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中間有專門擔負毛主席警衛安全的一中隊隊員，有機關的領導，有毛主席身邊的衛士、生活管理員、司機、廚師和新聞攝影師等等。他們以實事求是、對曆史負責的態度，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講述了一代偉人———毛澤東的許多趣聞軼事，他的生活是何等的艱苦樸素，以及他又是如何嚴格要求和對待自己、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的。這些故事是樸素的，但又是至為感人的，每讀都會催人淚下，深得教益。
讚美青年如朝陽———陳文新
中國科學院院士。1926年生，湖南瀏陽市人。土壤生物科學家，現任中國農大生物學院教授。20世紀50年代末從蘇聯學成歸國後，一直從事土壤微生物學教學和科研工作。
我的父親名昌，字章甫，湖南瀏陽人。在湖南一師讀書時，有幸結識毛主席，因誌趣相投，成為好友。那時毛主席是學生會的主席，我父親則是“雄辯部”的部長。我母親姓毛，叫毛秉琴，主席親切地稱她為大姐。1920 年主席與楊開慧結婚，就是我的父母幫著操辦的。
我在武漢大學學習期間，政治上極為活躍，根本沒有時間回家，直到1951 年4月我才利用春假回了一趟老家。我母親讓我代她給毛主席寫信，我十分高興，回到武漢大學後就代我母親寫了一封信，同時自己也寫了一封信，簡單地介紹了一下我在武漢大學農學院學習的情況。兩封信放在一起，一同寄給毛主席。讓我沒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很快就回了信。
1951 年7 月，也就是我收到主席回信後的2 個月，我從武漢來到北京，寫信告訴主席自己在華北農科所實習的情況。令我驚喜的是，一個周六的下午，主席派他的秘書田家英來校找我到主席家做客。我在會議室裏剛等了一會兒，主席就來了。主席身材偉岸，神采奕奕，滿麵紅光，微笑著向我走來。我當時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原來準備想說的也一下子全忘了。主席用溫暖的大手，握住我的手，把我拉到沙發上坐下來，並和我親切交談。主席告訴我，他曾到過我家兩次，1930 年攻打長沙城時，途中還見到我的母親，從我母親那裏得知我父親犧牲的消息。主席對我講，你父親是個好同誌，他是為了人民而犧牲了自己，要我們姐妹們學習父親的那種精神。
1954年，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留蘇預備班學習，結業後，寫信告訴主席，在暑假結束後我將去蘇聯學習。有一天，忽然有個人來找我，手裏還拿著我寫給毛主席的信，說主席要我到他家裏去做客。後來我才知道來人叫王鶴濱，是主席的保健醫生，他把我帶到了主席在中南海的家裏。不一會兒我就和主席一家外出度周末，並在一處有桃林的地方，和主席及王大夫合影留念。可能是主席認為我是學農的，又要去蘇聯留學，應該懂得一些農業的知識，就著重和我談了農業。他說我國是一個農村人口眾多的農業大國，應該從提高土壤肥力，提高單產方麵著手，還重點談了豆科植物根瘤菌。
1957 年11 月17 日，在主席出訪蘇聯期間，在莫斯科大學的禮堂接見了中國留學生，並發表了《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的著名講話。這是我第三次見到主席。
記得那天禮堂裏擠滿了人，每個人的手掌都拍得紅紅的，脹脹的，辣辣的，也不覺得痛，大家的心情萬分激動。我們的雙眼都含著眼淚，使勁地鼓掌。
毛主席來到我們中間，他走到哪裏，哪裏就立刻變成歡騰的海洋。主席也被我們的情緒所感染，大聲地對我們講：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主席的話音剛落；全場立刻響起“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的歡呼聲。
我對主席的這段話一開始體會不深，現在變成了老太婆，體會深了。青年時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所以主席寄希望於我們，希望我們能好好學習，好好工作。這段話雖然已過去50 多年了，但是每當想起它仍讓我**澎湃，豪情萬丈。
主席的話語鼓舞了一代人，激勵了一代人，積極投身於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投身於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中去。我今天能為國家為民族做一點事情，也得益於毛主席的諄諄教誨和熱切的希望。
難忘當年獻花時———蔣含宇
蔣含宇，湖南湘潭韶山市人。1959 年6 月，毛主席第一次回韶山，在韶山學校，代表少先隊員給主席敬獻紅領巾和鮮花。後和一起獻花的彭淑清結為夫妻。
1959年6月25日下午，韶山學校少先隊輔導員把我和當時擔任大隊委員的彭淑清叫到大隊部，告訴我們說：“有個重要的中央首長要來咱們韶山學校，學校準備讓你們兩個代表韶山兒童給首長獻花。”當時我除了擔任少先隊大隊長外，還兼任學校迎賓團團長，給首長獻花贈送紅領巾的榮譽自然就落在我的肩上。
“這位首長會是誰呢?”我們心中不禁想到。看著輔導員喜不自勝的表情，我們想：這兒是毛主席的故鄉，又是毛主席、楊開慧曾經創辦農民學校的地方，肯定是毛主席要來韶山學校了! 想到這裏，我們倆興奮不已。但是要怎樣才能把這件事情辦好，順利完成任務呢?我們都犯了難。我不斷地琢磨著怎樣熟練地反手給主席戴紅領巾，一麵又擔心自己個子這麽小，如何能順利地給身材高大的毛主席戴上紅領巾呢?為此，我特意換了一條鮮豔的大號紅綢領巾，一遍遍練習著。彭淑清則繞著學校找遍了每一個花圃，一遍遍地想著哪兒的花最鮮豔?怎樣才能讓主席及時見到最鮮豔的花?她怕花蔫了，一直沒摘，幾次澆水、剪枝，就是為了給主席獻上最嬌美的鮮花。
神聖的一天終於到來了。
1959 年6月26日清晨，毛主席沿著他的舊居附近的一條小土路，向著韶山學校方向緩緩走來。韶山學校師生聽說了，全都擁到校門口，夾道歡迎主席。彭淑清當時正在吃早飯，聽說主席來了，放下飯碗就跑到校園花圃中采來夾竹桃、紅月季和鬆枝，熟練地紮成兩束。而我當時還正在大隊活動室練習那幾個早已熟記在胸的動作，聞訊也飛奔趕來。當主席走上通往學校的兒童橋時，我們兩個雀躍地跑到主席的麵前，把兩束帶著露珠、滿含韶山人民熱情的鮮花獻給了主席。接過花，聞著故鄉的芬芳，主席微笑著問我們：“幾歲了？學習成績好不好?”我們告訴老人家：“14 歲了，成績還好。”主席微笑著說：“要努力學習，爭取做個好學生。”毛主席一左一右親切地擁著我們兩個，沿坡而上，一一與學校的師生握手，進了校園。人們簇擁著毛主席走到小學至初中的斜坡上，毛主席提出要與全校師生合影。我馬上解下自己的紅領巾，敬獻給毛主席，熟練地為他佩戴在胸前。主席問：“你這紅領巾還要不要了?”我大聲地回答：“送給您老人家了!”主席開懷大笑：“那我就把這紅領巾帶到北京去，我戴上紅領巾了，又成少先隊員了，我現在變年輕了!”掌聲雷動，全校師生開心地笑出聲來。毛主席隨行的攝影師侯波，捕捉到這幸福的瞬間，輕按快門，留下了這張珍貴的曆史照片。
一張照片凝深情———高智
高智，1928年生。陝西佳縣人。1945年調延安中央機要科，1947年3月隨毛主席撤離延安，轉戰陝北，繼而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後進北平。1 952 年至1962年，由中央機要處調中央辦公廳機要室、毛主席辦公室做秘書工作。
1947 年6月8日，胡宗南率先頭部隊進到離毛主席駐地王家坪隻隔一個山頭。
因敵情緊急，當晚，我們隨毛主席離開了安塞縣王家灣，夜間冒雨步行40 多華裏到靖邊縣的小河村，住了一個晚上即步行45 華裏到天賜灣。這是一個位於高山之頂又很分散的小村莊，但地形好，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前後八條溝岔和主要道路。住了一周，形勢較穩定，於17日天快黑時又返回小河村。
這時青化砭、羊馬河和蟠龍三大戰役勝利結束，敵人的銳氣大大受挫。毛主席審時度勢，抓住時機，於7 月21 日至23 日，在小河村主持召開了中央擴大會議。
會議總結第一次戰績，研究了整個解放戰爭，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的問題以及地方工作等問題，這次會議又稱為“小河會議”。
那時，處在戰爭環境，交通很不便利，通訊密碼不易送到前方，見各地能來的首長都來了，後委也有人來看我們，就抓緊機會突擊製作密碼，好讓首長們開完會帶回去，以便同中央聯絡用。想到我們就要反攻了，心裏特別高興，沒日沒夜地工作。
一天，毛主席的秘書葉子龍來機要科看我們，也許是我心情特別好的緣故，懷著試探的口吻，大膽地向葉子龍問了一句：“老葉，能不能請主席和我們照個相?”
葉子龍聽後笑了笑，沒有回答。我立刻有些後悔，主席這麽忙，我卻提出和他照相，是否不該這麽提?
葉子龍待了一會兒，鼓勵我們幾句，就走了。誰知，沒有多久，忽見葉子龍陪著毛主席向我們的窯洞走來了。一見毛主席來了，大家都跑過去，主席見我們就邊走邊笑著說：“你們不是要和我照相嗎?”因為誰也不知道我向葉子龍提過此事，一時間大家都愣了，我當時就趕緊跑過去向主席說：“就是，就是。”毛主席笑了“那好嘛，咱們一起照相。”有的人趕緊回窯洞搬凳子，幾個機靈的早已搶先或站或坐在毛主席的身邊，我年紀較小，力量也小剛剛擠到毛主席跟前又被別人擠到一邊去了。毛主席坐在一個小凳上，見大家“搶鏡頭”，也不由得笑出聲來。照片洗出後，我先後得到兩張，其中一張我照了半邊臉，真可惜。但這畢竟是我一生中同毛主席第一次照相啊! 那句“就是，就是”，也成了我同毛主席第一次講的話。
投身基層做調研———沈劍心
沈劍心，1923年生，上海市人。1940年參加新四軍。1949年到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工作。1975年調毛澤東著作編委會辦公室。
1960 年12 月26 日，毛主席在他生目的那天，給身邊的工作人員寫了封信，要葉子龍、林克、高智、李銀橋、王敬先、封耀鬆六位同誌去河南信陽農村參加整風整社工作。信末還親切地說：“明年我就有67歲了，老了，你們大有可為。”他這些話是鼓勵去農村工作的同誌們。
經主席同意，我們機要室抽調四個人，警衛局抽調三個人也一同去了河南農村。1961 年元旦剛過，為去農村後參加當地工作作準備。我們下農村13個人成立了黨支部，羅道讓為書記，林克為副書記。分四個組：王敬先、高智、封耀鬆一個組；閻長林、羅道讓、王兆光一個組；林克、李銀橋、章禹一個組；我和葉子龍、劉栩然、高碧岑一個組。
1 月15 日下午，毛主席在頤年堂接見了我們，還同我們一起照了相，並詢問了大家準備的情況和學習情況，要我們做好思想上的準備，他說：“到那邊一定吃不好，吃不飽，過好這個生活關很重要；與地方同誌在一起工作，要尊重他們，搞好團結，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脫離群眾，要多作調查研究。”他最後還交代：“你們以後有事可找汪東興。”
1 月18 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閉幕這天，毛主席讓汪東興來叫我們去河南的13位同誌，都去懷仁堂聽全會閉幕時主席的講話。毛主席在會上提出，1961 年要搞一個“實事求是年”，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6月下旬回北京，在勤政殿那邊總結工作，林克整理了個總結報告，交東興轉報主席。休息了一個月多，東興轉達主席指示，下半年要我們去江西勞動鍛煉。
1962年的春節和元宵節都是在南昌過的。2月下旬經上海回北京，葉子龍等幾位同誌根據主席指示，都調往各地各部門去基層工作。葉子龍去北京市，王敬先去蘇州，羅道讓去湛江，閻長林去二機部，李銀橋去天津，高智去西安，趙行傑去河北隆堯，封耀鬆去杭州。走前主席要接見，4月19日在會客廳裏主席接見了我們。
5月中旬，去各地的同誌先後離京去新的工作崗位，遵照主席的指示一律到基層工作，既不是升調，也不是鍍金，都去擔任比他們行政級別低的職務。
毛主席對他身邊工作人員既關懷又嚴格，主席讓這些同誌下去工作，不是讓他們去謀官，而是為他們更好地深入基層實際，提高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創造條件。
在國家的三年困難時期，在農村的那一年，毛主席一直關心我們。我們經受了艱難的工作和生活，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磨煉和考驗，也是我最大的收獲。
警衛共飲祝壽酒———申虎成
山西沁縣人。1937 年10 月參加革命。曾任中央辦公廳會計、中央書記處辦公處會計、股長、中央辦公廳警衛科長、五大書記警衛科長、毛主席行政秘書。
1949 年3月16日，毛主席在西柏坡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作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重要報告，製定了“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的規定。毛主席帶頭發揚黨的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鬥的革命傳統和優良作風。
1953 年12 月26 日是毛主席的六十大壽，黨中央接到全世界馬列主義政黨、友好團體和友好人士發來的許多賀電、賀信，熱情祝賀毛主席的六十大壽。
毛主席嚴格指示不準發表這些賀電、賀信，可是我們身邊的警衛人員，怎麽也抑製不住為毛主席祝壽的願望。幾天前我就和衛士組的同誌們商量，要給主席祝壽。12月26日這天，我很早就來到值班室，待主席醒來後，我高興地走到主席床前，把我們警衛人員的心願匯報給他老人家，並祝他老人家健康長壽。毛主席聽後微笑著點點頭說：“謝謝同誌們!”又指示我說：“你備點酒，讓老廖師傅給做四菜一湯，請大家吃飯。”主席還特別囑咐我說：“別忘了燒鍋爐的工人和秘書同誌，請他們一起來。”那天，我們一起舉杯，祝毛主席六十大壽，幸福溢滿胸膛。毛主席就是這樣模範地執行黨的規定，儉樸地和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度過了他的六十大壽。當天夜裏，毛主席乘專列抵達杭州劉莊，開始主持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工作。
全心全意為人民———陳耀
陳耀，1921 年生，山西定襄縣人。1937 年參加八路軍，集訓後選調到延安中央警備團。在毛主席身邊任警衛戰士和機要通訊員。1947年跟隨毛主席轉戰陝北。
1948年3 月跟隨毛主席到西柏坡，1949 年進北平，曾任中央辦公廳機要局機要科長。1953年調離中南海。
1937年，我還不滿16周歲，人長得又瘦又小，還沒有長槍高，就報名參加了八路軍。在新兵連集訓3個月後，分到主席的警衛班，成為一名光榮的警衛戰士。
延安的冬季很冷，破舊單薄的棉衣，抵擋不了多少風寒。黑夜裏在主席門口放哨，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天空中明亮的北鬥星和主席屋裏的燈光。北鬥星在黑夜裏給人以方向，毛主席則是中國勞苦大眾的救星。一天深夜，我正在主席門口站崗，主席手裏夾著煙，披著棉大衣從窯洞裏走出來。我挺胸抬頭，注視著主席。主席用手摸了摸我身上的棉衣，問我冷不冷，一個人站崗害不害怕。我響亮地回答：“給主席站崗，不感覺冷，也不害怕。”主席對我的這種精神滿意地點了點頭並問我叫什麽名字，是哪裏人，父母都是幹什麽的，念沒念過書。我一一回答，並特意告訴主席我父親是個鐵匠，我也會打鐵。主席聽後，很感興趣地說：“噢，還是個手工業者，屬於工人階級。”主席的話對我影響很大，以至於後來填一些表格，在出身一欄，我填的就是工人。
因工作需要，我成為主席的機要通訊員、機要通訊班的班長。張恩德的到來，我主動讓出班長一職，主動要求當副班長，積極配合他的工作。他是一名經過長征的紅軍，也曾在主席身邊當過警衛戰士，我和他很熟。1944 年9 月5 日，他在陝北安塞縣的一個炭窯內燒炭時，因炭窯突然崩塌，被埋在裏麵，不幸犧牲，年僅29歲。9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隆重舉行追悼會，毛主席親筆書寫了“向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同誌致敬”的挽詞，並親自參加追悼會。在會上發表了《為人民服務》的重要講話。我率領我的全班坐在第一排，我坐在第一個，主席離我也就幾步遠。主席當時的情緒很激動，眼含淚花。主席對張恩德同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品德作了高度評價，說他是“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這件事已過去60 多年了，發生在我身邊的好多事也都忘記了，想不起來了。
但主席發表的著名演講，我仍能背誦得出：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1947 年3 月，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3 月18 日，我們跟隨毛主席撤離延安，轉戰陝北。1948年3月23日，我們跟隨主席東渡黃河，告別了生活戰鬥的陝北根據地，來到了西柏坡。1949年我們又跟隨主席進北平，“進京趕考”，到達北平後我在中南海機要局機要科任科長。春節時，主席派人找到我，親自把上海卷煙廠生產的第一代“中華牌”香煙送給我，並對我說，“快過節了，中國解放了，吸一顆我們自己製造的煙。”我不會吸煙，把主席送我的煙全部分給科裏的戰士們，煙盒我保留至今。
花開花落兩由之———唐由之
唐由之，字昆吾，浙江省杭州市人。中醫眼科學家。1926 年7 月1 日出生。
1942 年經唐雲友人石瓢僧人引見，拜見上海中醫眼科名醫陸南山先生。親眼看到眼病患者之多，其狀淒苦。毅然下定決心，立誌銀海探驪，濟人於盲瞽。後由石瓢僧人推薦，拜師陸南山，從此步入攻讀岐黃書，鑽研龍木術的生涯。在繼承和發揚中醫眼科金針撥障術和睫狀體平部的手術切口研究方麵成就突出，發明了白內障針撥套出術。為中國中醫眼科的學科帶頭人，在中國外享有盛譽。
讓唐由之記憶最深的是為毛澤東主席了。
1974 年，當人們習慣於在新聞紀錄電影裏看到毛主席那熟悉的麵孔時，並不知道此時的毛澤東因為患白內障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看不見東西了。如何為毛主席安全穩妥地治療眼疾，成為了黨中央的一件大事。經過一年多的篩選和籌備，這個艱巨的任務最終落在了北京的一位中醫眼科大夫身上。這年冬天，48 歲的中醫眼科醫生唐由之被通知到北京解放軍305醫院進行一次會診。而當時的305 醫院是專門給黨和國家領導人看病的醫院，這次會診，僅眼科大夫就來了七八位，唐由之是其中唯一的一位中醫大夫。
在此之後，唐由之用了10 個月時間，為毛澤東的左眼施行白內障手術。在那段時間裏，為了最完善地保證術後效果，唐由之不僅是一名醫生，他還成了24 小時照顧毛澤東飲食起居的貼身人員。正是因為這次特殊的機會，唐由之得以親眼看到毛澤東在辭世前的那段最為真實的生活狀況。
一次神秘的會診
在1974年親眼看到毛澤東之前，唐由之被秘密接到一個地方參加了一個神秘異常的會診。這次會診比他以前做過的任何一位國家領導人的會診都神秘。唐由之後來回憶：
那天我一進305醫院的會議室就感覺到情況有些異常，怎麽來了這麽多醫生?
有皮膚科的、有心髒科的、有呼吸科的、還有眼科的，一共有好幾十位。按我們過去會診的習慣，報告完病例後就去看病人。但這次不一樣，由專人來報告病例，病人既沒有姓名，也沒有籍貫，更沒有職業，隻知道是個男性和大致的年齡。在報告病例的時候也不是專講眼科，而是把整個身體狀況係統性地講一遍。當時我想，這不是一般的會診，肯定是個重要的人物。在報告完病史後，一位領導同誌就請各專業分頭進行討論，討論的內容比如對這個病你們還需要了解些什麽?初步印象是什麽病?你們打算如何進行治療等等，最後都報了上去。我們眼科組的意見很明確，這是典型的老年性白內障。但是這個人白內障究竟發展到了什麽程度還不十分清楚，根據病曆分析隻是知道他的視力看書已經很困難了。
在那次神秘會診後的一個月內，唐由之又接連參加了兩三次這樣見不到病人的會診，大家一致認為患者白內障的最佳治療方案是進行手術。這時有人問唐由之是否需要一名助手，於是他提出由廣安門醫院的護士高培質來當助手。在臨近1975年春節的一天，有人敲響了唐由之的家門。
進來的是位解放軍同誌，年齡大概40 多歲，在確認了我就是唐由之後，他便說；有一些事你需要出去幾天。到底出去幾天，來的人沒說，隻是要求我帶上隨身替換的一些衣服和洗漱用具。那時還需要糧票，我問要不要帶，他說不用了，然後我就簡單收拾了一下跟他走了。我跟著他直奔機場。在機場我看見了比我先到的高培質。她問我咱們到哪兒去，我說不知道。但此時我已經有了感覺，可能是給毛主席看病。我們來到飛機旁邊，看到了汪東興同誌，就更覺得是去見毛主席。飛機起飛後，我從陽光的方向辨別出飛機是在朝南飛，大約一個鍾頭左右，飛機降落在了杭州。下了飛機我問去哪兒?隨行的人說今晚住在雷峰塔那邊。晚上有人告訴我們說，明天你們要見到毛主席了，主席請你們來為他檢查一下眼睛。我們一行共5個人，知道要見毛主席，我們既高興又緊張。
第一次見到毛主席
第二天吃過早飯，唐由之等人便坐著紅旗牌轎車來到毛澤東的住處。醫療組的5個醫生按照年齡的順序排隊走進了毛澤東的休息室，唐由之排第四。當時毛澤東因為在長沙遊泳而感冒，後來到杭州休養。這是唐由之平生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但是這次見麵卻讓他大為吃驚。
當我們進去後，看到一位老人身上穿了一件帶補丁的舊毛巾衣，腳上一雙拖鞋，頭發很亂，身子靠在沙發上。旁邊有位女同誌，後來才知道她叫張玉鳳。
張玉鳳說，“主席，醫生們來看你了”。我們一一通報了姓名，第二個報名的是張曉樓(同仁醫院眼科專家)。毛主席很幽默，一聽他叫張曉樓便說，“那你住的房子永遠大不了了，你是小樓嘛”。這一來，大家的情緒放鬆了許多，可此時我的心情卻有些難受。因為報紙上描寫的主席總是紅光滿麵、嗓音洪亮、神采奕奕的。
所以一看到他那灰白而蓬亂的頭發，覺得反差太大。我更沒有想到主席這麽樸素，穿的衣服是帶補丁的，拖鞋也是舊的。
從主席那裏回來後，我們就開始了認真的討論。大家認為主席的白內障已經到了膨脹期，光用藥物肯定沒有效，最好的辦法還是進行手術。這裏關鍵是用西醫的方法，還是用中醫的方法，或是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進行手術。在給主席檢查的時候，我們發現主席咳嗽得很厲害；同時吞咽部位也沒有感覺。他咳嗽時痰很多，自己也吐不出來。主席身邊有個痰盂，他經常要趴下身子，靠地心的引力讓痰吐出來。對此張玉鳳倒有一個技術，她人很瘦小。手指很長，她用毛巾裹住手，伸進主席口腔，從嗓子眼裏把痰摳出來。當時我們考慮，這個手術一般要縫五針，這時如果咳嗽得厲害，縫合處就容易裂開，哪怕，隻裂開一兩針，都不得了，眼睛裏的其他組織如虹膜、玻璃體都有可能因受到擠壓而往外跑，更嚴重的說不定還會出現問題。所以手術的風險很大。
確定手術人選
當初，雖然家裏人幾次看到唐由之被轎車接走，但他們並不知道，這位不是黨員的眼科醫生要去參加的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議題是確定到底是采取哪種手術方法為主席進行治療。當時，唐由之已經預感到，手術的任務很可能落在自己身上，因為醫療組裏隻有他一人是中西醫結合專家。而且他擅長的中醫金針撥障術即在黑眼球與眼角中間處切口，不足2毫米的切口並不需要縫針而且傷口也非常容易愈合。根據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很可能適合這一中醫傳統手術方法。想到這些，唐由之心裏愈發緊張，已經40歲的他血壓一下子升高許多。
為了舒緩唐由之的緊張情緒，周恩來總理特意派他去設計整套的手術室設備和器械，包括輪椅、擔架都要設計。因為毛澤東曾強調：不要進日的，全部要國產的。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唐由之見到了江青。周恩來當時間西醫：到底有多大把握?張曉樓說他有85豫的把握；總理又問唐由之有多大把握?唐由之說我們也有85豫的把握。這時，坐在葉劍英、周恩來後麵的江青正端著一個盤子吃夜宵。當時隻有她一個人在吃東西。唐由之覺得她不認真。在醫生們回答85豫的時候，她鼻子裏邊哼邊冷笑說：“你們也要85豫？”一聽到這種語氣的質問，唐由之坐不住了。他氣憤地站了起來，周恩來見狀立即走過來解圍，並對唐由之說：“我知道你在福建、廣西做過不少這種手術，反映還是不錯的。”
中央決定由我來給主席做手術，我特別激動。這時候還給了我另一個任務，就是要為主席講解白內障是怎麽回事，藥物治療是否有效，為什麽必須手術治療，西醫怎麽做、中醫怎麽做。我當時感覺到主席是不太願意接受這個手術的，別人也告訴我，主席對醫生的話是10 句隻相信3 句。而且主席這個人很健旺，也很自強。
就是他感冒發燒了，也常常去鍛煉，提倡在大雨底下淋雨，他主張要動員自己身體內的抵抗力來克服病痛。主席也知道，醫生對他肯定會是無微不至照顧，該是三分病也要說它個五六分、七八分。他不想因為治病而影響工作。主席眼睛雖看不見但他可以照常工作。有一次我在他的房間裏看到一個手表，是最老式的，好像是上海表。他說：“我不用手表，我也用不著，我要知道時間就問你們，你們會告訴我的。”所以他怕因為治療而影響了工作。那時候我天天去看他，給他講解病情，他不但不拒絕，總是耐心地去聽。
手術在《滿江紅》的音樂聲中進行在唐由之行醫的一生中，毛澤東是一位性格最特殊的病人。
普通的病人在手術前總是追著問醫生效果如何?有無並發症等問題，可是毛澤東卻從來不問。有一天，毛澤東坐在沙發上，唐由之蹲在他的旁邊，用手比畫著給主席講解眼睛的構造。毛澤東很認真地聽著，但始終不發問。讓唐由之沒想到的是，雖然因為白內障已經有一年多看不到東西了，但是最終說服毛澤東接受手術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過唐由之最終還是說服了毛澤東初步同意接受手術，而唐由之采用的辦法還是“投其所好”，從毛澤東最喜歡的古代詩詞入手。唐由之對毛澤東說：“盒中空燃決明丸”，就是有了病吃中醫的藥丸；“金針一撥日大空”，是用針撥白內障，一撥當然就豁然開朗了。唐詩裏都有這個說法，說明古人已經采用這種治療的手段來治療白內障，毛澤東終於被說服了。
說服毛澤東這一關闖過去了，接下來的工作就顯得容易了許多。為了不改變毛澤東的生活環境，唐由之把手術室設在了毛澤東的書房。手術前，毛澤東再次強調：手術用的全部器械都要用國產的，一律不要用進口的。於是唐由之便遵照周總理的指示，把從蘇州和上海定製的手術器械全部搬到了書房。從第一次給主席會診到開始實施手術，唐由之和其他醫生已經準備了240 多天。手術前，唐由之還用10 天的時間作藥物過敏試驗。很快第10天到了，但是毛澤東始終沒有發話。1975年7月23日那天大家一直等到了晚上11點多，毛澤東那邊還是沒有動靜。
這一天大家都很緊張，怎麽主席還不發話啊，到底今天做不做?我們大家都等著，一直等到晚上11 點，大家知道我與主席接觸得多，比較熟悉，便說道，還是請唐大夫進去問問主席吧。
我輕輕走進屋裏，看到主席半躺著，像是剛睡醒(主席的生活不分晝夜，醒了就工作，累了就睡覺，餓了就吃飯)。於是我對他說：“主席，今天是第10天，我們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您看做不做啊?”主席側過頭來說：“你們都準備好了?”
我說：“準備好了。”他說：“你準備當中有問題嗎?”我說：“有些問題。就是準備中間我給您衝洗淚道的時候看您在沙發上動了一動，我知道我沒有麻醉好，您可能有些疼了。”他一聽，抬起手，“哈哈”地笑了，像文革期間在天安門向紅衛兵招手一樣的動作，手一揮說道：“做!”
決定做手術了，大家開始緊張起來。記得當時有一位心髒病專家，手裏拿著衝眼睛的水壺，緊張得手發抖，“哐當”一聲，水壺掉到地上；有一個護士來量我的脈搏，每分鍾跳120多次。
我雖然緊張，但表麵上還是比較沉著的，我想自己首先不能緊張，我一緊張大家就更緊張了。各就各位之後，張玉鳳和我便把主席攙出來了，這時候我看到周恩來等人已經在手術室門口等著了。我要向周總理匯報，周總理說“不要了，你看好主席就行了”。我攙著主席走到手術室，一邊走主席一邊問：“唐大夫，手術室內你都準備好了?”我說：“我都準備好了。”他又問：“你音樂準備了沒有?”我說：“主席，我沒有想到，我沒準備。”他當時就笑著說：“張玉鳳你去放《滿江紅》的彈詞吧!”
張玉鳳用鋼絲錄音機播放了《滿江紅》。晚上11點半左右，毛澤東伴著樂曲走進了由他的書房改造成的手術室。為了確保萬無一失，醫療組的成員都讓唐由之在他們的眼睛旁邊做最後一次麻醉練習。
球後麻醉做好了，心髒監護等也都準備完，我便開始給主席做手術。手術很順利，大概隻有四五分鍾就做完了。我用紗布包紮好後對他說：“主席，手術已經完成了。”主席說：“那麽快?我還當你沒做呢。”這是我唯一聽著音樂做的一次手術，雖然耳邊響著音樂，但一句《滿江紅》我都沒有聽見。
手術完畢，心髒病專家過來跟我說：“祝賀你手術成功，我沒想到主席的心跳一點沒改變。”我當時就想，主席是經過風雨，見過世麵的人，在大江、大海、戰爭年代都挺過來了。這一點手術對他來講真是“勝似閑庭信步”，根本無所謂，所以我更感覺到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毛澤東把所有醫生都“趕”了出去手術結束後，主席進臥室休息去了，唐由之就守在主席臥室的門外。剛過了一個小時，毛澤東突然醒了，並為唐由之寫下了一首詩。
看見主席醒了，嘴裏邊還說著些什麽，我聽不懂就問他：“主席您哪兒不舒服啊?”主席說：“叫張玉風拿一支筆、一張紙過來。”我當時還以為他要寫自己眼睛的情況呢，而他提筆寫的是一首詩，詩中寫道，“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因為我的名字叫唐由之，這一首詩裏邊有由之，所以他念了這一首詩。下麵一句是“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他告訴我，這是魯迅悼念楊杏佛的一首詩。楊杏佛是進步人士，後來被國民黨暗殺了。我的名字叫“由之”，因此他聯想到這個。我說“主席，送給我吧。”主席說“好，我給你簽一個字。”簽完字，他還叫張玉鳳到書架上拿來魯迅的原作給我看，書放在哪個書架上，是第幾章，他記得很清楚，張玉鳳一下子就翻到了這首詩。我當時心裏暗暗說，主席的記憶這麽好，真了不起。
令唐由之沒想到的是，手術的成功並不意味著結束，更大的考驗還在後麵。
手術後的第三天，唐由之要給毛澤東換藥。通過這段時間對主席生活和工作習慣的觀察和了解，唐由之猜想到，主席一旦發現自己能看清東西了，就肯定不會再讓包上紗布。所以他事先叮囑其他醫護人員，千萬不要給主席拿鏡子。沒想到，因為；這件事，主席和他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衝突”，並把所有的大夫都趕了出去。
我給他打開紗布換藥，點好藥後問他：“主席您看見了嗎?”大概是一米左右，我伸出手指試著讓他看並問是幾個，他說都看見了，這時我要給他把眼睛再包起來。他不同意說：“我已經好了。”我說：“沒有好，主席，你的切口還沒有長好呢，還要包起來。”他說：“我都好了，看得清清楚楚，眼睛也沒有什麽不舒服的感覺。”我接著又說：“不行啊，等切口愈合後才可以和外界的空氣接觸，否則眼睛容易感染啊。”主席不同意包，我一定要包，最後主席做了一個他特有的動作，說得好聽一點是請你們走開，說得難聽一點就是讓你們滾蛋。
這麽一來別人都走掉了，我還站在他麵前不走。主席睜開眼問道：“你怎麽不走啊?”我說，我不能走，今天我是醫生您是病人，你得聽我的。我們爭執了好長時間，最後大家采取折中的辦法，讓他戴上一副特製的眼鏡。這是我請別人用塑料做的一個眼鏡，有一個套子，中間有一塊11 度的玻璃，罩在他的左眼上，這樣左眼既能看得見，手又碰不著，東西也不會掉進去。
為避免可能引起的任何感染，10 個月裏，唐由之一直密切照顧著毛澤東24 小時的飲食起居。對於領袖的晚年日常生、活，他看得無比真切。他發現主席的飲食很簡單，並不像外麵傳言的那樣每天都吃紅燒肉。毛澤東晚年除患有白內障外，他的腿也有病，站不起來，更不能走路。黨的十大閉幕時，代表們全體起立熱烈鼓掌歡送毛主席離開會場，這時周恩來機智地說，主席要目送大家離開，主席也說，你們不走我也不走。在代表們都離開後，毛澤東才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離開會場。
主席睡的是一張木板雙人床。床頭底，下墊著木頭，床頭高、床腳低。我想這是因為他的肺有問題，稍微傾斜，痰液不容易堵在喉嚨。床單都是補過的，雙人**一半是擱書的，那個書擱得這麽高，高高低低的好像是睡著一個人。床角的右邊還擺放著二台電視機，唯一進口的電器。但是他那時已經看不到了。
主席吃飯時我去過三四次，一那時候他已不吃紅燒肉了，他愛吃清蒸武昌魚的尾巴，外加一小碗青菜和白切肉，每頓隻吃三四片，再弄一碗醬油，擱一點香油，還有一點辣椒醬，蘸一蘸就這麽吃了，幾乎天天如此。有時是張玉鳳喂他吃，武昌魚尾巴的刺多，但張玉鳳的眼睛特別好，她看得很仔細，把刺拿掉，然後用勺把魚肉同魚湯、米飯一並擱到主席嘴裏。
主席吃飯有時咳嗽得很厲害，張玉鳳便用毛巾裹著手把痰摳出來。有一次我去看他，主席耳朵很靈，隨口問道誰又來了，張玉鳳說是唐大夫來了。主席問，又來看我吃飯了。我說，是，我來看您吃飯。他問我你愛吃辣椒嗎?我說不太愛吃。他說“不吃辣椒不革命，張玉鳳給他吃一塊辣椒”。這時，張玉鳳便把主席的筷子拿過來，夾了一筷子辣椒醬說主席請你吃的你就得吃，說著便給我放到了嘴裏，這一口辣椒真厲害，我一直記憶猶新。
讀宋詞時，毛澤東失聲痛哭
毛澤東在唐由之麵前有過一次激烈的情緒爆發。那是在白內障術後不久，毛澤東恢複得很好，不久就能自己看文件、看書了。有一天，唐由之在毛澤東的書房裏陪他看書，忽然聽到他大哭起來。這一場麵令唐由之始料不及。
在我陪在他身邊的日子裏，一直看到他很平和的，連脾氣都沒怎麽發過，當時可把我嚇壞了。這一次他老人家哭得老淚縱橫，非常淒涼。我在一旁手足無措，急得自己也想哭，我知道，因為他剛動完手術，眼睛不能哭，一哭眼睛要壞的。主席哭了大約一刻鍾，稍微平靜下來，叫我過去，看他手裏的書，我看到那是一首南宋詞人悲歎南北分離不能統一的詞。第二天，毛主席便把這首詞的複印件送給了我。
我對主席說要保存起來做紀念，毛主席答應了，並在下麵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手術後，唐由之在主席身邊待了三個月。離開中南海時，包括唐由之在內的醫護人員紛紛要求跟毛主席合影。那天，毛澤東被請到了人群中間，他笑著說自己一下子成了老太爺，並高興地說，請唐由之第二年來給他做另一隻眼睛。離開中南海不久，唐由之便被派往朝鮮為金日成主席治療眼睛。而左眼剛剛恢複視力的毛澤東就開始連續地接見外賓。
在朝鮮期間，唐由之曾中途回國到中南海為毛澤東進行術後複查，這是他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第二年，唐由之還沒來得及給他做第二次手術，毛澤東就去世了。這成為了唐由之一生中永遠的遺憾。
為毛主席做摘除白內障手術一事，唐由之始終沒有對外人提起過。直到1978年，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收藏了毛澤東送給唐由之詩詞的原稿後，這次當年保密非常嚴格的手術才被外人所知。而這一段經曆，也成為唐由之一生當中最難忘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