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戰役激戰一天一夜，殲滅國民黨軍新三師教導團及監利保安團等共 2000 多人，繳槍 1000 多支、迫擊炮 5 門。紅軍也受到了很大傷亡。
鄧中夏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二軍此次攻下監利，死傷太多，槍多於人。”至此，監利全境全部解放，荊江南北，湘北、鄂西連成為一體。
9 月 23 日上午，監利城內四處張燈結彩，洋溢著喜氣洋洋的氛圍，男女老少敲鑼打鼓歡慶勝利。
籌備全國紅軍代表會議
1930 年 5 月，溫潤潮濕的上海雖然被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所籠罩，但在街邊巷裏，樹木青翠欲滴，正生機勃勃地展現著旺盛的生命力。
在英租界的赫德路上，有一座不太顯眼的四層紅磚樓房，從門口掛的招牌看，這是一個醫療診所。偶爾有幾個穿著大八卦的人進進出出，看上去並沒什麽異樣。但在這座外表普通的紅磚樓房內部，卻有另一番景象：樓上的走廊和房間裝點著紅色的鮮花和布幔，就像一片紅色的海洋。
原來，這座樓房早已被中共地下組織租用，往來的“醫務人員”其實都是由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員喬裝改扮而成。樓內火紅顏色的裝飾，是為了慶祝即將召開的全國紅軍代表會議和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可是一件大事。所以，人人都在認真而仔細地做著會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這兩次會議在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有著巨大的意義，可以說是共產黨武裝反抗國民黨的轉折之一。這次會議也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
早在 1929 年 1 月中旬，為了打破湘贛兩省敵人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三次“會剿”和解決部隊給養問題，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紅 4 軍主力離開井岡山，於 2 月 9 日到達瑞金以北大柏地、隘前地區，紅 4 軍將尾追我軍之贛敵兩個團殲滅於大柏地，俘敵 800 餘人，繳槍 800 餘支。此後，紅 4 軍揮師北上，在吉安東固與江西紅軍獨立第 2 團會合。10 月 22 日，紅 4 軍前委收到黨中央 9 月 28 日的指示信，信中肯定了毛澤東關於建設無產階級革命軍隊的一係列正確主張，並指出在紅 4 軍中應“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
12 月底，紅 4 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在上杭的古田召開，會議總結了紅軍誕生以來的建軍經驗，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選舉產生了新的紅 4 軍前委，毛澤東為書記，朱德、陳毅等 11 人為委員。
古田會議決議，標誌著中國紅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建軍路線的形成，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如何建成無產階級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它是我軍建軍史上的重要裏程碑。
1930 年 1 月，贛閩粵三省敵軍集中 14 個團，對閩西蘇區進行第二次“會剿”。前委和毛澤東率第 2 縱隊在小池阻擊敵人；朱德率領紅 4 軍主力第 1、3、4 縱隊從古田向連城開進，籌措給養。由於紅軍的遊擊作戰，不斷給敵以打擊，加之福建敵人發生內訌，敵人對閩西蘇區的第二次“會剿”又告破產。
3 月 18 日，閩西蘇維埃政府成立，鄧子恢為主席。4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閩西蘇維埃政府軍事委員會將 5 個團的紅軍合編為紅軍第 12 軍，伍中豪任軍長，譚震林任政治委員。
此時，贛西南地區革命武裝力量大為增強，吉安、泰和地區的紅 5 軍，吉安、泰和段的贛江兩岸的紅 6 軍積極活動。蔣介石急調約 4 個旅於樂安、宜黃地區，1 個師集中於寧都地區，伺機對紅軍發起進攻。
紅四軍前委果斷地放棄攻吉安的計劃，立即向富田退卻，準備“誘敵深入到赤色區域”，爾後消滅之。敵即分兵三路，向我軍進逼。我軍以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戰法，於水南、值夏、富灘殲敵第 15 旅大部，俘敵 1600 餘人。
3 月 15 日，贛西南特委組成，劉士奇為書記，曾山為蘇維埃政府主席。此後，紅 4 軍采取“同時擴大，同時深入”、“傍著發展”的方針，開展遊擊戰爭，至 6 月上旬，殲敵正規軍和靖衛團 1000 多人，並幫助地方黨的組織發動群眾，建立武裝，分配土地，加強根據地建設。
1930 年夏，國民黨新軍閥發生了空前規模的大混戰，使其統治基礎更加脆弱。與此相反，紅軍經過兩年多的遊擊戰爭，根據地和軍隊有了很大的發展。上半年，全國已建立起十幾塊蘇區，紅軍發展到 10 萬人左右，共 13 個軍。其中最大的一支紅軍是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 4 軍，他們創建的贛南、閩西蘇區也是最大的革命根據地。此外，湘鄂西、鄂豫皖、贛東北、湘鄂贛、湘贛、廣西的左右江、廣東的東江和瓊崖等蘇區和紅軍也有相當的發展，整個革命形勢蒸蒸日上。
隨著革命力量的迅速發展，統一紅軍編製的問題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全國紅軍沒有統一的編製，各蘇區的紅軍自行命名番號，以至於當時了三個紅 4 軍、三個紅 6 軍的局麵。
1930 年 1 月，中共中央軍事部製訂了編組紅軍的計劃，統一安排了第 1 軍至第 8 軍的番號。不久，中央軍事部正式更名為中央軍委，於 4 月 15 日頒布了軍事工作計劃大綱，規定紅軍要集中組織、統一指揮；為了適應環境，便於協同作戰，必須成立軍團以上的統一指揮機構。
這次在上海召開的這兩個重要會議，就是要總結各蘇區三年來的鬥爭經驗，統一紅軍編製，研究如何推動革命形勢的進一步發展。
然而，上海是國民黨白色恐怖的統治中心，在敵人眼皮底下召開這樣兩個大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進行大量周密而細致的準備，必須保證萬無一失。
當時，主持中央特科的情報工作陳賡更注重采取周密防範、多方掌握敵特動向的積極方法，來保護機關和幹部的安全。
1930 年 5 月，陳賡為保障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英租界赫德路召開，經反複選擇斟酌，在卡爾登電影院後麵租了一座四層的紅樓，布設成一家“醫院”，並在附近租下賓館，設下暗哨、密線、雜攤，以備警戒和隨時轉移之用。
國民黨軍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對政治密查員宋再生說： “共產黨要在上海召開大會，此事關係黨國安危極大，委座至為關切，如能偵破此案，賞洋 50 萬元。”
陳賡接到其秘密情報員宋再生報告的這一“消息”後，又對會場周圍作了檢查布置。
會議召開前，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先派人到各蘇區，給每個準備參加會議的代表分別取了代號，規定了到上海的接頭時間、地點和暗號；然後各蘇區的代表們喬裝打扮，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從各地奔赴上海。到上海後，代表們分住在不同的旅館裏，等待中共中央派人來接頭。
全國紅軍代表會議召開
1930 年 5 月，全國紅軍代表會議和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即將在上海的赫德路召開。當時，國民黨在上海等地製造“白色恐怖”，企圖用武裝暴力消滅逐漸壯大的革命力量。因此，這兩次會議對安保要求特別高。
到達會場時，根據各人特征，與會人員又重新化裝，編了代號。在赫德路這座紅磚小樓周圍，中央特科布置了武裝便衣隊，樓下是一些同誌扮成的小攤販，時刻監視著周圍的動靜，以防意外情況發生。
甚至在樓上還準備了很多汽油桶、酒精桶，樓後租用了一些汽車，萬一敵人來了，就點燃汽油、酒精，掩護與會人員從樓後乘汽車撤退。
正式會場則布置成賭場，放了好幾副牌九、骰子，緊急情況下還可以偽裝成賭博的樣子。
來自各蘇區的代表們看到這番景象，不禁感歎：黨中央長期在大城市工作，需要如此警衛森嚴，真還不如搬到蘇區工作方便。
這兩個會議，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部長李立三主持的。
李立三，湖南省醴陵縣（今醴陵市)人,原名李隆郅，1899年 11 月 18 日出生於醴陵縣陽三石一個破落地主家庭。先後就讀醴陵淥江中學、長沙長郡中學和廣益中學。經羅章龍介紹，響應“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與毛澤東會見。
中學畢業後入程潛護國軍中當兵。1919 年 9 月赴法國勤工儉學,積極參加留法學生的愛國運動。1921 年春，同趙世炎、陳公培、劉伯堅等醞釀建立共產主義同盟，組織勞動學會和勤工儉學學會，成立華工組合書記部，為華工謀福利。
1922 年 9 月 14 日，和劉少奇等發動、領導了著名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罷工勝利後，當選為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主任，參與創建漢冶萍公司總工會。
1923 年 3 月，任中共武漢區委書記。1924 年 4 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負責領導上海地區工人運動。創辦了工人補習學校，在小沙渡、楊樹浦、吳淞等地成立工人俱樂部和工人進德會。
1925 年 2 月，和鄧中夏等領導了上海日本紗廠工人大罷工。
同年 5 月在抗議日本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的鬥爭中，任現場總指揮。五卅慘案發生後，被公推為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參與領導了五卅反帝愛國運動，並一直堅持在鬥爭的第一線。
10 月，與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和赤色職工國際會議。
1926 年 5 月，在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任總工會組織部長。同年 9 月北伐軍占領武漢後，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漢辦事處主任，代理全國總工會領導武漢政府時期的工人運動。
1927 年 1 月，成功地領導了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任中央工人部長。6 月，在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繼續當選為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7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改組，是 5 名常委之一。
大革命失敗後，與譚平山、鄧中夏向中共中央提出發動南昌起義的建議。南昌起義中，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革命委員會委員和政治保衛處處長。
同年 12 月，廣州起義失敗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赴香港重建廣東省委，恢複黨的工作，曾提出在廣大農村實行武裝割據，然後奪取廣州的戰略思想。
1928 年 6 月，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候補常委，任中央農委書記。
當時，雖然此時工人出身的向忠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但他水平不高，加之主管中央軍事工作的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中共中央機關的日常工作實際上是李立三在負責。
作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李立三篤信馬列主義，但由於長期從事城市工作和組織工人運動，他對中國的國情缺乏真正的了解，對革命形勢的判斷以及鬥爭策略的製定都表現出“左”傾急躁情緒。
比如，李立三對於毛澤東等人在井岡山以及贛南建立的農村革命根據地並不重視，認為在農村搞蘇維埃運動隻不過是配合城市鬥爭的輔助力量。
他也不讚同 “依托農村根據地波浪式推進”的政策，而是期望在短時間內來個全國“總暴動”，一舉奪取政權。所以，他的目光始終盯在國民黨統治力量強大的中心城市。從 1929 年下半年起，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一些中共領導人，進一步提出了一些“左”的口號和政策。
1930 年 2 月，黨中央在《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中心策略》的通告中，把準備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定為全黨的總任務和總路線；把組織工人政治罷工、組織地方起義、組織兵變、擴大紅軍等，定為準備全國性武裝起義的中心策略。
從那時起，李立三等人連續發表文章，不斷提出“左”的錯誤觀點和主張，逐漸形成為比較係統的“左”傾錯誤。如今，李立三作為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正要借這兩次會議推廣他的主張。而這時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也進一步加劇了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的膨脹。
就在這兩個會議召開的時候，在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的中原，一場新的軍閥大戰剛剛爆發。
幾個月以來，以控製華北和西北地區的閻錫山、馮玉祥以及盤踞廣西、廣東的李宗仁、張發奎等軍閥為代表的反蔣派，與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劍拔弩張，雙方都想爭奪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控製權，最後終於兵戎相見。
這場大戰規模空前，雙方投入的兵力達一百餘萬人，戰場涉及東起山東、西至湖北、南迄湖南的數千裏的中原大地。對軍閥混戰早已司空見慣的人們不會想到，這次中原大戰竟然持續了半年之久，雙方死傷約 30 萬人，軍費支出達到 5億元。
中原大戰的爆發，對這些地區的百姓而言是一場沉重災難，但客觀上有利於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特別是南方各省原來用以“進剿”紅軍的國民黨軍紛紛調離原地，紅軍麵臨的壓力大大減輕。革命形勢的發展，使李立三進一步確信，中國革命的新**已經到來。
1930 年 5 月中旬，全國紅軍代表會議首先召開。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研究如何適應蘇區形勢的發展，加強紅軍建設，並解決紅軍的編製體製問題。
會上，中央軍委頒布了中國工農紅軍編製草案，統一了全國紅軍的編製和組織係統，確定將全國紅軍編為 4 個軍團，軍團以下按三三製建立軍、師、團、營、連、排、班，並指定了軍團主要領導人。
編組正規軍團，標誌著紅軍開始實行由遊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也預示著中國革命形勢即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然而，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使紅軍的這次戰略轉變蒙上了一層陰影。在全國紅軍代表會議上，李立三作了政治報告。他在報告中提出：“紅軍革命的戰爭隻有進攻，無所謂退守。”
對於毛澤東、朱德在井岡山鬥爭中總結出來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遊擊戰十六字訣，李立三的結論是“這些經驗一般不適用”，並提出“要糾正上山主義、邊境割據的殘餘”。
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召開
1930 年 5 月 20 日至 23 日，全國紅軍代表會議結束後，代表們又在這座四層樓房中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第一次代表大會，討論全國的蘇維埃政權建設等問題。
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兩個發起單位的代表；有閩西、鄂東、左右江、湘鄂贛邊、鄂豫邊、贛西南等蘇維埃區域的代表；有紅軍各軍和各遊擊區域的代表；有各赤色工會的代表和其他革命團體的代表，共 50 人。
中國共產黨代表李立三宣布開會後，各團體向會議致祝詞。會議推舉未到會的斯大林、加裏寧、羅佐夫斯基、馬洛夫斯基、伏羅希洛夫和瞿秋白、毛澤東、彭德懷、賀龍、朱德為大會名譽主席團；推舉項英、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徐錫根等 13 人為大會主席團；推舉王宏為大會秘書長。
李立三致開會詞，他闡明召集這次大會的目的，是“要使每一個革命的群眾都了解蘇維埃政權的意義，都起來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他說：“這次大會的成功，就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先聲。”
會議期間，李立三代表中國共產黨作政治報告，提出黨對政治的估量和總的策略及任務，以及蘇維埃大會的政治任務。
報告中，過分誇大了世界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勢力統治的危機，認為“中國革命勝利是全世界革命勝利開始，是帝國主義死亡的開始。”報告還過高地估計了當時中國革命形勢的成熟程度，忽視了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的特點。
報告提出了十大政綱，即：反對帝國主義、取消軍閥製度、頒布勞動法、沒收地主階級土地、民族自決、取消一切苛捐雜稅、聯合蘇聯與世界無產階級，援助被壓迫民族等，指出：“這十大政綱就是將來蘇維埃政治行動的標準，現在的蘇維埃區域也就應該開始堅決的執行。”
這十大政綱中的大部分是正確的，但在土地政策和勞動政策方麵，有些“左”的規定。報告從“左”傾錯誤立場出發，把“工農武裝割據”，誣稱為“地方主義”、“保守觀念”、“富農意識”、“農民意識”等。
李立三在會上還作《土地法令報告》，提出沒收土地的三條具體規定：1．沒收地主土地；2．富農利用土地所有權出租土地的部分，也要沒收；3．公田是一種豪紳剝削，故公田也要沒收。此外。王宏作了《關於蘇維埃組織法報告》；項英作了《關於勞動保護法令報告》；王太滄作了《紅軍問題報告》等。
會議於 23 日閉幕。會議討論通過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言》和《目前革命形勢與蘇維埃區域的任務》、《蘇維埃的組織法》、《勞動保護法》、《暫行土地法令》、《紅軍及武裝農民擴大計劃》等重要決議，以及許多文告。
大會宣言指出：
現在中國已明顯的存在著兩個不同的政權組織，兩個不同的政治製度：一是豪紳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國民黨的統治，一是工農兵士勞苦群眾的蘇維埃政權。這兩種政權所代表的這兩個不同的階級的最後決戰，將要決定中國解放和工農勞苦群眾解放的命運！
宣言強調指出，隻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蘇維埃革命才能得到徹底的勝利！”
《目前革命形勢與蘇維埃區域的任務》中指出：“在目前革命**日益迫近的形勢下，準備一省與幾省的首先勝利，創立全國革命政權，已經成為當前的中心問題。”為此提出兩個口號：一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的國內戰爭”；二是“變軍閥戰爭為消滅軍閥的革命戰爭”。
議案依然是李立三“左”的那一套：“目前紅軍的戰略，是堅決進攻，以消滅敵人的主力，向著主要城市與交通要道發展。過去的不打硬仗，避免與敵人主力衝突，分散遊擊等的遊擊戰術，已經與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不相合了，必須堅決地糾正過來。”
這次大會雖然製定了許多決議和法令，但當時還沒有建立中央政權的意思，實際上隻是準備會的性質，因為當時黨中央的指導思想仍是“城市中心”，以為中央政府一是要設在武漢，至少也要在長沙或南昌。後來因形勢所迫，才放棄了這種想法。
這次大會規定了蘇維埃區域的策略路線與具體任務，製定出蘇維埃政府的根本法令，這對於動員廣大群眾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為建立蘇維埃政權而鬥爭，對於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起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這次大會是在李立三“左”傾錯誤指導下召開的，因此會議關於形勢、任務、策略、政策等“左”傾分析、主張和規定，使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得到進一步發展，在後來的實際工作中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很大的損害。
大會主席團決定，於 1930 年 11 月 7 日舉行第一次全國工農兵貧民蘇維埃大會，建立全國工農兵貧民自己的政府。後來由於中央蘇區全力投入反國民黨第一次“圍剿”的準備工作，使全蘇大會未能按預定日期舉行。
會議結束後，來自各蘇區的代表踏上歸途。為了加強蘇區的領導，黨中央也派了不少幹部與蘇區代表一同返回。
紅二軍團正式成立
1930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紅軍代表會議。會議決定各地紅軍分別集中組成軍團和軍，執行“爭取革命暴動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直到全國政權奪取的總任務”。要求紅軍集中力量“進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滅敵人主力”。
會議還要求在八月以前無條件地擴大紅軍 50 萬，並頒布了中國工農紅軍編製草案和組織序列，以統一軍製。鄂西特委派段德昌參加了這次會議。
上海紅軍代表會議後，紅六軍執行關於東進的指示，先後攻克了沔陽、仙桃、係馬口、漢川，前鋒到達了武漢附近的蔡甸。但因武漢敵軍防守甚嚴，紅六軍力量相比較弱，不得不放棄奪取這個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
在無法奪取武漢的情況下，特委指示紅六軍回師，與賀龍在湘鄂邊組建的紅四軍會師。
於是，紅六軍移至沔陽縣的沙湖休整，將第一、第二縱隊，改為十六、十七兩師。接著，紅六軍於監利尺八渡過長江，先後攻取華容、南縣縣城後，抵達公、澧、石、安 4 縣交界的黃山頭。
1930 年 7 月 1 日晨，先頭部隊在公安縣馬鞍山打響了戰爭，殲滅數股團防，繳槍 200 多支。十七師攻取閘口，軍部及十六師於當日下午進占公安縣城南平鎮，為與紅四軍會師創造了條件。
與此同時，根據中央指示，賀龍率領的紅四軍按照鄂西特委的要求，自 3 月初開始由鶴峰東出，兩次被沿途堵截的敵人擋回。
6 月 2 日第三次東出，14 日開抵鬆滋縣劉家場，與鬆滋縣委取得了聯係，托其與紅六軍及公安縣委聯絡，隨即移師西齋，在此幫助當地黨組織發動群眾，組織地方武裝，建立工農自衛大隊。
18 日，紅四軍攻占申津渡，仍未得到紅六軍的消息，加之公安縣河水猛漲，申津渡被水淹沒了，而且不明敵情，部隊隻好先退到西齋等待消息。
7 月 1 日，紅六軍攻克公安（南坪）。
7 月 2 日，紅四軍從鬆滋縣委交通員的報告中獲悉紅六軍已占公安縣城。
7 月 3 日進駐西齋的紅四軍得知紅六軍攻占公安的消息後，便經申津渡進至公安，7 月 4 日與紅六軍在公安會師。
4 日下午，紅六軍十七師負責人許光達等在公安縣城西門外，迎接賀龍、王炳南等人，兩軍勝利會師。
四、六兩軍公安會師之後，在城外廣場上召開了隆重的慶祝大會。
當地的蘇維埃政府送來了許多慰問品，會場上貼著許多紅紅綠綠的標語。戰士們敲鑼打鼓，唱歌跳舞，氣氛十分熱烈。
7 月 7 日，兩軍前委在公安縣城南平鎮文廟召開聯席會議，根據中共中央決定，紅四軍更名為紅二軍，與紅六軍合編為紅二軍團，總指揮賀龍，政委周逸群，政治部主任劉克明，參謀長孫德清。
二軍軍長由賀龍兼任（不久由孫德清接任），朱勉之任政委。曠繼勳任六軍軍長，劉克明兼任政委。全軍團 1 萬餘人，搶 5000 餘支。同時，組成中共紅二軍團前敵委員會，周逸群任書記。
紅二軍團在公安的成立，極大地鼓舞了公安的廣大群眾，推動了蘇維埃運動迅猛地向前發展。
在二軍團組建前，鄂西特委於紅四、六軍會師前派戴補天到公安任縣委書記，為迎接會師，縣委積極發展黨的組織，發動群眾，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下，成立了部分區鄉蘇維埃政府。紅軍會師後，積極開展“擁紅護紅”活動。
紅軍在縣城開監釋放了“政治犯”，在紅軍的幫助下，7月 7 日在鬥湖堤成立了縣革命委員會，戴補天和向經武分別任正副主席。
在南平成立了公安縣蘇維埃政府籌備處和縣赤衛隊，並著手進行土地革命。多年以後，賀龍在回憶這段曆史時說：紅二軍團的成立，標誌著湘鄂西革命鬥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是黨在大革命時期，特別是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相繼失敗後，開始把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根據地的巨大勝利。
紅二軍團的成立標誌著湘鄂西革命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為鞏固和擴大洪湖革命根據地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為建立紅二軍團，推動革命形勢向前發展，賀龍軍長帶領戰士在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堅持同敵人進行了艱苦不懈的鬥爭。
早在 1929 年，由於環境艱險，物資短缺，賀龍同戰士們一樣穿草鞋走路。一次行軍中，賀龍的腳裂了許多口子，一走路就流血。
一天，一位 60 多歲的老鄉走進宿營地，雙手遞給賀龍一雙布鞋。他心疼地說：“賀軍長，你為我們辛苦殺敵，怎麽也不能讓你穿草鞋走路。今天，全村老百姓讓我給您送來一雙布鞋，請收下吧！”
賀龍很感動，動情地說：“謝謝鄉親們的心意，這情誼我領了，可這鞋我不能收！”
老鄉拗不過，隻好悄悄地把布鞋塞在賀龍的枕頭底下。等賀龍發現時，老鄉早已走遠了。賀龍把鞋交給警衛員，讓他交到物資供應處。
警衛員不肯。
賀龍認真地說：“我們紅軍戰士都穿草鞋，我能一個人穿布鞋嗎？我們紅軍，就靠官兵一致、同甘共苦來戰勝困難，取得勝利。你說，我能因為是軍長就搞特殊嗎？即使全國解放了，過上了好日子，這穿草鞋的革命精神也不能丟啊！”
賀龍軍長就這樣，和戰士們同樣穿草鞋、喝稀菜湯同敵人進行著艱苦卓絕的鬥爭，受到了全軍上下的擁護和愛戴。
紅二軍團鞏固地方武裝
1930 年 7 月 7 日，紅四軍與紅六軍兩軍在公安召開聯席會議，正式成立紅二軍團。
紅二軍團在普濟觀一帶還沒有全部完成整編工作，便向東北轉移。等到紅二軍開駐府場，紅六軍開駐峰口時，繼續進行了整編工作。
紅軍第二軍團和軍團黨的前委的成立，標誌著湘鄂西革命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使湘鄂西蘇區的主要武裝力量在組織上達到了統一。但是，由於當時軍隊組成比較複雜，重新成立的紅二軍團也麵臨一些問題。
紅六軍過去是沒有自己夥食單位、分散在群眾家裏吃飯的遊擊隊式的隊伍，紅二軍的組織編製也比較雜亂，現在都整編成為統一編製的正規紅軍，這對革命戰爭的進一步發展和湘鄂西根據地的鞏固和擴大，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普濟觀召開的前委會議還研究了部隊建設、行動方針和發展方向等重大問題。
關於部隊建設，前委認為，由於紅二軍和紅六軍發展曆史不同，誕生地區不同，各有其自己的特點和存在的問題，因而確定，要進一步加強的領導和政治工作，建立和健全各級政治機關，充實工農成分，提高政治素質，嚴肅認真地整頓紀律，加強團結教育；並要求邊打邊練，利用戰鬥間隙，結合實戰需要進行軍事訓練。
關於部隊的行動方針和根據地的發展方向，前委決定，要充分利用統治階級內部分裂的有利時機，鞏固和擴大根據地。當時湘鄂西的國民黨正規軍已大部開赴中原地區參加蔣、馮、閻軍閥混戰，洪湖地區僅有討逆軍新編第三師李雲龍部及獨立十四旅彭啟彪部分駐於沙市和監利等要點，其餘各地隻有團防、白極會等反動地方武裝防守，出現了有利於革命戰爭勝利發展的新形勢。
鑒於湘鄂西各根據地之間及各蘇區內部許多地方仍然處在反動勢力的控製之下，前委認為，當前決策的關鍵是：充分利用這一有利的時機，迅速發展與擴大紅軍力量，進一步鞏固與擴大革命根據地。
因此決定，首先集中力量以 6 個月為期，拔除洪湖蘇區內部的白點，肅清地方反動武裝，以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爾後，逐次開辟敵人統治較弱的襄河北岸的京山、鍾祥、潛江、天門等地，再向荊（門）、當（陽）、遠（安）地區發展，逐步使湘鄂西各根據地聯成一片。
這是一個重要的戰略部署。實現這個計劃，就可北與襄棗宜蘇區打通，西與巴興歸蘇區打通並聯係湘鄂邊，紅二軍團就有了跨襄河、長江的廣大回旋地區，踞於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戰略地位。
根據前委上述決定，各部隊於 7 月下旬分兩路向東北挺迸。軍團主力掃除了龍灣、熊口等白點，然後跨過東荊河解放了潛江縣城，基本上肅清了襄河以南潛江縣境的反動勢力，殘敵竄至襄河以北，紅軍乘勝北渡襄河攻占了天門重鎮嶽口。
紅二軍團經月餘戰鬥行動後，在府場、峰口等地休整了一周，進行了戰術、技術訓練和未完成的整編工作。由於前委的正確領導和全軍上下的一致努力，部隊素質得到了迅速提高。
休整之後，紅二軍團以突然的動作攻占了荊門縣的沙洋鎮，並以一部兵力渡襄河向東發展。就在紅二軍團勝利進展之際，鄂西特委連續來信催促他們向南進攻沙市。紅二軍團被迫放棄原來計劃，回師攻打沙市。
沙市南鄰長江，交通方便，是國民黨在鄂西的統治中心。守敵為獨立十四旅，約兩個團的兵力，並築有堅固的工事。
紅軍 9 月 5 日發起進攻。因缺乏攻堅的裝備和經驗，頑強戰鬥一晝夜，沒有能攻克，部隊受到很大損失，傷亡達千餘人，紅二軍四師十團團長張一鳴等英勇犧牲。攻城失敗後，紅二軍團退至周老嘴一帶整頓。
此時，中共湖北省委行動委員會又令紅二軍團進逼武漢，配合鄂豫皖、湘鄂贛等地紅軍實現奪取全省政權的任務。 前委為執行上述指示，同時兼顧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決定結合普濟觀會議確定的方案，以紅二軍沿潛江、天門、京山地區前進，紅六軍沿監利、沔陽、漢川地區前進，逐步向東北方向發展。
1930 年 9 月上旬，紅二軍自潛江渡襄河到達永隆河一帶。紅六軍從江陵地區出發，經監利縣境時，值江南反動武裝大舉“清鄉”，紅六軍遂渡江打擊“清鄉”的敵人，在廣大群眾的積極支援與石首、華容二縣遊擊隊的密切配合下，先後攻克石首、藕池等城鎮，斃敵石首縣長以下數百人，繳步槍 300 多支、機槍 9 挺，擴大了江南根據地。
這時，中共中央派鄧中夏赴湘鄂西任特委書記及紅二軍團政治委員。9 月 20 日，鄧中夏到洪湖地區，當即命令部隊返回洪湖附近集結。
當天，在周老嘴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傳達和討論中共中央要紅二軍團配合紅一、紅三軍團攻打長沙的指示。會議上大家討論十分激烈。
討論中，以周逸群為代表的一些同誌認為：置多年艱苦創建的根據地於不顧，驅使紅二軍團從鄂西奔往遙遠的長沙，直接違背了遊擊戰爭的原則，也超越了客觀的可能性，即使打下來也站不往腳，要求與會同誌慎重考慮。
但這些正確的意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最後還是決定紅二軍團自螺山、白螺磯一線渡江，攻占嶽陽，截斷武（漢）長（沙）鐵路交通以配合紅一、紅三軍團攻占長沙，並且按照第二次“左”傾路線的要求，將大部地方武裝的人槍編入了紅二軍團。
洪湖根據地僅保留了擁有 80 多支槍、300 人左右的武裝。麵對敵強我弱的形勢，特委決定另行組織民警和紅色警備隊擔負保衛根據地的任務。
為在渡江前使洪湖根據地得到鞏固，紅二軍團決定先攻下監利。鄧中夏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中夏到後，立調第二軍團回來。九月二十日，中夏趕到周家嘴（周老嘴），召開前委軍事會議，全體接受中央所指示的路線（即渡江與一、三軍團配合行動之路線）。但在未渡江以前，大家覺得有攻下監利再行渡江的必要。理由：一、鄂西赤色區域不致因紅軍渡江完全拋棄。二、 攻下監利可以聲東擊西，乘敵不備以渡江。三、大家估計攻下監利隻須三日並可保障全勝。因此決定先攻下監利再渡江。
監利位於江漢平原，南枕長江，東襟洪湖，是敵人阻塞洪湖根據地南北通路的最大據點，僅保安隊就有十六個連隊之多，且有國民黨軍新三師一部駐防。
1928 年以來，紅軍曾兩次攻打監利，均未攻克。這裏的群眾深受國民黨的殘害，此次攻打監利，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
監利、石首、華容等縣群眾、赤衛隊、遊擊隊支援與配合紅軍作戰的達數萬人，擔負了送飯送水、運傷員、搜索潰散隱蔽的敵人等任務，積極支前參戰。
紅軍自普濟觀等地出發，9 月 22 日拂曉，分三路向監利攻擊前進。以紅二軍四師一部攻占堤頭，切斷監利敵軍與江陵的聯係；以紅六軍十六師一部攻占毛家口，消滅紅軍背後之敵；以紅六軍十七師攻占太馬河和劉家鋪，從正麵進攻縣城。
攻城紅軍在北郊曾家夾堤、火把堤一線擊潰了守敵之後，經幾次強攻，突入城內。這時，打入敵軍內部任連長的中共黨員楊家瑞，率部裏應外合。
紅軍攻城得手後，殘敵一個營退守城南江堤和大廟頑抗，在紅軍壓迫下，於 23 日晨繳械投降。
這次戰役激戰一天一夜，殲滅國民黨軍新三師教導團及監利保安團等共 2000 多人，繳槍 1000 多支、迫擊炮 5 門。紅軍也受到了很大傷亡。
鄧中夏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二軍此次攻下監利，死傷太多，槍多於人。”至此，監利全境全部解放，荊江南北，湘北、鄂西連成為一體。
9 月 23 日上午，監利城內四處張燈結彩，洋溢著喜氣洋洋的氛圍，男女老少敲鑼打鼓歡慶勝利。
下午，數萬軍民在一起熱烈地召開祝捷大會。這是紅二軍團成立後的第一次重大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根據地人民的鬥爭精神，加強了兩軍的戰鬥團結。
24 日，鄂西特委及紅二軍團前委在監利城召開聯席會議，對湘鄂西黨在目前的政治任務、政權組織、黨的組織和軍事行動等問題作了全麵討論。
會議確定：將鄂西特委改為湘鄂西特委，將鄂西聯縣政府改為湘鄂西聯縣政府，統一領導鄂西和湘鄂邊地區的工作。因鄧中夏隨紅二軍團行動，會議決定周逸群專事地方工作，代理湘鄂西特委書記，兼任湘鄂西聯縣政府主席，周小康改任特委組織部長。因鄺繼勳調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紅六軍軍長由段德昌升任，紅十七師師長由許光達繼任，李劍如為紅十七師政治部主任。同時，根據長江局意見，任命柳克明為紅六軍政治委員。
9 月 28 日，紅二軍團進至朱河一帶準備渡江時，受中共中央派遣的湯慕禹、劉鳴先來到湘鄂西。他們帶來了中共中央的決定：命令部隊停渡待命；任命湯慕禹為紅六軍軍長，劉鳴先為洪湖紅軍軍事政治學校校長。
29 日，前委在朱河召開緊急會議。關於人事問題，大家認為段德昌就職僅數日，如此變動對工作不利，根據賀龍提議，決定賀龍專任軍團總指揮，總指揮部參謀長孫德清改任紅二軍軍長，湯慕禹任總指揮部參謀長，劉鳴先的任命不變。
關於部隊行動企圖則發生了爭論。這時雖已得知紅一、紅三軍團已退出長沙轉移到了株洲、醴陵、萍鄉地區，但鄧中夏在會上發言說：“不管一、三軍團是否退去，我們依然渡江。其任務與前不同，前在截斷武長鐵路並占領嶽州，堵住武漢白軍，好讓一、三軍團在湘境內覆滅所有在湘敵人，現在任務在於占領嶽州，即長驅直搗長沙，以激起一、三軍團的反攻。”
這一意見未獲與會多數同誌讚同。最後決定在中央新的指示未到達前，繼續執行原訂的開辟襄北和向荊、當、遠地區發展的計劃，首先集中全力進攻仙桃、嶽口，徹底肅清東荊河以北襄河以南地區的反動武裝，爾後再以紅六軍奪取天門、京山，以紅二軍奪取鍾祥、荊門。
10 月 5 日，紅二軍團分兩路向仙桃前進。6 日，紅二軍收複沔陽縣城，繼於張家場殲敵兩個連，乘勝占領了裏仁口；紅六軍經尤撥攻占了彭家場。
7 日，兩軍合攻仙桃，繳槍 200 多支，殘敵退守襄河北岸。這次行動有漢川遊擊大隊編成的中央獨立師一部和沔陽赤衛隊編成的工農靖逆軍三千餘人積極配合作戰，對戰鬥勝利起了重要作用。
漢川中央獨立師是根據長江局指示為執行配合攻打武漢的任務於九月上旬編成的，吳英為師長，黃光一為政治委員。曾奉鄧中夏命令留在監利一帶遊擊，鎮壓反動武裝。
在打擊沔陽一帶敵人的鬥爭中，紅軍對白極會采取了打擊其反動上層，爭取下層群眾的政策，收到良好效果，被反動勢力欺騙、裹脅的群眾紛紛脫離白極會，向紅軍靠攏。
克仙桃後，部隊本應北渡襄河進攻嶽口，開辟襄北地區。但鄧中夏認為北進襄北是“大軍冒進，敵情雖然（不）複雜，後方失其聯係，亦為軍事所忌。又天門、鍾祥、荊門等縣並非富庶之區，經濟隻能小解決，不能大解決。因此，決定......不再北進，移師南征。”
據此，部隊占領仙桃隻兩日，便退回峰口，否定了在朱河作出的決定。鄧中夏隻想攻打大中城市，沒有乘勝發展勝利，又一次喪失了擴大根據地的有利時機。
紅二軍團成立後，三個月中，雖有“左”傾路線的幹擾，但仍基本肅清了洪湖根據地內部白點，解放了石首、監利、沔陽、潛江等縣城和廣大鄉村，鞏固和擴大了革命根據地，沉重打擊反動武裝，廣大群眾的鬥爭熱情受到了極大鼓舞，鄂西根據地的局麵得到進一步發展，蘇區縱橫達數百裏。
紅二軍團和地方武裝也在實際戰鬥中得到了鍛煉提高，人員擴大到近三萬人，戰術、技術也有了進步。鄧中夏很重視部隊的團結和建設，在政治上開展反不良傾向的鬥爭，極力保證部隊在思想政治上的高度統一。他還經常強調在經濟分配和部隊補充方麵盡可能消滅可以引起不平的現象。
紅二軍在湘西北時，那裏吸大煙的現象比較普遍，戰鬥負、勤雜人員中也有不少人吸大煙，甚至個別幹部也吸，此時這種現象已基本消除；紅六軍存在的極端民主化傾向也有了相當克服。兩軍團結有了加強，部隊建設前進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