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即位後，陸遊跟皇帝的關係發生了根本的逆轉。由於周必大、史浩等人的推薦，再加上陸遊本身的才華和名氣，孝宗欽賜陸遊進士出身，這是古代讀書人能夠獲得的極其罕見的榮耀。為了報答這種知遇之恩，陸遊甚至願意為孝宗皇帝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那麽，陸遊是不是因為孝宗對他個人才華的肯定才這樣感激涕零呢？他的“忠君”和“愛國”在孝宗這裏還有沒有矛盾呢？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還是先要簡單看看孝宗即位以後都做了些什麽，看看孝宗是不是陸遊心目中想要的那種聖明皇帝。
應該說，在南宋的所有皇帝中，宋孝宗算是最優秀的一位了。還在他當建王的時候，就已經表現出跟他養父宋高宗不太一樣的主見。舉個例子：完顏亮舉兵南侵的時候，宋高宗隻想著怎麽逃跑，王子趙眘卻主動上書，請求讓自己親自率軍迎敵。他上書之前沒跟老師史浩商量過，史浩知道後大吃一驚：建王膽子也太大了，這不是犯了高宗的忌諱嗎？於是，他趕緊勸趙眘重新寫一份奏章謝罪，並且誠懇地表示，自己並不是搶著要當前鋒，而是想跟隨父皇的禦駕出征，保護父皇的安全。高宗看了這份奏章，這才轉怒為喜，帶了趙眘禦駕親征去建康，並且立趙眘為皇太子，傳位給他。
從這件事來看，趙眘似乎和他的養父不太一樣：高宗是投降派，孝宗卻是主戰派。趙眘即位以後，大刀闊斧幹了一係列事情，這些事情讓朝廷氣象一新，尤其是給像陸遊這樣的主戰人士帶來了希望。略舉兩件事為證：
第一件事，趙眘是1162年（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份即位的。七月，他就下詔為嶽飛父子平反，追複嶽飛的原官，下令以厚禮改葬嶽飛，還派人四處去尋訪嶽飛的後人，準備破格錄用。
第二件事，趙眘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1163年，改年號為隆興元年。正月，宋孝宗拜史浩為右丞相，任用著名的抗金將領張浚為樞密使，並且將江淮一帶的兵馬全部交給張浚指揮，開府建康，對隔岸相峙的金兵構成巨大威脅。張浚在高宗朝一直是被排擠的對象，高宗就很不喜歡張浚，他曾經說過：“隻要我在位一天，哪怕就是亡國，也絕不會讓張浚帶兵！”這次張浚終於被任命為最高軍事統帥，也表明了孝宗北伐的態度。
孝宗一上台，朝廷的格局變得非常清楚了：左丞相陳康伯是堅決的主戰派，樞密使張浚是著名的愛國將領。這樣一來，在孝宗的支持下，整個朝廷上上下下都投入到了抗戰的**中。
在高宗朝，陸遊的抗戰熱情屢次遭受嚴重打擊，現在有了孝宗這樣敢作為的皇帝，陸遊的熱情再一次被激發。無論於公還是於私，陸遊都認為孝宗是一個值得他“殺身從死”的皇帝，這種熱情也促使陸遊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國家大事。所以孝宗剛上台的這一段時期，是陸遊在政治上鋒芒初露的時期。我們說他鋒芒初露，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從他個人角度來說，積極主動地為朝廷建言獻策；另一方麵朝廷裏的核心決策層開始重用陸遊，讓他參與了最高層次的國家軍事機密活動。下麵我們就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一下，陸遊在政治上的鋒芒初露，到底表現在哪些具體事件上。
首先，陸遊馬不停蹄地上了一係列奏章，充分顯示出他積極主動的參政熱情和能力。在這些奏章裏，他論國家的立法，論抗戰的形勢，論朝廷的用人政策等等，並且還用書麵形式正式提出了遷都建康（《上二府論都邑劄子》）等等一係列主張。例如陸遊提出的用人政策：他認為朝廷用人不要重南輕北，也要考慮重用北方的人才（《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陸遊為什麽會專門提到重用北方人才的問題呢？他考慮到的一個重要原因，除了我們一般認為的西北人能吃苦，能打仗之外，還因為如果選用西北的人才，對下可以“慰遺民思舊之心”，對北方淪陷區的遺民是一個安慰，能夠爭取到北方的人心，有利於恢複中原；對上呢，“其於國家，必將有賴”，西北的人才也可以成為恢複中原的中流砥柱。可見，陸遊的這一係列主張，都是為了使朝廷的政治清明，為抗戰北伐做好充分準備的。
其次，除了主動提出這些政治主張之外，陸遊還受命為最高國務軍政機關“二府”——也就是中書省和樞密院起草國家機密文件。他寫的《代二府與夏國主書》，就是寫給西夏國的一封機密書信，目的是與西夏結盟，共同牽製金人的力量。再比如，他寫的《蠟彈省劄》，就是給北方淪陷區的義士傳達的另外一封機密書信，這有點像我們抗戰時期用的那種“雞毛信”。南宋朝廷派專人帶著密信潛入北方，召集聯合北方的義士，向他們轉達朝廷的旨意：誰要是能占領北方的州郡並歸順宋朝的，都可以世襲封王。很顯然，這也是為抗戰北伐爭取北方的內應。“蠟彈”，就是用蠟做的丸子將書信密封起來，防止泄密。這樣高度機密的“情報”文件，不是朝廷最信任的人，是絕對不可能讓他知道的。
陸遊既然能為丞相陳康伯、史浩、樞密使張浚這樣一些軍政要員代為起草機密文件，這說明了什麽呢？說明他已經成為朝廷核心權力部門的一員了，成了最高權威人物的心腹。所以，雖然陸遊隻是以秘書的身份代為起草這些機密文件，但他的心態是非常積極主動的，而且這些文件裏麵確實也包含了他個人的政治態度，他個人應該是很讚同朝廷的這些舉措的。
現在朝廷的形勢已經非常明朗了，包括孝宗在內，主戰派人物掌握了絕對權力，對金用兵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陸遊一生最大的夢想眼看著就要成為現實。應該說，這一時期的陸遊，精神是特別振奮的。但是就在這時，陸遊的工作又有了變動。
隆興元年（1163）三月份，孝宗下詔給太上皇修“聖政”。聖政相當於我們平時所說的“實錄”，也就是按照年代的順序，記錄皇帝統治時期發生的大事。不過一般實錄都是後人替祖先來整理，但是這個時候太上皇趙構還在世，所以不叫“實錄”而改稱“聖政”。陸遊不光是詩人，還是史學家，當時他兼著編類聖政所檢討官的職務，所以修太上皇聖政，他就理所當然成為首選人物。修聖政成了他這時工作的一個重心，為了這個新的任務，他忙得廢寢忘食，工作也做得很出色。那麽對這次工作重心的轉移，陸遊是不是滿意呢？
陸遊沒有明確表示過他的態度，不過我們可以按情理推測一下：按陸遊一貫的性格，朝廷交給他的工作，他當然會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好。但是，這個時候，他更加關心的應該還是當時朝廷裏熱火朝天的戰前準備，更加關心一觸即發的北伐戰爭。可是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偏偏讓他去修什麽太上皇的“聖政”，我個人覺得，對承擔這項工作，陸遊的內心深處，很可能還是有一點抵觸情緒的。這倒還不是因為他和高宗之間有什麽私人恩怨，而是因為這次工作的變化，說明宋孝宗雖然對陸遊有知遇之恩，但這種知遇之恩還是側重於他的文史才華，並沒有充分認識到他的軍事能力。因為這一點，陸遊在對孝宗感激涕零的同時，也不能不說完全沒有遺憾。陸遊後來寫過一首詩，詩中就明確表示過這種遺憾：
少鄙章句學，所慕在經世。諸公薦文章，頗恨非素誌。[29]
我們看這四句詩，可以說是概括了他一生最大的矛盾：陸遊自己最看不起的是“章句學”，一天到晚鑽在故紙堆裏麵，皓首窮經，那根本不是他的誌向。他的誌向是什麽呢？“所慕在經世”，他真正向往的，是做一些對現實有用的事。當然，在陸遊生活的朝代，最能體現他的經世情懷的就是富國強兵、收複中原了。可是跟他的誌向正好相反，“諸公薦文章”，諸公就是指史浩、周必大這些好朋友，他們向皇帝推薦了自己的文學才華，這當然是朋友的一番好意。可是“頗恨非素誌”，一個“恨”字，強烈地表達了陸遊的心聲。這個“恨”當然不是說他“恨”朋友的推薦，而是表達一種強烈的遺憾的心情：當一個文人，這完全不是我平生的誌向啊！
因此，從陸遊一貫的性格來看，讓他做一個純粹的文官，他心裏是有點失落的。但是陸遊並沒有因為這點失落就放棄對國家大事的關心。不久，他的鋒芒再一次露出來了。這一次他又幹了什麽事兒呢？
這回啊，他又做了一件書生意氣很重的事兒，居然又在太歲頭上動土了。這一次，陸遊的矛頭直指孝宗身邊的親信。他心裏想啊：既然皇上對自己有知遇之恩，那我就有責任為皇上分憂解難。皇上沒有想到的事情，如果我想到了，就一定要清清楚楚地讓皇上知道，不能讓皇上走彎路啊！
但是，陸遊這一次的“鋒芒”卻遭遇了“滑鐵盧”，他一不小心又踩到了一顆“地雷”，這顆“地雷”一爆炸，幾乎就把孝宗的這點知遇之恩給炸飛了。那麽，陸遊是怎麽得罪新皇帝宋孝宗的呢？
原來，趙眘還在當王子的時候，有兩個特別寵信的門客，一個叫曾覿，一個叫龍大淵。趙眘即位以後，這兩個門客也跟著雞犬升天，可以經常出入內廷，仗著有皇帝撐腰，打著皇帝的旗號結黨營私，貪汙受賄，胡作非為。可是孝宗還護著他們，一門心思想要提拔他們，朝廷裏稍微清醒些的大臣都對他們很反感。
有一回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在孝宗主持的一次酒宴上，因為是內宴，參加的都是一些親信的大臣，氣氛比較放鬆。酒宴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可能大家酒都喝得有點多了，膽子也大了。有一位宮女就拿出一方手帕來，請曾覿給她題字。當時當著皇帝的麵，曾覿並沒有答應她。可是這說明他們平時的關係是比較親密比較隨便的。如果這是普通人家的宴會，歌女請文人題個詞什麽的，那倒也是件稀鬆平常的事兒，說不定還能成為風流佳話。可是這是在宮廷內部，發生宮女結交外臣這樣的事，就不那麽正常了，很容易出亂子，搞不好還會泄露重要的機密。更何況，不久前內廷剛剛出過類似的事情，宮女跟內臣關係親密，事情暴露後鬧得很大，甚至驚動了司法部門來過問。這件事剛過去沒多久，正在風頭上，曾覿也不敢“頂風作案”，所以這次才沒有放肆。
這次內宴，丞相史浩也在座，對這件事看在眼裏，當時礙於皇帝的麵子，不好當麵說曾覿。回來後，史浩在一次閑聊當中，就把這件事告訴了好朋友陸遊，言語當中當然就有些不滿。朝廷裏的大臣對曾覿、龍大淵他們本來就意見很大，陸遊更是個“憤青”，最是疾惡如仇，眼裏容不得一點沙子的，就把這事又告訴了參知政事張燾。
可別以為陸遊這人喜歡嚼舌頭，背地裏說別人的閑話，小題大做，他將這事告訴張燾，其實是有明確目的的。雖然這隻是件小事情，但是他希望能夠以小見大，借這個小事給皇帝敲個警鍾，未雨綢繆，對曾覿、龍大淵他們要提高警惕。陸遊知道自己的官職低微，說話分量不夠，也很少有私下見皇帝的機會，所以希望張燾能夠把他的意見轉告給孝宗。他對張燾是這樣說的：“覿、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聽，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宋史·陸遊傳》）
陸遊是很有先見之明的，他認為曾覿、龍大淵仗著皇帝的寵信，大肆培植自己的黨羽，蒙蔽皇上的耳目，企圖獨攬大權。如果張燾現在不把這件事的嚴重性告知皇上，那麽等以後曾覿他們的羽翼豐滿了，再想剪除這些禍害就不容易了。可是，同時我們也看出陸遊的書生意氣：這件事本來是史浩最先知道的，史浩卻沒有直接跟孝宗說。為什麽呢？因為史浩謹慎得多。他跟孝宗的時間長，是很了解孝宗的，當然也了解孝宗對曾覿的寵信，所以他知道，要直接去勸孝宗，不但孝宗聽不進去，還可能得罪人。可是陸遊就沒想那麽多了，他一心隻想著怎麽提醒皇上，可千萬別錯用了小人。
後來孝宗召見張燾的時候，張燾就把從陸遊那裏聽來的事情告訴了孝宗，還對孝宗說：“陛下剛剛登上皇位，正應該整肅朝廷紀律，怎麽能夠跟臣下這麽隨便，讓他們放肆到一點規矩都沒有的地步呢？”
孝宗本來是存心想提拔曾覿和龍大淵的，但是因為大臣們議論紛紛，反對的聲音很大，所以他招來張燾，還指望張燾給他撐腰呢。現在一聽這話，又是羞愧又是生氣，就問張燾：“你這是聽誰說的啊？”張燾老老實實回答：“我是聽陸遊說的，陸遊是從史浩那裏聽到的。”
孝宗一聽，更生氣了。史浩和張燾都是孝宗的左膀右臂，正在用人的當口，還不想拿他們怎麽樣。可是在孝宗眼裏，陸遊隻不過是一個地位低微的文人，剛剛賜了他進士出身，正應該感恩圖報才是，居然就敢在背後隨便議論他的親信，這還了得！一氣之下，孝宗就說了一句話：“陸遊這個反複無常的小人，我早就該把他打發走了！”
就這樣，孝宗將一肚子怨氣撒在了陸遊身上，他成了這次事件的替罪羊——朝廷一紙令下，陸遊被調任鎮江府通判。這實際上就是嫌他礙事，將他貶出京城了。在臨安當了三年京官，陸遊的鋒芒才剛剛表現出來，皇帝一句話，就給打壓了。
從這件小事，我們除了看出陸遊的書生意氣，同時可以看出宋孝宗的為人。他雖然想把國家治理好，想有所作為，可是個人的能力和見識還是有限的。俗話說得好，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自古英明的皇帝都應該是親賢臣，遠小人，可孝宗偏偏相反，他選擇了親小人，遠賢臣。而陸遊呢，果然從此就得罪了曾覿、龍大淵這幫人，他們把陸遊當成仇人，時刻尋找機會報複他，不想讓他有任何翻身的機會。
後來的曆史證明，陸遊看人是很準的。曾覿這幫人在後來的二十來年中，一直擅寵專權，幹的都是陷害忠良的勾當，搞得朝廷裏烏煙瘴氣，陸遊的預言果然成了現實。
陸遊在去鎮江赴任之前，先回了一趟老家山陰。就在他回老家期間，南宋和金的戰爭，終於爆發。
四月，張浚上書孝宗，決定起兵北伐。當時兩個丞相陳康伯、史浩都反對，反對的原因倒不是因為他們膽子小不敢打仗，而是他們認為準備還不夠充分，貿然進兵太危險了。但是，孝宗剛剛上台不久，急於做出一番“大事業”來樹立自己的威信；另一方麵，張浚作為愛國將領，等待這樣一個進攻的機會實在是已經等得太久了，好不容易等來一個想打仗的皇帝，他也是摩拳擦掌，隻想早一天起兵北伐。所以，孝宗和張浚一拍即合，也不管兩位丞相的反對，派兩員大將率兵六萬，號稱二十萬，渡過淮水，發動了對金的進攻。
可是，這次戰爭確實發動得太倉促了。我們想想看，孝宗即位還不到一年，張浚任樞密使才三個月。朝廷的人心、軍心都還不夠穩定，對戰爭的形勢分析也不夠全麵。派出的兩員大將李顯忠、邵宏淵之間又矛盾重重，互不買賬，軍心渙散。結果這次由南宋軍隊主動發起的進攻，不到一個月，就在符離這個地方被金軍大敗。
這場戰爭發動的時候，陸遊已經被貶出京城，他的心情實在是矛盾到了極點。一方麵，他對自己的被貶充滿了失落，甚至對自己的忠君之心都產生了懷疑，覺得“犬馬區區正自愚”[30]，願意為皇帝效犬馬之勞的想法實在是有些“自作多情”。他本來對孝宗的知遇之恩是滿懷感激的，可是感激之餘，他又對皇帝的喜怒無常感到失望，甚至萌生了退隱之心。“高枕看雲一事無”，他想做閑雲野鶴，萬事都不再關心。可是，另一方麵，他又不可能真的拋下國家安危不管，不論皇帝對他的態度如何，“愛國”的感情已經和他的生命融為一體了，這一點永遠都不可能改變。可以想象，隆興北伐的失敗，同樣給陸遊帶來了巨大的打擊。
符離之敗，對孝宗的打擊更大，他銳意抗戰的決心由此發生了動搖。這種動搖，從他對人事方麵的變動就可以看出來。首先，他罷免了史浩的右丞相，重新起用湯思退為右丞相，後來又罷免了左丞相陳康伯。
湯思退這個人，我們應該還有印象。當年抗金將領劉錡被迫害致死，幕後的主導人物就是湯思退，他是主和派的代表，當年是秦檜一黨的人，也是太上皇趙構的心腹之一。朝廷格局這樣調整以後，形勢又變得模糊起來：似乎是主戰派與主和派平分秋色的樣子了。這說明孝宗自己也成了個左右搖擺的人物：想和吧，自己剛上台不久，才受了一點挫折就想打退堂鼓，那不是給人看笑話嗎？哪裏還談得上樹立什麽威信呢？因此，剛開始湯思退積極主張跟金人議和的時候，孝宗還很生氣，大罵湯思退：“你這個賣國賊，你這樣做，跟當年的秦檜又有什麽區別？我看你比秦檜都還不如！”可是想戰吧，宋軍剛出兵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接下來該怎麽辦，他心裏完全沒有譜；再加上自己的親信龍大淵他們，被湯思退這麽一唆使，成天在孝宗耳邊吹風：說什麽現在朝廷軍隊缺錢少糧啊，士兵人數不夠啊，兵器匱乏啊，士氣低落啊，要是再發動戰爭是不可能勝利的啊，等等。孝宗就更加搖擺不定了。
就在孝宗舉棋不定的時候，主和派利用符離之敗對朝廷的打擊，迅速開始了對主戰派的反攻。右丞相湯思退首先搬出了太上皇這張王牌。要知道，宋孝宗趙眘治國，最標榜的就是一個“孝”字，他自己也努力要在全國百姓麵前當好模範孝子。所以，盡管他是一個皇帝，皇帝是應該獨斷專行的，可他還要孝順太上皇啊，太上皇的意見也是一定要聽的。孝宗也可憐，他在位的二十七年當中，太上皇趙構就活了二十五年——趙眘1189年退位，趙構1187年才去世。也就是說，趙眘當皇帝的二十七年，竟然有二十五年都生活在太上皇的陰影下。上麵有太上皇的壓力，下麵又受到湯思退以及龍大淵、曾覿這幫親信的蠱惑。湯思退甚至還直接向孝宗提出：“國家大計，必須麵奏上皇之後從事。”這等於是要挾孝宗將權力交還給太上皇了。
在這種兩麵夾擊下，孝宗的心思越來越傾向於求和，終於導致了1164年（隆興二年）的隆興和議，而隆興元年的北伐也成為孝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當中，唯一的一次北伐。
隆興和議是繼秦檜主導的紹興和議之後又一次極其屈辱的和議，南宋朝廷除了繼續割地賠款之外，跟金朝的關係也由過去的稱“臣”改為稱“侄”。自此以後，宋朝送往金朝的國書，正式的格式就變成了這樣：
侄宋皇帝眘，謹再拜致書於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
而金朝回複的國書隻寫“叔大金皇帝”，不像宋朝一樣還要署上皇帝的名字，國書上也不寫“謹再拜”，隻寫“致書於侄宋皇帝”，皇帝前麵也不用尊號，不稱“闕下”。兩方的不平等從國書的格式上都可以看出來。可就是這樣的不平等，太上皇趙構還沾沾自喜，覺得自己占了好大的便宜。什麽便宜呢？以前紹興和議簽訂的時候，自己要對金國皇帝稱臣。現在兒子趙眘稱金國皇帝為叔叔了，“君臣”關係變成了“親戚”關係，那自己不就是金國皇帝的大哥了嗎？輩分一下子提高了，這不是占了大便宜了嗎？從這件小事，我們也可以看出趙構這個人真是有些不知羞恥的。
在朝廷形勢急轉直下的過程當中，陸遊的命運也在逆轉。隆興二年（1164）二月，陸遊到了鎮江赴任。三月份，張浚奉命到江淮一帶巡視，也駐紮在鎮江。陸遊本來就跟張浚一直是氣味相投的朋友，都是愛國主戰人士。張浚對陸遊也是“顧遇甚厚”，特別看重他。所以在鎮江期間，陸遊心情還是比較樂觀的。雖然通判不是什麽重要的官職，但他終於能夠跟張浚經常在一起探討戰爭形勢，盡情討論國家大事了。連張浚手下的人，都和陸遊“無日不相從”，來往親密。在他們看來，北伐還是充滿了希望的，尤其是陸遊，他不斷鼓勵張浚，不要因為暫時的失敗而灰心喪氣，收複中原依然是他們奮鬥的主要目標。
應該說，在鎮江的這段時間，主戰派還沒有完全喪失希望，陸遊、張浚他們也還都充滿信心。可也正因為這些重要的主戰人士都聚集在了鎮江，圍繞著張浚，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主戰集團。這種積極的備戰形勢，讓朝廷裏掌權的主和派非常恐慌，生怕張浚他們鼓動孝宗再次發動戰爭，破壞他們的投降政策，於是他們決定先下手為強，馬上除掉張浚。隻要除掉張浚，主戰派的旗幟就倒了，他們才能夠順利推動宋金的和議，於是他們拚命在孝宗麵前說張浚的壞話。很快，張浚就被罷相，八月份，張浚在回家的途中含恨去世。
張浚被罷官其實就是朝廷發出的一個信號——主戰派失勢了，朝廷決意議和。果然，張浚被罷官以後，他的幕府也陸陸續續被遣散。作為主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陸遊被調往隆興府（今江西南昌）通判軍州事，官銜沒變，但是這次的遠調，對陸遊來說意味著什麽呢？去隆興赴任，離京城越來越遠，離他最關心的抗戰前線也越來越遠，這說明他在朝廷裏的地位越來越岌岌可危了。
果然，即使是在隆興這樣遠離京城的地方，陸遊也還是逃不過政敵的迫害。乾道二年，也就是1166年，隆興和議達成後，主和派把持了朝政，跟陸遊關係比較好的幾位朝廷大員，也相繼去世或者被罷官：除了張浚之外，陳康伯也去世了，史浩被罷相，朝廷裏再也沒有人能夠幫陸遊說得上話。凡是跟張浚有點關係的主戰人士，都沒能逃脫主和派的打擊，其中自然也包括陸遊。乾道二年（1166）的春天，陸遊被罷官。被罷官的理由很簡單，人家說他“交結台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宋史·陸遊傳》）。意思是說他拚命鼓動張浚發動戰爭。因此陸遊的結局也很簡單：“免歸”。罷免一切官職，遣回老家。
陸遊的經曆講到這裏，我們至少清楚了一點，那就是導致陸遊命運起起落落的根本原因，隻有一個——他恢複中原的主導思想。在高宗朝，陸遊遭遇了三次考場上的失敗，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秦檜在高宗那裏給他戴了一頂帽子，說他“喜論恢複”；到了孝宗朝，陸遊在官場上的第一次重大挫折，還是因為主和派又給他加了一頂帽子：“力說用兵”。其實張浚北伐的失敗，實在不能怪罪陸遊，他並不是一個冒進主義者。早在張浚被任命為樞密使的時候，陸遊給張浚寫賀信，確實鼓勵他要以恢複中原為主要使命，但同時也提醒了張浚，凡事要深思熟慮，不能輕舉妄動。
這裏還要補充一個細節，說明陸遊雖然“力說用兵”，但實際上他的軍事策略是比較成熟和謹慎的。這個細節就是在張浚用兵之前，陸遊曾經寫過一篇呈給孝宗皇帝的《乞分兵取山東劄子》。這篇劄子雖然是代人寫的（很可能是代當時的丞相史浩寫的），但闡述的也是陸遊自己的軍事思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請朝廷用十分之九的主要兵力固守江淮，千萬不可輕舉妄動；另外挑選特別驍勇善戰、軍紀嚴明的將士，大約十分之一左右的兵力，派他們使用遊擊戰術，製造機會出奇製勝。等兩淮相對安定下來後，再逐漸派大軍進取山東。很明顯，這個軍事策略，是兼顧了戰爭全局和局部的。但是很可惜，張浚並沒有采納這個建議，在準備還很不充分的情況下就倉促出兵，挑選的將領也不夠成熟，不能貫徹他的戰術，終於導致了符離的潰敗。
因此，這個“力說用兵”隻是一個說辭，實際上呢，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當年嶽飛都可以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殺害，一個小小的陸遊被罷官，還需要什麽確鑿的理由呢？
話說回來，“力說用兵”這個“罪名”，陸遊自己到底承認不承認呢？按常理，既然是莫須有的罪名，那多冤枉啊！可恰恰相反，對於“力說用兵”這個罪名，陸遊竟然坦率地承認了。後來他回憶起這次事件的時候，還寫過這麽兩句詩：“少年論兵實狂妄，諫官劾奏當竄殛。”[31]瞧，陸遊自己都承認了：那時候還是太年輕了啊，開口閉口就喜歡“論兵”，實在是屬於少年意氣，狂妄透頂了。他說啊，正因為自己喜歡議論用兵的事，觸犯了某些人的忌諱，所以活該被彈劾，要受到貶謫流放這樣的嚴厲處分了。當然，陸遊其實是在說“反話”，他是在表達內心對主和派的強烈不滿。實際上，他承認的是自己確實有“力說用兵”這回事，但他心裏絕對不會承認的是：在國家隻剩下半壁江山的時候，“力說用兵”居然也能算是一樁罪狀。他的心裏是何等的悲憤、何等的無奈！
其實，“喜論恢複”也好，“力說用兵”也好，盡管陸遊一生中屢屢因為這樣的罪名遭受逐斥，但他卻並沒有“吃一塹，長一智”，從此在抗金北伐這件事情上選擇“沉默是金”，而是用他整個一生將主戰原則堅持到底，也因此成為投降派不遺餘力打擊的對象！這一點，連愛惜他才華的孝宗皇帝，都不得不找機會暗示他，提醒他不要鋒芒太露，以至於經常被投降派當成靶子來打。舉個例子，後來在淳熙十三年（1186）的時候，當時六十二歲的陸遊被任命為從六品的朝請大夫，知嚴州（今屬浙江杭州）。在上任前的覲見中，孝宗對他說：“嚴陵是個好地方啊，風景優美，你在工作之餘，可以好好遊山玩水，好好寫點兒詩詞怡情悅性嘛。”大家一聽這個口氣就明白了：孝宗好像已經完全忘了陸遊是個抗金誌士，隻是給他選了塊山水寶地，讓他去過逍遙自在的詩人生活算了。當然，從這句話裏，我們也可以看出孝宗對陸遊其實還是很愛護的。他愛護陸遊的才華，可是“一根筋”的陸遊又屢屢犯了人家的忌諱，孝宗也是出於保護他的考慮，才會在他赴任之前暗示他一下：你都一大把年紀了，就安心寫你的詩，當好你的地方官就行了，別再隨隨便便議論朝政、動不動就鼓動抗戰北伐了，不然的話又給人抓住了辮子，把你當出頭鳥來打，一而再再而三地罷你的官，連我這個做皇帝的都愛莫能助，你這又是何苦呢？這樣看來，我們就能明白孝宗對陸遊也算是用心良苦了。皇帝也有皇帝的苦衷啊：連曾經銳意北伐的皇帝都要受到主和派的壓製，不得不放棄這個理想，你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又哪裏是他們的對手呢？
六十二歲的陸遊早已經曆過無數風吹雨打，他不是聽不懂孝宗的暗示，隻是他不會因為個人的挫折就放棄他堅守一生的原則，在國家的安危麵前，個人的一點成敗又能算得了什麽呢？何況，當時光逆溯到二十年前，四十二歲的陸遊還處於意氣風發、激揚文字的壯年，他還並沒有預見到自己後來的人生道路。當然，憑陸遊的性格，即便他能預見未來的坎坷跌宕，恐怕也不會因為追求一帆風順的仕途而放棄他一生的追求。
就這樣，陸遊從三十四歲正式進入仕途，三十六歲調到京城臨安，三十九歲被貶出京城，四十二歲罷官。算起來，這一次陸遊出仕前前後後總共八年，其中最重要的三年是在京城臨安度過的。在京城做官的這三年，是陸遊在事業上鋒芒初露的三年，也是他前半生事業的一個小**。但是，由於他一貫的主戰立場，鋒芒太露，得罪了孝宗的親信，終於被加上了一個“力說用兵”的罪名，丟了官。這是陸遊入仕以來，在官場上經曆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挫折，他的政治生涯也進入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低穀。那麽，這次陸遊的罷官隻是暫時性的，還是長期的呢？這次罷官回老家的日子，到底延續了多久呢？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其實在這次罷官之後，陸遊才真正迎來了他一生事業的最高峰。那麽，這個最高峰到底是以什麽為標誌的呢？又是什麽樣的因素促使他終於實現人生理想，迎來事業的最高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