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曆史本體論，就是指探討曆史過程本身的性質和特點的理論，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關於曆史過程的觀點”；曆史認識論則是指關於曆史認識的性質和特點的理論。具體地說，曆史認識論就是研究作為認識主體的人對於以人為主體的曆史的認識過程及其規律的理論，如曆史認識中的主觀性與客觀性的關係、相對性與絕對性的關係、階級性與科學性的關係，曆史認識的社會功能，曆史認識的檢驗標準等，都屬於曆史認識論的問題。
如果說，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葉是曆史本體論的時代，那麽，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則是曆史認識論的時代。當今，這兩種係統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合流”的趨勢——人們在曆史本體論“複活”的基礎上深化曆史認識論的研究。在我看來，之所以出現這種合流的趨勢，是因為曆史本體論與曆史認識論具有內在的聯係，隻是由於不同時代認識水平的差別和不同的需要，才把研究重心或者放在曆史本體論上或者放在曆史認識論上。唯物主義曆史觀應在深化曆史本體論的基礎上加強曆史認識論的研究，並把曆史認識論與曆史本體論統一起來，成為一個理論整體。
任何曆史認識論總是或隱或顯地以某種曆史本體論為其立論的前提和依據。現代西方曆史哲學蔑視曆史本體論並把後者稱為思辨的曆史哲學，然而，它本身信奉的仍是一種本體論，即思想本體論、曆史過程無規律論或多元論。例如，柯林武德之所以反對把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概念引入曆史學，強調曆史認識的“設身處地的領悟方法”，即曆史認識就是在自己的心靈中對曆史行動者的思想進行設身處地的“重演”，其立論的依據正是一種曆史本體論——曆史是思想史。按照柯林武德的觀點，“一個自然過程是各種事件的過程，一個曆史過程則是各種思想的過程”[26]。可見，曆史哲學企圖避開曆史本體論去探討曆史認識論，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既然曆史認識論必須要以曆史本體論為立論的前提和依據，那麽，曆史本體論就必然要對曆史認識論起導向作用。這是一方麵。
另一方麵，曆史本體論的真正確立又有賴於對人們認識曆史能力的分析，而曆史認識論就是對人們認識曆史能力的考察。康德之所以能在哲學史上造成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其實質就在於他提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思想：本體論的確立有賴於認識論的研究，對存在本身認識的是非曲直有賴於對理性認識能力的考察。正因為這一點，康德才把近代哲學家從形而上學“獨斷論”的迷夢中“喚醒”，從而成為德國古典哲學的創始人。康德的這一觀點同樣適合於曆史領域。現代曆史哲學所提出的“曆史科學如何可能”這一問題，實際上是康德的觀點在曆史領域中的“回聲”。可見，曆史本體論如果脫離了曆史認識論，其結論必然是獨斷的、不可靠的。曆史本體論的真正確立及其發展有賴於曆史認識論的探討及其發展。
從現代知識結構看，曆史本體論主要揭示曆史現象的本原和派生的關係。在這裏，意識與社會存在都是作為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最高範疇出現的，而曆史認識論正是要揭示意識與社會存在、認識與客觀曆史如何達到一致的辯證邏輯。因此，從實踐範疇開始，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全部範疇都應該把解決意識與社會存在、認識與客觀曆史的關係問題作為自己的內容。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全部範疇都應既是曆史本體論的範疇，同時又是曆史認識論的範疇，從而解答意識與社會存在、認識與客觀曆史的關係問題。
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不是對曆史規律的客觀描述，而是把研究的客體放到與意識的關係中去探討怎樣才能正確把握曆史規律；不僅回答“曆史是什麽”的本體論問題，而且回答“人們如何認識曆史”的認識論問題。一句話，唯物史觀揚棄曆史本體論與曆史認識論的理論對立，同時實現著曆史本體論與曆史認識論的雙重職能。
作為曆史本體論與曆史認識論的統一，馬克思主義曆史觀同時又是曆史方法論。所謂方法，乃是人們在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中獲得一定成果的方式。任何科學方法，都必然包含著對對象自身運動規律的認識，從內容和本質上說，方法就是對規律的自覺運用。正如現代著名科學家巴甫洛夫所說，科學方法“是‘被移植’和‘被移入’到人類意識中的客觀規律性，是被用來自覺地有計劃地解釋和改變世界的工具”[27]。作為關於曆史研究方式的性質和特點的曆史方法論，不過是曆史規律的主觀運用，不過是關於如何理解、掌握和運用一切具體的曆史研究方法的理論，它提供的是如何對待和處理認識的主觀形式與客觀曆史關係問題的基本原則，並以此指導人們去正確地認識曆史。
因此，曆史方法論的主要之點並不在於它被到處運用，而在於它試圖揭示曆史認識向真理運動的規律，而這又正是曆史本體論、曆史認識論的基本內容。從根本上說，曆史方法論的源頭存在於曆史本體論之中。現代西方兩種基本的曆史方法論——“悟釋式”和“法則式”之爭，其分歧的源頭就在於二者對曆史本身的看法不同[28]。曆史方法論與曆史認識論、曆史本體論具有內在的邏輯聯係。
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確認人類曆史與自然曆史有“相似”的一麵，因此，曆史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方法也有其相通的一麵；同時，馬克思主義曆史觀又確認人類曆史的獨特性，即人類曆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曆史事件的不可重複，曆史規律主要體現為統計學規律。因此在曆史科學中無法使用自然科學的基本方法——實驗室方法，曆史科學必須有自己獨特的方法。馬克思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抽象是唯一可以當作分析工具的力量”[29]。實際上，對於整個曆史科學來說，科學抽象法具有普遍意義。
恩格斯有句名言：隨著自然科學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同樣，隨著社會生活的巨大變革和社會科學的重大發展，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也要改變自己的形式。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現代形態就是曆史本體論、曆史認識論和曆史方法論的統一，它從三個方麵共同解決人們創造曆史的活動和認識曆史的活動麵臨的基本矛盾，標誌著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哲學在理論性質、內容和職能等方麵與其他一切曆史哲學的本質不同。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3—7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3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英]柯林武德：《曆史的觀念》，3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匈］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英文版，7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意］克羅齊：《曆史學的理論和實際》，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13] ［英］伊格爾斯、帕克：《曆史研究國際手冊》，英文版，22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同上書，58—59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同上書，71—72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同上書，68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35—2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6] ［英］柯林武德：《曆史的觀念》，30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7] 轉引自［蘇］柯普寧：《作為認識論和邏輯的辯證法》，54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
[28] 伊格爾斯把柯林武德主張的“設身處地的領悟方法”和亨佩爾主張的以“普遍規律假設”進行歸納推理的方法分別稱為“悟釋式”（Hermenenvtic）和“法則式”（Nomological）的方法（參見伊格爾斯：《歐洲史學的新方向》，英文版，33頁）。現代著名史學家福格爾和埃爾頓一致認為，二者的分歧首先是對曆史本身的看法不同（參見《兩種史學觀》，英文版，18頁）。
[29] 馬克思：《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2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