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殺袁王留遺憾
毛澤東與彭德懷首次握手是在井岡山，首次產生分歧也是在井岡山。
1928 年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後，井岡山的武裝力量得到進一步壯大。蔣介石調動湘贛兩省6 個旅約3 萬兵力，分五路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大規模“會剿”。
1929 年1月上旬，紅四軍前委、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紅五軍軍委及中共各縣縣委領導人在寧岡柏露村舉行聯席會議。會上，毛澤東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會議決定實行“圍魏救趙”策略，由紅四軍向敵人後方贛南進軍以解井岡山之圍，還決定將紅五軍一、三縱隊暫編為紅四軍三十團，由彭德懷任紅四軍副軍長兼三十團團長，滕代遠任紅四軍副黨代表兼三十團黨代表，留守井岡山。
1929年1月14日，紅四軍撤離井岡山，湘贛兩省“回剿”軍隊隻動用一個旅的兵力尾追紅四軍，以其大部分兵力從永新、蓮花向井岡山推進，於1 月26 日向井岡山根據地發起總攻。守衛井岡山的紅五軍800戰士，以輕武器和每人十餘發子彈，憑借新修築的竹釘陣和土木工事，擊退了數倍於己敵人的多次進攻後，彭德懷考慮到如果繼續堅守硬拚，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於是決定收攏隊伍突圍。
4月1日，紅軍的兩支主力部隊在瑞金實現了第二次會合，毛澤東聽了彭德懷敘述的井岡山失守的經過後，沉默良久，說這次很危險，不應該讓你們留守井岡山。4月8 日，在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上，前委同意彭德懷的提議，原紅五軍返回井岡山，恢複湘贛邊界，鞏固和擴大羅霄山脈中段根據地：湘贛邊界各縣，素有土、客籍的矛盾。客籍，也就是客家人，袁文才、王佐的祖輩都是為了躲避北方的戰亂，背井離鄉從北方遷移到此的。因為當地的“土著人”占據著適合農耕的平坦地區，所以客家人隻能居住在土著人不願意居住的山區，而且還要受到當地土籍豪紳地主的壓迫和剝削。1929 年，這種土、客籍矛盾尖銳地反映到黨內來。湘贛邊界特委的主要領導大部分是土籍人，袁、王是客籍人，掌握著一個團的兵力，一時間形成土籍人掌權，客籍人有槍，互不相讓，愈演愈烈。加之王佐秉性豪爽，不拘一格，專聽毛澤東的話，其他人指手畫腳，他有些不買賬。袁文才、王佐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的確也有些問題，被掌權的土籍人抓住不放。1930 年2 月，邊界特委以袁文才招降茶陵靖衛團團長羅克紹為口實，指責袁文才、王佐與敵勾結。恰在這時，中央巡視員彭清泉悄然來到了邊界，他帶著中共六大對土匪處置的教條，認為袁文才、王佐過去曾經做過土匪，準備以非常手段解決袁、王問題，這一想法與邊界特委的想法不謀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紅四軍三十二團，擁有1000 餘兵員、700 餘支槍，還有一座兵工廠，他們又無力對付，於是，就決定采用行騙的辦法，將袁、王二人誘至永新縣城，然後借助正在安福、永新邊界的彭德懷的紅五軍，再行下手。特委負責人連夜報告彭德懷稱，袁文才勾結反動民團，背叛革命，邊界黨有一網打盡的危險，必須搶先動手誅除袁王，請求紅五軍出手協助。彭德懷起初並不相信，在來人的反複勸說和要求下，彭德懷派出了兩個大隊（相當於兩個連），並反複告誡：一定不要動槍，要抓起來談判。
一個不應該發生的悲劇發生了，袁文才、王佐死在了自己同誌的手裏。遠在贛南的毛澤東聽說袁、王被殺，十分震驚，井岡山是他建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而袁文才、王佐對這塊紅色根據地的營建有著不可抹殺的功勞。彭德懷在回憶這一曆史事件時說：“我們也有輕聽輕信的責任。”
袁文才、王佐被錯殺後不久，王佐的哥哥王雲隆，袁文才的妻叔、袁部骨幹謝角銘收集殘部並“電省反赤”，從此，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徹底喪失，後來，紅軍多次力圖恢複，但沒有任何收獲，反遭到極其嚴重的損失。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井岡山才回到人民手中。
“王明路線急先鋒”
1932 年春，紅三軍團、紅一軍團等部隊，在贛南地方武裝的配合下，自2 月上旬起向贛州城發起圍攻。經過40 天的苦戰，4 次爆破強攻，均不能得手。最終援敵羅卓英師開入城中，守敵深夜從兩處坑道出擊，襲占了紅軍部分陣地。紅軍不得不退出戰鬥，撤到贛縣的江口休整。攻打贛州，實際上是貫徹王明“左”傾路線奪取中心城市，實現一省至數省首先勝利的軍事冒險主義的結果，也是已經搬到贛南蘇區的臨時中央著手於陣地戰、堡壘戰、街巷戰的一次演習。以毛澤東曆來的戰略觀點和用兵韜略，對攻打贛州當然是持反對意見的。但在有關會議上，多數與會者表示堅決執行臨時中央的指示，主張打贛州。臨時中央否定毛澤東的意見，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即開始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紅軍的正確領導。而在事實上，從贛州會議起，毛澤東就開始大權旁落了。
既然毛澤東反對打贛州，而結果打了亦是以紅軍的失利告終，他就有責怪的理由了。毛澤東明白贛州的久攻不克，主要責任在於臨時中央，但對執行命令擔任攻贛前敵總指揮的彭德懷，依然有“王明進攻路線急先鋒”之嫌。
作為中革軍委任命的攻打贛州的總指揮，彭德懷必須執行命令，竭盡全力地指揮作戰。在攻城戰鬥的戰術指揮上，彭德懷固然有一定的缺陷和錯誤，但這與思想上甘願充當“左”傾冒險主義的“急先鋒”，是有本質差別的，而並非後來對他所定論的“自動跳出來指揮打贛州”。
代人受過難申辯
遵義會議開過後，紅軍依然麵臨十分嚴峻的軍事局勢。為要擺脫強已八倍之敵軍的圍追堵截，已經接替“三人團”行使軍事指揮權的毛澤東，竭盡平生智慧，調度紅軍四渡赤水，終於跳出十幾萬敵軍的重重包圍。然而，不是所有的紅軍指揮員都能理解毛澤東指揮紅軍四渡赤水的良苦用意以及戰略意義的，有的紅軍指揮員抱怨這幾乎令人眼花繚亂的跳躍式戰略，給部隊的精力造成了極大的損耗。第一軍團軍團長林彪，就懷有強烈的埋怨情緒，他接通了紅三軍團的電話，對彭德懷說道：“這樣的指揮真叫人擔憂，再這樣下去是要垮台的呀。還是你出來指揮，我們服從你。”彭德懷沒有把林彪的話當真，隻當成是怨怒情緒言下的戲言，便在電話裏回道：“你別亂扯淡。”林彪放下電話後，兀自生了很久的悶氣。他找來紙墨，提筆給中央軍委寫了封信，信的大意是要求把戰場指揮權交給彭德懷，部隊迅速北進與四方麵軍會合。毛澤東意識到事情到了非同小可的地步，決計召開會議公開討論此事。
1935 年5 月12 日，在會理城郊一個叫鐵廠的小村莊，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
毛澤東開門見山地提出問題，端出了林彪的信，然後就自己的得意之作“四渡赤水”，作了酣暢淋漓的戰略闡述，最後把批評之矢射在林彪的身上。
百團大戰是與非
彭德懷發動和指揮“百團大戰”，是在我抗日根據地日見縮小，八路軍給養十分困難的情形下組織進行的。當時日軍已停止正麵進攻，將兵力重點移到華北，對我敵後根據地進行“三光”掃**，使華北根據地的形勢極為嚴峻。可是，日軍深入我根據地後，兵力分散，交通線空虛，部分城鎮的守備力量薄弱，又形成了對我有利的戰機。這些都是促使彭組織這次戰役的原因。
“百團大戰”持續了3 個半月，進行了大小戰鬥1800多次，共斃傷日軍20600餘人，繳獲各種槍支6000餘支，拔除日軍據點2900多個。日寇華北派遣軍總部不得不發表公報承認“損失巨大”。
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隨著時間的推移，由“百團大戰”引起的一些不利因素，就漸漸顯露出來。戰役暴露了我八路軍的實力，使日軍從華東、華中增調幾個師團，加強了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進攻，並實行瘋狂的報複。再則我方軍民在戰役中的損失也不可小覷。
毛澤東的考慮顯然更高一籌，他不但看到了上述的幾個不利方麵，還特別注意到一點，就是百團大戰的計劃雖呈報中央軍委，但未等中央軍委批準，就提早十多天發起行動。這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就有一個組織原則的嚴峻問題。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對日作戰戰略，依然是以“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為主，也不排除“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這與他注重保存我軍實力，立於不敗之地的思想是一致的。以幾近傾其家底的兵力，投入這麽大規模的運動戰，這是毛澤東很不希望的。毛澤東後來深深地意識到：如果彭德懷不那麽性急，再熬上半年左右的時間，或等到日軍兵力更為分散時，舉行這個百團大戰，其戰果、意義將大得多，我方的損失則要小得多。
橫刀勒馬彭將軍
1946 年7 月，中共公開應戰。在蔣介石看來，他有430 萬軍隊，有足夠的錢和槍，而且有美國作後台支持，對付隻有120 萬正規部隊的共產黨軍隊不會有多大問題。他估計三個月至多半年就可以結束中國內戰。然而毛澤東並不急於讓自己的軍隊與蔣軍決戰、甚至允許軍隊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丟失防守陣地，不與敵人爭奪一城一地，“失人存地，人地兩失；存人失地，人地兩得。” 解放軍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氣勢洶洶的蔣軍處處撲空，如重拳擊棉花， 徒喚奈何。而當他們稍有鬆懈時，幾倍於他們的解放軍便圍上來將其吃掉。
至1947 年2 月，國民黨軍隊已損失了71 萬。蔣介石意識到要改變作戰方法，他重新布置戰場的兵力。在他看來，蔣軍在東北沒有問題，那裏有兩個美式裝備的王牌軍，實在頂不住的時候，可以收縮至華北地區。全局的關鍵是與解放軍爭奪華東和打擊中共首腦，最好是能把毛澤東消滅掉，使其群龍無首或者趕他到黃河以東，這個任務可以讓西北虎胡宗南來完成。為了對付延安，1938 年時就讓他脫離了抗日前線，率第十七軍團駐陝甘地區，包圍和封鎖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現在該派他顯顯身手了。
1947 年2 月28 日，蔣介石急電胡宗南赴南京，要他率西北防區34 萬人進攻延安。蔣介石手拿彭德懷的卷宗，警告胡宗南要好好研究自己的對手：他這個人有兩大優點，一是忠於信仰，二是有帥才。我要是有了彭德懷，共產黨的軍隊就不會這麽壯大了。毛澤東很精明，他手下的一批猛將都能獨擋一麵，你要小心呢！
早在30 年代，蔣介石就想變彭德懷為他的將軍。他寫信給彭德懷許諾。隻要願意放棄共產黨的事業，就保證其榮譽和報酬。他也給葉劍英、周恩來等人同樣的保證，但均沒得到任何回答。這些共產黨人繼續從事反蔣的革命行動。實際上，蔣介石從來未爭取到重要的紅軍將領。
蔣介石特別向胡宗南說明了攻占延安的重大意義：攻占延安，則可“摧毀匪方黨、政、軍神經中樞，動搖其軍心，瓦解其鬥誌，削弱其國際地位。”
1947 年3 月11 日，蔣介石的飛機開始轟炸延安。蔣本人則親赴魯中指揮蔣軍進攻山東陳毅和粟裕的部隊。
毛澤東在考慮，誰有能力率領延安不足兩萬人的部隊抵擋幾十倍於自己的敵人的進攻。雖然是老解放區、老部隊、老將領，但條件差、裝備差、部隊少，所謂三老三少。搞得好，勉強維持現狀，搞不好，隻得重新打遊擊。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已經作了研究，決定了基本的作戰方針是：誘敵深入， 必要時放棄延安，與敵人在延安以北的山區周旋，陷敵於十分疲憊、十分缺糧之困境，然後抓住有利戰機，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逐次加以消滅。鉗製胡宗南集團主力於陝北戰場，幫助其他戰場的解放軍打擊與消滅敵人。要實現這個計劃，必須有一位勇敢善戰的指揮員來統帥軍隊。當時諸位將領都在前線指揮作戰，賀龍雖是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但他不在延安。隻有彭德懷是最恰當的人選。但毛澤東對彭德懷願不願承擔這個任務沒有把握。
不久，彭德懷被周恩來叫到毛澤東的窯洞裏，當著任弼時（時任中央秘書長）三人之麵交談由彭德懷指揮軍隊抵抗胡宗南軍的問題。彭德懷很痛快地臨危受命，為黨分憂。可以說是彭德懷主動請戰的，結果他的準備沒用上，白忙了一個晚上的構思。
3 月16 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邊區各兵團及一切部隊，自3 月27 日起，統歸彭德懷、習仲勳同誌指揮。”彭德懷成為西北野戰兵團的統帥。胡宗南和彭德懷分別是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得力將軍，他們在西北戰場的較量亦可以說是中國兩個政權前途的較量。毛澤東麵臨的形勢是嚴峻的：湯恩伯兵團已經占領老根據地臨沂和沂蒙山大部，參謀總長陳誠肯定說：“共軍如虎離山，已無憑籍，不難予以個別擊破。”3 月19 日，胡宗南進駐了中共占據13 年的延安城，國民黨上下一片歡呼。“延安經國軍克服後，共匪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已失去重心，無異受一致命打擊”。胡宗南預言陝西之戰5 月份即可結束。蔣介石則悠閑地回奉化老家掃墓，議訂族譜。他根本沒想到他的勝利缺乏實際價值。貝爾登在他的著作《中國震撼世界》中說蔣介石去拿延安，等於一個人花了一大部分財產去買一條鑽石項鏈，它光輝燦爛，但一無用處。不過這確實不是最後的結局。能幹的彭德懷沒辜負毛澤東的信任，他不斷地將勝利的捷報送到毛澤東手中，青化砭、蟠龍、羊馬河戰役，三戰三捷。
彭德懷牽住胡軍的鼻子，打起了蘑菇戰。這是彭德懷軍事生涯中最得意的時期之一。而毛澤東，這時化名李德勝，雖然遇到過幾次危險，仍堅決表示不過黃河。他說：“長征後，我們黨像小孩生了一場大病一樣，是陝北的小米和延河的水滋養我們恢複了元氣，陝北問題不解決，我決不過黃河！” 當然。毛澤東也有不愉快的時候，彭德懷總是那麽嗆人。撤離延安時，毛澤東曾說：“我是要最後撤離延安的，我還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個什麽樣子呢！”3 月18 日，胡宗南部兵臨延安城下，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還在王家坪找彭德懷、習仲勳、王震等人開會。彭德懷很著急，幾乎是吼著問毛澤東的警衛參謀和警衛排長：“快走快走，一分鍾也不要待了！”毛澤東說：不急，不急，我還要吃晚飯呢。彭德懷耐不住性子：“龜兒子的兵有什麽好看的？走、走、走，部隊代你看了，你一分鍾也不要待了，馬上給我走！”
毛澤東望望心急如火的彭德懷，固執地繼續往嘴裏送飯。彭德懷無奈， 想奪筷子又忍住了，轉臉向警衛人員和秘書發脾氣，要他們馬上收拾東西。
毛澤東皺皺眉，一聲不響地走出窯洞，自言自語說：“我本來還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麽樣子，可是彭老總不幹，他讓部隊代看，我惹不起他，那就這樣辦吧。” 毛澤東走出窯洞時，對彭德懷說：胡宗南占領延安，也挽救不了蔣介石滅亡的命運。他伸出一個手指頭對著彭德懷：你隻要1 個月能消滅敵人1 個團，不用3 年就可以收複延安！
3 月25 日，彭德懷設伏青化砭，首戰獲勝.殲敵三十一旅2900 餘人，活捉旅長李紀雲，被當時新華社譽為“模範戰例之一”。青化砭戰役後，毛澤東電告彭德懷今後要繼續采用正麵及兩翼三麵埋伏方法對付敵人才有效果。
彭德懷認真考慮之後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敵人已改變孤軍深入而成方陣推進後，像小米碾子一樣，三麵包圍戰術已不能奏效，要求毛澤東改變作戰計劃，對此王震稍有猶豫，被彭德懷搶白一通：隻對毛主席的意見講對、對、對或者是、是、是，亂彈琴。我們不能為了討好而欺騙毛主席，雖然有人讚譽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我就沒聽他講過他用兵真如神，我彭德懷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個老兵，我要對上級負責。
毛澤東最後不僅同意了彭德懷的意見，而且對彭德懷這種根據實際情況敢於發表不同意見深為讚許，他說：作為一個指導員，就要善於根據情況的變化，獨立地作出決斷。
3 月26 日，毛澤東在陝北清澗縣棗林溝召集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中央一分為二組成兩套班子，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代表中央，堅持在陝北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會上還分別定了幾位領導人的代號，毛澤東代號李德勝，周恩來代號胡必成，任弼時代號史林。3 月27 日，毛澤東電告彭德懷：中央決定在陝北不走。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留在陝北，給彭德懷增加了很大壓力：能否粉碎敵人的進攻，關係著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安全，關係著解放戰爭的全局，甚至也是世界關注的事。彭德懷曾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中央把這麽重的擔子交給我，我要是指揮不好，犯了錯誤，是我彭德懷太無能，是對人民犯罪。辜負中央對我的重托。”
但隨後的三戰三捷卻開了好頭。與此同時，華東野戰軍在孟良崮地區全殲張靈甫的整編七十四師32000人，這是國民黨軍美械裝備的五大王牌主力之一，其餘四個是整編十一師、第五軍、新一軍和新六軍。當時輿論傳言“有七十四師即有國民黨”，張靈甫自殺成仁後，蔣介石十分震驚。他對將領們說：“這是我軍剿匪以來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此後，蔣軍士氣大降。
1947 年7 月，劉伯承、鄧小平率七個縱隊越渡黃河、挺進大別山成功。蔣介石防禦體係的中心出現兩位最難對付的對手。在華北，聶榮臻部隊攻克了重鎮石家莊，為了配合劉、鄧大軍行動，彭德懷的部隊先後兩次北上攻打榆林，在極為不利的情況下殲滅了鍾鬆的整編三十六師。鍾鬆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他自吹：“共軍可以吃掉別的部隊，就是吃不掉三十六師。”該師是胡宗南部進攻陝北的主力師之一，曾對毛澤東緊追不舍，而且差點置毛澤東於死地，搞得毛澤東大發其火。
為此，他在彭德懷部署戰鬥時親自去聽取作戰討論，而且拋卻自己的化名李得勝，電話指揮作戰。戰役勝利後，毛澤東十分高興，前往彭德懷司令部祝賀：沙家店這一仗確實打得好！側水側敵本是兵家所忌，而彭老總指揮的西北野戰軍，硬是在側水側敵的困境之中出敵不意，僅用短短一天時間，就取得了前無古人的勝利。這一仗是西北戰場我軍由防禦到反攻的轉折點。他磨墨揮筆，再次書贈彭德懷：山高路險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槍勒馬，唯我彭大將軍。
這本是長征路上毛澤東在彭德懷指揮吳起鎮戰役勝利後贈給彭德懷的，此時他將原詩中的“橫刀立馬”改為“橫槍勒馬”。
年底，彭德懷開始新式整軍運動，即通過官兵的訴苦運動樹立明確的為土地而戰和徹底打倒蔣介石的思想，查階級、查思想、查鬥誌，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
1948 年2月，彭德懷指揮整軍後的部隊轉入外線作戰，包圍宜川， 圍城打援，全殲劉戡率領的一個軍部、兩個師部、五個旅共3 萬餘人，這是西北戰場上的又一個大勝仗。戰後6天，毛澤東就著文說：我西北人民解放軍在此次向南進攻中，旗開得勝，聲威大震，改變了西北敵我對比的形勢， 今後將比過去更有效地同南線各戰場的人民解放軍配合作戰。4 月22日，延安解放。
13 個月前，毛澤東撤離延安時曾說：隻要你老彭能保證每月消滅敵人一個團，不出三年我們一定會回到延安的。他把困難考慮得很充分，沒想到彭德懷仗打得那麽漂亮，2萬人的部隊竟吃掉胡宗南的3.5萬兵力，一年零一個月就收複了延安。
其他戰場也是捷報頻傳，真可謂摧枯拉朽，撼天震地。奇跡出現了，毛澤東運籌帷幄，提前組織戰略決戰：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共消滅國民黨軍隊155萬人，創下中國和世界戰爭史記錄。長江以北已無蔣軍的影子，但毛澤東並不滿足，他不願做憐蛇反被咬的好心農夫，也不想成為沽名釣譽的楚霸王項羽，他欣賞魯迅的一句話：痛打落水狗。
“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1949 年4 月20 日，毛澤東和朱德聯名發布命令，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停步地前進，堅決、徹底、全部、幹淨地殲滅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力量。
5 月20 日，西安解放。
5 月27 日，上海解放。
蔣介石一退上海，再退廣州，當他9 月份從成都機場乘“美齡號”飛機起飛赴台灣後，他便永遠地離開了中國大陸，再也沒能回來。
彭德懷依舊戰鬥在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他的任務是消滅精幹的胡宗南部和善於流動精於騎術的西北馬家軍，而他手下的部隊僅有10 萬人，擔子顯然不輕鬆，不過，彭德懷喜歡打硬仗。
他先後指揮了澄合戰役、荔北戰役和冬季戰役，並協助太原總前委指揮太原戰役。攻克太原。1949 年7 月，為執行“鉗馬（步芳、鴻逵） 打胡（宗南），先胡後馬”的方針，彭德懷組織扶（風） 眉（縣） 戰役。此時，華北野戰軍的第十八、十九兵團已歸屬西北野戰軍即第一野戰軍，以彌補其人數的不足。扶眉戰役共進行了四天，消滅胡宗南軍43000 多人。使胡幾乎成了光杆司令。此後，西北戰場解放軍已占絕對優勢。
接著，彭德懷揮戈西上，進軍蘭州、西寧、銀川，殲滅馬步芳、馬鴻逵主力。
10 月上旬，彭德懷和國民黨新疆警備總司令陶恃嶽將軍及新疆省府主席鮑爾漢在烏魯木齊握手，新疆和平解放。至年底，西北五省已全部成為共產黨的天下。理所當然，彭德懷首任西北軍政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等職。
他和毛澤東合作打下了天下，下一步，便是合作治天下。
揮師入朝揚國威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
9 月15日，美國當局不顧中國政府的一再警告，公然派兵在朝鮮的仁川登陸。
並不顧一切地向北推進，把戰火燒到了中國的東北邊境。美國空軍在中國邊境領空盤旋。美國的炸彈在中國的邊境爆炸；美國部署在台灣海峽的第七艦隊在中國的領海上耀武揚威；美國官方公開把台灣和朝鮮聯在一起，派兵入侵。麥克阿瑟公然要求蔣介石的軍隊進入戰爭。
對此，中國政府迅速做出了反應。周總理在出席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的國慶節慶祝大會上鄭重聲明：“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主席，卻在這喜慶的日子裏，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禮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金日成首相和樸憲永外務相打來的加急電報。內容大意是：
毛澤東同誌：
自9月中旬美軍在仁川登陸以來，對我們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況。敵人利用約千架的各種飛機，不分晝夜地轟炸我們的前方與後方，我們兵力和物資方麵的損失是非常嚴重的。敵人登陸部隊與南線部隊已連接在一起，切斷了我們的南北部隊，如果敵人繼續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隻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是難以克服危機的。因此，我們不得不請求您給予我們以特別的援助，及在敵人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情況下，急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軍作戰。
麵對朝鮮的求援信。怎麽辦?是出兵迎戰還是坐城觀戰?中南海頤年堂的會議廳，毛澤東主席在緊張嚴肅的氣氛中開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金日成的來電和中國駐朝鮮大使館發來的急電以及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麵臨的嚴重局勢，中央常委們討論徹夜，一直到天亮才休會。
以毛澤東為首的北京最高統帥部麵臨著嚴重的選擇。對於這個問題，曾在中共領導人中發生爭論，也曾使毛澤東閉門謝客，晝夜思考。他認為出兵援朝已是萬分火急，原擬派林彪率軍入朝，但林不大讚成出兵，稱病推辭。中央書記處遂改派彭德懷來掛帥。毛澤東從他和彭德懷在20 多年南征北戰的共同生活中，深知彭德懷是大家公認的一位嚴守黨紀、臨危不懼、敢於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橫刀立馬的帥才。所以在10 月2 日中央常委會討論援朝誌願軍司令員人選時，毛澤東提出彭老總最為合適了。與會人員一致同意。並立即調彭德懷回京。
10 月5 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繼續在頤年堂開會，對是否出兵援朝問題再次進行討論。在發言中，仍有兩種觀點，即強調國內困難很多，主張不出兵或暫不出兵。彭德懷對出兵援朝問題早經過反複考慮，遂胸有成竹地講了自己的觀點，他說：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爛了，最多就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就是了。如讓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台灣，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國占領了朝鮮半島，將來的問題更複雜，所以遲打不如早打，這樣對國內外的反動氣焰和親美派也是個沉重打擊。
在彭德懷發言後，毛澤東顯然心中早已有數，他向會場環視一周後，用手敲打著桌麵說：我們國內當前存在著一些困難，這是事實，但我認為今天老彭的發言是一針見血，很有說服力。現在是美國人逼著我們打這一仗的，猶豫退縮，擔驚害怕都沒有用，這些心理和情緒正是敵人所希望的。現在我們隻有一條路，就是在敵人進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風險，有多大困難，必須立刻出兵朝鮮。
關於由誰掛帥的問題，既然林彪說他有病已前往蘇聯養病，我提議由彭德懷同誌率領誌願軍入朝，協助朝鮮人民軍抗擊敵人。至於誌願軍入朝具體部署和細節，會後我們再和彭德懷同誌研究。
在毛澤東發言之後，會場上嚴肅緊張的氣氛頓時活躍起來，大家都以尊敬的目光投向彭德懷，一致同意由彭德懷掛帥率軍援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對此，彭德懷沒強調任何困難，立即站起來表示：“我還是那句老話，服從中央的決定。”
10 月5 日下午的政治局會議結束後，毛澤東主席因考慮須馬上和彭德懷、高崗一起研究入朝的作戰方案，遂留下彭、高以及周恩來共進晚餐。
飯後，毛澤東對彭德懷說：現在朝鮮情況已十分危急，我們必須馬上出兵，否則將貽誤戰機。你和高崗8日先到沈陽去召開東北邊防軍高幹會議，迅速傳達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督促部隊立即做好入朝準備。同時我把黨中央出兵援朝的決定通知金日成。關於部隊入朝的時間，給你10 天做準備，初步預定10 月15 日。關於部隊更換蘇聯武器裝備和空軍支援問題，周恩來同誌即刻去莫斯科與斯大林同誌商談，盡快解決。
彭德懷雖然感到時間太緊張，但仍表示：主席，你放心，那我就1 天按10 天甚至20天的工作量來幹。
10 月6 日上午，彭德懷又參加了由中央軍委周恩來副主席主持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就誌願軍入朝方案，更換武器裝備，後勤供應方法和抽調幹部組建彭德懷指揮所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並作出了有關決定。會議還決定，議定的各項工作均由代總參謀長聶榮臻負責籌辦。
緊張的抗美援朝臨戰準備工作，是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朝鮮戰場日益嚴重的局勢，使彭德懷不能在北京久留。
10 月7 日吃過早飯後，他指示把從西安帶來的全部文件清理登記後，馬上移交給中央辦公廳保密室保存。當天，彭德懷到中南海毛澤東處，和高崗一起共同研究誌願軍出國第一步作戰方案和後勤供應問題，關於彭德懷指揮所設立的位置，毛澤東的意見，為保證安全，免遭敵機轟炸可設在鴨綠江北岸一個隱蔽位置。但彭德懷不同意，他主張過江入朝與金日成在一起，以便協調兩軍，統一指揮作戰。
關於誌願軍出國作戰前後的宣傳報道問題。彭德懷向毛澤東提議：“在戰鬥打響之前，應絕對保密。打響之後，新華社在報道和廣播方麵也應注意分寸。要設法轉移敵人的視線，使其產生判斷上的錯覺，以便我軍各路部隊迅速隱蔽過江，取得戰鬥的主動權和有利戰機，力爭初戰的勝利，以提高士氣，穩定人心，扭轉被動局麵。”
千斤的重擔，緊張的工作，使彭德懷廢寢忘食地忙碌了一天。直到晚上才趕回飯店。因為明天就要離京，他首先進屋看了這兩天接來和他短暫團聚的侄兒侄女們。此刻他意識到，這次離別後，何時再見很難預測，遂把他給孩子們買的衣物分給每個人，然後語重心長地說：“伯伯明天就出發執行任務去了，你們要好好學習，不要想家，要經常給媽媽寫信，把你們在北京的情況告訴媽媽。”
幼小天真的孩子們立刻反問：“伯伯，你明天到哪裏去?還是回西安嗎?”彭德懷拍拍孩子們的肩膀笑道：“等你們長大了就會知道的，你們現在的任務就是好好學習。”接著他又叫來秘書吩咐說：“你和小郭把我們需要帶的東西今夜準備好，明晨出發。”
10月8日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以特急電報發布命令：“(一) 為了援助朝鮮人民解放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借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著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誌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誌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
(二) 中國人民誌願軍轄十三兵團及所屬之三十八軍、三十九軍、四十軍、四十二軍，及邊防炮兵司令部與所屬之炮兵一師、二師、八師。上述各部須立即準備完畢，待命出動。
(三) 任命彭德懷同誌為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四) 中國人民誌願軍以東北行政區為總後方基地，所有一切後方工作和供應事宜，以及有關援助朝鮮同誌的事務，統由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同誌調度指揮並負責保證之。
(五) 我中國人民誌願軍進入朝鮮境內，必須對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軍、朝鮮民主政府、朝鮮勞動黨(即共產黨)、其他民主黨派及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誌表示友愛和尊重，嚴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這是保證完成軍事任務的一個極重要的政治基礎。
(六) 必須深刻地估計到各種可能遇到和必然會遇到的困難情況，並準備用高度的熱情、勇氣、細心和刻苦耐勞的精神去克服這些困難。目前總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於我們有利，於侵略者不利，隻要同誌們堅決勇敢，善於團結當地人民，善於和侵略者作戰，最後勝利就是我們的。”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09—110頁）同一天，毛澤東還親自起草了發給中國駐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使倪誌亮轉金日成同誌的特急電報，電報說：“(一) 根據目前形勢我們決定派遣誌願軍到朝鮮境內幫助你們反對侵略者；(二) 彭德懷同誌為中國人民誌願軍的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三) 中國人民誌願軍的後方勤務工作及其他在滿洲境內有關援助朝鮮的工作，由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同誌負責； (四) 請你即派樸一禹同誌(當時任朝鮮勞動黨中央常務委員、朝鮮政府內務相———引者注) 到沈陽與彭德懷高崗二同誌會商與中國人民誌願軍進入朝鮮境內作戰有關的諸項問題。(彭、高二同誌本日由北京去沈陽)。”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 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12 月版，第111頁）
這天上午7時，彭德懷根據毛澤東的命令與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以及彭德懷指揮所的負責人成普，參謀徐畝亢、龔傑，秘書張養吾，翻譯毛岸英一行乘飛機直飛沈陽。上午10 時左右，飛機冒雨安全降落在沈陽機場。東北局派人將彭德懷等接到和平街1號交際處休息。
10 月8 日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還未結束，毛澤東就派周恩來秘密訪問蘇聯。因為事情緊急而機密，周恩來隻帶了翻譯師哲和他的機要秘書康一民。飛機從北京起飛，途中在伊爾庫茨克加油停留幾小時，又飛抵莫斯科。
次日，周恩來與當時正在莫斯科養病的林彪一起乘飛機(據康一民同誌回憶，林彪同周恩來同機到達莫斯科) 飛抵黑海的阿布哈茲區，又到阿德列爾斯大林休養所。周恩來向斯大林介紹了朝鮮的局勢，以及中國對是否參戰的態度和國內的實際情況，另外也談了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問題。
10 月9 日上午，彭德懷和高崗在沈陽召集了誌願軍軍以上幹部開會。彭德懷在會上講話說：“根據朝鮮戰場的形勢和金日成首相的要求，中央已決定出兵援朝。這不是我們好戰，完全是美帝國主義逼我們走這條路的。在美軍越過‘三八線’前夕，周總理曾一再對美軍發出警告，倘若越過‘三八線’北犯，中國將出兵援助，但美國和南朝鮮軍隊打著‘聯合國軍’的旗號，無視我國政府的警告已越過‘三八線’，正向中朝邊境鴨綠江進攻。我們的敵人不是‘宋襄公’，他不會愚蠢到等待我們擺好陣勢才來。敵人是機械化部隊，有空軍和海軍的支援，進攻速度很快，我們要和敵人搶時間，中央派我到這裏來，也是三天前才決定的。”“這次出兵援助，我們要決心打贏，但是也要有不怕打爛的精神準備，萬一美國人打進我國來，那我們就爛了再建。各軍要日夜加緊準備，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幹部戰士樹立必勝觀念，要堅信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一定能夠打敗美帝國主義者。
各軍要在10天之內，克服困難，連夜突擊，完成一切出國作戰的準備工作。”
在會議上，各軍幹部也提出了問題，他們最擔心的是在出國作戰時，有無空軍支援。於是當會議還在進行中，彭德懷和高崗又於9 日上午11 時聯名致電毛澤東稱：“我軍出動作戰時，軍委能派出多少戰鬥機和轟炸機配合?何時能出動並由何人負責指揮?盼速示。”
至10月中旬，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隊總兵力已達40 餘萬人，各型飛機1000多架(海軍飛機除外)，各型軍艦300多艘。
鑒於朝鮮戰場的局勢嚴重，彭德懷心急火燎。他為了進一步了解敵我雙方情況，掌握第一手材料，決定親赴東北了解形勢。
在9日軍以上幹部會議結束後，彭德懷傍晚即乘火車由沈陽赴安東(丹東)。
在旅途中彭德懷仍不肯睡覺，他一邊啃饅頭幹，一邊在列車上召集丁甘如、成普等人開會，研究組織他的指揮所。他說：“在沈陽兩天太緊張，現在抓緊時間算算人頭賬，把從北京和沈陽調來的同誌們分分工。”就這樣，中國人民誌願軍彭德懷司令員指揮機關，就在火車上組成了。10 日淩晨，火車抵達安東。邊防軍司令部將彭德懷一行接到鎮江山招待所，彭德懷吃過早飯後不顧連日疲勞，即前往鴨綠江邊察看渡江地點，了解戰備情況。
在充分掌握戰備情況後，14日，毛澤東與彭德懷又詳細研究了誌願軍的出兵和作戰方案。毛澤東問彭德懷：在這種情況下，可不可以打，蘇聯是不是完全洗手?彭德懷說：就是半洗手，也可以打。最後，毛澤東講：即令打不過也好，他總是欠我們一筆賬，我什麽時候想打，就可以打，否則我們將來再想打，就無口可借了。
毛澤東與彭德懷最後確定誌願軍各部於10 月18 日或19 日分批渡江，先在平壤至元山線以北適當山嶽地區組織防禦，待機殲敵。
10 月14 日21 時，毛澤東將中共中央政治局10 月13 日作出的關於立即出兵援朝的決定和第一步作戰方案及誌願軍入朝作戰的方針和部署，電告在蘇聯的周恩來，其要點如下：
“(一) 我已告彭在他到德川研究情況後，在平壤、元山鐵路線以北德川、寧元公路線以南地區構築兩道至三道防禦陣線。如敵來攻則在陣地前麵分割殲滅之，如平壤美軍元山偽軍兩路來攻則打孤立較薄弱之一路。……(二) 美軍現尚停留在三八線，它進攻到平壤需要時間，由平壤再向德川進攻又需要時間……
(三) 我軍決於十月十九日開動，先頭軍步行二百公裏至德川需七天，休息一二天，可於十月二十八日在德川、寧遠以南地區開始構築工事。全軍二十六萬人渡過鴨綠江需要十天時間，即要到十月二十八日才可以渡江完畢。
(四) 為著準備十一月內在敵進攻德川區域時打一個勝仗，我們決定還是出發二十六萬人(十二個步兵師、三個炮兵師) 均開進為好……(五) 在我軍開進半數修築工事期間，朝鮮人民軍方麵還是繼續抵抗，盡可能遲滯美偽兩軍前進為有利。”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2—123頁）10月15日清晨，彭德懷乘飛機自北京飛回沈陽。這一天他在沈陽一麵部署誌願軍出兵援朝的各項準備工作，一麵又利用短暫時間視察了鞍山鋼鐵廠和沈陽兵工廠。因為他知道東北是中國重工業基地，打仗要靠重工業，戰爭的勝負，除了人是主要的因素外，武器是重要的因素。
這天，由於敵軍已全麵開始圍攻平壤，平壤危在旦夕。金日成首相特派副首相兼外務相樸憲永前來沈陽會見彭德懷，要求中國盡快出兵，並希望與彭德懷早日會麵，彭德懷告訴樸：“我們中央已最後決定，預定自10 月18 日或19 日開始，部隊分批渡江，希望人民軍繼續阻擊敵人，遲滯敵人，我同高崗今天要趕赴安東，去布置13兵團渡江計劃……”
彭德懷邀請樸和他一起赴安東。16 日上午，在安東召開了誌願軍師以上幹部大會。彭德懷首先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立即出兵援朝的決定，隨後他分析了朝鮮戰場的形勢，闡明了抗美援朝的重要戰略意義。他說：“現在美軍及南朝鮮軍隊正向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瘋狂進攻，局勢是很嚴重的，我們對於兄弟黨和鄰國遭受侵略，應該采取什麽態度呢?中央經過反複認真討論後，認為不能置之不理，決定大力支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反抗侵略者，幫助他們爭取獨立自由和解放，我認為中央這個決定是非常正確的……我們如果不積極出兵支援朝鮮革命政府和人民，國內外反動派的氣焰就會高漲，親美派就會更加活躍，如果讓美帝占領了整個朝鮮半島，那對我國就是個直接威脅，國防邊防都會處於極不利的地位。”他在講話中嚴肅批評了“恐美病”思想，指出：“敵人在武器裝備方麵是占絕對優勢，但我們在戰術方麵就比敵人強，堅決勇敢，敢於近戰，送炸藥、拚刺刀、投手榴彈等，這些就是敵人所害怕的。”
根據朝鮮北部山高林密，地形狹窄，三麵臨海的特點，彭德懷還指出：“過去我們在國內戰爭中所采取的大踏步前進和大踏步後退的運動作戰方式，在今天的朝鮮戰場上不一定適用。”為此，“誌願軍在戰術上要采取陣地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形式，如敵人來攻，我們要把敵人頂住，一旦發現敵人的弱點，即迅速出擊，插入敵後，堅決包圍殲滅之。我們的戰術是靈活的，不是死守某一陣地，但在必要時，又必須堅守陣地。”針對誌願軍出國作戰的新情況，他特別強調：“我們是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者，這次出兵援助朝鮮人民，援助兄弟黨，是我們應盡的義務。援助朝鮮也就是鞏固我們的國防，因此，我們進入朝鮮後，千萬不要驕傲，不要以大國援助者的身份自居。對朝鮮的黨、人民政府、人民軍隊和廣大人民群眾，要切實尊重他們。”
彭德懷最後強調入朝作戰要作長期艱苦的打算、要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切實遵守紀律，尊重朝鮮政府和朝鮮人民的風俗習慣，各級領導幹部要多研究新情況，多想新辦法，隻要發揮群眾力量。就能勝利地完成黨中央和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
就在中國人民誌願軍積極準備渡江出國與美軍作戰的同時，在美國方麵，卻出現了十分樂觀的氣氛，美國五角大樓的官員們認為“蘇聯和中國出兵幹涉的時機已過”。所以他們判斷美軍在向鴨綠江邊前進時，不會受到阻礙。
麥克阿瑟猖狂揚言要在感恩節(1950 年11月23日) 前占領北朝鮮，直達鴨綠江邊。
10月15日上午5時，毛澤東致電高崗與彭德懷，指出：“我軍先頭軍最好能於十七日出動，二十三日到德川地區。休息一天，二十五日開始築工事製敵先機。第二個軍可於十八日出動，其餘可在爾後陸續出動，十天內外渡江完畢，請酌辦。”
17 日上午，彭德懷指示參謀長解方帶作戰參謀龔傑隨樸憲永過鴨綠江到達新義州李委員長處，商談彭德懷和誌願軍渡江後進一步展開行動的具體安排。下午，彭德懷與高崗乘飛機返回沈陽，與東北局、東北軍區等領導同誌進一步研究誌願軍出國作戰的裝備器材、被服和醫院的保障問題。但此時，彭、高突然接到鄧華和洪學智等的來電，稱：昨日渡江部署會議結束後，經過討論許多同誌表示，現在部隊高射炮太少，又無空軍支援，敵人可集中大量飛機、大炮、坦克，毫無顧慮地向我陣地進行大規模攻擊。而朝鮮多為山地水田，天寒地凍，工事更不好挖，如敵人大舉進攻，則陣地很難堅持。大家認為，各項準備工作也不充分，政治思想未普遍深入動員，建議度過冬季明春再出動為宜……彭德懷和高崗接到來電後，感到此事有關戰略全局，問題重大。正好這時又接到毛澤東17 日下午5 時發來的急電，令他倆於18日乘飛機火速回京。這是因為周恩來定於18日自莫斯科回北京，所以毛澤東電告彭、高：“對出兵時間，以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報告後確定為宜。”並要求彭、高緊急回京參加中央會商。18 日清晨，彭德懷與高崗乘飛機返回北京，當麵向毛澤東主席匯報了渡江部隊的情況和鄧、洪17 日來電內容。此時敵進甚速，平壤告急。就在當日晚召開的中央會議上，當周恩來和彭德懷各自匯報了情況後，毛澤東主席最終決斷地說：現在敵人已圍攻平壤，再過幾天敵人就進到鴨綠江了。我們不論有天大的困難，誌願軍渡江援朝不能再變，時間也不能再推遲，仍按原計劃渡江。隨後毛澤東又指示彭德懷先以電話通知鄧華、洪學智等，要求誌願軍各部隊嚴格保密，嚴密偽裝，立即進行政治動員，補足食品彈藥，召開誓師大會，立即準備出國作戰。
10月18日21時，彭德懷在北京奉毛澤東指示，以毛澤東的名義，給鄧華、洪學智、韓先楚、解方及東北軍區副司令員賀晉年發出了特急絕密電報。電文如下：“四個軍及三個炮兵師決定按預定計劃進入朝北作戰。自明19 日) 晚從安東和輯安線開始渡鴨綠江。為嚴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隊每日黃昏開始至翌晨四時即停止，五時以前隱蔽完畢，並須切實檢查。為取得經驗，第一晚(19日晚) 準備渡兩個至三個師，第二晚再增加或減少，再行斟酌情形，餘由高崗、彭德懷麵告。”
同一天，為加強和統一誌願軍司令部的指揮機構，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決定：彭德懷的臨時指揮所與團部(即原東北邊防軍司令部) 合並，組成中國人民誌願軍總部，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鄧華、洪學智、韓先楚為副司令員，解方為參謀長。當此緊張時刻，一個統一的精幹的中國人民誌願軍總部正式成立了。同時誌願軍各路渡江部隊亦開始向鴨綠江邊急速開進，偉大的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就此揭開了。
10月19日清晨，彭德懷、高崗由北京乘飛機火速趕回安東。當天黃昏時分懷隨時向毛澤東報告朝鮮戰場上的情況，請示作戰方針，毛澤東將得到的各方麵的情況和指示及時向彭德懷下達。1951 年2 月，彭德懷從朝鮮回到北京，當麵向毛澤東請示匯報。當時，毛澤東正在西郊的玉泉山，彭德懷徑直趕到那裏，恰逢毛澤東已就寢。彭德懷因軍務緊迫，不顧警衛人員的勸阻，闖門而入。毛澤東當即披衣起床，說：也隻有你彭德懷在人睡覺的時候闖進來。毛澤東仔細聽取了彭德懷陳述朝鮮戰爭不能速勝的理由和當前急需解決的兵員、物資等問題。毛澤東當即明確表示，能速勝則速勝，不能速勝則緩勝。彭德懷非常滿意，說這就有了一個機動而又明確的方針。
彭德懷根據朝鮮戰場上的實際情況，靈活地運用我軍在過去革命戰爭中所創立的戰略戰術，同朝鮮人民軍一道，在敵我武器裝備懸殊，物資供應極端困難，戰場條件異常惡劣的情況下，經過三年的艱苦奮戰，迫使美帝國主義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曆史悲劇在廬山
1958 年8 月毛澤東主持召開廬山會議，周恩來對形勢的估計，和與會的大多數人的意見相似，也是符合毛澤東所說的那三句話的。在上廬山的半個月之前，毛澤東曾在關於工農業指標及綜合平衡的講話中提到：“一個時候，我們自己頭腦發昏。人的頭腦有時候有一點發昏也是難免的，有什麽要緊？第二天就清醒了。”這時周恩來插話：“現在人家說中國的數目字不可信了。”毛澤東接著講：“我們要讓中國的數目字可信，現在不信，以後還是要信的。”毛澤東說到自己有片麵性，隻注意高爐、平爐的生產設備能力，周恩來也讚同：“主要是小高爐和小轉爐。”
毛澤東覺得雖然如此，並不可怕：“過去開了那麽大的腔，現在要想一個辦法轉過來……這一套我們從來沒有搞過。我們過去曆來搞的是革命，沒有搞過建設。這不是指三委、各部，他們是專家，而是說我們多數人沒有搞過建設。各省委書記沒有搞，我也沒有搞，因這顧不過來。去年北戴河會議以後才搞這些事。我到井岡山，頭一仗就打敗仗，從這裏學到了好經驗，因為吃了虧嘛。現在的問題不是怪這個怪那個。……我們曆來是這樣。出了亂子，共產黨一抓就好了。”這可以說是毛澤東上廬山的初衷（《毛澤東在江西》，中共黨史出版社）。
剛上廬山，毛澤東在講到形勢時仍然是這樣：“國內形勢是好是壞？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於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對不對？我看要堅持。……對去年的估計是：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缺點隻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
在廬山會議前期，周恩來也是本著這種精神開展工作，一個一個地解決問題。
從7 月10 日到12 日，他接連三次召開財政問題座談會，針對1959 年上半年出現的財政赤字，他提出了七條解決措施。
就在周恩來進行調整的過程中，彭德懷上廬山來了。7月14 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陳述了他對1958年以來“大躍進”中的錯誤和經驗教訓的看法，指出了中肯的意見。廬山的和諧氣氛開始逆轉。其實在寫信之前，彭德懷在廬山的大會小會上已作過多次發言或插話，其鋒芒畢露，言辭尖銳，雖經出於好意的工作人員在整理簡報時作了處理，特別是刪掉了在小組會發言中最尖銳、直接涉及毛澤東的詞句，但山上的好事者和護短的人不少，估計毛澤東不會不知道。比如這樣的話：“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1070’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有責任！我也有一份，至少當時沒有反對。主席最偉大的地方在於能及時發現問題，彎子轉得快，如果沒有鄭州會議，經濟會被破壞；毛主席與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現在是不管黨委的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
從毛澤東的工作人員那裏，周恩來也聽到有關毛澤東的一些動向。毛澤東過去開會總要輪流找各路“神仙”談話。自從彭德懷開炮後，他約人談話的次數少了。
時常麵色陰沉地一個人關在屋子裏看書，或者坐在陽台上對著殘陽抽煙。夕陽西下時，他獨自在竹林裏徘徊，或者繞著噴水池，反剪著雙手來回踱步。有時，周恩來到“美廬”請示工作，常見毛澤東坐在藤椅上發愣。他可能感覺到毛澤東正在下什麽決心，因為他那種沉悶的態勢，周恩來還是在打三大戰役前決策時見過。
事也湊巧，本來彭德懷想將他的種種看法，當麵找毛澤東談談，可毛澤東的衛士告訴彭德懷：主席昨晚一夜沒有睡，剛剛躺下。彭德懷隻好悵然而歸。
在戰爭年代，彭德懷為了緊要事情，曾經排開警衛人員的阻攔，掀過毛澤東的被窩。那時毛澤東並不怪罪，總是急急披衣起坐，談完要談的事情，有時候還笑著說：“隻有你彭德懷才會有人家睡覺的時候進來提意見！”可現在不是當年了。
從彭德懷住的176 號到毛澤東住的180 號，走林陰甬道不過200 米，但是一次麵談的機會卻失掉了。
很顯然，彭德懷的發言和後來的上書，在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迷信已經很盛的情況下，是很不合時宜的，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快，甚至聯係到彭德懷的曆史；懷疑到彭德懷的用心。16 日，毛澤東把彭的信印發給了會議討論。這一天，他還召集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三位政治局常委開會。
“昨天收到彭德懷寫給我一封長信，我加了個標題，印發各同誌參考。印發下去後，大家評論一下這封信的性質。”毛澤東望望周恩來，“如果林彪同誌身體還可以，也請他來，恩來同誌，由你通知他吧。”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黨委會決定：將會議延長一周左右，讓與會者把意見都講出來。另外，通知林彪、彭真、薄一波、黃克誠、安子文等人上山。
廬山已經有點火藥味了。
但晚上的舞會還照常舉行。當時這裏還沒有舞廳，隻能在一座小教堂裏進行。
毛澤東一般都是請東道主水靜先跳，一兩個曲子後再換別人。他的舞姿如同散步一樣，沒有太多的規矩。周恩來一般總是輪番請李先念夫人林佳楣、曾希聖夫人餘叔、水靜等跳。他的舞姿瀟灑，飄然如風，最為精彩的是跳快三步，這也是他最喜歡的一種舞姿。這一天，周恩來和鄧穎超去參加舞會，舞曲一停，坐在一旁的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已經隱約聽到了不利於彭德懷的風聲，他懷著不安的心情，問周恩來：“總理，你認為彭總的信怎麽樣？”
周恩來當然看過彭德懷的信，隨口說道：“那沒有什麽吧！”
在周恩來看來，彭德懷的信，是一種正常情況。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懷相通的。他曾經對身邊的同誌講過：彭總的信反映了一些實際情況。
7 月17 日，按照新的分組開會，開始討論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會上，傳達了劉少奇、周恩來16 日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講話的精神。劉少奇的意見是，成績要講夠，缺點要講透，幹勁要鼓足。周恩來則算了一筆賬，說雖然補貼了40 億，但是取得了經驗，爭取了時間，大大提高了我國鋼鐵生產的設備能力和縮短了投入生產的時間，小土群為小洋群作了準備，小高爐為大高爐作了準備。“兩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鐵資源。鋼鐵賬要算。但既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既要算現在的盈虧賬，也要算將來的盈虧賬。隻能兩條腿走路，不能一條腿走路。
7月23 日一大早，臨時通知開全體大會。上午，毛澤東親自到會，坐在主席台中央的位置。當一截煙快要熄滅時，毛澤東發言了。他的講話，有時看起來很隨意，卻往往蘊涵著無窮的意味。這次他又以隨便的口氣開始，但一開口就使人覺得不一般：
“你們講了那麽多，允許我講點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在毛澤東這篇近三個小時充滿憤激之情的講話中，對彭德懷等人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也聯係到反冒進，說他們重複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誌的道路：“那時的反冒進，就是資產階級的冷冷清清淒淒慘慘的泄氣性、悲觀性。我們不戴高帽子，因為這些同誌與右派不同，他們也搞社會主義，隻不過是沒有經驗，一有風吹草動就站不住腳，就反冒進。”毛澤東欣慰的是，“那次反冒進的人，這次站住腳了。如周恩來同誌勁很大，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誌也會站住腳的。恰恰是那次批評他們那一部分人，這次取他們的地位而代之。不講冒了，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說‘有失有得’，‘得’放在後麵是經過斟酌了的。”其實信的原稿是寫的“有得有失”，秘書在抄寫時給寫倒了。彭德懷對此從沒怪過秘書，隻是自己承擔責任。毛澤東情緒頗為激動，說道：“我為什麽現在不硬著頭皮頂住了呢？20 天了，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馬歇爾八上廬山，周恩來三上廬山，我們一上廬山，為什麽不可以啊？有些權利。”毛澤東在作自我批評時是比較冷靜、客觀的：“1958 年、1959 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過去責任在別人，總理、陳雲，現在應該說在我，實在是一大堆事沒管。‘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發了瘋。”毛澤東還聯係到周恩來，說：“至於黨不管黨，計劃機關不管計劃，不搞綜合平衡，搞什麽去了？根本不著急，總理著急，他不急。人不著急，沒有一股神氣，沒有一股熱情，辦不好事情。”
從中看出，毛澤東對南寧會議後的周恩來的工作是肯定的，這次廬山會議也覺得周恩來是站在自己一邊的。
對於彭德懷等人來說，毛澤東的講話真是如雷貫耳，不知所措。散會時，彭德懷匆匆離開了會場，但剛剛走出不遠，就被周恩來派人叫去開會。他回過頭，看到毛澤東正與其他人一起向這邊走來，彭德懷迎上前去，對毛澤東說：“主席，那封信是我寫給你作參考的，為什麽把它印發了？”
毛澤東回答：“你也沒有講不要印發嘛。”
一向不善言辭的彭德懷無言以對，默默地走開了。
毛澤東的這篇講話，成了廬山會議的轉折點。此後，會議的主題和方向，都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批彭的調子一步步升級。
但在周恩來住處召集的彭德懷等幾位副總理開會時，周恩來還在談形勢的困難，還在安慰彭德懷。
周恩來說：“9000 萬人上山，1070 萬噸是一個革命。2700 至3000 萬噸則根據不多，現在落實到1300萬噸。” （參見穀牧：《回憶敬愛的周總理》）彭德懷仍沉浸在毛澤東的講話中，他的情緒有些抵觸，他解釋了自己寫信的動機和考慮，表達了對受到錯誤批評的不滿。
在周恩來看來，彭德懷的“問題”遠沒有他當時反冒進那樣嚴重。
中午，彭德懷回到自己住處，和黃克誠一起用餐。兩個人相對無言，誰也沒說一句話。黃克誠隻吃了幾口飯，把碗一推，站起來走了。彭德懷更吃不下，在餐桌前坐了片刻，也放下碗筷離席而去。回到自己辦公室，彭德懷坐在寫字台前，點燃一支香煙，吸兩口，熄滅。接著，又點上一支，又熄滅，丟進煙灰缸。他把桌上堆積的文件，拿過一份，信手翻兩頁，看不下去，又把它丟在桌上。整整一個下午，紛亂、煩躁、委屈和憤憤不平的情緒折磨著彭德懷。（《黃克誠自述》）23日以後，彭德懷就再沒到餐廳同大家一起吃過飯，他的心情自然非常沉重。
23 日晚上散步時，他遇到聶榮臻，聶榮臻問他對毛澤東講話的感想，他說：“是非曲直由人斷，事久自然明吧。”這是他對過去許多曆史誤會一貫持有的態度。聶榮臻勸他認真考慮，要作檢討，對黨有利。彭德懷心裏很矛盾：毛澤東講得那麽嚴重，不作檢討是不行的，否則轉不過來。但要全部否定自己，也覺得不合實際。他請了兩天假，反省過去的種種問題，盡管內心矛盾重重，26 日，他還是違心地作了檢討。
彭德懷的老戰友朱德元帥在23 日下午參加第一組的討論，他第一個發言，但並沒談彭德懷的錯誤，直到25 日他在第四組作較長的發言，才提到對彭德懷信的看法：“高級幹部有不同意見，無論如何要搞清楚。把問題搞清楚了，統一了認識，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主席過去批評我空洞的樂觀主義，現在可以說是落實的樂觀主義。彭德懷的信雖然沒有直接說出悲觀失望，但是他把缺點錯誤說重了。這不合乎事實。彭總的一個特點，是容易固執己見。如果是正確的，當然要堅持；是錯誤的，就要接受批評，改正錯誤。彭德懷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錯誤的，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好好檢查一下自己，對某些缺點看得太嚴重。”他最後說：“彭總有一股拗脾氣，今後應該注意改掉。彭總在生活方麵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彭總也是很關心經濟建設的。隻要糾正錯誤認識，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在26日彭德懷檢討後，朱德好像自己卸下一副重擔，寬慰地說：“彭總發言的態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暢快的。彭總的發言中有一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農民意識。在座的天天向前進，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觀性、片麵性就是這樣來的。大家對彭總的批評是對的，彭總今天對大家的批評也比較聽得進去了。
過去就聽不進去，談起來就吵。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統一了思想，統一了認識，就不會把錯誤當作包袱背起來了。”很明顯，朱德也把此事看得輕淡了。
事實上，形勢並不像周恩來、朱德估計的那樣樂觀。
其後的情形是，會議延長，鬥爭升級。林彪、康生、陳伯達、柯慶施等人紛紛跳將出來，翻出許多曆史舊賬。彭德懷悲慘的晚年政治命運，從此開始……身死尚負不白冤
1971 年國慶節前夕，衛戍區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通知各個“監護”點，在現有條件下盡量過好節日，改善日常生活條件，絕對保證人身安全，一切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應一律廢除。
對於被“監護”的彭德懷來說，度日如年，眼看又一個春節到來，他更加焦躁不安。奇怪的是，這一天竟有人給他送來了禮品：糕點和罐頭。彭德懷接過禮物時，問起哨兵：“小鬼，這罐頭是你買的？”
哨兵回答：“不，是國務院管理局送來的，每人一份。”
“國務院？”
“對，是周總理讓送的。”
“總理？總理還沒有忘記我們……”
他雙手捧著禮品，止不住老淚縱橫，久久地站在那裏，嘴裏不停地念叨：“總理啊，我有一肚子的話要對你說，要對主席說呀！為什麽還不讓我出去呀！”
這幾年，彭德懷實際上已成了被軟禁的政治犯。在長達10餘年的專案審查中，由於找不到“裏通外國”的證據，而且，審查委員會主任賀龍自己也成了被審查的對象，並先於彭德懷被迫害致死，彭德懷的專案審查交給黃永勝。1970 年，“彭組”三次上報了《關於反黨頭目、裏通外國罪行的審查報告》，將“裏通外國”、“篡黨篡國”和“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等罪名強加在彭德懷頭上，並對這位開國元勳提出了“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的處理意見。所幸的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看後都未作任何表示。這樣，彭德懷的“案”始終未定。
惡劣的監管條件和殘酷的批鬥審訊，摧垮了這位硬朗朗的鐵漢。到了1972 年後，他經常便血。直到第二年4月，他才被送進醫院檢查，被確診為晚期直腸癌。
周恩來聞訊後，打電話批評了衛戍區監護辦公室和專案組：“彭德懷同誌病到這個程度，你們怎麽才知道？怎麽才報告？太不像話了。”他指示：請三茵一醫院的同誌馬上研究手術方案，盡全力治療。
4月18日，醫院正式通知專案組：“145號”必須盡快動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專案組隻好打報告請示周恩來。周恩來批示：彭德懷同誌的問題還沒有搞清，手術不要受到影響，一定要做好。
可是躺在病**的彭德懷卻堅決反對手術。他對著專案組的人吼道：“你們不把我的問題搞清楚，我決不做手術！”
專案組的人勸道：“你的案是毛主席定的，他老人家不點頭，誰敢……”
“那好，你們讓我去見毛主席！”
“你這不是給我們出難題嗎？告訴你，給你做手術是周總理親自批準的，你還信不過嗎？”
“那好，請允許我給總理打個電話，我有話要跟總理說。”
“你這不是無理取鬧嗎！”
“不對！我這是正確反映客觀事實，我在廬山講的是真話，我沒有錯！我到死也不認這個賬！不給我把問題搞清楚我死不瞑目！”他還想用自己最後一口氣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他堅持要在做手術前見一見毛澤東和周恩來，以講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後經侄女彭梅魁反複勸說，他才勉強同意先做手術。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仍在不斷地申辯：“我沒有裏通外國！我自己犯有許多錯誤，但我不搞陰謀詭計，在這一點上，我是清白的！”在風雨飄搖的中國之冬，可能毛澤東、周恩來都已無暇或無心顧及彭德懷了，整個中國都已亂了方寸，他們麵前的亂麻已經多得難以理清：毛澤東感覺到“天下大亂了”，自己“已經收到馬克思發來的請帖”；而周恩來的處境更加困難，已經時時準備“入地獄”了。彭德懷於1974 年11 月29 日含冤去世。當今天我們能公正地評價這段曆史時，“始作俑者”們都已紛紛作古，而這段繁雜的“曆史的插曲”，給後人留下了苦澀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