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曆史哲學史上看，批判的曆史哲學的產生，標誌著西方曆史哲學從思辨形態轉向分析形態，從近代形態轉向現代形態。從總體上看，現代曆史哲學注意的中心已不是曆史本體論問題，而是曆史認識論問題。柯林武德認為，曆史哲學就是對曆史思維的前提和含義的一種批判性的探討，其本質就是“反思曆史思維”，從而確定曆史學努力的界限和特有價值。克羅齊斷言：曆史哲學就是“有關曆史認識論的研究”[42]。研究重心的這一轉移完全符合人類認識規律：認識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種努力一旦持續下去，就會在某一時刻轉變為對這種認識活動本身的反思與批判。
因此，批判曆史哲學的產生以及曆史哲學研究重心的轉換，即從曆史本體論轉移到曆史認識論，絕不意味著西方曆史哲學的沒落，相反，卻表明它的成熟，它促使人們自覺地意識到認識能力的相對性，並在這種自我批判的基礎上更審慎、更清醒地去認識客觀曆史。曆史本體論如果脫離了曆史認識論，其結論必然是獨斷的、不可靠的。曆史本體論的真正確立和發展有賴於曆史認識論的探討和發展。但是，批判的曆史哲學是在脫離曆史本體論、否定客觀曆史存在的基礎上考察曆史認識的內容和結果的。在探討曆史認識論時，批判的曆史哲學竟把其前提——客觀曆史一筆勾銷了，結果是犯了一場“演丹麥王子而沒有哈姆雷特”的錯誤。
在批判的曆史哲學中，克羅齊的“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引人矚目。按照克羅齊的觀點，人們都是從當代出發，並依據當代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念認識曆史的，所以，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這裏，有一個很難回避的問題，即如何看待馬克思的“從後思索法”和克羅齊的“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的關係。
馬克思的“從後思索法”和克羅齊的“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都是對曆史認識特殊性反思的產物。如前所述，曆史是已經過去的存在，因而在認識曆史的活動中，認識主體不可能直接接觸認識客體。認識對象的這種特殊性造成了曆史認識的特殊性，並使曆史認識論的研究遇到了一係列特殊的困難。馬克思的“從後思索”和克羅齊的“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就是對這一特殊困難的不同解答，二者都屬於現代哲學的觀念。但是，馬克思的“從後思索”和克羅齊的“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觀念又有本質的區別。這一區別表現在三個方麵：
首先，馬克思認為，曆史雖已過去，但它並沒有化為無，而是以萎縮、濃縮、發展的形式被包含在現實社會中，“從後思索”就是從現實社會中“透視”以往的客觀曆史；克羅齊則認為，曆史研究僅僅是活著的人，而且是為了其活著的人的利益去重建死者的生活，不存在“客觀曆史”。
其次，馬克思認為，實踐是過去曆史向現實社會過渡的“轉換器”和“顯示尺度”，“從後思索”的廣度和深度取決於實踐的“格”以及由實踐的“格”升華的思維的“格”；克羅齊則認為，過去曆史同當代生活的“對流”隻是以史學家或哲學家的主觀精神為媒介。
再次，馬克思認為，“從後思索”是通過由結果到原因的反歸來把握曆史運動的一般規律；克羅齊則認為，在打上了“當代性”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曆史中尋找“普遍史”，永遠不會成功，社會曆史“無任何規律可循”。
克羅齊看到了曆史認識的特殊性，並提出了建構曆史認識論的問題，但它卻無力科學地解決曆史認識論問題。馬克思的“從後思索法”確認曆史認識的特殊性，認為在曆史認識活動中，既不存在一個抽象的“反映”或“摹寫”過程，也不存在一個純粹“自我意識”建構的過程，人們認識曆史是以實踐為中介的。馬克思“從後思索法”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它把認識活動歸結於實踐活動，把現實社會看作是過去曆史的延伸和拓展，把實踐看作是過去曆史向現實社會過渡的“轉換尺度”和“顯示尺度”，從而以實踐為出發點去探討過去的曆史以及人們認識曆史的過程和規律。這就為建構科學的曆史認識論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馬克思的“從後思索法”深刻地體現著曆史本體論和曆史認識論的內在統一，它以“超前的意識”預示了20世紀曆史哲學“合流”的趨勢——在“複活”曆史本體論的基礎上深化曆史認識論的研究。
從形式上看，“從後思索”是從結果向原因的回溯，從現實向曆史的“透視”，仿佛是麵向過去，但它的目的和意義卻在相反的方麵，即麵向未來。這是因為，馬克思的“從後思索法”既“包含著超越自己的、對早先的曆史生產方式加以說明之點”，又包含著“預示著未來的先兆”之點，從而用“未來”引導社會運動。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如果說資產階級前的階段表現為僅僅是曆史的，即已經被揚棄的前提，那麽，現代的生產條件就表現為正在揚棄的前提，那麽，現代生產條件就表現為正在揚棄自身，從而正在為新社會製度創造曆史前提的生產條件。”因而，從現實社會出發去考察過去曆史，“這種正確的考察同樣會得出預示著生產關係的現代形式被揚棄之點，從而預示著未來的先兆，變易的運動”[43]。正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為中介，馬克思“透視”出“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係”，同時發現“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隻是後者未來的景象”[44]。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曆史觀具有雙重功能，即說明曆史和預見未來。
在批判的曆史哲學中，波普爾的“曆史不可預見”的觀點同樣引人矚目。在波普爾看來，曆史進程受到人類知識進步的強烈影響，而知識增長本身無規律可言，因而在曆史領域，預見是不可能的；曆史決定論必然要作預言，然而預言本身就參與並影響著曆史進程，以其自身對曆史的作用取消了曆史規律的客觀性。波普爾不理解曆史並非隻是知識的運行，而是以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總體運動；不理解現實既是過去的延伸和拓展，又是未來的起點，它以濃縮的形式包含著過去，又以萌芽或胚胎的形式包含著未來。因此，對現實的正確理解不僅能合理地說明過去，而且能夠科學地預見未來。
從認識論的角度看，波普爾之所以不理解說明過去與預見未來的關係，是因為他混淆了預報與預見。預報是對某一事物在確定時空範圍必然或可能出現的判斷，而預見則是以規律為依據的關於發展趨勢的規律性的判斷。自然科學既能預見又能預報，社會科學隻能預見不能預報。社會生活的特殊性、複雜性使得曆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及其參加者不可能被預報，但人們可以預見發展趨勢。這種預見正是以發現和把握曆史規律為前提的。實際上，任何一門科學都以發現和把握某種規律為己任。正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為中介，在“從後思索”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發現了“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從而對未來發展作出了科學的預見。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3—2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德]黑格爾：《小邏輯》，3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3] 同上書，242頁。
[4] ［德］黑格爾：《小邏輯》，24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5] ［德］黑格爾：《邏輯學》下卷，2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57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7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同上書，22頁。
[14] 同上書，22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同上書，20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同上書，24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 馬克思：《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5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21] 馬克思：《博士論文》，3、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同上書，23頁。
[2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57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同上書，99頁。
[3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3—2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5] 同上書，20頁。
[3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54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9] ［英］卡爾：《曆史是什麽？》，93、9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4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49—35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2] ［意］克羅齊：《曆史學的理論和實際》，6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4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