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目光遠大見識卓越
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管理者，看問題時，總是比別人站得高，看得遠。
他的整個思想從不會停留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而是全神貫注地運思於全局，一旦對全局了如指掌，他就能從容不迫、應付自如，決不會驚慌失措，顧此失彼。
正因為毛澤東目光遠大，見識卓越，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很多事情還處在萌芽狀態時就被他言中，因此在開展工作時，他能成竹在胸，做到有條不紊。毛澤東所以對事物發展趨勢能有科學的預見，並不是拍腦袋想當然的產物，也不是受到什麽神秘主義的點化而頓悟得來的，而是完全根據事物發展的規律進行合理預想，推斷出來的，是對必然規律、必然邏輯的未來作用結果的正確反映。毛澤東長遠的曆史眼光，深邃的洞察力，敏銳的分析判斷力，正是一個管理者應具備的關鍵性素質。
1947 年3 月，國民黨胡宗南部15 個旅14 萬人向延安進犯。此次進攻延安，蔣介石是下了很大賭注的，不僅投入了他嫡係的戰略總預備隊，而且在西安集中了占空軍3/5 的近百架飛機助戰。而我陝甘寧邊區連同晉綏馳援的部隊加在一起，不過6個旅2 萬人，僅為敵人兵力的1/10，而且裝備較差、彈藥缺乏。
毛澤東遠見卓識，對形勢作出了正確的判斷。他認為蔣介石組織這次進攻的軍事企圖是“首先解決西北問題”，割斷我黨右臂，並且驅逐我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出西北，然後調動兵力進攻華北，達到其各個擊破的目的。高瞻遠矚的毛澤東此時心中所想到的並不僅僅是延安，而是整個解放戰爭的大局。他大膽地預測：蔣介石在進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時，使用突襲方法進攻延安，完全無損於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蔣介石集團滅亡的命運。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毛澤東果斷地決定在延安外圍進行阻擊，遲滯敵軍行動之後，主動放棄延安，全部撤出，留下空城一座，用一個延安城，換取整個解放戰爭的勝利。
延安是世界聞名的紅色首都，廣大解放軍戰士在此戰鬥生活多年，想到要如此輕易地把延安拱手送給蔣介石，心情都十分沉重。很多人思想上轉不過彎，要求堅決死守延安城，並向毛澤東提出了許多保衛延安的辦法。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師哲，就曾向毛澤東建議說：一定要疏散嗎?可否設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例如，我們集中一部分兵力，部署在大道兩側，待敵人進入邊區，到達富縣甘泉一線時，予以迎頭痛擊，消滅他部分力量，讓敵人知難而退，這樣，延安不就保住了嗎?
毛澤東點燃了一支煙，微笑著耐心地解釋說：“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應該攔擋他們進占延安。你知道嗎?蔣介石的阿Q 精神十足，占領了延安，他就以為自己勝利了，但實際上隻要他一占領延安，他就輸掉了一切。首先，全國人民乃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蔣介石背信棄義，破壞和平，發動內戰，禍國殃民，不得人心，這是主要的一麵。不過，蔣委員長也有自己的想法：隻要一占領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國、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產黨總部已被搗毀，現在隻留下股‘匪’，而他隻是在‘剿匪’，這樣，也就可以擋住外來的幹預。不過這隻是蔣委員長自己的想法，是他個人的打算，並非公論，但此人的特點就在這裏。他隻顧想他自己的，而別人在想什麽，怎麽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須知，延安既然是一個世界名城，也就是一個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這個包袱，那就讓他背上吧，而且話還得說回來，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來，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來而不往非禮也嘛!”
毛澤東接著說：“你懂得拳擊嗎?收回拳頭，是為了打出去更有力！陝西群眾基礎好，周旋餘地大，他從南門進，我們從東門出。”
毛澤東胸有成竹，他不是害怕蔣介石進攻延安，而是害怕蔣介石不來進攻。他的一席話使師哲茅塞頓開。
與當地的老鄉，毛澤東把道理講得更通俗：“譬如有一個人，背個很重的包袱，包袱裏盡是金銀財富，碰見了個攔路打劫的強盜，要搶他的財寶。這個該怎麽辦呢?如果他舍不得暫時扔下包袱，他的手腳很不方便，跟強盜對打起來，就會打不贏，要是被強盜打死，金銀財寶也就丟了。反過來，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輕裝上陣，那就動作靈活，能使出全身武藝同強盜對拚，不但能把強盜打退，還可能把強盜打死，最後也就保住了金銀財寶。我們暫時放棄延安，就是把包袱讓給敵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來更主動、更靈活，這樣就能大量消滅敵人。到了一定的時機，再舉行反攻，延安就會重新回到我們的手裏。”
其實，毛澤東同樣和戰士們一樣對延安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接見新四旅幹部時說，吃了延安十年的小米飯，要離開延安，感情上不通呀。再說，我們在延安住了十幾年，都一直是處在和平環境之中，現在一有戰爭就走，怎麽對得起老百姓。
但是，毛澤東並沒有拘泥於個人感情，他高瞻遠矚，鼓勵大家說：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敵人進延安是握著拳頭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頭伸開，這樣就便於我們一個個地切掉它，要告訴同誌們，少則一年，多則兩年，我們就要回來，我們要以延安換取全中國。
事情果然如毛澤東所料，一年又一個月之後，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解放軍手中。
在保延安，還是暫時撤出延安以爭取更大勝利的問題上，毛澤東遠見卓識，不拘泥於眼前的利益得失，而是從全局出發，對整個戰局進行深入分析，作出了正確的判斷，表現了他高瞻遠矚的管理才幹。正因為他悟大道、顧大局，因此在管理繁雜的國家事務時，總能全局在胸、處驚不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六、嚴於律己廉潔奉公
俗話說：上梁不正下梁歪。管理者要想管理好手下的人，首先必須要管理好自己，時時處處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模範地遵守各項規章製度，不搞特殊化。隻有這樣才能為下屬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贏得他們的尊重和愛戴，使他們自願地服從你的管理。如果管理者不能以身作則，放鬆對自己的要求，工作懶散、生活作風腐化，則很難服眾，甚至會導致上行下效，管理起來困難重重，很難開展好工作。
毛澤東堪稱是嚴於律己的楷模，他多次講過：“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共產黨是執政黨，必須經常地整頓作風，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防止脫離群眾，防止腐敗變質。”毛澤東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一生嚴於律己，廉潔奉公，為廣大黨員幹部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1935 年5 月，紅軍順利地通過了彝族人民聚居的大小涼山地區後，來到了擦羅場。因為敵情萬分緊張，後有數十萬敵軍拚命逼來，前有四川軍閥扼守著大渡河所有的渡口，又派兵向各個渡口緊急增援。因此，毛澤東和“總部”首長研究決定，急令部隊連夜向安順場出發，並且命令：為了在大渡河架設浮橋，每人必須攜帶兩根毛竹。毛澤東給自己找好了四根毛竹，比規定的多拿一倍。出發後，他看見背負過重的戰士和上了年紀的炊事員，在這樣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羊腸小路上夜行急進，十分吃力，又替他們背槍、背米。警衛員們知道毛澤東經過一整天強行軍已經是相當疲倦了，便再三要求毛澤東給他們分出兩根毛竹來。可是毛澤東不同意，他邊走邊說：“執行命令，大家都有份。我有多少力氣就使多少力氣。你們背的東西也不輕嘛!”毛澤東嚴於律己的高風亮節，給了廣大官兵以很大的鼓舞，他們看到首長身先士卒，與戰士們同甘共苦，於是都信心百倍，鬥誌昂揚，順利地到達了陝北。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為嚴肅軍紀，密切軍民關係，親自製定了紅軍戰士每人必須遵守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他不僅以此要求廣大官兵，而且自己也處處以之為行為準則，恪守軍規。1930 年春，毛澤東來到尋鄔城調查民情。工作人吳吉清知道毛澤東愛吃辣椒，便跑步出去挨家挨戶地看，後來終於看到一家老農的窗前曬了幾串紅紅的辣椒。吳吉清一敲門，那家的主人便迎了出來。一見麵，吳吉清就開門見山地說：“我們首長愛吃辣椒，不知你的辣椒能不能給我一點?”那老農很痛快地伸手就摘了一串給他。吳吉清高興地竟忘了向老鄉說句客套話，提起辣椒，拔腿就跑回了夥房。吃飯時，毛澤東見端來的飯菜中，多了一盤辣椒，便問：“吳吉清，哪裏來的辣椒啊?”吳吉清得意地說：“向老農要的。”“要的?”毛澤東站起來，背著手來回走了幾步，接著說：“參軍後，連長給你講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沒有?” (注：後來又增加兩條，八項注意) “沒有”。吳吉清回答說，真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看到這情景，毛澤東便和藹地說：“吳吉清同誌，這件事不能怪你，主要是我們對黨的政策宣傳不夠，教育還跟不上。一會兒告訴你們連長，叫司務長從我的夥食費裏，把辣椒錢給老農送去，還要給人家道歉。另外，再告訴他，下午的政治課，由我來給你們上。”拿點老鄉的辣椒本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毛澤東卻非常認真，嚴格遵守部隊紀律，“不因事小而為之”。
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後，革命即將勝利，毛澤東也將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任國家元首，但他並未放鬆對自己的要求。在進北京之前，他就立下了一個自律的誓言：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一定要考出個好成績。
的確，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後，他一直信守著這個誓言，依然保持著戰爭年代時的儉樸作風。他那裏白布的被褥，用塊布包起來的麥皮枕頭，補了又補的睡衣和毛巾被……這是在他辭世之後，人們才看到的。其實，這是他一生的寫照。全國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吃穿住用也都變了樣，但他卻依然故我，他不是辦不到，他就是不辦，也不準別人辦，衛士們回憶說：“不經主席同意，沒人敢扔他一件舊衣褲。”
吃紅燒肉，本是毛澤東的嗜好，但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卻對保健醫生說；“我不吃豬肉和雞了，豬肉和雞要出口換機器，我看有米飯、青菜，有鹽、油就可以了，我們要和全國人民一起度荒還債。”毛澤東不吃豬肉，服務人員又琢磨著弄點魚和別的肉類給主席吃。誰知這樣做，毛澤東又有了新的規定：“不吃葷菜了，隻吃米飯和青菜，從1961 年1 月1 日開始實行。”看到主席夥食如此清淡，身邊的工作人員都非常痛心，於是聯合起來對毛澤東說：“主席，您這樣下去會把身體搞垮的，黨和人民需要您，全國人民需要您啊!”毛澤東卻慢慢地說出了自己的心事：“全國人民都是這樣，我一個人吃了不舒服啊!”
至於毛澤東的廉潔奉公，就更為人們所熟悉了。可以這樣說，他未因私事動用過公家一分錢。有一次他想請漁民和他多談一會兒話，漁民說，他太忙，要去賣魚。毛澤東便答應把他的魚全買下來，漁民才與他繼續聊天。這買魚的錢也是他自己出的。毛澤東對生活困難的身邊工作人員和親戚、朋友，從來都是慷慨解囊，但這些錢都是從他的工資和稿費中支出的。他也沒有利用他的影響為任何一位親屬、故交安排工作。
毛澤東雖身為國家最高管理者，但他卻從不搞任何特權，不為自己謀任何私利，凡要求他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他這種嚴於律己，廉潔奉公的高尚品質，贏得了人們的無限尊敬和愛戴，激勵著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七、俯首甘為孺子牛
毛澤東對魯迅詩中的一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十分推崇，並引之為座右銘。他說：“一切革命者，都應該以魯迅為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毛澤東一生都時刻想著人民，把為人民服務作為畢生信守的最高宗旨。他曾多次在談到自己的道德理想時說：人不應該自私自利，不應該為自己幹活就有勁，為人民服務就缺少熱情和幹勁。就是在這種道德理想的鞭策下，毛澤東自始至終躬行實踐，甘願為人民奉獻一切，任勞任怨地工作，為管理好國家和人民的事業嘔心瀝血。
解放戰爭打響後，毛澤東為領導全國人民贏得革命的最後勝利，日以繼夜地埋頭工作，指揮作戰，常常是幾天幾夜不睡覺。震驚中外的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後，毛澤東非常興奮，同時也非常疲憊，衛士長李銀橋非常關切主席的健康，為幫他減輕疲勞，恢複精力，提出了給他梳頭。毛澤東點點頭答應了。梳齒從頭發間梳過，黑黑的頭發整齊地向後披著。忽然，李銀橋覺得眼前一亮，忙俯下身去仔細觀察，忍不住失聲喊叫到：“哎呀，主席，您有了一根白頭發!”毛澤東此時正在閉目養神，聽到李銀橋的話，深深地“嗯”了一聲。李銀橋輕輕地將白發拔下來遞到毛澤東麵前請他看。毛澤東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視了一會兒，笑了笑，用略帶沙啞的聲音慢慢說道：“白了一根頭發，勝了三大戰役，值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百業待興。毛澤東為領導全國人民重建家園，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盡快好轉，使中華民族早日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他日理萬機，夜以繼日地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毛澤東並沒有忘記在那艱苦的戰爭年代為革命做出過卓越貢獻的老區人民的疾苦。他很想知道當地人民現在的生活狀況。為此，他委托秘書葉子龍召集了一部分同誌，回革命老區了解情況。毛澤東認為，隻有真正體察勞動人民的疾苦，才可能作出有益於人民的決策。
1951 年春，我國北方遇上了曆史上少有的幹旱，而此時正是莊稼生長需要大量水分的時候。毛澤東時刻關心著人民的疾苦，心急如焚。他常常望著一片雲彩也沒有的天空自言自語：“為什麽老天還不下雨?”也許是他的虔誠感動了上帝，5 月24 日，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工作人員都十分了解毛澤東的心思，盡管他剛剛睡下，還是向他報告這一喜訊。毛澤東聽後，異常興奮，睡意全無，立即穿好衣服，並把警衛員叫來，讓他趕快到郊區農村看看，向農民了解一下情況，聽聽農民對這場雨有什麽反映。出去了解情況的同誌回來向毛澤東詳細報告了這場雨對莊稼生長的好處及農民興高采烈的情景。毛澤東開心地笑了：“現在靠天，總有一天老天不下雨，也要打糧食。”
毛澤東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心息息相通，他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任何事，其重要性都不會超過人民的利益，因而一旦他了解到人民的疾苦，就會放下手中正在進行的，在別人看來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去關心和幫助群眾。
1944 年的一天，中共延安市委書記張漢武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說毛澤東有緊急事找他。一路上，張漢武不停揣摩，到底是何事，勞主席親自接見，難道有新的戰爭任務?他快步來到棗園，一見到毛澤東就急切地問有什麽任務。毛澤東微笑著讓他坐下，請他喝茶吸煙，問他知不知道侯家溝的兩個小村裏婦女為什麽不能生孩子，是不是水有問題?張漢武也聽聞過此事，但由於工作繁忙，沒有派人去調查原因。毛澤東當即指示他去請中央醫院把水化驗一下。張漢武為難地說：“好是好，隻怕這種小事醫院不幹。”毛澤東嚴肅地說，對於共產黨人來講，人民的疾苦絕不是小事，應當讓醫院派人去。在延安市委的配合下，醫院查出侯家溝的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質。醫院指導群眾進行了處理，並對群眾的疾病進行了治療。一年以後，侯家溝裏就傳出了嬰兒的啼哭聲。
在各種不同場合，毛澤東總是教育幹部和工作人員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不止一次地說：我們走到哪裏，都不要忘記為人民興利除弊，我們共產黨的幹部戰士就是為人民服務的。正是由於毛澤東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每當危急關頭，他總是不顧自己的個人安危，與人民同舟共濟。
1946 年，我軍接連取得羊馬河和蟠龍戰役的偉大勝利後，胡宗南慌忙調遣他的二十九軍軍長劉戡率4 個旅向王家灣猛撲過來。中共中央一方麵轉移，另一方麵緊張地同當地的老鄉們一起堅壁清野，準備和敵人在山裏周旋。在這十分緊張的時刻，毛澤東心中仍然惦記老百姓的安危，他對同誌們說：“敵人從東邊來，我們要有計劃地組織老鄉撤退，不能讓老鄉受損失。把我們的行動方向告訴村幹部，讓他們帶領群眾跟著轉移。”當時有人擔心，這麽多群眾拖兒帶女跟著，會暴露行動方向，影響毛澤東的安全，於是提議讓老鄉們向其他方向轉移。毛澤東十分嚴厲地批評了這種想法，他說：“我們是人民的軍隊，一定要讓老鄉跟自己的部隊一起撤退，這樣可以減少損失。現在軍民已凝成一體，就應該對群眾負責到底。已經向東走了的群眾，要派人追回來。”
毛澤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一個革命者最起碼的道德準則，他認為“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在全國人民心中能樹立崇高的威望，不僅是由於他傑出的政治、軍事才幹，而且也因為他“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奉獻精神。今天的管理者們要以毛澤東為榜樣，時刻心想人民，切切實實為人民謀福利。隻有這樣，才能在工作中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八、謙虛謹慎不驕不躁
中共八大的開幕詞中有一句至理名言：“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謙虛謹慎是毛澤東的優良品質之一。他雖身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卻經常自稱是“人民群眾的學生”，特別讚賞“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正是因為這種謙虛的品質，使得他能在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中，從不自以為是，而是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征求黨內外意見，領導著我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地走向勝利。我們從他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中，可以清楚地認識到一代偉人的謙遜品質。
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是王稼祥在1943 年7 月第一次明確提出來的。1945年6 月，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中，正式確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此後，學習研究毛澤東思想也就成了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內容。對此，毛澤東本人始終保持了比較謹慎的態度。
1943 年是毛澤東50 歲誕辰。為表示祝賀，黨內有些同誌提出為他祝壽，並提出結合祝壽來宣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聞訊後，立即致信給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凱豐說：“生日決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會生出許多不良影響，且當前是內外困難的時候，時機也不好，我的思想(馬列) 自覺沒有成熟，還不是學習的時候，不是鼓吹的時候；要鼓吹隻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當作體係去鼓吹，因為我的體係還沒有成熟。”1943 年，有人建議將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極不讚成這個提法，他說：“不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外，再搞一個什麽主義，不要一個國家、一個政黨的領袖都搞成另一個主義……我們就是一個主義，馬克思主義。”1945 年召開的中共七大決定將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並將其寫入黨章。毛澤東雖表示同意，但卻聲明毛澤東思想不是他個人的思想，而是從大家中來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1948 年8 月，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表示，想在華北大學成立典禮上提出：“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毛澤東知道後立即複電表示堅決反對這種提法，並說：“有些同誌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並列，說成什麽‘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聲望更高，“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也更為普及，但毛澤東對他個人及其“毛澤東思想”的宣傳，仍然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和謙虛的態度。1951 年，陳伯達寫了《論毛澤東思想》的小冊子，並想在全國大力宣傳。毛澤東知道後，當即嚴肅指出：不要把我和馬列並列，我們要謙虛。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此書出英文版時，便改名為《毛澤東論中國革命》。
1952 年9 月25 日，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國慶社論送審稿時，再次批示：在宣傳中盡可能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詞。1953 年5 月24 日，毛澤東在蕭克關於軍委例會通過的內務條令、紀律條令、隊列條令等三個草案的報告上批示道：“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澤東同誌的著作’字樣。”1954 年12 月5 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關於‘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問題，今後可用口頭答複如下：黨章已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它的內容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一的。毛澤東同誌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毛澤東在通知稿後麵又加了一句：“在寫文章做講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思想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誌的著作等字樣。”正是由於毛澤東的謙虛，也為了顧及當時國際共產主義的形勢，這時毛澤東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變得更加謹慎。在1956 年召開的中共八大的各項報告中，均未提及“毛澤東思想”一詞，八大後的幾年，也極少出現“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
“**”前後，在林彪、江青等別有用心者的大力鼓吹下，全國上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了頂峰。即使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對極度吹捧“毛澤東思想”的傾向，還是保持著一定程度的清醒。1964 年3 月，毛澤東在談及《毛澤東選集》時說：“毛選裏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的代價的。”
1966年，針對林彪極力神化毛澤東著作這一傾向，毛澤東在一封信中寫道：“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中，毛澤東屢次提醒黨內其他領導說：以後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在針對對外宣傳中存在的將“毛澤東思想”強加於人的作法，毛澤東再三指出：不要以人家接受毛澤東思想來判斷人家這個黨是好的還是壞的，不要以這個作標準。
從毛澤東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中，我們可以深刻地體會到他這種難能可貴的謙虛品質。毛澤東始終對自己保持著清醒的認識，而這種認識，更源於他對連綿不絕的時間和空間的深邃洞察，這種洞察遠不是一個人做出點謙虛的姿態就能做到的。毛澤東無疑具有這種洞察力和“風物長宜放眼量”的氣派，所以，他成了一個影響20 世紀曆史進程的偉人。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我們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但我們決不能自滿，決不能懈怠，決不能停滯，成績越大，形勢越好，越要謙虛謹慎，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應該學習毛澤東同誌謙虛謹慎的品質，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在改革開放中取得更大的成績。
九、求真務實
求真務實，不坐而論道，是毛澤東一貫堅持和提倡的作風。他那高度抽象的思辨力，豐富浪漫的想象力，無不與現實的實踐活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構成他管理素質的重要部分。毛澤東務實的首要特征，就是以實事求是、理論聯係實際為人生行事的原則和方法，致力於解決實際工作中的問題，即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以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問題。他對那種不顧實際的空想和空談甚為鄙視，也反對那種隻因一時熱情而憑“主觀冥想”來製定計劃的浮泛作風，以為“理想固要緊，現實尤其要緊”，認為理想應與現實結合起來，以事實為依據，因為“事實是當前的，是不能消滅的，是知了就要行的。”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精髓”和“根本點”。毛澤東曾對“實事求是”作過精辟的解釋，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求真務實的良好品質，在毛澤東少年時代便已開始培養。毛澤東走進湖南一師校園的第一天，就抬頭看見徐特立手書的“實事求是”幾個大字赫然鐫寫於校門口。這是一師校訓的根本和師生們的座右銘。在一師時，對毛澤東影響最大的兩位老師徐特立和楊昌濟都具有實學遺風。特別是楊昌濟，他一貫倡導講求實際躬行實踐的作風。他告誡學生說，為學要首重“力行”，認為“能力行，則博學，深思皆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則博學、深思亦徒勞而已矣”。毛澤東通過楊昌濟而接受了經世致用的務實作風和務實精神。
1917 年暑假，毛澤東為了解中國國情，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與蕭子升從長沙出發，穿著草鞋，背著包袱、雨傘，漫遊了寧鄉、安化、益陽、沅江、長沙五縣。
他們雖身無分文，但心憂天下，通過遊學的方式加深了對中國農村現實情況的了解，這為他以後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創想奠定了思想基礎。
1919 年春，毛澤東參與組織青年學生赴法勤工儉學的活動，但他卻決定自己不出國，留在國內從中國現實中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他覺得，中國有許多事物需要深入的研究、調查，中國處在偉大的變動中，自己不能離開這個戰鬥的環境。
土地革命時期，工農革命軍與國民黨軍隊比較起來，力量非常弱小。毛澤東堅決反對照搬蘇聯經驗，不考慮敵我力量的懸殊對比，去攻打中心城市。他首先考慮到的問題是如何保存自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長征後期，他力主打到蘇聯去。抗戰初期提出“山地遊擊戰”方針等，都表現出毛澤東在關鍵時刻非常務實。上井岡山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1927 年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在文家市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工農革命軍今後的行動方向問題。一師師長堅持取瀏陽直攻長沙的計劃，這也符合中共中央原來的主張，部隊中有不少人也抱有這種情緒。毛澤東從實際出發，對當時的客觀形勢作了深入的思考。他認為當時全國革命形勢已走向低潮，反動軍事力量在各處都大大超過了革命力量。從湘贛邊界來說，當時農民沒有充分發動起來，農民起義也沒有形成巨大聲勢，單靠工農革命軍的現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國民黨軍隊強固設防的長沙，湖南省委原來的計劃也無法實現，斷然主張放棄進攻長沙。那麽，實行退卻，退到哪裏去呢?
經過深入細致的分析，毛澤東果斷地率部直奔井岡山。井岡山地處羅霄山脈的中段，山高林密，翠竹長青，山泉淙淙，地勢險峻。它處於兩省四縣即湖南酃縣和江西遂川、永新、寧岡的交界處。
在曆史上，這裏曾多次成為農民武裝積聚和發展的基地。從軍事的角度來看，井岡山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以及良好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這裏遠離敵人控製的長沙、武漢、南昌等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反動統治力量比較薄弱，又有兩省軍閥間的矛盾可以利用。加上大革命時期，井岡山地區的幾個縣都建立了黨的組織和農民自衛軍，積累了一些武裝鬥爭經驗，有較好的群眾基礎；地形險要，以寧岡為中心的數百公裏內，崇山峻嶺，道路稀少，交通不便。井岡山的中心地區更是峭壁聳立，森林茂密，居高臨下，易守難攻。此外，這裏還盛產糧食，四周均為物產豐富之地，便於籌款籌糧。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社會環境，決定了一旦在此實行武裝割據，開展遊擊戰爭，必將同時對湖南、江西乃至湖北產生重要影響，以至進可以發展革命，退可以保存革命力量，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我們的軍事割據。”
在剛剛離開三灣時，毛澤東也隻是有個奔向羅霄山脈的大致方位。而選中井岡山，則是他走遍了羅霄山脈之後，通過比較才確定的。
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並沒有盲目服從當時中共中央的錯誤指示，去“以卵擊石”，而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看到暫時打不過強大的敵人，拉起隊伍就走，趕快上山，先保存實力再說。實踐證明，毛澤東的選擇是無比英明正確的，正是由於井岡山上燃起的“星星之火”，造成了全國革命的“燎原之勢”。
毛澤東一生做事都“不唯書，不唯上，隻唯實”，深信隻有實踐才能出真知。
他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農村的了解和認識，比與他同輩的許多人來說要深刻得多，具體得多。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毛澤東在他的一生中都始終身體力行，盡力地進行深入實際、深入群眾的調查、研究。在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個根本點上，他是出類拔萃的。這是他能夠集中全黨智慧，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立毛澤東思想，並成為一個偉大的管理家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十、恪守信用絕不食言
“誠實信用”是管理者必備的一項素質。如果一個管理者言行不一，出爾反爾，則很難贏得下屬的信任和支持，工作上也將會遇到更多的麻煩。毛澤東一生中都很注重信用二字，言必信，行必果。他對自己說過的話，從來都是很負責任的，決不因為自己位高權重，而輕易失信於人。即使是對身邊的工作人員，他也是“一諾千金”。
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往往是地位高、職務低，工作辛苦。有人難免產生埋怨情緒，心裏想著和自己一起參加工作的人，都已經是中層以上幹部，而自己隻不過還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員，有些人怕毛澤東長期把他們留在身邊，得不到升遷的機會。毛澤東很理解他們的這種心情，為此還和李銀橋之間發生了一個“三訂約”
的感人故事。
1947 年春，國民黨集中重點兵力進攻山東和陝北解放區。出於戰略上的考慮，中共中央撤離延安，轉戰陝北。為安全起見，中央決定加強對毛澤東的保衛工作。
這年8 月的一天，中央縱隊參謀長葉子龍、副參謀長汪東興找到當時正在給周恩來當警衛的李銀橋談話，希望調他到毛澤東身邊當衛士。李銀橋想到和自己一起當兵的人都已是營、團級幹部了，而自己如果不下去鍛煉，一直給首長幹警衛工作，職務很難得到提升。他知道毛澤東是個很戀舊的人，去了之後，怕毛澤東與他接觸時間一長，產生感情，不肯放他走，不是很情願到毛澤東身邊工作，但最終他還是服從了組織上的安排。就這樣，李銀橋來到了毛澤東身邊。
當李銀橋當麵把不願意再幹警衛工作的想法告訴毛澤東後，毛澤東並未生氣，反而讚揚了他的誠實。然後笑著對他說：“你到我這裏來工作，我們隻是分工的不同，都是為人民服務……當我的衛士，地位夠高，職務太低，我給你安個長，作我的衛士組的組長。”
看到李銀橋表示同意了，毛澤東便和他開始了第一次“訂約”。他作了個手勢說：“半年，你幫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李銀橋爽快地答應了。從此，李銀橋便投入了保衛毛澤東的工作。他聰明機警，而且善於察言觀色，很快便熟悉了毛澤東的性格特點和生活習慣。毛澤東隻需一個眼神、一個手勢，他便知道是什麽意思，很快就能幹淨利落地把事情辦好。這種默契的配合，令毛澤東很是高興。他曾幾次對李銀橋說：“我們合得來，你是善於發現規律的人。”
轉眼間，半年的時間很快就到了。毛澤東雖日理萬機，但他並未忘記訂約之事，1948 年2 月的一天，他試探性地問李銀橋：“半年，整好半年……你，不想走嗎?”李銀橋心情很矛盾，但性格直爽的他還是向毛澤東表露了自己的真實想法：“想走……如果主席……”毛澤東打斷了他的話，果斷地說：“不，咱們有言在先，我不食言，你可以走了。”毛澤東寬廣的胸襟讓李銀橋感到萬分慚愧，想想自己以前的想法，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紅著臉，不好意思地對毛澤東說：“主席已經同意我走，那麽，以前訂的約算是結束，如果需要，我們還可以訂約。”毛澤東會心地笑了：“好，那好，我們重新訂約。半年，你再幫我半年，看我打敗胡宗南。”第二次訂約，就這樣在歡快的氣氛中開始了。接下來的一個月裏，在毛澤東的英明領導下，彭德懷率西北野戰軍與國民黨胡宗南部進行了生死決戰，殲敵3萬餘人，取得了輝煌的戰果。被胡宗南侵占了一年又一個月的延安，又重新回到了人民解放軍的手中。李銀橋在跟隨毛澤東轉戰陝北的歲月中，親眼目睹了一代偉人為了全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全然不顧個人安危，日夜操勞，忘我工作的感人事跡，深深地被毛澤東的超凡智慧和頑強意誌所折服。毛澤東高尚的人格散發出無窮的魅力，把李銀橋深深地吸引住了，令他再也不願意離開毛澤東了。
1948 年8 月，第二次訂約的半年期限又到了。此時，中共中央已轉移到河北西柏坡。毛澤東此時正運籌帷幄，準備發動三大戰役，給國民黨以致命的一擊。在解放戰爭的關鍵時刻，毛澤東仍未忘記與李銀橋的約定，他微笑著對李銀橋說：“又到日子了，我想再借用你半年，看我徹底打敗蔣介石。”李銀橋喜出望外，連聲答應。隻要主席不攆他走，他願意一輩子給主席做衛士。
這次談話之後，毛澤東和李銀橋心有靈犀，誰也不再提起“定約”之事。
毛澤東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日常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並未忘記與一個普通工作人員的小小約定，嚴守信用。隻要時間一到，他便主動地征求李銀橋的意見，決不依靠自己的權勢而強人所難，失信於人。
我國曆來是一個禮儀之邦，一部《論語》“誠信”二字不知講了多少遍。孔老先生教我們每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民無信不立，國無信不強。”
我們一定要繼承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學習毛澤東的“信用觀”，無論事情大小，都要恪守信用，不能失信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