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一生與科技結下不了情。他曾廣泛涉獵科學技術方麵的知識，也提出過許多深刻的推動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戰略思想，同時他特別尊重、愛護科學家，與科學家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科學家們對毛澤東充滿了敬意，對毛澤東充滿哲理的科學預見十分重視。毛澤東和科學家、科學家和毛澤東之間的情緣極其深厚。
毛澤東與地質學家李四光
主席盛讚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黃岡人。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現代地質學的開拓者和新中國地質事業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李四光是我國卓越的地質科學家，他以畢業的精力，孜孜不倦地攀登地質科學高峰。他創立的地質力學理論在我國現代科學技術史上樹立了一塊豐碑。毛澤東曾先後7次接見李四光，對李四光作了高度評價。
李四光衝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國。毛澤東說：“歡迎你” 李四光1889年出生在湖北黃岡縣一個偏僻、貧窮的山村裏。他自幼勤奮讀書，刻苦學習。1904 年因成績優秀，被保送到日本大阪高等工業學校學習造船機械。1905 年他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孫中山喜其年輕有誌，以“努力學習，蔚為國用”相贈。後赴英國留學，於1918 年獲自然科學碩士學位。1920 年毅然回國任北京大學地質係教授。
1948年，李四光赴英國參加第十八屆國際地質年會後滯留海外。
1949 年4 月初，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維護和平大會，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郭沫若給李四光帶去了一封信，請他早日回國，為祖國的地質科學事業做貢獻。
9 月21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大會把李四光作為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代表之一，列入了政協會議名單，海內外的媒體報道了這一消息，李四光的名字出現在國內外大小報紙上。就在此時，台灣國民黨特務卻在策劃一個阻撓李四光回國的陰謀。得知消息後，李四光立即秘密隻身離開英國，經過3個多月的重洋遠渡，他終於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李四光離開倫敦的消息，通過不同的途徑傳到大陸後，立即引起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高度重視。周恩來知道，國民黨特務為阻撓李四光回國是什麽事都能幹得出來，什麽卑劣的手法都會使用的。細心的周總理，反複計算著李四光的行程，他指示葉劍英為首的華南軍政委員會：要盡快查明情況，立即找到李四光的確切消息。華南軍政委員會出動精兵強將，精心安排，把李四光的安危作為一件刻不容緩的政治大事對待，確保了萬無一失。1950 年4 月下旬，李四光偕夫人回到祖國北京。
住下來的第二天，李四光接到一個電話，說下午有人來看望他。黃昏時分，客人來了，一見麵才知道是他久已敬仰的周恩來總理。
“李教授，您辛苦了!”周恩來一進門，就緊緊握住李四光的手問候道。
李四光抑製住自己激動的心情，誠摯地說：“我回國之事，一直讓您操勞，您受累了。”
李四光表示希望到南京繼續搞地質科學研究工作。周恩來笑著擺了擺手說：“您要為新中國挑更重的擔子啊!”
1950 年6 月，李四光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身份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同時還參加了同期召開的高教會議。
在政協會上，李四光在10 分鍾的發言中，以自己多年從事科學研究的體會和見聞，深刻而簡明地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陷入困境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他還從資本主義的性質上分析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的矛盾態度，一語中的。毛澤東聽後，含首讚揚道：“李四光的講話是科學的、愛國的、反帝的。”
在高教會議期間，毛澤東親切接見了李四光和其他代表。毛澤東特意向李四光表示問候，說：“李四光先生，你回來了，歡迎你。你在政協會上的發言講得很好！”這是李四光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的誠摯、謙遜和鼓勵的話，深深地感動著李四光。
幾次相聚中南海
1952年8月，李四光被任命為國家地質部部長。
一天，毛澤東在百忙之中接見李四光。交談中，毛澤東頗有興趣地問：“山字形構造’是怎麽回事？你是不是給我講一講?”李四光聽了非常感動。他沒有想到毛澤東這樣博學多聞，這樣關心地質科學，連地質力學中“山字形構造’這樣專門的概念都注意到了。在毛澤東的關懷下，李四光更加努力地研究地質力學。
毛澤東多次對地質工作作出指示。1953 年毛澤東明確指出，地質部是黨的地質調查研究工作部。1956 年毛澤東又強調指出，地質部是地下情況偵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馬擋路，萬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個五年、一個十年為國家建設準備好礦產資源。
1953 年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各條戰線你追我趕，邁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偉大步伐。不過毛澤東卻心存一份擔憂———中國真的“貧油”嗎?我們到底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石油?
12 月的一天，毛澤東把李四光請到中南海。無疑，毛主席的擔憂是不無道理的。當時，不少地質學家對中國的石油資源抱悲觀的看法。1915年至1917 年，美孚石油公司在陝北膚施一帶一連打了7口深井，花了300多萬美元，結果是無獲而歸；1922 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布萊爾·威爾德教授再次到中國調查地質，歸納了3點中國貧油的原因，感慨地提出了“中國貧油”的論點，並發表在《美國礦冶工程師學會會報》上。石油是工業的血液，沒有石油，將會嚴重地影響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設步伐。鑒於此，中央有些領導同誌甚至提出，如果真的沒有豐富的天然石油資源，將要考慮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途徑。
李四光應邀來到中南海。陪同這次會見的還有其他幾位中央領導同誌。毛澤東見精神煥發的李四光徑直走來，站起身迎上前，緊緊地握著他的手。談話間，毛澤東將石油對社會主義的作用比作人吃飯一樣重要，他不無擔憂地說：要進行建設，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飛的，地下跑的，沒有石油都轉不動。李教授，中國到底有沒有石油?!”
周恩來總理和在座的其他中央領導同誌都把目光集中到李四光身上。
李四光平靜而自信地向毛澤東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他根據自己數十年來對地質力學的研究，從他所建立的地質構造體係理論，特別是新華夏構造體係的觀點，分析了我國的地質條件，駁斥了“中國貧油”的錯誤論調。他指出，我國遼闊的地域內，天然石油的蘊藏量應當是豐富的，關鍵是要抓緊做地質的勘探工作。李四光同時還提出了應當打開局限於西北一隅的勘探局麵，在全國範圍內廣泛開展石油地質普查工作的建議。
毛澤東和在座的中央領導同誌，一邊靜靜地聽著李四光的陳述，一邊不停地點頭，臉上都漸漸露出了笑容。這笑容既是對李四光地質理論的肯定，也是對李四光的鼓勵和信任！
走出中南海，李四光更加感到自己身上擔子的分量，他的腦際時時閃現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期待的目光。
如何在遼闊的領域內確定可能含油的地區，對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李四光從構造地質角度出發，提出了具備或基本具備優質油田的4個地質條件，強調找油的關鍵在於對地質構造的正確認識。
1954 年初，蘇聯石油代表團來到我國進行學術方麵的幫助。他們看過西北、西南等地之後，回到北京，提出希望聽聽李四光教授的意見。李四光應約到石油管理局，向蘇聯專家和石油管理局同誌作了報告，報告題為《人人大地構造看我國石油勘探的遠景》。在報告中，李四光指出我國石油勘探遠景最大的區域有3 個，詳細分析了這三大石油遠景區域的地質構造特點和應該研究的問題，提出了應該首先把柴達木盆地、黑河地區、四川盆地、華北平原、東北平原等地區作為尋找石油的對象。
蘇聯專家聽完李四光長達一天的報告後，激動地說：“像李教授這樣的報告，是第一次聽到，內容豐富而深刻。”然而，要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地開展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是個涉及麵很廣的艱巨工程，需多個部門密切配合。在李四光的積極建設和推動下，1956年3 月26 日，由地質部、石油工業部、中國科學院聯合成立了以李四光為主任委員的全國石油地質委員會，作為全國石油地質的谘詢機構。就這樣，一個全國性的地質普查大會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經過三年的普查，在新疆、青海、四川、江蘇、貴州、廣西及華北、東北等地，找到了幾百個油礦點，並在柴達木油砂山、冷湖、馬海等地質構造上，探到了具有工業價值的油流。1958 年2 月，石油工業部和地質部共同發出“三年攻下鬆遼”的戰鬥號召。剛剛動完手術的李四光，多次找到地質部石油地質局的領導了解工作情況，抱病與地質部其他領導一起研究如何打開戰局。1959年9 月16 日，李四光親自會見鬆遼石油普查大隊技術負責人韓景行等，對他們說：“毛主席和黨中央其他的領導同誌，對石油非常關心，把石油比作像吃飯一樣重要。”並鼓勵他們說：“鬆遼出油，別開生麵……”李四光這次談話，極大地鼓舞了鬆遼石油普查大隊的全體同誌，大慶油田大會戰吹響了進軍號角。
1961 年9 月底，李四光根據自己獲取的地質資料，為進一步分析我國東部油田的分布規律，給地質部黨組寫了一封信，談到“最近石油勘探工作的進展，令人感到振奮。華北和華中若幹鑽探地點多層油砂的發現，再一次證明了華北平原、江漢平原和鬆遼平原聯係起來作為新華夏係沉峰帶中三個段落的看法是正確的。……不過肯定一個油區的範圍是一回事，圈定一個油田另是一回事”。為此，在後來的地質部石油地質圖集編委擴大會議上，李四光提出油區及油田勘探開展指出油區、選定油田、圈定油田、評價油田7個工作步驟，為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地質科學勘探指明了方向。
1963 年11月17日至12月3 日，第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召開，李富春副總理代表國務院所作的報告指出，我國需要的石油，過去絕大部分靠進口，現在已基本自給了。中國使用“洋油”的時代已經結束。
石油戰線捷報頻傳，令毛澤東、黨中央對李四光的地質理論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1964 年元旦的下午，李四光接到毛澤東辦公室的電話，告他：“主席請李老晚上7時半到懷仁堂一起觀看現代豫劇《朝陽溝》。”頓時，李四光心裏的暖流陣陣湧動。晚上，李四光早早來到懷仁堂休息室，不一會兒，毛澤東健步走過來，熱情地握著李四光的手說：“你們兩家(指地質部和石油工業部) 都有很大的功勞!”李四光深受感動。他向毛澤東簡要地匯報了石油地質工作方麵的一些新進展。在座的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誌，也靜靜地聽著李四光匯報，不停地點頭。
演出開始時，李四光坐在毛澤東身邊，兩人還時時細聲地談論著。演出結束後，毛澤東又高興地請李四光和中央其他領導同誌一起接見演員，合影留念。
1964 年12 月20 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李四光作為代表出席了會議。會上周恩來總理作了政府工作報告。總理在報告中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起來的大慶油田，是根據我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
會議期間的一天，李四光剛進入人民大會堂，一位工作人員走到他麵前，說：“李老，請您到北京廳去一下!”到了北京廳門口，剛一跨進門，李四光發現毛澤東在裏麵。“主席。”李四光連忙喊了一聲，又忙抬腳向後退去。“主席，對不起，我走錯了門。”李四光接著抱歉地對毛澤東解釋說。“沒有走錯，是我找你。”毛澤東走過來，緊握住李四光的手，親切地說：“李老，你的太極拳打得不錯啊!”李四光緊張的心情一下子輕鬆下來，他不明白毛澤東這話的意思，心想，主席怎麽知道我打太極拳呢?他又認真地解釋說：“前幾年動手術，身體不太好，在杭州學過一陣太極拳，但打得不好。”毛澤東請李四光在沙發上坐下來，談的卻是石油問題。
這時，李四光才恍然大悟，原來主席講的“打太極拳”是指找石油。
毛澤東、周恩來對李四光在科學工作方麵貢獻的高度評價，給予了李四光極大的激勵。1968 年12 月底，在陝甘寧盆地轉了14 個年頭仍未找到油的一支普查大隊，派4名代表到北京，專程向李四光請示是否撤離的事。李四光親切聽取他們的匯報，並給了他們熱情的鼓勵，最後十分肯定地回答：“這裏石油是一定有的。石油在地下跑來跑去，找那個聚集的地方，對我們很重要。”最後，李四光以商量的口氣，動情地對普查人員說：“在陝北這個地方打石油，過去帝國主義失敗了，國民黨失敗了。今天，我們有優越的條件，一定要繼續在這裏做工作，你們看怎麽樣?陝甘寧盆地中間看看有什麽文章可做？我看，要接近它!”此刻，一位職工激動地站起來，大聲地宣誓說：“我們要打回老家去再找石油。”普查大隊根據李四光的意見，1969 年重新回到陝甘寧盆地中間開展工作，終於獲得了工業油流。一時間，整個陝甘寧盆地人氣興旺，紅旗翻飛，一曲曲壯麗的凱歌回**在黃土高坡。這個曾被一時否定了的地區，僅用兩年的時間就打出了高產油井。
終生敬仰毛澤東
毛澤東重視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他尊重科學家，更虛心地向他們請教問題。
1964 年2 月6 日中午，毛澤東邀請李四光、竺可楨、錢學森來到他的臥室，就天文、地質、尖端科學等許多重大科學問題廣泛地交談了三四個鍾頭。事後，李四光對家人說：主席知識淵博，通曉古今中外的許多科學現象，對冰川、氣候等科學問題了解得透徹入微；他的臥室裏擺滿了許多經典著作和科學書籍，談到哪兒就隨手翻到哪兒，談的範圍很廣，天南海北，海闊天空。毛澤東熱忱希望科學家們為攻克尖端科學技術，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獻計出力。正是在毛澤東的關懷和重視下，我國的天文、地質、尖端科學等才得到空前迅速的發展。
1969 年4 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這次會上，李四光當選為中央委員。同李四光一起當選為中央委員的還有錢學森、朱光亞。自然科學家擔任中央委員，這在黨的曆史上是第一次。李四光深深感到黨的信任和肩負的責任。5月19 日，毛澤東接見在京參加學習的1 萬多名代表，李四光作為在京的中央委員也陪同參加了接見。當毛澤東見到李四光時，立即緊緊握住李四光的手，親切地叫“李四光!”還拉著李四光和他並肩而行。由於接見會場上口號聲響成一片，說話聽不清楚，毛澤東就伏在李四光的身邊，提高聲音問他身體好不好，工作怎麽樣?……李四光的心裏熱乎乎的。接見結束後，毛澤東請李四光到休息室暢談。從天體起源，談到生命的起源……不知不覺，時間已過了一個多小時。在這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裏，一個10億人民的偉大領袖和一個傑出的地質科學專家談了億萬年間的宇宙事物。臨別時，毛澤東表示很希望看看李四光寫的書，請他找幾本；還要他幫助收集一些資料。毛澤東謙遜地對李四光說：“我不懂英文，最好給我找點中文的。”李四光問：“主席要讀哪些方麵的資料呢?”毛澤東用手在麵前畫了一個圓圈，說：“我就要你研究範圍裏的資料。”李四光聽了，再一次感受到毛澤東對我國地質科學事業的熱忱和關心。
回到家，李四光動情地對女兒李林說：主席工作很忙，還要看我的書和其他資料，資料挺多，但都是大本大本的，有的還很繁瑣，還有許多是外文的。毛主席哪有這麽多的時間來看這些東西？為讓他老人家少花費時間，我要整理一份東西，多用圖片，少寫文字，把地質學中的重要問題都包括進去，再送給毛主席看。……此時的李四光已經是80 歲高齡了，他身體不好，但是為了早一天讓毛澤東看到這些資料，他夜以繼日地歸納、整理資料，連每天下午的散步時間都用在了這項工作上。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李四光一共整理了7 篇科學資料，定名為《天文、地質、石生物資料摘要》，用大字本排印，送給了毛澤東。
李四光運用地質力學理論不僅指導找油，使我國的石油資源得到開發利用，還成功地指導找煤、找金屬礦產，找水和地熱……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上世紀60年代，我國一些地方連續發生強烈地震，嚴重威脅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國家迫切需要解決地震預報問題。年邁且又身患疾病的李四光又積極投身於地震預報的研究工作。1966 年3 月8 日河北邢台地震後，他親臨災區調查。1970年10月，他又到延慶、密雲等地觀察地質構造活動的變化……他表示：“隻要再給我半年時間，我有信心去組織人力攻克地震預報這個難關。”
可是，1971 年李四光病重住院，住院後的第二天他就因突發動脈瘤破裂而不幸逝世了。這一天是1971年4月29日。
李四光的科學人生輝煌，令人敬仰。他為什麽能奮鬥不息，不斷取得科學研究工作的新成就?除了優越的社會主義製度，我們可以沿著他把自身與祖國的前途命運緊緊融合為一體的軌跡，尋找答案，同時還可以從他努力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自覺以先進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去尋找根源。李四光一直堅持認真學習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他對家人說：“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是英明的，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是指導科學研究工作的靈魂，是根本。”他生前的最後歲月還開始著手撰寫《學習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指導地質工作的一點體會》。
李四光走了，他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特別是他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是值得借鑒和學習的。
毛澤東與氣象學家竺可楨
竺可楨(1890—1974)，浙江上虞人。1910年赴美國留學。1913年畢業於伊利諾伊大學農學院。1918 年獲哈佛大學研究院地學係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後任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教員、東南大學地學係主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浙江大學校長。建國後，曆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是一至三屆全國人大常委。竺可楨最傑出的科學貢獻是開創了我近代地理學、氣象學研究領域。
竺可楨對科學的研究，不僅重視理論的探討，更重視親自進行實地的調查研究。在任中科院副院長期間，他很少坐車上下班，總是日複一日、月複一月地步行，且必經北海公園。原來他是在利用上下班途中時間觀察著公園裏桃花開於何日，柳絮飛於何時，布穀鳥始叫於哪天……凡是到外地或有事，又必囑妻子幫著留心小燕子什麽時候飛來家，也讓女兒幫著觀察北海的冰什麽時候初融，還讓鄰居留意哪天杏花開了第一朵……經過23年的觀察和分析，竺可楨終於在1972 年繪製成了一幅《北京春季物候現象變化曲線圖》，為後來編製自然史提供了科學的依據。
竺可楨喜歡到野外觀察物候。每到一處，必先拿出羅盤定方向，接著用高度表測海拔，然後再用溫度表測氣溫，最後用照相機把眼前的景觀照下來，作為科學研究的第一手資料。經過這樣的調查研究和實踐、分析，於1963 年8 月寫出《關於我國氣候若幹特點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係》一文，首先在國家科委編印的《科學技術研究動態》第274 期上發表，該文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後，於1964 年3 月由《科學通報》轉載。
1964 年2 月6 日，北京雪後初晴。這天中午，竺可楨接到了中央辦公廳的電話通知，要他立即到毛澤東處談話，竺可楨趕到中南海後，那裏已有人專候。竺可楨來到了豐澤園菊香書屋毛澤東的臥室中。
毛澤東一見他，忙起身熱情地同他握手，讓他坐在鄰近的沙發上。毛澤東首先向他問好，詢問他工作有無困難之後，指了指案頭的一篇論文，說：“你的這篇論文我看過了，問題提得很好。”
竺可楨見案頭上的論文，正是他不久前完稿的那篇關於我國的氣候特點與糧食作物生產關係的科學論文。他誠懇地說：“這篇論文隻提出了一些問題，許多地方考慮得還不夠成熟。”
毛澤東鼓勵他說：“能提出問題就很好嘛! 農業八字憲法中的土、肥、水、種、密、保、工、管，都是管地不管天。讀了你的關於中國氣候特點的論文後，覺得也該管天了。‘八字’以外還可以加‘光’ (日光) 和‘氣’ (氣候兩字，你應多研究這方麵的問題。”
“因為人類的糧食大部分是碳水化合物，植物的葉綠素所以能製造各種碳水化合物，也全靠日光的輻射能。”毛澤東繼續說道。
“日光的光合作用很重要。”竺可楨補充說：“計算一個地方的年日光輻射總量，能夠初步推算出每畝地在假定的理想狀態中所產生的農作物產量。我國太陽的年總輻射量豐富，有了農業八字憲法，再能提高光輻射的利用率，增加農作物的輻射次數，對提高農作物單位麵積產量肯定具有重要的意義。”
他們正討論得熱烈，李四光、錢學森兩位科學家也應邀來到。毛主席十分高興，風趣地說：“今天我這裏人才濟濟，可算齊全了。”
竺可楨品味毛主席的話，不禁失笑道：“巧得很，我們三個人，一個搞地質的要下地；一個搞導彈的在上天，一個搞氣象的要研究空間，真是齊全了。隻是我怕成績不大，辜負了毛主席的重托。”
毛主席同三位科學家親切地交談，從地球的形成到生物進化，從遠古時代到曆代氣候的變遷，真是天文地理無所不及。毛主席幽默又富有哲理的發言，引得大家笑聲不斷，竺可楨更感到特別興奮，收獲不淺。
轉眼華燈初放，夜幕降臨，3 位科學家起身告辭。臨行時，毛澤東握住竺可楨的手說：“你們有什麽好的建議和著作，還要送給我看看。”
第二天，竺可楨寫了一封信，並把《曆史時代世界氣候的波動》和《物候學》兩本書送給了毛澤東。此後，竺可楨又從我國古代大量的史書、方誌以及古人的日記、遊記、詩詞中尋覓古代氣候的線索，寫成了《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這部著作依據曆史上氣候變遷的情況，古為今用，對氣候的長期預報起了極大的作用，因而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推崇。
毛澤東與空氣動力學家錢學森
錢學森(1911—2009)，浙江杭州人。世界著名火箭專家，中國工程控製論專家，係統工程專家。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兩院的資深院士。1934 年畢業於交通大學，1935 年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留學，1938 年獲得博士學位留校任教並從事火箭導彈研究。1955年回國後，曆任航空委員會委員、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院長，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院長，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等。全國政協第六、第七、第八屆副主席。1999 年獲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的兩彈一星功勳獎章。被譽為“中國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錢學森是我國著名的科學家，是我國愛國知識分子的傑出典範。毛澤東曾先後6 次接見他。
1956 年，錢學森應邀出席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二屆二次全體委員會，並被增補為委員。錢學森在這次會議上作了熱情洋溢的發言。2 月1日，正在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錢學森收到了一張由毛澤東主席簽署的大紅請柬。這次與毛澤東見麵，是錢學森第一次與景仰已久的人民領袖暢懷交談。
“來，來，學森同誌，請到這裏坐。”毛澤東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熱情地邀請錢學森坐在自己的身旁。
毛澤東關切地詢問了錢學森回國後的生活和工作情況。當問到他回國以後的感受時，錢學森回答說：“我在國外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在短短6年裏，我們能做這麽多的事情，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到處是一派生機勃勃。”
毛澤東微笑著說道：“新生的，最有生命的東西，總是在同舊的、衰亡著的東西鬥爭中生長起來的。”他勉勵錢學森：要培養一些青年科技人員。
時隔不久，在同年召開的討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又一次接見了錢學森。在這次接見中，毛澤東對物質無限可分性的問題，從唯物主義辯證法的高度作了精辟論述，毛澤東認為：“原子裏頭分為原子核與電子。它們是對立的統一。原子核裏頭又分為質子和中子，它們也是對立麵的統一。一分為二是普遍現象，質子、中子、電子也仍然是可分的。現在實驗上雖然還沒有證明，將來實驗條件發展了，將會證明他們是可分的。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
毛澤東的高見在日後得到了證實。
1955 年中央就搞不搞兩彈(原子彈和導彈)，以及如何搞，讓專家們論證。在導彈問題上有兩種意見，因為按照蘇聯的理論和蘇美的實例，導彈必須在航空工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才能搞，所以不少人認為應該首先大力發展航空工業。錢學森力排眾議，認為搞導彈比造飛機容易，飛機的關鍵在材料上，由於要無數次飛行，所以使用的各種各樣的材料必須過硬，而導彈是一次性的，材料也比較容易獲得，不過導彈的關鍵部位———控製係統比較難搞，但這在於人用腦子，中國人腦子聰明，即使沒有外援，8年時間也可以搞出來。最後，中央采納了錢學森的意見。
1958 年8 月8 日，這是一個星期四的下午。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的辦公室兼寓所。
火箭專家錢學森和原子能專家錢三強被邀請來，向毛澤東匯報我國導彈和原子彈的研製情況和發展尖端技術的想法。
周恩來總理、聶榮臻副總理和宋任窮上將也在座。
二機部副部長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錢三強，首先匯報原子彈的研製情況：“如果考慮到蘇聯在履約上有變化，我們在人力、財力、物力、技術等方麵會遇到很大困難。比如，我們的鈾原料就不夠用。”
這時，周總理插話道：“我們還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要做好立足國內的思想準備。”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依然一支接一支地吸煙。透過重重煙霧，毛澤東將視線落在了坐在他旁邊的錢學森身上。
“怎麽樣?”毛澤東衝著錢學森問道：“錢學森同誌，你說說看!”
錢學森沉思片刻，說道：“周總理說得好，關於兩彈的研製，要立足於國內的思想準備，這就需要組織全國大協作。”
“哦。”此建議引起毛澤東的思索，他停止了吸煙。
錢學森繼續說：“核彈是現代多種科學成果的高度凝結和結晶，是一項複雜而龐大的係統工程，應該成立一個攻克核彈技術難關的研究機構。”
“這個建議很好!”毛澤東十分肯定地說道，並表示讓周恩來盡快落實。
後來，毛澤東在關於研製“兩彈”的一個文件上作了這樣的批示：“要大力協同，做好這項工作。”
1956 年春天，對中國科學技術界來說，是一個值得紀念的爛漫的春天。1 月20 日，毛澤東在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發出了“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而奮鬥”的號召。
應周恩來總理要求，歸國才3個多月的錢學森懷著對新中國國防事業的強烈責任感和盼望新中國迅速強大起來的願望，給中央寫了《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這個意見書，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2月21日，周總理親自審閱了錢學森起草的這份意見書。22 日，又將《意見書》送毛澤東審閱，並致函說明：“這是我要錢學森寫的意見，準備在今晚談原子能時一談。’4 月13 日，國務院成立了以聶榮臻為主任的航空工業委員會，錢學森被任命為委員。10 月8 日，錢學森回歸祖國一周年的日子，聶榮臻親自主持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成立儀式，錢學森愉快地接受了中央任命的院長職務。從此，錢學森開始了作為新中國火箭、導彈與航天事業技術領導人的不平凡經曆。他的名字與中國的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緊緊地聯係在一起。
1960 年11 月5日，在聶榮臻親自指導下，以張愛萍將軍為主任，孫繼先、錢學森、王諍為副主任的導彈試驗委員會，在我國酒泉發射場成功地組織了我國製造的第一枚近程導彈的飛行試驗。祖國的地平線上，第一次飛起了我國自己製造的導彈，這一巨大成就震撼了全世界。
毛澤東時刻關懷著錢學森。1958 年10 月27 日，毛澤東到中關村參觀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成果展覽會。在這裏毛澤東同錢學森又見麵了。毛澤東鼓勵錢學森說：“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
1964 年2 月6 日中午，錢學森接到通知，毛澤東要找他談話。當他來到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毛澤東的臥室時，見氣象學家竺可楨已經在座。毛澤東親熱地與錢學森寒暄著，關切地詢問他的工作和身體狀況，話題很快轉到了原子能工業方麵。毛澤東仰靠在沙發上，對錢學森說：“我們搞原子彈也有成績嗬!”
錢學森微笑著點點頭答道：“我有所聞。”毛澤東笑了起來，風趣地問錢學森：“恐怕不隻是所聞吧。”
錢學森向毛澤東解釋著自己剛才的那句話的意思：“原子彈我實際上隻是有所聞，我是搞運載工具的。”
毛澤東滿意地對錢學森說起了自己對中國發展原子彈的設想：“是的，你們搞了個1000公裏的，將來再搞個2000公裏的，就差不多了吧。”
……
錢學森向毛澤東談起了防禦性導彈的研究情況：“我們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組織一個小型的科學技術人員小組，準備研究一下彈道導彈的方法和技術途徑。
看來第三個五年計劃中由於技術條件不夠，還不能開展設計工作。”
毛澤東徐徐抿了一口茶，嘴角顯出堅毅的線條。他看了錢學森一眼，用充滿信心的口吻說：“有矛必有盾，你們要集中些人研究這個問題。5 年不行10 年，10年不行15年。總要搞出來的。”
就在這年6月29 日，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個中近程導彈進行飛行試驗獲得成功。同年10月16日，我國終於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毛澤東一向反對給黨的領導人祝壽、過生日。1964 年12 月26 日，毛澤東破例過自己的71歲生日。這一天，毛澤東設家宴，請中央和各大區的領導人以及一些勞動模範參加，錢學森也被邀請，毛澤東還特地安排他與自己同桌。在餐桌上，毛澤東望著陳永貴和錢學森說，搞建設，農業是個拳頭，國防是個拳頭。可見，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對錢學森在國防現代化的建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是充分肯定的。
他還特別讚揚錢學森：“錢學森不要稿費，私事不坐車，這很好!”
在本國國土上進行原子彈和導彈結合飛行爆炸試驗，是史無前例的新事物，是中國國防科研的重大成就。1966 年9 月，一切試驗的準備工作就緒。一個天和氣清、綠肥紅瘦的日子。這天，錢學森隨同聶榮臻來到幽靜的中南海頤年堂。
毛澤東主席在這裏聽取了錢學森關於兩彈熱結合的研製與靶場試驗的準備工作情況匯報。毛澤東興致勃勃地聽完錢學森的匯報，帶著濃重的湖南口音說道：“誰說我們中國人搞不成導彈核武器呢?現在不是搞出來了嗎?”這聲音帶著幾許豪邁氣質，有一種震懾人心的力量。
毛澤東最後勉勵錢學森說：“這次試驗可能打勝仗，也可能打敗仗。失敗了，也不要緊。一定要認真充分地做好準備。要從壞處著想。不要打無準備之仗。”
錢學森一向十分敬重毛澤東，這一方麵是由於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麵是因為毛澤東非凡的才華與淵博的學識。
接下來，錢學森便投入到了如漩渦般緊張運轉的試驗前的最後準備之中。
10 月8 日，錢學森參加了由周恩來主持召開的中央專門委員會會議，聽取了試驗現場總指揮張震寰關於兩彈結合試驗最後準備工作的情況匯報。
10 月20 日，錢學森參加了周恩來和李富春、聶榮臻等聽取總設計師謝光選和試驗隊負責同誌的匯報。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非常細致地詢問了許多具體問題，並特地詢問了試驗隊全體同誌的身體和夥食等生活情況。最後，他提出了著名的至今仍被航天戰士奉為圭臬的“十六字訣”要求：“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
黨中央終於定下進行“兩彈結合”熱試驗的決心。1966 年10 月27 日，錢學森協助聶榮臻元帥，直接領導了用中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的“兩彈結合”飛行試驗，導彈飛行正常，原子彈在預定的距離和高度實現核爆炸。這一試驗，又喜獲成功，它標誌著中國開始有了用於自衛的導彈核武器。在那**噴發的歲月，我國科學家和工程技術專家在國防科研中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在周總理的直接關懷下，包括錢學森在內的我國科學技術工作者，在酒泉衛星發射場組織實施了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發射工作。1970 年4月24日，重量為173 公斤的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衛星上的短波無線電發訊機循環播送歌頌毛澤東的樂曲《東方紅》，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國迎來了航天時代的黎明。“五一”節晚上，毛澤東、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錢學森、任新民等參加第一顆衛星工程研製的代表，向他們表示祝賀，勉勵他們取得更大的成績。
錢學森在科學技術上的成就得到了國際科學界的承認和高度評價。1980 年5月18日，我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枚運載火箭。兩天後，美國合眾國際社向全球播發了一篇題為《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的評論報道。1989 年6 月29 日，在美國紐約召開的1989年國際技術與技術交流大會授予錢學森“威拉德W.F.小羅克韋爾獎章”和“世界級科學與工程名人”、“國際理工研究所名譽成員”稱號。
錢學森獲得這一殊榮是當之無愧的。而錢學森不同尋常的經曆給人們的啟示更是深刻的：錢學森這位“世界級科學與工程名人”，他的成功與中國乃至世界科技頂峰聯係在一起，更與熾熱的愛國情感和新中國領袖的遠見卓識聯係在一起。
為永久紀念錢學森在科學上的傑出貢獻，2002 年，經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審議批準，將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發現的國際編號為3763號小行星正式命名為“錢學森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