煞費苦心。他用的圖案總是優美的，書的天地頭及題目左右總是寬裕的。他常說：“字排得密密層層，不留餘地，令人接在手裏有一種壓迫感。”又說：“書的每行的頭上，倘是圈，點，虛線，括弧的下半部份的時候，是很不好看的。我先前做校對人的那時，想了一種方法，就是在上一行裏，分嵌四個‘鉛開’，那麽，就有一個字擠到下一行去，好看得多了。”經他校過的書，錯誤是很少很少的。關於線裝書，內容有缺頁的，他能夠抄補；形式有破爛的，也能夠拆散，修理，重裝完好；書頭汙穢的，能用浮水石把它磨幹淨；天地頭太短的也能夠每頁接襯壓平，和北平玻璃廠肆的書匠技術一樣高明。他喜歡毛邊不切的書，說光邊好像和尚頭似的；尤其喜歡初印紅字本，所以我以初印紅字本章氏叢書續編贈送，他接在手裏，非常高興。由於他的愛護書籍，纖悉必至，有人把他珍藏的書，借去弄得汙損了，他非常悲歎，不歎書而歎那人的心的汙濁，即此一端，便可推見其愛護民族愛護人類的大心!
總之，魯迅一生的起居是很樸素的，刻苦耐勞的，始終維持著學生和戰士的生活。最後的十年間，有景宋夫人的照料，飲食較為舒適，然她自己還以為罪過，說：“記不清有誰說過，魯迅的生活，是精神勝於物質。的確的，他日常起來遲了，多在十一時餘，那麽午飯就吃不下了。這樣一起床就開始工作，有時直至吃夜飯才用膳，也不過兩三種飯菜，半杯薄酒而已。想起來卻是我的罪過，不會好好地注意他的營養，到後來，好像燈油的耗盡，那火光還能支持麽個?”他的寢具一向是用板床薄被，到上海後，才改用最普通的鐵床。書桌旁邊放著一張藤躺椅，工作倦了，就在這椅上小坐看看報紙，算作休息而已。
二十五、病死
終於說到魯迅的病死了!他因患肺結核而死。這樣可怕的病，當初並不以為意，其實是伏根很早，從少年時已然，至少曾發過兩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以致肋膜變厚，不通X光，但當初竟並不醫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痊愈者，蓋身體底子極好之故。到了一九三六年五月，就是他臨死四個月前，美國D醫師來診，也說他是最能抵抗疾病的人。
……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D醫師的診斷卻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且介亭雜文附集·死》)
他的身體底子雖好，卻經不起多年的努力和苦鬥，以致陷入這種重病中，病危之後，還是力疾工作，不肯小休，而且“要趕快做”，這年四月五日，他寄給我的信中，述及病情，有雲：
我在上月初驟病，氣喘幾不能支，注射而止，臥床數日始起，近雖已似複原，但因譯著事煩，終極困頓。倘能優遊半載，當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信中並不說明肺病，我又疏忽糊塗，以為不過是重感冒之類，所以回信隻勸他節勞調攝而已。到了五月下旬，我因公事至南京，二十九日特地往上海去看他，才知病勢沉重，胃口不開，神色極憊，不願動彈，兩脛瘦得像敗落的絲瓜，看了真叫人難受，這一天，須藤醫師給他注射強心劑。三十一日，我再去看他，似乎已略有轉機，便勸他務必排遣一切，好好療養半年，他很以為然說：“我從前總是為人多，為己少，此後要想專心休養了。”這一天的下午，便是上述的D醫師來診，宣告病危。我返北平以後，景宋來信雖說病體已轉危為安，然而仍不肯入院療治。六月五日，孫夫人宋慶齡先生在病院中，寫信慰問魯迅，勸其馬上入院醫治，說：“……你的生命，並不是你個人的，而是屬於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為著中國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體的必要，因為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但是魯迅仍不肯住院或轉地療養，他覺得如果“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就更不應該自己輕易舍去。六月五日以後，精神委頓，便不能按日寫日記了!一直到六月三十日，他有一段追記如下：
自此(五日)以後，日漸委頓，終至艱於起坐，遂不複記，其間一時，頗虞奄忽。但竟漸愈，稍能坐立誦讀，至今則可略作數十字矣，但日記是否以明日始，則近頗懶散，未能定也。
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熱時誌
七月一日起，魯迅居然又按日寫日記了，直至十月十八日，——逝世前夕始止。茲錄一段如下：
七月一日，晴熱。上午得文尹信。午季黻來，並贈橘子及糖果。下午須藤先生來注射Takamol是為第四次。……
這一天，我剛由北平到上海，所以立刻去慰問，看他的病體確已漸臻恢複，甚為忻喜，他告訴說，“醫師勸我轉地療養，我正在考慮中，國內是無處可走，國外則如東京之類，來客必多，亦非靜養之地，俟後再定。”我竭力慫恿出國療養，回家後還去信催問動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複信雲：
季黻兄：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雖似向愈，而熱尚時起時伏，所以一時未能旅行。現仍注射，當繼續八日或十五日，至爾時始可定行止，故何時行與何處去，目下初未計及也。
頃得曹君信，謂兄南旋，亦未見李公，所以下半年是否仍有書教，毫無所知，囑弟一探聽。如可見告，乞即函知，以便轉達，免其懸懸耳。
目前寄上版畫一本，內容尚佳，想已達。
專此布達，即請
道安
弟樹頓首
七月十七日
可憐!旅行之期始終未能決定。隔了十天，(七月二十七日)我回北平，道經上海，再去看他，身體雖瘦，精神已健，確乎已轉危為安，隻須好好調養罷了。我們長談一日，他以手自經營，精印題詞的《凱綏·阿勒惠支版畫選集》贈我。(參閱本文第十一)到了晚九時，我握著這本選集告別，他還問我幾時再回南並且下樓送我上車，萬不料這竟就是他題詞贈我的最後一冊，萬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十月十九日上午，我在北平便得了電傳噩報，知道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魯迅竟爾去世了。我沒法想，不能趕去執紼送殯，隻打了一個電，略雲：“上海施高塔路大陸新村九號，許景宋夫人，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導師，民族喪其鬥士，萬分哀痛，豈僅為私，尚望善視遺孤，勉承先誌……。”魯迅的壽僅五十六歲，其致死之由，我在拙著《懷亡友魯迅》文中，舉出三點：(一)心境的寂寞，(二)精力的剝削，(三)經濟的壓迫，而以這第(三)為最大的致命傷。他大病中所以不請D醫開方，大病後之不轉地療養，“何時行與何處去”，始終躊躇著，就是為了這經濟的壓迫。魯迅畢生為反帝反封建而奮鬥，淡泊自甘，痛惡權勢，受禁錮而不悔，受圍攻而不屈，受誣蔑不知若幹次；翻譯幾本科學的文藝理論，就誣他得了蘇聯的盧布，出版一本《南腔北調集》，就誣他得了日本萬金，意在賣國，稱為漢奸；愛羅先珂從中國到德國，說了些中國的黑暗，北洋軍閥的黑暗，就說這些宣傳，受之於他，因為他的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給日本人出力；給一個毫不相幹的女士做了一篇《〈淑姿的信〉序》，就說她是他的小姨；“一二八”戰事驟起，寓所突陷火線中，得日本人內山完造設法，才避居於其英租界支店的樓上幾天，就說他托庇於日本間諜。魯迅對這些誣蔑，能夠憤而安之，“細嚼黃連而不皺眉”。惟獨在病勢沉重之際，對於抗日的統一戰線的態度，因為有人誣陷他，則不能不扶病明白答複，主張不分派別，一致聯合來抗日的。他說：“我讚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隻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讚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他又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且介亭雜文·附集》)，強調為了民族生存上，非和日本侵略者決戰不可。“因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而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果然，他的文字的感召力極強，所以死後不到一年，偉大的神聖的全國抗戰開始了!
魯迅之喪，我雖掛名為治喪委員之一，卻是未能實際趕到參加。景宋曾寄給我一大套喪儀的照片，大約有三四十張，我看了下淚。關於喪儀的盛況，是有一種特色的，報章雜誌上都記載得很詳，現在取其敘述簡單的內山完造(他也是治喪委員之一)的《魯迅先生》文中一二節如下：
……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在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的期間，有一萬人光景從朝到晚作著長蛇形的行列。二十二日出殯，雖說是下午兩點鍾，可是從早晨就開始擁塞進來的群眾，圍繞著遺體，幾乎連出殯的道路都沒有的。
誰也沒有下過命令，沒有做過邀請，也沒有預先約好，而送葬的行列，卻有六千人光景的大眾，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的男人和少年。旗子挽聯，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罷，拿旗子挽聯的也罷，全部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醫生一個人之外，一輛自備汽車也沒有，僅僅由“治喪委員會”租來九輛汽車(按時間計算租金)。一個僧侶也沒有，一個牧師也沒有，一切都由八個治喪委員辦了。這等等，毫無遺憾地發揮著被葬者的人格。兩小時半的大行進，一絲未亂，什麽事故也沒有出。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是上弦月開始放射青輝到禮堂上的下午六時了。
內山完造是魯迅的好友，基督教徒，內山書店的老板，其人好義有識見，抗戰中，魯迅的塚墓被敵偽毀壞了，後忽有人把它完全修複而不以告人。據景宋說，想必是出於他的慷慨而不肯居功。
我和吾友羅膺中，為要永久保留魯迅的手跡，遺物，以及工作室的全部情形起見，曾經同至西三條胡同住宅，照了十幾張相片，以存紀念，且以一套郵寄給景宋。
至於哭挽魯迅的詩和文，當然很多，我僅就吾友中，選錄許季上(丹)，張冷僧(宗祥)的詩各一首，馬幼漁(裕藻)，羅膺中(庸)的挽詞各一聯，附錄於下，以見一斑。
哭豫才兄
許季上
驚聞重譯傳窮死①，坐看中原失此人。
兩紀交情成逝水，一生襟抱向誰陳。
於今欲殺緣無罪②，異世當知仰大仁③。
豈獨延陵能掛劍，相期姑射出埃塵。
(①原注：十月十九日夜，見日文晚報載兄死訊，述垂死前情況至為淒切，不忍再讀。)
(②原注，子貢子路相與言曰，“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
(③原注，“兄慈仁惻怛，心如赤子，而世人不省，伐樹削跡，厄之至死。”)
哭豫才詩
張冷僧
老友飄零剩幾人，海濱驚報損愁身。
文章幾度疑戕命，魑魅千年見寫真。
別有煩冤天莫問，但餘慈愛佛相親。
嘔心瀝血歸黃土，天下黔婁識苦辛。
挽豫才聯
馬幼漁
熱烈情緒，冷酷文章，直筆遙師薊漢閣；
清任高風，均平理想，同心深契樂亭君。
集遺詩句挽魯迅先生聯
羅膺中
荷戟獨彷徨，豈惜芳心遺遠者；
大圜猶酩酊，如磐夜氣壓重樓。
翌年一月我利用假期回南，特至萬國公墓，在魯迅墓前獻花圈以申哀吊，歸途成《哭魯迅墓詩》一首，附錄於此，以終斯記：
身後萬民同雪涕，生前孤劍獨衝鋒。
丹心浩氣終黃土，長夜憑誰叩曉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