攤丁入地。這是一項重大的賦稅改革。中國自古就有人丁稅,成年男子,不論貧富,均須繳納人頭稅。雍正實行改革,將人丁稅攤入地畝,按地畝之多少,定納稅之數目。地多者多納,地少者少納,無地者不納。是謂"攤丁入地",一舉取消了人頭稅。這項措施有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地主,是我國財政賦稅史上的一項重大改革。耗羨歸公。我國古代以銀、銅為貨幣,征稅時,銀兩在兌換、熔鑄、保存、運解中有一定損耗,故征稅時有一定附加費。此項附加費稱"耗羨"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縣征收,作為地方辦公及官吏們的額外收入。耗羨無法定征收額,州縣隨心所欲,從重征收,有的抽正稅一兩、耗羨達五六錢,人民負擔甚重。雍正實行"耗羨歸公",將此項附加費變為法定稅款、固定稅額,由督撫統一管理,所得稅款,除辦公費用外,作為"養廉銀",大幅度提高官吏們的俸入。這樣,既減輕了人民負擔,又保證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說:"自行此法以來,吏治稍得澄清,閭閻鹹免擾累。"
創立軍機處,推廣奏折製度。明代權力集於內閣,故有權相產生。清雍正把權力進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創立軍機處,作為皇帝的秘書班子,為皇帝出主意、寫文件,理政務,"軍國大計,罔不總攬"。其特點是處理政事迅速而機密。軍機大臣直接與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傳達皇帝意旨。此機構存在200年,直至清末。與創立軍機處伴隨的是推廣奏折製度。由於以前的官文書批轉手續繁複,且經多人閱看,時間拖延且難於保密,而奏折則向皇帝直接呈送,直達皇帝本人。雍正擴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數,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時反映情況,報告政務,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製定政策;也使官員們相互監督,皇帝得以了解他們的賢愚、勤惰、政績、操守。
改土歸流。我國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土司製度,其職務為世襲,僅名義上接受清朝的冊封。土司們生殺予奪、驕恣專擅。這種製度妨礙了國家的統一和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雍正即位後,廢除了雲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許多土司,改成和全國一致的州縣製度。"改土歸流"是一場嚴重的鬥爭,許多土司武裝反抗,雍正堅決派兵平定。在平叛戰爭中雖然也累及無辜,給少數民族造成傷害,但從長遠來說,"改土歸流"是進步的措施,打擊和限製了土司的割據和特權,對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有利。
此外,雍正還有許多值得稱道的政績,如懲治貪汙、解放賤民、平定羅卜藏丹津、始派駐藏大臣等,為中國的統一與發展作出了貢獻。
但是,雍正也有嚴重的過失和局限。他在位期間雖沒有出現大規模農民起義,但零散的反抗經常發生,雍正的鎮壓措施十分嚴厲。不論具體情節,抗官者即以反叛論處,斬殺不赦。甚至拒捕時,有人"共在一處,雖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觀,即係同惡共濟",均斬立決。對民間秘密結社,囑咐官吏們"時時察訪,弋獲首惡,拔樹尋根,永斷瓜葛"。蘇州手工業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罷工叫歇,雍正嚴加懲處,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時文字獄日益頻繁,汪景祺因"諂附"年羹堯而立斬梟首,查嗣庭因趨奉隆科多而戮屍示眾,陸生楠因議論時政而被軍前正法。最為轟動的是呂留良案,呂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學者,已去世40年,後有曾靜、張熙讀呂氏之書,受其影響,竟去策反嶽鍾琪,要他反清複明,釀成大案。呂留良被開棺戮屍,其兒子、學生處死刑。雍正朝文網甚密,株連人眾,處刑嚴酷。知識分子動輒得咎,形成閉眼不敢看現實,緘口不敢談政治的沉悶風氣。
雍正遵奉重農業、輕工商的信條。他說"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趨為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根據這一理論製定的政策必然不利於工商業的發展。他又認為:開礦"斷不可行"。因為開礦將引誘人們離開農本,追求末業,而且礦工聚集一地,易於鬧事。
雍正在對外交往中亦固步自封。當時外國商人來華貿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卻不許中國商人出洋貿易,設置種種障礙,聲言"海禁寧嚴毋寬,餘無善策"。後來,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雖稍稍放寬海禁,但仍加以種種限製。尤其對久住外國的華僑商販和勞工,"逾期不歸,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不許其複回內地"。當時,西方先進國家正在鼓勵海外貿易,而中國即使是傑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製對外交往,故而成為國際潮流中的落伍者。
雍正還好大喜功,急於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墾荒,四川清丈,陝西挖井,直隸營田,本意為利民,卻勞而無功,反成民間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無常,手段殘酷,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他死後,乾隆繼位,一反雍正苛嚴之治,實行"寬嚴相濟"的方針,昭雪死者,釋放囚犯,緩和了矛盾。故後人評:"純皇帝(乾隆)即位,承憲皇帝(雍正)嚴肅之治,皆以寬大為政,萬民歡悅,頌聲如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