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漕糧海運。過去從兩江（江西、江南兩省。江南省包括現今江蘇和安徽）、湖廣等地征來的漕糧（田賦中運送京師、通州部分）都是從大運河運到目的地，漕運官員經常利用手中的職務之便中飽私囊。加上運河受水患破壞經常遭到阻礙，運費又高。戶部尚書英和建言海運便利。海運曾行於元代至明代永樂間。道光帝將此建議交給有漕糧的省討論，兩江總督琦善、安徽巡撫陶澍請求把蘇州、鎮江、太倉四府一州之粟全部海運。道光帝立即接受了他們的建議，由江蘇布政使賀長齡赴海口同地方官一道雇商船，分兩次運走。安徽、江西、湖廣離海口較遠，仍然河運。為杜絕經紀人的需索、無端阻留、刁難，道光帝還下令在上海設海運總局，令理藩院尚書穆彰阿會同倉場侍郎駐天津驗收。六年春夏第一次海運漕糧成功，900隻船運輸漕糧160餘萬石。這種運法隻堅持到光緒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以財用匱乏，諭自本年始直省河運、海運一律改征折色。”所謂折色是所征田糧折價征銀紗布帛。第二是將綱鹽法改為票鹽法。清朝鹽政向來采用明朝綱鹽法。這種辦法，由固定的鹽商憑鹽引行銷綱鹽，而鹽引完全為鹽商壟斷。鹽商壟斷鹽業，又須維持龐大的銷鹽機構，導致鹽價提高，引起銷售困難。不照章納稅的私鹽泛濫，鹽引滯銷，鹽稅減少，鹽商遭受打擊，綱鹽法難以存在下去。包世臣提出以票代綱，允許私販經銷的主張。道光帝支持陶澍於十一年推廣這種任何人隻要納稅，都可以領票運銷食鹽製度，打破了食鹽運銷的壟斷，降低鹽價，促進了鹽的銷售，增加了鹽稅，剝奪了官員利用鹽政營私的途徑。第三是打破了乾隆中葉以來的封礦政策，允許礦藏開采。乾隆中葉，乾隆帝害怕開礦會引起鬧事，采取了封礦政策。道光朝後期道光帝提出任由老百姓自由開采政策，對開發資源，提高人民生活起了積極作用。
道光帝對於吏治整頓也有所行動。嘉道時期，官吏貪汙之道除漕運和鹽政外就是河防。為堵塞這一途，道光二十四年，道光帝要求禁止河工費讓過往的官員、貢生、監生染指。這年四月，他還處分了一批貪汙的河工官員。
道光帝與嘉慶帝一樣都算是因循守舊的帝王，但道光帝畢竟比嘉慶帝多點改革精神。這裏不妨舉個小例子。《康熙字典》，恭維者說無一錯誤，直到乾隆王錫侯在《字貫》指出一部分，但慘遭文字獄。嘉慶一朝都是維護包庇。但道光七年，道光帝就衝破傳統觀念，讓王引之作《字典考證》20卷，糾正它的錯誤。
道光元年的一個關鍵詞是“陋規”。
陋規是好處費，是舟車費、行戶費、火耗費、平餘費、鹽當費、規禮費等等，是一個囊中羞澀的王朝得以繼續運轉下去的潤滑劑，是光明與黑暗之間的灰色地帶，也是官場潛規則和混濁吏治的幕後推手。
但是，存在即合理。道光朝陋規橫行與其在官員中間實行低薪製密切相關。雖然這種低薪製自雍正時就已推行，但那時的官員還有“養廉銀”，從督撫到知縣，國家給予財政補貼。到道光朝，國庫吃緊，養廉銀已是有名無實。至此，各種名目繁多的陋規粉墨登場，一方麵補貼辦公經費，另一方麵官員們趁機中飽私囊。這些還僅僅是表麵現象，究其實，陋規橫行最大的危害是它重新定義了當時的官場文化和官員品質，製定了官場的遊戲規則和生存環境，從而萎頓了一個王朝的精氣神。
道光元年九月十一日，皇帝作出一個決定：清查陋規。這其實是一種權衡或者說是無奈。國庫裏銀子不多，要取之於民的話，不如我來給你們劃清邊界，該拿的拿，不該拿的絕對不能拿。
但道光皇帝沒想到，自己其實在玩一個危險的遊戲。他的諭旨頒布以後，沒有聽到多少叫好聲，反而聽到一片反對聲。反對的主要理由是，陋規本來是大清律令所禁止的，皇上即位不久就明令準許，實在是有失政體。與此同時，那些靠陋規中飽私囊的官員也對道光皇帝製定遊戲規則表示不滿-以後要是隻能拿辦公經費的話，這陋規還有什麽拿頭呢？索性從財政劃撥好了。
由此，道光皇帝即位後的第一項改革措施麵臨流產。已經四十不惑的道光皇帝實在是困惑了-改革好，還是不改革好？事實上這樣的困惑牽涉到幾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名與實，國體與政體，手腕與手段，道德與利益。他必須做出取舍。
很快，道光皇帝就做出了取舍-停止清查陋規。並且他還找到了一個替罪羊-吏部尚書英和。正是英和建議道光下詔，清查各省官場的陋規，以整頓吏治的。至此，道光皇帝的權謀之道有一個陽光的開頭，卻隻能有一個晦暗的結局。在朝令夕改的皇權遊戲背後，分明讓人看到了這個男人的軟弱、慌張、憂傷與毫無主見。他想主導新的官場文化，重新定義道光朝的官員品質，不想自己竟淹沒其中不能自拔，成為陋規現象的一大犧牲品。
陋規之害，已然可以擊倒堂堂的大清帝王。自此之後，道光對這個國家，不再有什麽製度上的貢獻了。
從陋規出發，道光朝的吏治可以說是混濁的。各級官吏可以憑借權力向下屬機關和人員索取現金和禮物，以及向百姓索取除正稅以外的各種附加費。而陋規中的捐納製度其實就是買官賣官製度。道光皇帝自己也看不起那些靠捐納入仕的官員，因為這些人窮得隻剩下錢了，素質不高，上任後主要目的就是撈錢，以至於道光二年，他下諭旨說“嗣後現任官員不準加捐職銜，著為例”，但這樣的反擊措施毫無疑問是軟弱無力的。當官場亞文化綁架了道光皇帝後，眾多捐納入仕的官員和非捐納入仕的官員就可以在帝國各地拚命扒分，道光帝即便有道德潔癖，又能拿他們怎樣呢？隻能是心裏厭惡一下罷了。他後來多次對外放官員張集馨說：“捐班我總不放心，彼等將本求利，其心可知”，“我最不放心捐班，他們素不讀書，將本求利，廉之一字，誠有難言。”可惜，僅僅是說說而已，發一點牢騷。帝國的日子卻還要過下去，有銀子總比沒銀子好，哪怕這銀子來路可疑……
官場亞文化綁架道光皇帝，也就綁架了道光王朝。這個王朝，劣幣驅逐良幣，在宦海浮沉中穩坐釣魚台的是那些八麵玲瓏、圓通浮滑、投機逢迎的官員。這些官員遵循的官場秘訣就是多磕頭、少說話。這一秘訣可以說是道光朝官場亞文化的精髓所在，因為它體現了官場中人對皇權無原則地順從和集體無意識地無所作為、苟安推諉。這樣的集體無意識最終蔓延成道光朝官官相護、官官相畏的官場潛規則。
那麽道光對這樣的官場集體無意識又是怎樣的態度呢？
道光三十年二月，侍郎周祖培上奏說及道光朝官場危象：“上司多為瞻徇，同官互相營私。”道光帝當然也意識到了，並且他自己也說過這樣一句話：“朕以重任付諸臣，諸臣無非還朕一'欺'字。”這實在是一種憤懣的心態。可憤懣之後則是無奈。雖然早在道光十二年，道光帝就采取行動，對一批庸官、劣官進行清理，比如當年六月，他命令各地督撫舉報“貪酷不法，玩世不振及衰老疾病”的官員，八月又指示督撫對那些“才不稱職，年曆衰庸”的屬員進行彈劾，可這樣的舉措是隻打蒼蠅，不打老虎，道光帝的打擊到最後也就是一紙空文罷了。
所以，道光也隻能是默許乃至於共同參與製定遊戲規則。君臣互相欺瞞，日子得過且過。你把局麵維持下去，我也不會讓你難堪。這是一種默契，也是共同放縱。道光晚年倦於政事，十分討厭那些看不完的奏章，可礙於皇帝職責不能不看，曹振鏞便向他提議，說：“凡言官所上章疏，無論所言何事，重要與否，一概從中摘取一二破體疑誤之字，交部處罰。”這樣的做法毫無疑問是吹毛求疵，也是對政事的不負責任，但道光還是照此辦理了。無非一個“拖”字嘛，將王朝拖下去，將日子拖下去，將世道人心拖下去，此時的道光帝從一個曾經有所作為的憤青走向無所作為的老者，帝國的頹態已暴露無遺了。
他曾經要治吏，到最後卻被吏給治了。道光朝的吏治最終淪為一場荒誕遊戲，人人都與道光帝玩躲貓貓，道光帝原本也興致勃勃，也雄心萬丈，他發誓捉盡躲起來的貓貓們，最後發現，貓沒捉住，自己卻成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