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批判舊世界的過程中發現新世界，其現代性批判的內核表現為一種現代性的辯證法，他對現代性的超越不僅是一種理論中的超越，更是一種現實中的超越。韋伯把現代性理解為社會生活諸領域的合理化過程，但他並未局限於表彰合理化的成就。他對現代性的後果充滿憂慮，充分地意識到合理化的“吊詭”最終將使人生活於“鐵籠”。芬伯格指出：“韋伯拒斥了辯證法，沒有提出替代資本主義的形式。盡管韋伯意識到資本主義的社會偏見，但是他沒有對形式合理性進行哲學批判；就像大部分現代社會理論一樣，對韋伯來說，在理性化的過程中，特殊社會階層的掌權最終隻不過是進步的不可避免的副效應。”[71]
一、批判精神與價值中立
馬克思的現代性研究中充滿著批判精神。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確立起“新思潮”的優越性，他認為，“新思潮的優點就恰恰在於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料未來，而隻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72]。馬克思思想往往是通過論戰的方式闡發，澄清錯誤主張，申明科學理論，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其大部分著作，都是以“批判”來命名的。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批判精神絕不僅僅是一種話語批判，而是改變社會現實的革命理論：“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隻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73]在馬克思看來，“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74]。於是，他訴諸無產階級，訴諸群眾，其現代性批判以無產階級推翻現代性生產關係為最終目的。馬克思批判精神的內核是一種現代性的辯證法，這構成其現代性批判最深刻的哲學規定性：
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麵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5]
盧卡奇就清楚地意識到，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首先是作為一種現代性辯證法而出現的，如果將現代性辯證法理解為一個整體的東西，那麽現代性批判隻是作為其一個環節。以此來看，《曆史與階級意識》中“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是具有深刻內涵的。一旦放棄了馬克思的辯證法維度，現代性批判就會淪為一種認知層麵上的現代性批判話語，便意味著對馬克思現代性超越機製的否定，自然也就不會重視主客體統一下的主體對曆史進程的實際參與，那麽就很容易像法蘭克福學派那樣，由於放棄了“總體性”而陷入一種主觀立場上的大拒絕。[76]形形色色的後馬克思思潮，隻看到了馬克思對現代性“批判”的表象，卻否棄了馬克思現代性“辯證法”的內核，他們自認為承襲了馬克思的批判精神，其實是對馬克思批判精神的誤讀。
韋伯的現代性研究堅守價值中立。為申明此意，他於1904年發表了《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於1917年發表了《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韋伯嚴格區分了經驗知識與價值判斷，他指出，“一門經驗科學並不能教給某人他應當做什麽，而是隻能教給他能夠做什麽，以及——在具體條件下——他想要做什麽”；“任何一門關於人類文化生活的科學，其最根本的任務之一就是使人們對這些部分現實地、部分自以為是地追求著的‘觀念’達到精神上的理解。這並沒有逾越一種追求‘對經驗現實作出思維整理’的科學的界限，對精神價值的這種詮釋所使用的手段也同樣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歸納’。”[77]在他看來，價值判斷完全是出於個人主觀的情感作用，價值隻與個人的自由、決定與選擇相關，而與事實沒有任何邏輯的或本體的聯係，因此價值不是經驗科學的對象，“科學認識的任務是做出事實判斷，實踐認識的任務則要最終做出價值判斷”[78]。韋伯區分經驗知識與價值判斷的真實意圖是要在經驗科學中驅逐形而上學，保持社會理論在麵對社會現象時的價值中立性。韋伯的價值中立原則應該從其新康德主義的哲學背景中加以理解，他關於經驗知識與價值判斷的區分不難聯想到康德關於“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界限的劃分：
如果我們就哲學憑借概念而包含有事物的理性認識的諸原則（而不單是像邏輯學那樣不對客體作區別而包含有一切思維形式的諸原則）而言，把哲學像通常那樣劃分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那麽我們做得完全對。但這樣一來，為這個理性認識的諸原則指定了它們的客體的那些概念必定是特點各不相同的，因為否則它們將沒有理由作出劃分，劃分總是以屬於一門科學的各個不同部分的那些理性知識之諸原則的某種對立為前提的。[79]
韋伯在現代性研究中貫徹了經驗知識與價值判斷的區分，力求在學術研究中排除價值判斷，實現了價值立場的中立。雖然形式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的現代性分析架構隱含著社會批判的向度，但他對現代性的後果隻給予實然層次的犀利分析，並未提出應然的規範要求，從合理化理論拓展出社會批判理論則是他留待後人來完成的工作。
二、理想國與悲觀主義
馬克思的社會關係批判包含著辯證的現代性超越機製，這種超越不僅是一種理論中的超越，更是一種現實中的超越。“異化”邏輯先驗地預設了人的理想性存在，把現代性的現實視為理想國的隕落，試圖通過異化的揚棄來恢複人間的理想國。在他看來，“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80]。通過“異化”向“物化”的邏輯演進，馬克思把理想國的最終實現奠定在物質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在《資本論》的最後手稿中，馬克思指出人類能力全麵而自由發展的“真正的自由王國”，“隻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81]。在馬克思那裏，作為現代性批判內核的現代性辯證法不僅具有一般的現代性批判理論的特質，更是具有一種建構性的向度。在辯證法的曆史性原則下，他把共產主義“理想國”的實現視為一個曆史過程，其實現建立在物質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超越了黑格爾的精神過程。馬克思用現實的共產主義追求，取代了柏拉圖抽象的理想國，並將這一過程與工人運動緊密聯係，他指出，“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的革命運動”，“他們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製度才能達到”[82]。這樣，最終賦予現代性批判以現實性。
韋伯卻對現代性的後果抱持一種悲觀主義的態度。韋伯的世界觀是一個事實與價值分裂的世界，前者是客觀現實的世界，是理性和技術統治的領域；後者是主觀意義的世界，充斥著非理性和衝突。然而，韋伯的合理化並不意味著形式合理性最終會完全取代實質合理性，工具理性的擴展並不能消除行動的非合理性成分的存在。兩個世界會始終存在，合理化有其必然的界限，即便是現代性興起過程中合理化的擴展亦不能抹煞這種劃分，更不能否定價值世界的意義。反而，韋伯十分重視曆史過程中非理性的創造性，並以此來考量現代性引發的諸種問題，他始終在合理化的具體結果的一種肯定價值和在其意義方麵對人的精神發展的憂慮之間徘徊。施路赫特在“理性化的矛盾”一文的結尾，描述了韋伯的這種悲觀主義態度：
韋伯的論點讓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現實狀況的診斷，而在他的診斷中韋伯對兩種看法保持著相當的距離：一種是認為我們終會找到最後真理的信仰，另一種是認為我們可以製造出人類幸福的信仰。在今天，似乎逃避現世與適應現世的心態仍在解除了魔咒的世界中循環不已，韋伯的這番診斷因此重新顯出其重要性。他的診斷指出了我們在現代社會中不痛快的理由，卻也讓我們明白，為什麽對於這種不適意、不痛快甘之如飴，而不輕言放棄。[83]
在韋伯那裏，合理化的“吊詭”最終將使人生活於“鐵籠”，製造出“沒有精神的專家，沒有情感的享樂者”。然而，我們卻是無能為力的，隻能如守望者那樣籲求：“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說，早晨降至，黑夜依然，你們若要問就可以問，可以回頭再來。”經曆過已有兩千年的詢問和等待，我們曉得他們“那令人戰栗的命運”[84]。
[1] 〔德〕哈貝馬斯：《後民族結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86—187頁，略有改動。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6頁。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3—34頁。
[4] 〔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第10頁。
[5] 〔日〕廣鬆涉：《物象化論的構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5頁。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313頁。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332—333頁。
[8] 〔日〕廣鬆涉：《物象化論的構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14頁。
[9] 〔日〕廣鬆涉：《物象化論的構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13頁。
[10] 俞吾金、陳學明：《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新編：西方馬克思主義卷》，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2，第25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320頁。
[12]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第69頁。
[13]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第219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297頁。
[15] 〔日〕廣鬆涉：《物象化論的構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55頁。
[16] 俞吾金、陳學明：《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新編：西方馬克思主義卷》，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2，第458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75頁。
[18]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第267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267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301—302頁。
[21]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第267頁。
[22] 〔日〕廣鬆涉：《物象化論的構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57頁。
[23] 〔日〕廣鬆涉：《物象化論的構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19頁。
[24] 〔日〕廣鬆涉：《物象化論的構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33頁。
[2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52頁。
[2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6頁。
[27] 〔日〕廣鬆涉：《物象化論的構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82頁。
[28] 〔日〕廣鬆涉：《物象化論的構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70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30頁。
[3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85頁。
[3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88—89頁。
[3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6頁。
[3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7頁。
[3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1頁。
[3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02頁。
[36] 〔法〕阿隆：《社會學主要思潮》，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第99頁。
[3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82頁。
[38] 〔日〕廣鬆涉：《物象化論的構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38—39頁。
[39] 〔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第64頁。
[4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44頁。
[4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307頁。
[4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44頁。
[4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44頁。
[4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176頁。
[45] 〔美〕庫爾珀：《純粹現代性批判》，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第35頁。
[46] 〔美〕馬丁·傑：《法蘭克福學派史》，第2版序，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第9頁。
[47] 參見顧忠華：《韋伯學說》，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第25—34頁。
[48] 〔德〕施路赫特：《理性化與官僚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第5頁。
[49] 〔德〕施路赫特：《理性化與官僚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第4頁。
[50] Julien Freund，German Sociology in the Time of Max Weber，Tom Bottomore & Robert Nisbet，eds.，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London & New York，1978。轉引自〔德〕韋伯：《韋伯作品集Ⅰ：學術與政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第87頁。
[51] 〔德〕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151頁。
[52] 〔德〕韋伯：《學術與政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第29頁。
[53] 參見蘇國勳：《當代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10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第84頁。
[54] 〔德〕韋伯：《學術與政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第48頁。
[55] 〔美〕庫爾珀：《純粹現代性批判》，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第39頁。
[56] 蘇國勳：《當代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10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第97頁。
[57] 〔美〕庫爾珀：《純粹現代性批判》，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第37頁。
[58] 〔美〕哈維：《後現代的狀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第23頁。
[59] 參見〔德〕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33—243頁。
[60] 〔德〕韋伯：《學術與政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第39—40頁。
[61] 〔德〕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第104—106頁。
[62] 〔德〕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第2頁。
[63] 〔德〕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第2—3頁。
[64] 顧忠華：《韋伯學說》，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第24頁。
[65] 蘇國勳：《理性化及其限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240頁。
[66] 〔德〕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326頁。
[67] 〔德〕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頁。
[68] 〔英〕多德：《社會理論與現代性》，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第67頁。
[69] 參見〔德〕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5頁。
[70] 參見謝永康：《批判理論的範式轉型及其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
[71] 〔美〕芬伯格：《技術批判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第54頁。
[7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416頁。
[7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9頁。
[7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5頁。
[7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12頁。
[76] 參見鄭飛：《現代性辯證法視野中的現代性批判》，《社會科學輯刊》2008年第2期。
[77] 〔德〕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第3—4頁。
[78] 蘇國勳：《理性化及其限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272頁。
[79] 〔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5頁。
[8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297頁。
[8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26頁。
[8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07頁。
[83] 〔德〕施路赫特：《理性化與官僚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第54頁。
[84] 〔德〕韋伯：《學術與政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第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