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對自然界的實踐把握是通過三個基本環節進行的：確立實踐目的和實踐方案；實踐主體依據目的、方案通過一定手段作用於客體；根據實踐結果修正實踐目的和實踐方案，從而對實踐活動本身進行反饋調節。這三個環節實際上構成了實踐活動的運行機製。
目的是人們在實際改造自然之前，在頭腦中預定的活動結果，是人們從事實踐活動的出發點。目的不僅包含著主體對自身需要的意識，而且也包含著對客體及其與主體關係的認識。由於外部自然的現存形式不能滿足人的需要，因此，人必須根據自己的內在需要對外部自然進行改造。這種改造首先是在思維中進行的，即通過“思維操作”，消滅外部對象“當前存在”的自在的客觀性，在思維中形成一個符合人的內在需要和主觀要求的“理想存在”，在觀念中建立起主體與客體的新的統一的關係。
這種思維改造，對於實際改造來說，是一種超前改造，是實踐改造外部對象的過程在思維中的預演，是預先在頭腦中設定的實踐活動的理想模型。這種超前改造形成了實踐的目的，並以意圖、動機的形式規定了人們活動的目標。目的包含著主體改造客體的強烈願望，是要在對人有用的形式上占有客體，而不僅僅是一般地認識客體。目的所關心的不是客體的現狀如何，而是客體應當如何，是客體對主體的意義。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24]。
目的中既包含著主觀的尺度，也包含著客觀的尺度。在這兩個尺度中，主觀尺度是核心，客觀尺度是前提。“人在自己的實踐活動中麵向客觀世界，以它為轉移，以它來規定自己的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的目的是客觀世界所產生的，是以它為前提的”[25]。然而，目的要克服的卻是客體的自在的客觀性，使客觀存在符合人的主觀需要。“目的的活動不是指向自己……而且為了通過消滅外部世界的規定的（方麵、特征、現象）來獲得具有外部現實形式的實在性。”[26]換言之，人在實踐活動中並非僅僅接受自然規律，而且要依據自己的目的利用自然規律去改變外部自然的現存狀況，使它成為符合人的目的的新的狀態，即成為“人類學的自然界”。
可見，目的包含著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的矛盾，這種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的矛盾表現為實然與應然、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外部自然實際怎樣，這是對象的實然性；而主體要求對象應當怎樣，這是對象的應然性。實然性表明了外部自然的客觀狀態，是自然當前的現實存在；應然性則表明了人們對自然的主觀要求，是一種未來理想的存在。目的的內在矛盾通過實踐的對象性活動得到解決。
實踐的目的性把實踐活動過程同自然運動過程區別開來。在自然運動過程中，客體和客觀狀態及其發展直接受因果規律製約，事物的現狀主要是被過去的事件所支配，是過去製約現在。實踐活動過程卻不是一般的“原因——結果”的轉化過程，而是“目的——結果”的轉化過程，目的作為環節插入客觀聯係的因果鏈條之中，作為一種特殊的原因而起作用。
在這種特殊的因果關係中，目的作為原因並不是指向過去的事件，而是指向一種尚未發生的事件。因此，人的實踐活動並不是純粹地為過去的事件所製約，而是同時受到未來的事件的製約；未來的事件在現實中還不存在，它是主體選擇的結果。這樣，實踐過程就表現為一種自在自為的物質運動過程。這種過程改變了客體的自然進程，使其成為在主體製約下的物質運動過程。這就是主體活動的客觀性與客體運動的客觀性的本質區別。
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確認因果關係是現實的聯係，認為“‘因果關係的運動’=實際上在不同的廣度或深度上被捉摸到、被把握住內部聯係的物質運動以及曆史運動”[27]。可以說，整個自然科學就是依據因果範疇建立起來的，離開因果範疇就沒有自然科學。在說明主體的活動過程時，馬克思主義曆史觀又強調目的範疇的重要性，認為人的實踐活動是體現著目的性的活動，離開目的就無法說明人的實踐活動。這種有目的的活動與客觀的因果關係並非如同冰炭，難以相容。正如恩格斯所說，人的活動能夠“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發生的運動（工業），至少不是以這種方式發生運動，並且我們能賦予這些運動以預先規定的方向和範圍。因此，由於人的活動，就建立起因果觀念”，同時，“人類的活動對因果性作出驗證……可以說是對因果性作了雙重的驗證”[28]。人的活動的因果聯係是更高水平的因果聯係。
目的是主觀的，而它要改造的對象卻是客觀的，因此，目的不能直接作用於客觀對象。“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29]。客觀對象隻能被一種客觀力量所改變。手段正是這樣一種現實的客觀力量。但是，手段是依據主觀目的的要求選定的，隻有符合主觀目的要求的“物”才能成為手段，實現不同目的必須使用具有不同功能的手段。同時，手段功能的發揮也必須服從於目的，手段依據目的而運動，並始終為目的所製約。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者利用物的機械的、物理的和化學的屬性，以便把這些物當作發揮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於其他的物。”[30]
手段是人的身內器官與身外器官的矛盾統一。手段是主體將之置於主體與客體之間，把自己的活動傳到客體上去的物或物的綜合體。“這樣，自然物本身就成為他的活動的器官，他把這種器官加到他身體的器官上……延長了他的自然的肢體。”[31]動物完全靠自身的身內器官從事活動，身內器官是它們唯一的活動手段。動物力量和能力的大小，是由它的身內器官決定的。與動物不同，人的力量和能力的大小主要不是由身內器官決定，而是由身外器官即手段決定的。
手段是由身外的自然物所構成的，但它在人的實踐活動中的功能卻是人的身內器官功能的外化，是人的身外器官。靠身外器官的作用，人首先占有和支配了一部分外部自然力，並把這些自然力變成主體自身的力量去征服其他自然力，從而實現自己的目的。手段的特點就在於，它是人的身內器官與身外器官的統一。這樣，人們就可以突**內器官功能的局限，使主體的力量具有了無限發展的可能性。
因此，馬克思提出，要注意“社會人的生產器官”和“批判的工藝史”問題，並指出：“達爾文注意到自然工藝史，即注意到在動植物的生活中作為生產工具的動植物器官是怎樣形成的。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個特殊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的形成史，難道不值得同樣注意嗎？”隻要認真研究作為手段的工具，創建“批判的工藝史”，“工藝學會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係”[32]。
“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表明，在實踐活動中，人們主要使用自己製造的工具，而不是使用天然工具。這說明，手段首先是人們過去活動的結果，爾後才是未來活動的前提；手段不是天然的自然物，而是凝聚了、物化了人的過去活動的人工自然物。如果說人的身內器官是一種天然器官，那麽，手段作為一種身外器官就是一種人工器官，是“社會人的生產器官”。因此，手段與人的肉體器官的關係，不僅是身外器官與身內器官的關係，而且是人工器官與天然器官的關係。隻有具備過去活動結果與未來活動前提兩種性質的東西，才具備手段的性質。換言之，手段是人的過去活動和未來活動的矛盾統一。
手段把過去活動與未來活動統一起來，把前人活動與後人活動統一起來了，這就使人的活動具有不同於動物活動的特點。具體地說，前人活動的結果和終點，是後人活動的前提和起點。手段使前人活動與後人活動、過去活動與未來活動建立起內在的曆史聯係。這樣，每一代人在使用手段進行活動時，實質上是把前人活動及其成果作為自己的手段，因而每一代人都突破了本身力量的局限，把曆史上創造的人類力量的總和納入自身之中，以人“類”的資格去從事新的活動。這就使人類社會的發展成為一個不斷向上的、滾雪球式的過程，形成了區別於生物進化規律的社會發展規律。
因此，馬克思把“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看作是“每一個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認為隻要認真研究作為手段、工具的“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史，就能夠揭示出人對自然的活動方式和人的物質生活的生產過程，從而揭示出社會關係以及精神觀念的起源，並形象地指出：“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33]
在實踐的目的中，實踐的結果已經以主觀觀念的形式建立起來了，實踐結果就是在外部自然中以客觀形式實現了的主觀目的。因此，實踐的結果是主觀性與客觀性的現實統一。在這個過程中，主體自覺地認識、把握和利用客體的規律，使客體達到適應主體需要的性質和狀態。這樣一來，自然界本身潛存著的豐富的因果聯係的可能性，通過“目的→手段→結果”的運動，被有選擇地實現出來了。
同自然運動結果相比，實踐活動結果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這就是實踐的結果具有成敗的屬性。自然結果僅僅是由原因引起的，自然運動受自然規律支配，它必然嚴格遵循客觀規律，不存在違背客觀規律的可能性。所以，在這種原因與結果之間沒有成敗問題。實踐的結果卻始發於目的，而且在整個實踐過程中目的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成為支配人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在這個過程中，人既可能遵循客觀規律，也可能違背客觀規律，因而實踐結果一旦形成，就馬上進入與目的的對比之中。正是這種對比關係構成實踐結果所獨有的成敗屬性。因此，實踐結果對實踐目的具有反饋作用，人們可以以此堅定或修正實踐活動的目的，反思整個實踐過程。實踐結果對主體發生的這些效應，使主體具有了更大的主動性，因而成為主體活動的一個基本環節。
人的實踐活動之所以與自然的物質運動具有不同的特點，是因為人的活動是在理性支配下活動。理性追求著客體的必然性，向人們展現外部自然的各種可能性，以供主體行動時選擇；同時又追求著客體的應然性，並促使人們根據應然性在客體發展的多種可能性中進行選擇。人的實踐活動與自然的物質運動區別，並不在於前者自覺地為客觀規律所支配，後者盲目地為客觀規律所支配，而是在於，在人的實踐活動中，理性向主體展示了可供選擇的多種可能性及其對各種可能性後果的估計，同時又反映著主體內在需要的多種層次性及其實現的可能性，從而使主體把客體的可能性和主體的可能性結合起來，並創造條件使這種可能轉為現實。這個過程蘊含並體現著深刻的辯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