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發展的形式總是由片麵到全麵。“所說的曆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最後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並且因為它很少而且隻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進行自我批判，——這裏當然不是指作為崩潰時期出現的那樣的曆史時期，——所以總是對過去的形式作片麵的理解。”[1]這種曆史發展的片麵性造成人的認識的片麵性、局限性。
問題在於，適應曆史發展片麵形式的範疇體係往往成為一種思維定勢，成為一種“客觀的思維形式”，統治著人的思維。於是，隨著曆史發展由“片麵”到“全麵”，就要反思、批判並打破原有的範疇體係，建立新的適應於曆史全麵展開形式的範疇體係，新的範疇體係對舊的範疇體係的批判實質上是實踐活動不斷發展的產物。因此，必須把反思置於實踐發展基礎之上來考察。
在哲學史上，黑格爾對反思作了深刻而全麵的論述。按照黑格爾的觀點，“反思以思想的本身為內容，力求思想自覺其為思想”[2]。這就是說，反思的對象是思想，反思是對思想本身進行認識，即以思維為對象的思維形式。反思的作用就在於，它不斷使思維本身“過渡”，形成“自己構成自己”的運動，因而構成了思維發展中的“絕對的積極的環節”，即思維的辯證否定環節。
作為思維運動的“過渡”或中介，反思在不同層次上的運行有其不同的表現形式。黑格爾的《邏輯學》分為“存在論”、“本質論”和“概念論”。在這三個層次中，反思的運行都不一樣。以“本質論”為例。在“本質論”中，不同範疇通過反思連成一體。換言之，“本質論”中的各種規定都是反思的規定。“本質的觀點一般地講來即是反思的觀點。反映或反思（Reflexion）這個詞本來是用來講光的，當光直線式地射出，碰在一個鏡麵上時，又從這鏡麵上反射回來，便叫反映。在這個現象裏有兩方麵，第一方麵是一個直接的存在，第二方麵同一存在是作為一間接性的或設定起來的東西。”[3]隻有當存在向本質、直接性向間接性發展時，反思才出現。因此，黑格爾認為，在“本質論”中，各種思維規定都是由反思發掘出來，並且被反思固定下來的，“本質的觀點一般地講來即是反思的觀點”[4]。可見，反思在不同層次上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作為思維運動中的中介，反思本身也要被揚棄，從而形成思維的整體運動。以概念論為例。到了“概念論”，反思本身又被揚棄。此時，本質經過反思的中介進入間接性。“概念是‘存在’與‘本質’的統一。”因此，黑格爾又從兩個方麵來分析反思：“第一，反思規定是建立起來之有，即否定本身；第二，反思規定是自身反思。”這裏，產生雙重關係，即作為“建立起來之有”的反思是否定；“作為自身反思，它又是這個建立起來之有的揚棄，是無限的自身關係”[5]。換言之，反思是對直接存在的否定，而思維自己無限的運動又是對這否定的否定，即對否定自身的反思。經過這樣的運動，反思既包含了直接性，又包含了間接性；既包含反思他物，又包含反思自身；既是向外映現，又是向內映現。同時，這一過程又是作為中介環節的反思向“整體反思”發展的過程。
黑格爾對反思理論的貢獻就在於：揭示了反思這一特定思維形式的對象，即以思維為對象；揭示了反思在思維發展中的中介環節作用，即辯證否定在思維中的具體體現；揭示了反思的不同形態，並按思維“自己構成自己”的曆史線索，把它們由低級到高級聯係起來。當然，黑格爾對思維的反思隻是在純思辨領域中進行的。
馬克思的實踐反思理論是對黑格爾的思辨反思理論進行唯物主義改造的產物。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思維的反思是由實踐發展所決定的，它的活力主要來自實踐，而方向是“與實際發展相反的”，即“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6]。馬克思對反思理論的最大貢獻，就是打破了反思的神秘性，使其從純思辨的王國回到人的現實活動中，成為“當作實踐去理解”的一個環節。
馬克思實踐反思理論中的反思又是在自我批判基礎上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反思是在自我批判基礎上的批判。“基督教隻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在可能範圍內準備好時，才有助於對早期神話作客觀的理解。同樣，資產階級經濟隻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7]這就是說，反思是實踐和主體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在進行“自我批判”基礎上的一種批判形式，隻有這種反思才具有“客觀的理解”的意義。把反思紮根於實踐活動和主體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深刻之處。
思維是按一定的邏輯規則運行的，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特定的“思維框架”、“思維定勢”、“思維圈”，這些“框架”、“勢”和“圈”本身又產生了排他性，拒斥不符合自身思維要求的信息。但是思維本身又隻能從有限出發來把握無限，一旦形成了這些“框架”、“勢”和“圈”，思維自己就陷入單一化、直線化。更重要的是，思維在自己的“框架”、“勢”和“圈”裏無法打破自己，因而在麵對新鮮的信息時，就產生了“思維盲區”、“無知境界”、“悖論”，陷入不可解決的矛盾之中。馬克思曾概括性地談到過這一問題：“在人類曆史上存在著和古生物學中一樣的情形。由於某種判斷的盲目，甚至最傑出的人物也會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後來，到了一定的時候，人們就驚奇地發現，從前沒有看到的東西現在到處都露出自己的痕跡。”[8]這種“判斷的盲目”是由思維前提的局限性、推理的程式化造成的。這就是說，一旦陷入特定的“思維框架”內，就會產生“思維盲區”，從而產生一定的“判斷的盲目”，“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即無法正確理解新的信息。
思維框架、思維定勢、思維圈是一個相互聯係的過程。“思維框架”概念是由恩格斯首次提出的，其意是指思維運行的空間，它像腳手架一樣，規定著思維的視野、思維的容量、思維的深度。任何思維都是在一定的框架中進行的，思維框架規定著“思維的界限”，這種思維的界限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思維圈”；從“思維框架”到“思維圈”經過“思維定勢”的中介。所謂思維定勢，是指思維向著某種“完整性”、“穩定性”的運動，是在一定思維框架中產生的思維必然如此運動的過程。思維定勢的形成標誌著思維圈的形成以及思維方式的定型化。
正是由於思維運行的這些特點，思維本身的發展必然要求反思思維。反思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沿著“問題”展開思維的批判性和創造性，否定原有的思維框架、思維定勢、思維圈，並形成新的思維框架、思維定勢、思維圈。這裏，已經顯示出反思在思維運動中的重要性。黑格爾把反思稱為思維“自己運動和生命力的內部搏動的否定性”，認為反思是思維的“絕對積極的環節”，確實是極其深刻的。反思集批判性與創造性於一身，它是思維中的辯證否定的具體體現。沒有反思，就沒有思維的自我運動。反思因此成為一項獨立的思維形式。
馬克思的實踐反思理論是對黑格爾的思辨反思理論的揚棄，具有獨特的理論特征。“如果這些個人的現實關係的有意識的表現是虛幻的，如果他們在自己的觀念中把自己的現實顛倒過來，那麽這又是由他們狹隘的物質活動方式以及由此而來的他們狹隘的社會關係所造成的。”[9]這就是說，實踐發展的實際形式決定反思的形式，反思的局限性導源於“物質活動方式的局限性”。通過對“勞動”這一範疇曆史理解形式的分析，馬克思說明了反思是實踐基礎上的反思。
這裏，首先通過考察馬克思對亞裏士多德的“勞動”範疇的分析，來說明馬克思實踐反思理論的特征。
亞裏士多德是最早對價值形式作出分析的思想家，他正確地看到“五張床＝一間屋”可以轉化為“五張床＝若幹貨幣”。然而，亞裏士多德到此卻停步不前了，認為“沒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換；但是沒有這種可以公約的性質”。所以，亞裏士多德一方麵認識到“五張床＝一間屋”存在著“等同性”，另一方麵又認為，“那是實際上不可能的，這樣不同種的物是不能公約的”。造成這一結果的直接原因，是因為亞裏士多德缺乏“價值概念”。亞裏士多德生活在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古希臘社會，這種社會的片麵形式使他不能形成相等的勞動概念，隻能產生人類勞動不平等的觀念。“他所處的社會的曆史限製，使他不能發現這種等同關係‘實際上’是什麽。”[10]社會實踐的片麵形式產生片麵的觀念，即使亞裏士多德這樣的思想家也在所難免。
其次，以馬克思對勞動範疇的曆史考察來說明馬克思實踐反思理論的特征。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勞動”本身是古老的，但真正把握“勞動”的意義，卻是現代社會。這一過程大致有五個階段：（1）貨幣主義把財富看成是完全客觀的東西，看成是存在於貨幣中的物；（2）重工主義和重商主義把財富的源泉從客體轉到主體活動中，即工業勞動與商業勞動；（3）重農學派則把作為勞動的一定形式的農業看作是創造財富的唯一形式；（4）亞當·斯密作出進一步抽象，“幹脆就是勞動，既不是工業勞動，又不是商業勞動，也不是農業勞動，而既是這種勞動，又是那種勞動”[11]，從而抽象出“勞動一般”，確立了勞動價值論；（5）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第一次對“勞動”與“勞動力”這兩個概念作出區分，指出勞動是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的使用，而勞動力是存在於人體中的智力與體力，從而揭示出資本的存在是以剝奪勞動者的生產資料，並使勞動力成為商品為前提的，從而創立了剩餘價值理論。
就勞動與價值的關係而言，這裏存在著抽象發展的五個層次：純客體→主體活動→某種形式的勞動→勞動一般→勞動與勞動力的分離、剩餘價值、資本。這五個層次又始終存在著兩個方麵：一是實踐本身的發展；二是對前邊的已經形成的抽象進行反思、批判，即重工主義、重商主義對貨幣主義的批判，重農主義對重工主義、重商主義的批判，亞當·斯密對重農主義的批判，馬克思對亞當·斯密的批判。其中，實踐的發展始終是反思、批判的前提和基礎。正如馬克思所說：“最一般的抽象總隻是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發展的場合，在那裏，一種東西為許多東西所共有，為一切所共有。這樣一來，它就不再隻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12]這裏，馬克思實際上指出了實踐反思的根本特征：一是“最一般的抽象”產生於被抽象的對象已經具有“最豐富的具體的發展”形式；二是“最一般的抽象”是從“特殊形式”上升到“普遍形式”的過程。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隻有在下列條件下才能作出“勞動一般”的抽象：其一，“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樣看待，以各種現實勞動組成的一個十分發達的總體為前提，在這些勞動中，任何一種勞動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勞動。”[13]其二，“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樣看待，適合於這樣一種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一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說來是偶然的，因而是無差別的。”[14]
因此，勞動作為“一種古老而適用於一切社會形式的關係的最簡單的抽象，隻有作為最現代的社會的範疇，才在這種抽象中表現為實際上真實的東西”[15]。這就是說，隻有在勞動形式全麵展開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才能作出“勞動一般”的抽象。這就是問題的本質。但是，馬克思並不是直線地看待實踐與思維之間關係的。在馬克思看來，思維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但由於思維運動有自身的特殊性，所以又產生了一個思維的反向運動，即思維從高級階段反過來認識低級階段；隻有立足於展開了的具體範疇，才能深刻地把握簡單範疇，高級範疇形成的過程同時又是使低級範疇“變形”的過程。換言之，思維發展有自身的相對獨立性，隻有抓住“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這一問題的關鍵，才能更深刻理解反思的重要性。
範疇的發展是一個範圍不斷擴大、層次不斷形成的過程。在馬克思看來，這裏的關係應該是這樣的：“簡單範疇是這樣一些關係的表現，在這些關係中，較不發展的具體可以已經實現，而那些通過較具體的範疇在精神上表現出來的較多方麵的聯係或關係還沒有產生，而比較發展的具體則把這個範疇當作一種從屬關係保存下來。”“比較簡單的範疇可以表現一個比較不發展的整體的處於支配地位的關係或者一個比較發展的整體的從屬關係，這些關係在整體向著以一個比較具體的範疇表現出來的方麵發展之前，在曆史上已經存在。”[16]
這裏，出現六個範疇：（1）簡單範疇；（2）不發展的具體（整體）；（3）比較簡單的範疇；（4）比較不發展的具體（整體）；（5）比較具體的範疇；（6）比較發展的整體。這六個範疇之間存在著橫向對應關係，即簡單範疇——不發展的整體；比較簡單的範疇——比較不發展的整體；比較具體的範疇——比較發展的整體。同時，這六個範疇之間又存在著從縱向的獨立到“從屬”的關係，即簡單範疇→比較簡單的範疇→比較具體的範疇；不發展的整體→比較不發展的整體→比較發展的整體。馬克思認為，“在這個限度內，從最簡單上升到複雜這個抽象思維的進程符合現實的曆史過程”[17]。換言之，邏輯與曆史是一致的。
問題在於，僅僅停留在邏輯與曆史一致的水平上，並不能完全說明邏輯本身發展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在認識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中存在著“變形”、“反過來思”的過程。這就是，從簡單範疇向比較簡單的範疇，再向比較具體的範疇演化是一個特殊的結構變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簡單範疇成為較具體範疇的從屬因素，成為更高層次係統內的一個要素、構成部分；而較高層次的具體範疇又改變著原先較低層次的簡單範疇的比重和結構。如同實踐的發展一樣，在範疇發展中也存在著一種“普照的光”，這種“普照的光”就是反映人類最高實踐活動特點的概念結構，這種概念結構支配著以前的概念結構。正如馬克思所說，“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裏麵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8]因此，在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理論體係中，範疇的次序不是按它們在曆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後次序來安排的，而是“倒過來”安排的。新的概念結構、“較具體的範疇”總是對原有概念結構進行批判，改變著原有概念結構各要素的比重、地位，使之從屬化。
通過範疇發展中的這種正向與反向的運動，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馬克思為什麽提出關於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及科學分析，總是從“事後”，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之所以要從“事後”，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是因為“後麵”已經不同於“前麵”，“完成”已經不同於“開始”，這裏已經發生了結構、本質和整體上的飛躍。如果從“前麵”、“開始”出發，就會局限於“前麵”、“開始”所遵循的“簡單範疇”與“不發展的整體”之內，思維在這一“思維圈”內無法使自身上升到“比較具體的範疇”。所以，思維的行程要倒過來，從“事後”，從“完成的結果”出發進行反思。此時，思維就會形成一種批判功能，使原有的概念結構“變形”。
馬克思實踐反思理論的重要意義就在於：揭示出反思成為思維中“絕對的積極的環節”的真正原因，即反思是以實踐活動的發展為前提和基礎的，同時，又揭示出“反過來思”是從“發展的結果”出發，逆向溯因的過程，是一個重建範疇體係或概念結構的過程，是通過建立新的範疇體係對原有的範疇體係進行批判的過程。馬克思的實踐反思理論揭示出思維的正向與反向兩個方向的運動，為人們把握曆史運動提供了科學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