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生產、人自身生產、精神生產的關係及其曆史地位的問題，本來與曆史發展的規律問題密切相關，但由於這一問題在我國哲學界引起了較長時間的討論，而且在討論過程中出現了大起大落的現象，因此，我把這一問題單獨加以介紹。
從總體上看，我國哲學界對物質生產、人自身生產、精神生產的關係及其曆史地位的研究與討論，大體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50-60年代，這一階段的研究和討論受到蘇聯哲學界的影響，基本上否定了“兩種生產”理論，即物質生產和人自身生產是曆史發展中的決定性因素的觀點，並認為把物質生產和人自身生產同等看待，是犯了“二元論”的錯誤。
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這一階段的研究和討論則基本上肯定了“兩種生產”理論，認為人類曆史就是物質資料生產和人自身生產的曆史，因而“兩種生產”理論不是“二元論”，而是唯物主義的一元論，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是曆史中的決定性因素。
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至今，這一階段的研究和討論充分肯定並深化了“兩種生產”理論，同時提出了精神生產問題，並在此基礎上全麵展開了對“三種生產”——物質生產、人自身生產和精神生產之間關係的研究。問題的探討還在不斷地深入。
從曆史上看，關於“兩種生產”理論的爭論始自對恩格斯一個著名論斷的不同理解。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曆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麵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麵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一定曆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製度，受著兩種生產的製約：一方麵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製約，另一方麵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製約。”[11]首先指責恩格斯這一觀點的是“第二國際”的理論家亨利希·庫諾夫。庫諾夫認為，恩格斯的這一觀點是“把**同經濟方式等量齊觀”，否定了“社會製度和社會觀點取決於經濟發展水平”的唯物主義一元論，“完全破壞了唯物主義曆史觀的統一性”[12]。繼而非難恩格斯這一觀點的是俄國的米海洛夫斯基。在米海洛夫斯基看來，恩格斯“改變了最初的觀點”，不得不承認在物質資料生產之旁還有“同等意義”的因素。蘇聯哲學界一度認為“兩種生產”理論是不精確的提法，犯了“二元論”的錯誤。
深入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可以看出，“兩種生產”理論從它形成的第一天起，就並非恩格斯個人的“獨創”，而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思想結晶，是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一貫的和基本的思想。具體地說，“兩種生產”理論的製定經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德意誌意識形態》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提出“兩種生產”理論，即通過勞動而達到的“自己生命的生產”和通過生育而達到的“他人生命的生產”，這兩種生產貫穿於人類曆史的始終，決定著人類一切“自然關係”和“社會關係”；第二階段是《資本論》時期，馬克思從社會有機體再生產的角度探討了“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和曆史地位，研究了人類自身再生產和社會機體再生產的關係，從而使“兩種生產”理論獲得了豐富性和具體性；第三階段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時期，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人類史研究新成果和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研究新成果，從總體上對“兩種生產”作了高度的理論概括。
可見，恩格斯的“兩種生產”理論固然凝結著恩格斯個人的智慧，但絕不是對馬克思思想的背離或改變了自己最初的觀點。相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創立的“兩種生產”理論在原始社會研究中的具體化，是馬克思多年研究成果的理論概括和再現，用恩格斯自己的話來說，是對馬克思“遺言”的完成。庫諾夫、米海洛夫斯基對恩格斯的非難，充分顯示出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驚人的無知。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生產物質生活本身”，需要的滿足和“新的需要的產生”，人自身的生產，即“每日都在重新生產自己生命的人們開始生產另外一些人”，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貫穿於人類曆史的始終，並構成了人類的基本的曆史活動。馬克思特別指出：“不應該把社會活動的這三個方麵看做是三個不同的階段，而隻應該看做是三個方麵，或者……把它們看做是三個‘因素’。從曆史的最初時期起，從第一批人出現時，這三個方麵就同時存在著，而且現在也還在曆史上起著作用”[13]。人類自身再生產，無論是自己生命的生產還是他人生命的生產，首先取決於物質生產的性質和水平，取決於物質生產所創造的“生活資料、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的性質和水平。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離開了人類自身再生產，物質生產也就失去了能動的主體。從曆史上看，人類最初的物質生產就是由人類自身生產的需要引起的，“這一步是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而且人們社會結合的最初動因也與人類自身再生產有關。因此，隻有在物質生產和人自身生產的統一中，才有社會和曆史。
物質生產和人自身生產不僅緊密相關，具有互補性，而且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地位和功能。物質生產對社會製度的形成和發展起主要的決定作用；這主要是指文明史形成之後。在原始社會，社會製度的性質主要不是直接取決於物質生產，而是取決於人類自身再生產，因為當時物質生產剛剛萌芽，還不能完全地支配整個社會生活。正如馬克思所說，家庭首先是人類自身再生產的組織形式，“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關係，後來，當需要的增長產生了新的社會關係而人口的增多又產生了新的需要的時候，這種家庭便成為從屬的關係了”[14]。實際上，“勞動越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越受限製，社會製度就越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係的支配。”恩格斯因此斷言：“親屬關係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蠻民族的社會製度中起著決定作用。”[15]換言之，隨著文明史的誕生，親屬製度才退居次要地位，物質生產才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決定因素。
當然，有的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不能否定原始社會同樣以物質生產為基礎，理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用“生活資料生產的進步”劃分了“史前各文化階段”，闡明了“家庭的發展是與此並行的”；恩格斯不僅闡明了親屬關係對氏族製度的決定作用，而且同時研究了它的“經濟基礎”。恩格斯的“兩種生產”理論，反映的是人類曆史發展的普遍規律，而不是某一曆史階段的特殊現象。
社會機體的發展是多種生產運動的結果。在人類曆史的野蠻時期，可以把這多種生產歸結為兩種生產，即物質生產和人本身生產；在人類曆史的文明時期，可以把這多種生產歸結為三種生產，即物質生產、人自身生產和精神生產。物質生產、人自身生產和精神生產相互適應、協調發展，社會才能得到正常發展，這是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正因為如此，近年來，國內哲學界從“兩種生產”的研究又上升到並展開為“三種生產”及其相互關係的探討。
嚴格意義上的精神生產始自奴隸社會，始自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從起源上看，精神生產是物質生產和人自身生產的產物；從曆史過程來看，精神生產又是物質生產的水平和人本身生產的質量不斷提高的前提。
從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關係來看，物質生產是精神生產的基礎，精神生產起初是物質生產的“直接產物”，繼而是其“必然升華物”，“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並受物質生產規律的支配。從總體上看，精神生產在其曆史發展過程中與物質生產的曆史過程是相適應的。同時，精神生產一旦從物質生活生產中分化出來，便具有相對獨立性，有其自身獨特的發展規律，它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與物質生產保持同步，而是表現出某種不平衡。馬克思指出：藝術等意識形態的發展，其“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16]。這是因為，藝術等意識形態的發展一般與社會矛盾的激化程度有關。社會矛盾越激化，社會生活越動**，社會心理越起伏，對社會意識變革的要求也就越強烈，社會意識的發展速度因而也就越快。許多震撼人心、影響曆史的精神產品正是在此時脫穎而出，並出現了“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提琴”的情況。
就精神生產與人自身生產的關係而言，人自身生產是精神生產的自然前提，沒有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也就沒有精神生產及其主體；自精神生產相對獨立化以後，人自身生產也就直接或間接處在精神生產的影響之下，人的肉體生產僅僅是人本身生產的自然基礎，人自身生產的實質，尤其是一代又一代新人的產生，不僅是肉體結構的再生產，而且是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念的再生產。人自身再生產的性質和水平不僅取決於當時的物質生產狀況，而且取決於當時的精神生產的性質和水平，離開了精神生產的一定發展，也就不可能有較高水平的人類自身生產。
關於“三種生產”的關係，有的學者認為，在人類社會中，人自身生產是前提，物質生產是基礎，精神生產是條件，三者相互適應構成社會生產發展的基本規律。有的學者指出，在原始社會，人自身生產占主導地位；在階級社會，物質生產占主導地位；在未來社會，精神生產將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因素。還有的學者指出，從宏觀上說，精神生產在整個社會生產中處於樞紐的地位，它受製於物質生產和人本身生產，同時又影響和駕馭物質生產和人本身生產，其功能具有全麵性和輻射性，從而成為整個社會生活和社會機體再生產的控製係統。
總之，人類的生產是全麵的生產，除了物質生產之外，還包括人自身生產和精神生產，這三種生產構成了社會生產和社會本身的整體活動。隻有理解與把握這種整體活動的內在結構及其運動規律，即把握“三種生產”的內在的、本質的關係，才能全麵把握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