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抽象法的進行和理論體係的建構貫徹著曆史-邏輯的方法原則。曆史-邏輯的方法實際上是正確處理現實的邏輯與理論的邏輯、客觀辯證法與主觀辯證法之間關係的方法。把握了這一科學方法，就能進一步說明抽象何以這樣或那樣進行，理論體係何以這樣或那樣建構的內在秘密。

這裏，首先要把握“曆史”的概念。一般說來，曆史是指按時間箭頭從過去到現在、再到將來的不可逆過程。但是在馬克思看來，曆史是與發展聯係在一起的，“聯係不斷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現為‘曆史’”[22]；反過來說，沒有發展也就沒有曆史，如同一形式的重複，沒有內容的變化，盡管存在著也沒有曆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曆史，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曆史。”[23]印度社會沒有曆史的原因就在於，亞細亞生產方式中的“公社自給自足，不斷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當它們偶然遭到破壞時，會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建立起來”。馬克思所理解的曆史與通常意義上的時間上的曆史有著較大區別。

在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中，曆史的方法就是依據社會發展進程來研究社會因素和社會關係如何生成、展開、成熟，一個階段如何發展到另一個階段的方法。從總體上看，馬克思的曆史方法具有兩個特征：

一是曆史的方法是發生學方法。按照發生學的觀點，任何一個曆史現象都有一個起源、形成、獨立的過程，有其存在的社會條件形成的過程，這一過程就是其發生的過程。例如，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就是關於“霧月十八日事變”的發生學，“敘述了二月事變以來法國曆史的全部進程的內在聯係，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跡就是這種聯係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這幅圖畫描繪得如此高明，以至後來每一次新的揭露，都隻是提供出新的證據，證明這幅圖畫是多麽忠實地反映了實際”。“馬克思不僅特別偏好地研究了法國過去的曆史，而且還考察了法國時事的一切細節”[24]。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就是關於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發生學，它詳盡具體、清澈見底、明白無誤地向我們展示了家庭、私有製和國家起源的曆史。任何曆史現象，隻有弄清它的發生，才能科學地研究它。

二是曆史的方法是過程論的方法，即按時間順序描述其發展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的方法。曆史方法的特點之一就是要求描述曆史進程中的曲折性、偶然性，描述一個個曆史事件，一個個曆史人物的活動以及具體的曆史進程。例如，馬克思把民族的早期發展比喻為兒童，並認為有“粗野的兒童”、“早熟的兒童”、“正常的兒童”。如果對民族發展作典型解剖，那麽，隻須選擇“正常的兒童”就可以了，但曆史的方法則要全麵地描述各種“兒童”的發展，越全麵、越詳盡則越符合曆史方法的要求。

曆史方法的優點在於，它反映了曆史發生、發展的具體過程，但純粹的曆史方法往往成為曆史現象的堆積、具體細節的展示。要把曆史的內在本質顯現出來，必須從曆史的方法上升到邏輯的方法。

邏輯的方法是通過一係列概念來揭示曆史的本質和規律，從而建立理論體係的方法。對於揭示曆史的本質和規律來說，“邏輯的方式是唯一適用的方式”[25]。任何一種社會研究方法，無論是實證主義的，還是人文主義的，無論是社會唯名論的，還是社會唯實論的，本質上都是邏輯的方法。這些方法的區別僅僅在於如何組織概念體係，即概念運動的規則不同。

邏輯的方法之所以是揭示曆史的本質和規律的“唯一適用的方式”，是因為社會發展往往是跳躍式的和曲折前進的，其中，充滿著無窮無盡的偶然因素，如果想把這諸多偶然因素都弄清，是做不到的；如果處處跟隨曆史，思維實際上無法進行，更無法發現和把握其中的規律。這樣一來，唯一可行的方法便是邏輯的方法。

邏輯的方法有一個獨立的範疇運行係統，這就是“正如從簡單範疇的辯證運動中產生出群一樣，從群的辯證運動中產生出係列，從係列的辯證運動中又產生出整個體係”[26]。這是一個由簡單範疇——範疇群——範疇係列——範疇體係的運動過程。這一過程仿佛是邏輯的自我運動，自己構成自己，實際上是“修正過”的曆史過程。“實際上這種方式無非是曆史的方式，不過擺脫了曆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而已。曆史從哪裏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裏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曆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27]。更重要的是，這種“修正”、“是按照現實的曆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28]。正因為如此，邏輯方法比自然主義的曆史描述更深刻地反映了曆史。這是其一。

其二，邏輯本身又是由曆史來“校正”的。在每一時代，何種範疇和邏輯關係占主導地位，從根本上說，由那個時代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關係來決定。例如，“世界交往”作為一個範疇抽象出來，在古代是不可能的，因為那時隻有部落交往、地域交往的經驗，“世界”概念還沒有產生。隻有在現代，“世界”對人說來才成為一種經驗的事實，“世界交往”的概念才能形成，以此為基礎又形成了世界市場、世界經濟、世界文學、世界曆史等範疇，這些範疇的產生又改變著原有的範疇結構，產生著新的邏輯。

正因為邏輯方法不過是“修正過”的曆史方法，並且不斷地被曆史所“校正”，所以，邏輯方法與曆史方法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在曆史研究中，邏輯與曆史相一致的方法主要體現在從“完全成熟而具有典範形式的發展點上”來研究對象，因為這種“發展點”既是曆史發展的充分形式，又為邏輯關係充分展開自身的形式奠定了現實基礎。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運用曆史-邏輯方法作了精辟的概述：“對社會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遵循著一條同實際運動完全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是從已經完全確定的材料、發展的結果開始的。”[29]“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幹擾的地方觀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30]這種“從事後開始”、“從發展的結果開始”、從“典型地點”開始研究曆史的方法，就是邏輯與曆史相一致的方法。正是在這種方法的引導下，馬克思不僅發現了“現代的災難”，而且發現了“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不僅發現了“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發現了“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31]；不僅發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規律，而且發現了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