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周恩來真正交往是從1931 年底開始的。1931 年12 月底，周恩來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首府瑞金，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毛澤東當時任中央局委員。
從此兩人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並肩戰鬥近半個世紀，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周恩來兵困贛州城
周恩來與毛澤東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有合作關係，此後，兩人若幹共同的經曆對黨的曆史發展也有不少共同的影響。1926 年3 月“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兩人都在廣州，商討對策時都主張進行反擊。大革命失敗後，兩人都舉起槍杆子，領導武裝暴動。先是周恩來領導八一南昌起義，40 天後，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兩人都受到了“左”傾盲動主義領導給予的錯誤處分。土地革命戰爭前期，兩人天各一方，一個隱蔽活動在敵人心髒的上海，一個轉戰於偏遠的湘贛閩粵深山。但通過組織係統都了解彼此的活動信息和思想傾向。自此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周恩來作為黨中央負責人，直接指導毛澤東的活動，到達中央蘇區後，亦是如此。
在來中央蘇區之前，周恩來曾主張攻打贛州。他認為，贛州處在蘇區的包圍中，攻下它可以使中央蘇區和湘贛蘇區連成一片。但是，毛澤東和朱德都不同意攻打贛州。反對最強烈的是毛澤東。他的觀點，一是贛州地處漳、贛兩水的匯合處，三麵環水，隻有南麵是陸地，城牆高達三丈，素有“鐵贛州”之稱，易守難攻；二是贛州是贛南經濟政治軍事中心，敵人不會輕易放棄，一旦開戰，敵大量援軍很快就到，我軍無法占主動；三是贛州城內敵軍兵力不詳。
來到蘇區聽罷毛澤東闡述見解後，周恩來用試探語氣提出，1 月9 日臨時中央剛剛作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如不攻打城市，不就是跟中央對抗嗎？毛澤東認為，周恩來在中央一直是管軍事的，上海那幫人，沒有誰比他更懂軍事，建議他把蘇區的實際情況向中央反映。實際上，他們這是不謀而合了。到蘇區的這些天，他一直跟朱德商量這些事。
周恩來當即致電中共臨時中央，明確表示進攻中心城市有困難。但是，臨時中央很快就複電，要求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打。沒有辦法，周恩來隻能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貫徹臨時中央複電指示，討論攻打撫州、吉安、贛州三城市問題。
會上，多數人認為，拿三個城市比較，攻打贛州即可貫通湘贛蘇區，造成以贛州為中心聯係到湘贛、閩贛的廣大版圖，進而威脅吉安，向閩北發展，使革命發展更迫進爭取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的前途。當時估計贛州守敵有八千人，認為攻克贛州是完全有可能的。
與會者發言十分踴躍，氣氛很熱烈。隻有毛澤東一言不發。他隻是一個勁地吸著煙，偶爾望一望發言者，大部分時間都是埋頭沉思。見有那麽多人讚成攻打贛州，加上有臨時中央的複電，看來攻打贛州已成定局。在這種情況下，就算他竭盡全力反對，能夠扭轉局勢嗎？他滿麵陰雲，顯然很煩躁，卻又強忍克製著。周恩來早就注意到毛澤東的情緒，待與會者都發言後，他請毛澤東談一談對攻打贛州的看毛澤東心裏清楚，這個時候來唱反調，是有點不合時宜。但周恩來一定要他講，這自然不能推辭。他還是不同意攻打贛州。如果非打不可，也不該把主力放在攻城上，而應該采取圍城打援的辦法。
不等毛澤東把話說完，項英就打斷他的話。他指出，眼下贛州已是勢在必攻，不管什麽辦法，隻能圍繞攻城這一點去想，否則，就是與中央的決定唱反調。
毛澤東反駁，勢在必攻就等於勢在必得嗎？贛州是什麽地勢，大家去看一眼便知道。說贛州守敵是八千人，這隻是估計，實際守敵兵力多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還有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贛州是贛南戰略重鎮，敵人絕對不會輕易放棄。
項英說這並不能成為把攻打贛州改為圍城打援的理由，也不足以改變中央攻打贛州的決定。
任弼時附和著項英的話，強調現在應集中精力討論如何攻打贛州的問題，以外的問題怎麽爭論都是浪費時間。王稼祥也提出，事到如今，不能跟中央唱反調。
周恩來望著開會以後就沒說多少話的朱德，說：“朱老總，你的意見呢？”
朱德心情沉重地說：“我個人是不同意攻打贛州。但大多數同誌堅決要打，我表示服從。”
周恩來又請列席會議的軍委副主席兼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提意見。彭德懷直率地表示這時候攻打贛州，不會有什麽問題。周恩來盯著彭德懷，加重語氣問：“你這樣有把握？”
彭德懷用輕鬆的口氣說：“包在我身上了。我保證不出二十天，把贛州拿下！”
周恩來又說：“軍中無戲言！”
彭德懷說：“我彭德懷說到做到。”
既然中央非要攻打贛州不可，而前線指揮員又很有把握，周恩來隻能少數服從多數，下達了攻打贛州的命令。想打這一仗的人，已經等得很久很久了。現在周恩來拍板要打，真是說打就打，雷厲風行。
贛州城牆下，炮火連天，硝煙滾滾。
紅軍的前線指揮所設在贛州城東一個地勢較高的土丘上。前敵總指揮彭德懷心情十分煩躁，時而站在塹壕上用望遠鏡觀察戰況，時而跑進隱蔽體內打電話。攻城戰鬥已進行數日，贛州城還在敵人的堅守下，巋然不動。原估計贛州守敵不超過八千人，實際上贛州城內敵人兵力是一萬八千人，而彭德懷的紅三軍團僅一萬四千人！
彭德懷對著電話話筒大聲喊，責問紅一師師長侯中英，坑道要挖多少天才能挖到城牆那邊。對方的回答是，正在裝炸藥，馬上就可以爆破。彭德懷要求他們趕快實施爆破。剛放下電話，參謀就向彭德懷報告，有一股敵人從吉安方向馳援贛州！
彭德懷要參謀馬上搞清楚是哪一支部隊，多少人馬，並告訴第源軍軍長林彪，叫他注意對贛江的警戒。
“轟隆”一聲巨響，驚天動地。隨著那團團硝煙升上天空，隻見高高的城牆被炸開了一個二十多丈的大缺口。頃刻間，被炸開的城牆前殺聲震天。紅軍戰士勇猛地衝向城牆缺口，城牆上原先激烈的槍聲，此時變啞了。然而，當成群成群的紅軍戰士衝到城牆缺口時，城牆上的槍聲又突然暴雨似的驟響起來。紅軍戰士強勁的衝鋒勢頭被壓了下去。
彭德懷以為是看花了眼了望遠鏡有千斤重似的，他的雙手有點顫抖。當他看清楚，衝到城牆缺口的隊伍被敵人密集的火力壓得進退兩難時，他暴躁地拍了拍大腿，急轉身回隱體。他抓起電話，要通了侯師長，大聲責問：“侯師長，你是怎麽搞的？”
對方回答：“敵人火力太猛烈，我們衝不進去！”
“馬上組織敢死隊，半小時內給我衝進城去！”彭德懷將電話話筒一摔，嘴裏還在罵罵咧咧的，倒背雙手氣忿忿地踱著步。
一個參謀在接一個電話時，大驚失色。原來，敵陳誠部兩個團趁我警戒不嚴，已經偷渡贛江，進入贛州城內。彭德懷臉色刷地一變，呆站在那，僵住了似的。怔愣了良久，他跑出隱體，站在塹壕上，舉望遠鏡觀察城牆那邊的情況。通過望遠鏡，他看見城牆被炸開的缺口處，蔣軍猛烈的火力把紅軍戰士壓得無法動彈。他放下望遠鏡，仰望陰霾密布的天空，長歎了一聲。他吩咐參謀立刻給瑞金發報，把這裏的情況報告中央局。
在瑞金，周恩來接到彭德懷的電報後，立刻召集蘇區中央局成員開會，商討對策。這時，天正下著雨，窗外雷聲隆隆。毛澤東住在瑞金郊外東華山，是冒雨趕來參加會議的。
毛澤東一進會議室，周恩來就把彭德懷從贛州前線拍來的電報遞給他。此時，會議室裏氣氛嚴肅而緊張。在毛澤東看電報時，項英、任弼時、王稼祥等人麵麵相覷，都陰著臉不吭聲。
毛澤東認真地把電報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他一邊看，一邊思索。他放下電報稿，建議立即停止攻打贛州。周恩來讚成他的觀點，現在情況確實是萬分危急，紅三軍團已經被敵人包圍在贛州城東門外。其中，紅一師在河川與城牆之間挖坑道的部隊被敵截為兩半，師長侯中英被俘！現在，除陳誠第十一師兩個團突入城內外，他的第十四師隨後也就趕到。這兩個師共有2萬人。紅軍現在是腹背受敵！
毛澤東疾走到地圖前，兩眼盯著贛州的位置，一麵看一麵琢磨。經過一番思考後，他向周恩來提出，派預備隊紅五軍團從敵人的包圍圈插進去，解救南門與東門的攻城部隊。周恩來接受毛澤東的意見。
項英等人反對，認為現在就提對贛州的撤圍問題，為時尚早。陳誠的第十四師畢竟還在半路，沒必要嚇成這樣子。圍攻贛州蘇區中央局是向在上海的臨時中央作了保證的，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輕易撤圍。
為此，毛澤東與項英等人爭論了起來。他甚至言辭激烈地說，除非能在一天之內拿下贛州，否則，攻城部隊就要全軍覆沒！項英說老是在敵人麵前退卻，怎麽能執行中央的進攻路線呢？不能隻從一城一戰來看這個問題，而必須從全局的戰略高度來看這個問題。最高原則是堅決執行中央的進攻路線，而不是與之相抵抗。毛澤東哭笑不是，攻城部隊現在在贛州城外腹背受敵，如何解危？這是擺在麵前的頭等大事！
最後按著毛澤東主張，紅軍撤出贛州之圍，開到贛西南休整。源月，周恩來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龍岩、漳州戰役計劃，並任命毛澤東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領紅軍東路軍攻打龍岩、漳州，雖說有點“名不正，言不順”，但毛澤東不顧這些。周恩來還親自到長汀做毛澤東的“後衛”，擔任後方供應和組織工作。毛澤東出師獲勝，再次表明他的戰略目光確實高人一籌。周恩來對毛澤東也更加理解和信任了。
全力支持毛澤東
毛澤東自1927年秋收起義上井岡山後，就展現出非凡的政治軍事才能。在他的領導和指揮下，井岡山革命鬥爭不斷取得勝利，即使在瀕臨絕境時也總能化險為夷。但自下山轉戰贛南閩西、開辟中央蘇區以後，情況不斷發生變化，毛澤東的決策權力越來越受到挑戰或限製。一是在閩西，1929 年5 月中央派來的劉安恭（從蘇聯回國）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後，就發生了關於前委和軍委關係，實際上涉及到黨指揮槍的建軍原則的爭論，直接後果就是在紅四軍七大、八大上，毛澤東被撤銷前委書記職務；二是1931 年春蘇區中央局成立後，盡管毛澤東被選舉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並代理過短時間（兩個半月）的蘇區中央局書記，但大部分時間受製於在許多問題上執行臨時中央“左”傾錯誤的蘇區中央局；三是1933年春臨時中央到達中央蘇區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指導思想不斷遭到以博古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指導思想的批判和打擊。毛澤東處於逆境，身心疲憊，精神受到極大壓抑。
當然，毛澤東在中央蘇區也有舒心的時候。這主要是在1930 年10月羅坊會議之後到1931年10月贛南會議之前的一年間。盡管項英代理過近9個月的蘇區中央局書記，但他不大懂得軍事，缺乏對敵作戰經驗，因此，那時的軍事決策基本上還是由毛澤東決斷的。那段時間與他在井岡山時起主導作用的情況大體相似，因而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鬥爭的偉大勝利。他的兩首詞作《漁家傲》所填的“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七百裏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如果說三次反“圍剿”鬥爭是毛澤東在沒有或較少受到幹擾的情況下指揮戰爭取得的勝利，那麽紅軍攻取漳州也是他的決策沒有受到幹擾，並親臨前線指揮取得的又一勝利，同時也是他在長征之前直接統率紅軍取得的最後一次勝利。
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第一，他率東路軍轉向閩西進軍、直下漳州的動議，不僅得到了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的支持和批準，而且周恩來積極配合，留駐長汀，組織兵力，籌措給養，保障他率軍攻打漳州前線需要。攻取漳州雖然不能與三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相提並論，但政治影響巨大。1932年4 月22 日，毛澤東曾致電周恩來：“南靖一戰，張貞大部消滅，達到剪除粵敵一翼之目的。這不但對鞏固閩西發展閩南遊擊戰爭、援助東江紅軍有幫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領，影響時局甚大，有調動粵軍求得戰爭之可能。因此爭取對粵敵的勝利，成為今後中心任務。”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頁）就此而言，這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指揮三次反“圍剿”鬥爭之後，親率紅軍打的第四次大勝仗。第二，毛澤東打了大勝仗不僅沒有受到臨時中央的表彰，反而被批評。臨時中央認為，攻取漳州犯了影響中央關於奪取中心城市“進攻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回師贛南不久，由於前方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和王稼祥同後方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在作戰方針和對毛澤東的任用上不斷發生爭論，結果在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免去軍職，不再擔任紅一方麵軍總政委職務。此後，他專事政府工作，直至遵義會議召開之前的兩年零九個月時間裏，沒有軍權。因此，漳州戰役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統率紅軍親臨指揮的最後一次大捷。
漳州戰役取得勝利的意義是多方麵的。除了毛澤東講的有利於開辟閩南、粵東革命鬥爭的新局麵，有利於擴大中央蘇區的政治影響，有利於通過籌款、籌物、擴充紅軍，增強中央蘇區的物力、財力和兵員，使其得到一定的鞏固和發展外，更為重要的是廣大紅軍指戰員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更加認識到毛澤東勝人一籌的軍事韜略，因而使毛澤東在黨內和軍內獲得更為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幹部基礎。這裏要特別談談毛澤東直下漳州，對周恩來產生的巨大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影響了毛澤東、周恩來兩位偉人一生的合作關係。
周納毛諫在黎平
黎平會議、通道會議以後，經過毛澤東的努力說服，許多領導者轉變了觀點，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1934年12月15日，中央紅軍占領黎平。18日，黨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參加者有：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雲、劉少奇、李德等。會議討論紅軍的進軍路線問題。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與會大多數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
決議指出：“鑒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雲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爭取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決議還指出：“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鬥，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決議最後說：“為著保證這個戰略決定之執行，必須反對對於自己力量估計不足之悲觀失望的失敗情緒，及增長著的遊擊主義的危險。”會議還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便審查黎平會議的決定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黎平會議最後確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決策，毛澤東的正確意見通過周恩來的積極努力，終於被黨中央采納，避免了陷入重圍的危險，使紅軍爭取了主動。
黎平會議是長征以來具有決定意義戰略轉變的關鍵，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準備。
黎平會議第一次結束了從1931 年11 月贛南會議以來的三年多時間裏，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層受排斥的地位，開始形成了中央絕大多數領導人(包括過去反對他的人)，讚同、支持、擁護他的正確主張的局麵，從而為遵義會議重新確立毛澤東同誌在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於中國革命重新走上正確道路，對於中國革命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迅速發展壯大，避免中國革命再走彎路，減少中國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時間具有重要意義。
周毛聯手斥李德
1935 年1 月15 日至1 月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子尹路黔軍師長柏輝章公館二樓會客室召開，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陳雲、朱德、秦邦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凱豐（何克全）、鄧發；擴大參加者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李富春、劉伯承、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出席會議的還有《紅星報》主編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列席會議，與會者共20人。
會議圍繞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而展開。
會上，首先由秦邦憲（博古）代表中央作《關於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即主報告。他在報告中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歸咎於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力量強大，白區革命運動薄弱，各根據地之間配合不好等客觀原因上。而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缺乏認識，並為之辯護。
接著，周恩來作副報告即軍事報告。周恩來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 並以坦**的襟懷主動承擔責任，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同時也尖銳地點名或不點名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領導中的錯誤。作為“三人團”之一的周恩來是會議上最早批評“左”傾錯誤的同誌，他的發言不僅對與會同誌認識“左”傾錯誤有重要的啟迪意義，也為張聞天發表副報告和毛澤東等人暢所欲言鋪平了道路。
兩個報告之後，張聞天根據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商量的提綱在會上作批評“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亦稱“反報告”。張聞天在報告中列舉事實，說明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退出蘇區後遭到嚴重損失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李德、博古在軍事上犯了一係列嚴重錯誤，違背紅軍過去在長期作戰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則所造成的。
張聞天報告之後，毛澤東作長篇發言。毛澤東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造成的。指出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紅軍應采取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左”傾領導人以單純防禦路線代替決戰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支持單純防禦的戰略路線；犯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與紅軍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圍剿”勝利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完全相違背。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讚同。
王稼祥在會上旗幟鮮明地支持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明確提意由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
朱德在會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他說：“如果繼續這樣錯誤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在傾聽了與會同誌的意見後，周恩來在會上再次作了重要發言，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強調隻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毛澤東同誌無疑應該回到野戰軍的領導崗位上來，舉薦毛澤東成為黨和紅軍的領袖。周恩來的發言，緊緊抓住了關係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關鍵，即改變黨和紅軍的組織領導問題，並以坦**的襟懷提出由堅持正確路線的毛澤東擔任領導，反映了全黨全軍的共同心聲，贏得了大多數同誌的讚同。會議就組織領導作出決定，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誌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常委分工，“以澤東同誌為恩來同誌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遵義會議的決定，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標誌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的領導集體開始形成，使中國革命在生死攸關的曆史轉折中終於找到了能夠領導革命勝利前進的領袖。毛澤東曾說：“這個會議開得很好，解決了軍委的領導問題。這次會議所以開得很好，恩來起了重要作用。”周恩來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麵：周恩來是遵義會議的積極籌備者和組織者。周恩來於員月怨日進入遵義城，立即布置總部參謀人員打掃貴州軍閥柏輝章住宅。有人曾回憶說：“我們中午進屋後，周副主席上下巡視了一番，指出：‘作戰科住樓下，把樓上那間大房子打掃布置好，供開會用。’……下午，周副主席又親自檢查了一遍，表示滿意。”周恩來及軍委的其他同誌還作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員猿日，周恩來又親自打電報通知劉少奇、李卓然：“十五日開政治局會議，你們應於明（十四）日趕來遵義城”參加會議。
這份電報不僅是後來研究者們判斷遵義會議召開時間的最好依據，也是周恩來支持遵義會議召開並積極參與組織和籌備的實證。
周恩來在會上作自我批評，起了特殊的作用。眾所周知，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繼博古首先作主報告後，作了副報告。與博古將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推諉為客觀上敵人力量的強大不同，周恩來從主觀上作了檢查。他正視現實，承認自己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評，絲毫不推卸責任。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作自我批評，起了特殊的作用。一是給與會者們留下很好的印象，大家佩服他的謙虛誠懇和認真作自我批評的作風，對他的錯誤也給予了諒解，會上仍推他為黨內最高軍事負責者。二是給予毛澤東的發言以有力地支持。三是對“三人團”其餘兩個執行錯誤路線的成員也產生了分化作用，促使了“三人團”的解體。
“三人團”的解體，必然導致遵義會議要產生新的領導機構。周恩來在這個過程中起了推動的作用。
周恩來竭力推舉毛澤東出來領導紅軍，促成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確立。遵義會議上，在張聞天作“反報告”和毛澤東作長篇發言後，周恩來再次發言，他批評了李德、博古的錯誤，表示完全同意毛、張、王提出的提綱和意見，並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今後的行動。他的這一倡議得到與會多數人的讚同和支持。雖然在當時最重要的軍事領導上（包括隨後成立的“三人軍事小組”）仍確定以周恩來為首，毛澤東是作為周恩來的“幫助者”，但此後的軍事行動，周恩來卻處處尊重毛澤東的意見，如猿月間攻打打鼓新場的計劃，就是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再三建議而說服大家放棄的。因此可以說，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領導地位的確立和周恩來是分不開的。
當然，在促成遵義會議召開上立下首功的是毛澤東。但是，假使沒有當時身為軍委副主席、中央核心領導小組“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的支持，會議是開不起來的；沒有周恩來在會議上承認錯誤的謙虛自責態度，會議也不能取得圓滿成功。毛澤東也承認周恩來的這個特殊貢獻，他在當時和後來向許多人談起過這點。
遵義會議會議開了三天，作出四條決定： （一） 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二） 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誌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這是陳雲寫的《(乙)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手稿，記載了遵義會議作出的四條決定。
遵義會議後，1935 年2 月5 日，中央紅軍轉戰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負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1935 年3 月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的苟壩，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 （亦稱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以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毛澤東又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至此，遵義會議後的組織調整工作便大體完成。
堅決維護毛澤東
遵義會議結束後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1935年3 月4日，主持軍委工作的周恩來與朱德、王稼祥聯名簽發了電報，決定“特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誌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誌為前敵政治委員”。5 日，朱德、毛澤東發布了《前敵司令部命令》。這是自1932年寧都會議取消毛澤東在紅軍中的職務後，毛澤東第一次以軍內職務簽署的作戰命令。此後，圍繞進攻打鼓新場敵軍據點問題，毛澤東與大家發生意見分歧。後來經過周恩來的努力工作，又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3 月11 日，中央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小組，全權指揮軍事。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紅軍四渡赤水，終於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但是有個別人對黨和紅軍領導仍然存有懷疑和不信任。5 月12 日，中央在會理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在發言中肯定“遵義會議以來的戰略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黨中央的戰略方針，更不能產生動搖”，嚴肅批評了林彪等人的錯誤，維護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
同心協力反分裂
1935年春，中央紅軍強渡天險金沙江之後，還沒有完全擺脫尾追和堵截的國民黨軍隊，擺在紅軍麵前的任務還是十分艱巨的。正在這個時候林彪卻跳出來反對毛澤東的戰略指揮，他直接寫信給黨中央，狂妄地要毛澤東下台。1935 年5 月12 日在四川會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嚴厲批評了林彪的陰謀活動。周恩來也同林彪進行了堅決嚴肅的鬥爭，旗幟鮮明地維護和捍衛毛澤東的軍事路線和對紅軍的統帥地位。1935 年6 月13 日，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麵軍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後，黨中央和張國燾首先就在戰略方針問題上發生了尖銳的鬥爭。
張國燾瘋狂地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北上的戰略方針，提出了“集中力量”西進“青海、新疆”或南下川康的退卻逃跑主張。為了消除分歧，統一認識，克服張國燾的阻撓，實現北上的方針，1935 年6 月26 日，黨中央在懋功以北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會師後軍事形勢問題。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軍委在會上就戰略方針作了報告。他明確指出，一、四方麵軍會師後，新的戰略方針應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創造川陝甘革命根據地。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師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會議經過鬥爭，批判了張國燾向川康邊退卻的錯誤主張，確定了“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周恩來的報告和會議決定為實現我黨我軍北上抗日和領導全國抗日運動的偉大戰略目標奠定了基礎。紅軍到達巴西後，張國燾更是猖狂地進行反黨分裂活動。公然伸手奪權，提出改組中央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要由他來擔任軍委主席。當其陰謀遭到抵製後，他就妄圖憑借武力，危害黨中央和毛澤東，篡奪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當紅軍到達卓克基後，他公開打出反黨的旗幟，成立偽中央。在這場關係到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的鬥爭中，周恩來雖身患肝膿瘍的重病，有時昏迷不醒，但他仍然以驚人的毅力堅持工作，堅定地站在毛澤東軍事路線一邊，團結一、四方麵軍廣大指戰員，多次同張國燾進行麵對麵的鬥爭，揭露了張國燾的分裂陰謀，並在紅軍廣大指戰員中反複宣傳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始終不渝地捍衛毛澤東軍事路線。他在重病期間，仍然積極地協助毛澤東率領紅軍主力北上，擺脫危境。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後，周恩來繼續同張國燾的分裂和右傾逃跑主義作鬥爭，並做好各路紅軍的團結工作，使整個紅軍團結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旗幟下，迎接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到來。
抗日大計共謀劃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蓄謀已久的全麵侵華戰爭。
此前的1936 年12 月12 日，因西安事變的發生，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了此次事變，隨後經過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等地的五次談判，為國共建立第二次合作打開了局麵。
1937 年2月2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了五項要求，四項保證。8 月19 日蔣介石在全國抗日**的壓力下，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並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部分改編主張。至此，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朱德任總司令，彭德懷任副總司令，葉劍英任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下轄三個師：原一方麵軍改編為一一五師，林彪任師長；原二方麵軍改編為一二茵師，賀龍任師長；原四方麵軍改編為一二九師，劉伯承任師長；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的總兵力約為3萬餘人。
就是在這種民族存亡危機的緊要關頭和國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的曆史契機下，中共中央於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陝西省洛川縣城北10公裏處的馮家村，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有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任弼時、關向應、凱豐、彭德懷、張國燾，部分紅軍領導及有關方麵負責人劉伯承、賀龍、張浩、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張文彬、肖勁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鍾等22 人。會議主要解決紅軍（即改編後的八路軍，下同）作戰方針和統一戰線中國共兩黨關係的問題，張聞天作政治報告，毛澤東作軍事和國共兩黨關係的報告，並做結論。
毛澤東提出，八路軍的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鉗製和相機消滅敵人。其軍事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機戰，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遊擊戰，但主要著重點在山地。因此，紅軍要以遊擊戰為主，在日軍側後作戰，借機建立和發展根據地。關於統一戰線，毛澤東提出對國民黨要保持高度的階級警覺性，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
會議中，周恩來等人對毛澤東的主張有不同的看法，希望部隊開出去，集中兵力打幾個大仗，擴大中共和八路軍的影響，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從而提高全國人民的抗日信心。
周恩來提出總的軍事戰略方針應為“在我們的地區，與敵人開展遊擊戰時，必要時應集中力量消滅敵人。
遊擊戰是分散的、小規模的，與敵人接觸最少的作戰方式，依次而上的是運動戰、陣地戰、攻堅戰；毛澤東主張的遊擊戰再著重於山地，很大程度上就是避實就虛，以保存實力為主，消滅敵人為次。而周恩來認為中共對抗日的態度要積極，爭取民眾的信任和擁護，他主張的運動遊擊戰雖然同樣具有遊擊戰的性質，但可以在有利的條件下，集中兵力，打一些大規模的戰役。朱德、彭德懷、林彪、聶榮臻等多數八路軍將領是讚成周恩來主張的。
事實上，在當時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民族矛盾已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的主張是把國共兩黨的階級鬥爭置於民族鬥爭之上，這樣，既不符合抗日的總形勢發展，也不利於共產黨、八路軍的形象和切身利益。
當時，毛澤東的山地遊擊戰和周恩來的運動遊擊戰兩種意見難以統一，而戰爭形勢的發展又不能等待繼續討論下去了，八路軍急需開赴抗日各前線（主要在山西），因此，會議象征性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並由毛澤東任中國共產黨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
會後，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和朱德一起前往山西做閻錫山的統戰工作。
而毛澤東堅持按自己的主張，在對八路軍各位將領的電文中，反複強調山地遊擊戰的觀點。
在山西，周恩來說服了閻錫山同意八路軍獨立自主的遊擊作戰方式，也同時同意在有利的條件下，八路軍配合友軍進行運動戰。
平型關戰役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打響的。1937年9月24日晚，八路軍冒雨埋伏在平型關東北方向的公路右側高地上，配合晉軍作戰。9月25日晨，當日軍第二十一旅一部和輜重車輛、後衛部隊進入伏擊圈後，八路軍一一五師開始猛烈攻擊，殲滅日軍千餘人。而晉軍各部，有的害怕日軍，有的要保存實力，沒有參加戰鬥。
雖然八路軍在戰鬥中也損失重大，但平型關大捷是抗戰以來的第一次大勝利，打破了日本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極大地鼓舞了民眾的抗日信心，對八路軍取得群眾的信任和擁護，起到了重大影響；也迫使了蔣介石推動國民黨軍隊在正麵戰場上的積極態度。
平型關大捷後，毛澤東對作戰方針的認識也有了明顯變化，在後來布置遊擊戰時，對集中兵力方麵也開始有所注意。但是他同意必要的運動戰並不等於整個軍事戰略方針的改變，當重提運動遊擊戰的戰略方針時，毛澤東、張聞天立即致電朱德、彭德懷等人，認為有原則錯誤，要停止在部隊中傳達和貫徹。
隨著八路軍在有利條件下集中兵力作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越來越明顯，還有忻口戰役等其他幾個戰役的勝利，毛澤東經過思考，也在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堅持下，逐漸修正了自己的看法。1938 年2 月，在會見合眾社記者時，毛澤東說：“有人說，我們隻打遊擊戰，這是亂說的，我們從來就主張運動戰、陣地戰、遊擊戰三者的配合”。此後，在關於軍事戰略方針的表述時，毛澤東沒有再提“山地”
二字。
事實證明，抗戰初期以洛川會議開始為標誌的中共軍事戰略方針之爭，毛澤東主張的山地遊擊戰是片麵的；而周恩來主張運動遊擊戰的觀點，並大膽組織平型關戰役，通過實踐來證明了這一方針的正確性。
毛周開始是有分歧，但最終達成了共識，毛澤東本人也能夠逐步修正自己的觀點，從而遵循這一正確主張。使得中共在八年抗戰中不但有效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軍的囂張氣焰，也在全國人民心中樹立了崇高威望，為中共在後來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深厚的政治基礎和群眾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