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隊行前，康桂秀與朱德鬧口角：“我年輕，身體又好，不怕吃苦，不怕爬山過河，為什麽要把我留下？隻要一起行動，我還可照顧一下你。”
朱德看著妻子，溫和地說：“軍人嘛，就得服從命令。組織上確定女同誌都留下，一是戰鬥和行軍太頻繁太艱難，二是現在這裏還比較安定。決定要你留下，你就應該愉快地留下。在後方，宣傳群眾、擴大紅軍的任務也很重的呢！至於我，你放心好了。我是鐵打的，不怕子彈。你看，打了這麽多年仗，我的身上不是一點傷也沒有嗎？”
朱德、毛澤東製定靈活方針
1930 年 6 月的江西南部，驕陽似火一樣燒烤著大地，林間的知了聲戛然而止，隨著傳來行軍的整齊的腳步聲。
原來，紅四軍全體指戰員頭頂烈日，在朱德、毛澤東率領下，由尋烏出發，向福建開進。
他們一踏上閩西的土地，便在上杭官莊擊潰剛在兵變中脫離金漢鼎部的周誌群新編第十四旅，占領武平、長汀縣城。
當時的《紅旗日報》記述道：“朱毛這次到長汀，群眾的歡聲如潮湧，男女老幼均持斧鐮紅旗歡迎，市麵上頓現一番新氣象。”
就在朱德和毛澤東率領紅軍進一步開辟和鞏固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並初步形成以贛南、閩西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之時，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部長的李立三，卻被有利的革命形勢衝昏了頭腦。
他錯誤地估計形勢，認為全國的革命**已經到來，不承認全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沒有看到整個力量對比仍然是敵強我弱，過高地估計革命力量。原來在黨內就已存在著的“左”傾冒險主義傾向迅速地發展起來了，幻想一舉奪取中心城市，取得全國勝利。
6 月，中央軍委致信前委，具體要求朱德和毛澤東指揮紅四軍“由江西會合五、六兩軍進攻武漢”。6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
6 月 21 日，受中共中央委派的塗振農，由上海來到長汀。這時，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正在長汀縣城繼續舉行聯席會議。
塗振農在聯席會議上作了報告，傳達李立三的許多 “左”傾冒險主義部署和中央關於整編紅軍的決定，並嚴格督促執行。在這種情況下，聯席會議不得不表示原則上接受中央的指示，並通過接受中央指示的決議。
根據中央指示，聯席會議決定將紅四軍、紅六軍（後改稱紅三軍）和紅十二軍合編為第一路軍（後改稱第一軍團），共兩萬多人，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
不久，又將閩西、贛南和贛西南的紅二十軍和紅三十五軍等地方部隊，歸屬紅一軍團建製。會議還根據中央指示，把原來決定向贛東遊擊、進攻撫州的計劃，改變為集中力量，積極進攻，準備奪取九江、南昌。
聯席會議雖然原則上接受了中央的指示，但朱德的心情仍然很矛盾。
首先，他根據自己多年的實踐經驗，對中央這個嚴重脫離實際的決定抱有懷疑，認為把地方部隊也編入正規部隊，離開蘇區去進攻中心城市，“蘇區就毫無防衛力量，門戶洞開，任憑占領，紅軍因此也就丟失了革命根據地”。
另外，對中央的指示他又不能不執行。
朱德後來在同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談到自己當時的矛盾心情時說：“毛澤東和我對於整個方案都表示懷疑，但是我們久居山區多年，能夠得到的有關國內和國際局勢的情報很不全麵。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接受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分析……中央委員會認為全國已經處在總起義的前夕，我們隻好接受。”
他又說：“就我們所知，我們的部隊以及其他紅軍部隊力量既弱，裝備又不好。即或我們能夠攻占幾座工業城市，即或有些產業工人參加戰鬥，但能否堅守城市的確是大可懷疑的。”
朱德還說：“除了毛澤東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對李立三路線。我們別無選擇，隻有接受。”
由此可見，當時毛澤東需要處理好這樣一個問題：既不能公開違抗中央，同時又要能團結爭取受李立三“左”傾錯誤影響的幹部，堅持從實際出發，使紅軍的戰爭順利地向前發展。
鑒於這種情況，紅軍在進軍南昌時，采取了極其謹慎的、靈活的方針。有一次，毛澤東對紅四軍參謀處長郭化若說：打不了，人家又在背後推著我們去打。怎麽辦呢？你們是起草作戰命令的，我看可以做“推”字的文章，這次行動叫推進，向南昌推進。先下命令集中，造出向南昌推進的聲勢，然後再搞個推進的計劃，邊推邊看。
6 月 22 日，毛澤東、朱德在汀州向第一路軍發出由閩西出發向江西廣昌集中的命令：本路軍有配合江西工農群眾奪取九江、南昌，以建設江西政權之任務，擬於七月五日以前全路軍開赴廣昌集中。
這樣，雖然傳達了中央關於進攻九江、南昌的指示，但是並沒有對奪取九江、南昌作出進一步的部署和說明。
長汀群眾知道紅軍要北上，特地於 6 月 22 日舉行盛大的歡送大會。總人口僅 20 多萬的長汀縣，到會群眾竟達三四萬。多數群眾從遠隔數十裏的鄉村而來，打著赤腳，舉著紅旗，有的拿著梭鏢或鳥銃，提著刀棍。
會場上群情振奮，20 多人在會上演說，朱毛紅軍同人民群眾的魚水深情充盈其中。
6 月 23 日，朱德、毛澤東率領部隊由長汀出師北上。朱德的妻子康桂秀未能隨軍行動。
部隊行前，康桂秀與朱德鬧口角：“我年輕，身體又好，不怕吃苦，不怕爬山過河，為什麽要把我留下？隻要一起行動，我還可照顧一下你。”
朱德看著妻子，溫和地說：“軍人嘛，就得服從命令。組織上確定女同誌都留下，一是戰鬥和行軍太頻繁太艱難，二是現在這裏還比較安定。決定要你留下，你就應該愉快地留下。在後方，宣傳群眾、擴大紅軍的任務也很重的呢！至於我，你放心好了。我是鐵打的，不怕子彈。你看，打了這麽多年仗，我的身上不是一點傷也沒有嗎？”
康桂秀留下了，但她每時每刻心裏都想著前線。
她在後也忙開了：籌建婦女團，培養婦女幹部，和姑娘媳婦們一起籌糧籌款，開辦夜校，動員青年男子參加紅軍，扛槍打仗。
6 月 25 日，朱毛率部進入江西石城縣境，敵軍棄城而逃，紅軍解放石城縣城。隨後，朱德、毛澤東率部到達興國縣，並在興國縣平川中學召開北上誓師大會。
各路軍馬紛紛聚集，紅旗招展，蔚為壯觀，昂揚的戰歌聲、洪亮的口號聲此起彼落，一派臨戰出征的雄壯氣氛籠罩著大操場。
佯攻南昌為反“圍剿”打基礎
1930 年 7 月 11 日，一組紅軍部隊浩浩****地向樟樹（今清江縣城）方向挺近，大家精神飽滿，軍中不時傳來嘹亮的口號和軍歌。
原來，毛澤東、朱德由興國集結地發出向樟樹（今清江縣城）推進的命令，決定“進略樟樹，窺襲南昌”，並頒發了一個推進計劃表。
命令沒有按中央的指示說要“奪取”南昌，而是說“窺襲”南昌，這就包含著極大的靈活性，表明打下樟樹後將看實際情況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路線。
紅一軍團在向樟樹推進途中先後攻克永豐、新淦（今新幹）。
7 月 14 日，毛澤東、朱德等到達吉安縣陂頭，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員塗振農召集的中共紅一軍團前委和贛西南特委聯席會議。
大家認為，吉安的國民黨軍隊正憑險死守待援，工事堅固，如果硬攻將會造成很大傷亡。決定主力紅軍暫時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豐、樟樹攻擊前進。
20 日，紅軍進入永豐城。當天下午發出第二期推進計劃表。當時擔任紅一軍團參謀處長的郭化若後來回憶道：當時行動命令都是在毛澤東同誌授意下，由朱雲卿參謀長主持，由我起草，然後送呈毛澤東、朱德同誌審查修改後才發出的。命令措詞和使用推進計劃表方式，是在毛澤東同誌意圖下經過考慮有意安排的，實際上並沒有具體部署進攻南昌，這就是 “推”字的文章。
7 月 24 日，紅軍殲滅國民黨軍第十八師的兩個營，攻占樟樹鎮。這時獲悉敵軍第十八師一個旅堅守南昌，一個旅在撫州（今臨川）地區，一個旅在吉安北阜田地區，有由新幹渡江來樟樹之勢。
在這種情況下，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是向東攻打撫州，還是執行中央指示向北奪取南昌、九江？
毛澤東隨即同朱德召開軍團幹部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會議分析了南昌的敵情和四麵臨水的地勢，認為敵軍主力沒有消滅，南昌難以攻入，決定既不向北奪取南昌、九江，也不向東攻打撫州或在樟樹附近伏擊可能由撫州、阜田兩處來增援南昌之敵，而是佯攻南昌，再向敵薄弱處發展。
為了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針，毛澤東在樟樹召開中共紅一軍團前委擴大會議。這時，塗振農已離開紅一軍團總部。會議從繳獲敵軍作戰文件中得知國民黨軍隊在江西的配置情況，認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進攻南昌，敵軍第十八師兩個旅正處在紅軍東部側後，威脅較大，南昌城郊池塘較多，又有堅固工事，不容易攻克。
如果在樟樹停留，又有受敵軍三個旅夾擊的可能。為了爭取主動，避免被動，會議決定西渡贛江北上，再視情況向南昌對岸推進。這是避實就虛的正確決策。
紅一軍團西渡贛江後，在 7 月 27 日進抵高安、上高地區。這時，魯滌平判斷紅軍將要進攻南昌，急調三個旅加強南昌防務。
29 日，朱德、毛澤東下達“相機進占牛行車站”的命令。
8 月 1 日，紅十二軍代軍長羅炳輝奉命率兩個縱隊進占南昌對岸的牛行車站，隔江向南昌鳴槍，以紀念南昌起義三周年，並從實地偵察敵情。
羅炳輝回來後，說明南昌國民黨軍隊防務嚴實，不宜進攻。
朱德、毛澤東立即下令紅一軍團“撤圍南昌向安義、奉新北上”。這是國民黨軍隊兵力空虛的地區。紅一軍團在安義、奉新一帶分兵發動群眾，並進行擴大紅軍的工作。
進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變這個重大部署，必須作出解釋。
不久，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會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補選朱德為中央候補委員。
8 月 7 日，毛澤東在奉新得到 7 月 30 日和 8 月 1 日的上海報紙，得知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已乘虛攻克湖南省會長沙。
原來，中原大戰爆發後，反蔣的李宗仁、張發奎部從廣西大舉北進湖南，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軍總指揮何鍵急忙調兵抗擊，長沙防禦力量薄弱。
幾天後，又獲悉紅三軍團已撤出長沙，並在平江地區受到何鍵部的追擊。紅一軍團決定立刻向湘贛邊境西進，同紅三軍團靠攏。
於是，毛澤東在 8 月 19 日給贛西南特委轉閩西特委並轉中央的信中對此作了詳細的報告。毛澤東在信中說：“若直進南昌，則敵人主力沒有消滅且在我軍後，南昌又四麵皆水，於勢不利，故乘虛渡河向南昌對岸，前進攻擊牛行車站為目標，舉行八一示威。……敵人在南昌城不還一槍、不出一兵。我們此時找不到敵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務已經達到，遂向奉新、安義散開工作，發動群眾，籌款，做宣傳等。”
從長汀北上以來，毛澤東、朱德始終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靈活機動地使用兵力，不斷改變進軍方向，沒有機械地執行中共中央關於進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僅避免了“左”傾冒險主義可能造成的損失，紅軍還得到較大的發展，由長汀出發時的一萬人左右發展到一萬八千人，為日後的大規模反“圍剿”戰爭打下了基礎。
紅軍第一方麵軍成立
紅一軍團在奉新時，前委獲悉湖南敵軍何鍵部向紅三軍團攻擊前進，而紅三軍團曾經一度攻占長沙，後被敵軍反攻，又退了出來。紅一軍團為了和紅三軍團會合並配合紅三軍團殲滅敵軍，決定向湖南西進。
1930 年 8 月 18 日，在萬載得悉湘軍追擊部隊右路的第三縱隊四個團，已突進到兩省交界處的瀏陽文家市一帶，和其他兩路距離較遠，態勢較為孤立。毛澤東、朱德當機立斷，當夜發出奔襲文家市的命令。
20 拂曉，紅一軍團主力在當地赤衛隊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發起猛攻。經過 3 個多小時的激戰，全殲立足未穩的湘軍 3 個團、1 個營及 1 個機槍連，擊斃第三縱隊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長戴鬥垣。
這是紅一軍團建立後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對支援紅三軍團有重要意義。這次戰鬥本來可以繳獲一部無線電台。湘軍潰退時，丟下一部電台還在工作，但紅軍戰士好奇，把電台給砸爛了。
當時紅軍的通訊器材很缺乏，還沒有建立無線電通訊，毛澤東很惋惜，說這就是遊擊主義的破壞性，要製止戰爭中的破壞行為，非經過長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戰鬥結束後，毛澤東、朱德率紅一軍團於 23 日北上瀏陽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區南下的紅三軍團會合。
兩個軍團的前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把兩個軍團合編為中國紅軍第一方麵軍，共有兵力 3 萬多人，是當時最強大的工農武裝力量，由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
成立中共紅一方麵軍總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任書記。同時，成立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統一指揮紅軍和地方政權的工作，由毛澤東任主席。
在聯席會上，就李立三關於再次攻打長沙進而奪取武漢的指示以及紅一方麵軍的軍事行動問題進行討論。
會議討論得很熱烈，不少同誌受了“立三路線”的影響，堅持主張進攻中心城市，他們認為上次紅三軍團自身都能攻占長沙，現在兩個軍團在一起配合作戰，更有把握打勝。
紅三軍團第一次進攻長沙，確實取得了顯赫的戰果，具有很大的政治影響，但這次戰爭也是在“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下進行的。
紅軍乘虛攻占某個城市是可能的，但企圖固守大城市，則是不合適的。毛澤東後來對紅軍攻占長沙有過這樣的評述：如果第一次的占領隻是一種暫時的行動，不想固守這個城市，並在那裏建立政權的話，那麽，它的效果也可以認為是有益處的。因為這時全國革命運動所產生的反響是非常大的。企圖把長沙當做一種根據地，而不在後麵鞏固蘇維埃政權，這在戰略上和在戰術上都是錯誤的。
在永和市會議上，毛澤東對中央關於再攻長沙的指示提出疑問，預計長沙不易攻下。
朱德明確地持反對意見。他認為：紅軍的裝備和訓練都不宜於打陣地戰，如果執行這政策的話，今後就完全要打陣地戰了。光是敵人開到長沙的增援部隊就布置了三道防禦工事，還有通電的電網。武漢的防禦工事更為堅固，還有許多外國軍艦停在長江裏，準備紅軍一旦來時就開炮轟擊。攻打這樣強大的敵軍，這樣堅固的工事，其結果將是紅軍全部消滅，革命力量在幾十年內也無法抬頭。
朱德的意見得到毛澤東等的支持，但是，卻被會議否決了。時任紅三軍團政治委員的滕代遠後來回憶：這時，中央又命令一方麵軍再去打長沙，三軍團也有不少人主張打長沙，當時我們認為，第一次三軍團二萬多人也打了長沙，現在四萬人還不能去打嗎？
當時紅軍士氣旺盛，但還不具備進攻大城市的條件。第一次進攻長沙，因對方守備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敵軍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圍在城內，突圍時遭受很大損失。
這時，長沙城內的國民黨軍隊比紅軍多一倍多，而且築有較強固的防禦工事。紅一、三軍團剛剛會合，才開始由遊擊戰向運動戰發展，還缺乏攻堅的裝備、技術和經驗。
所以，毛澤東、朱德對中央這個指示提出疑問，認為就紅軍的裝備條件來看，長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總前委內部又有不少委員主張打長沙。最後，毛澤東、朱德仍尊重多數委員的意見，由會議決定再次進攻長沙。
攻打長沙不成主動撤圍
1930 年 8 月 24 日，紅一方麵軍分三路向長沙推進，以 “消滅何鍵部隊，進占長沙”為行動目標。8 月底，毛澤東、朱德率部進抵長沙近郊。
這時，獲悉長沙城內有敵軍 31 個團，而紅軍兵力共 13個師，實際上相當於 13 個團。敵人的兵力多一倍多，而且敵方有較好的裝備和堅固的防禦工事。
根據這一情況，毛澤東主張誘敵出擊，將長沙守敵誘出工事外進而逐個加以殲滅，然後乘勝攻入長沙。他提出了這樣的十六字訣：接近壕溝，引其出擊，消滅出擊，奪取壕溝。
8 月 31 日，鑒於長沙守軍修築碉堡等堅固防禦工事，朱德、毛澤東發布“誘殲敵軍於其工事之外，然後乘勝攻入長沙”的命令。
命令發布後，朱德幾天幾夜沒有睡眠，全神貫注地守在電話機旁，密切注視著敵人的動向，待機殲敵。然而，守敵卻連續幾天躲在工事內，不越雷池一步。
為了迫使敵人離開工事出擊，9 月 1 日晚 8 時，朱德、毛澤東命令紅軍於 2 日晚向長沙發起全線攻擊。3 日，何鍵部終於分三路向城外出擊。紅軍在長沙城南，對敵兩個旅發起猛攻，將敵軍驅至湘江邊上，擊斃和落水的敵軍達七八百人，俘虜 1000 多人。
這時，紅軍指戰員攻城心切，有的領導幹部也主張再攻長沙。
9 月 10 日，毛澤東、朱德命令紅軍再次向敵軍發起總攻擊。紅一、三軍團連續多次向敵軍陣地猛打猛衝，但仍未攻入長沙，而紅軍卻遭到較大傷亡。後獲悉國民黨馳援長沙的桂軍已進抵湘潭，形成對紅軍不利形勢。
而北方蔣馮閻的軍閥混戰已近尾聲，蔣介石已開始調集兵力增援長沙，使何鍵增強了固守長沙城的信心。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圍攻下去，非但難以奏效，而且會使紅軍遭受重大損失。同時，又得知李宗仁、張發奎的部隊已到達湘潭的消息。
9 月 12 日，朱德和毛澤東簽發撤圍長沙，進占萍鄉、株洲待機的命令。
撤圍長沙的第二天，朱德在株洲出席由毛澤東主持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會議。會議總結圍攻長沙的經驗教訓，討論紅一方麵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決定離開國民黨軍事力量較強的湖南，回師他們力量較弱的江西，攻取守軍較少、孤立無援的吉安。
在會上，大家認為，李宗仁、張發奎部隊到湘潭不是打何鍵而是為了進攻紅軍，紅軍有腹背受敵的危險，從而下決心從長沙撤圍。
撤圍後退到哪裏？會上有四種不同意見：一是認為不應該放棄對長沙的進攻計劃，可由株洲萍鄉鐵路撤退，以消滅後麵的敵人；二是撤退到嶽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圍長沙，改打南昌。最後由毛澤東作總結，會議決定先退株洲、萍鄉，休整待機。
對這次攻打長沙的教訓，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此次攻長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滅敵之主力於打工事之前。敵共有三十一團之眾，我在文家市、猴子石兩役雖已消滅敵兵在??團以上，但大部隊尚未消滅即退入城壕，因此敵有餘力守城。
（二）群眾條件不具備。城內無工人暴動、無士兵暴動以為響應，粵漢路、株萍路及對河群眾沒有起來，不能斷絕敵人之水陸交通，不能封鎖敵人之經濟及軍事運輸。（三）技術條件不具備。敵之工事是歐式重層配備，鐵絲網、壕溝等計八九層，我們隻有肉搏，沒有重炮破壞敵之工事，交通器具如無線電等我們也沒有，以致兩個軍團聯絡不好，因而失機。
他在報告中強調：
依我們的經驗，沒有群眾條件是很難占領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難消滅敵人的。
可以看出，經過第二次攻打長沙失敗的實際教訓，毛澤東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條件下強行進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紅一方麵軍從長沙撤抵株洲時，部隊繳獲了國民黨政府在內部印發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八月初的一封信。
信中提到：“第一軍團的任務是奪取南昌、九江，占領南潯鐵路，建立江西政權及全國性政權，封鎖長江，向右進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漢勝利”。“第三軍團在江西工作一個時期後，再去湖南或湖北。”
看到中央這個指示後，紅一方麵軍一部分幹部主張立即進攻南昌、九江；一些幹部又主張在湘鄂贛堅持鬥爭，再攻長沙。毛澤東深知，無論進攻南昌、九江，還是再攻長沙都難以奏效。
9 月 13 日，他在株洲召開方麵軍總前委會議，經過充分討論，決定：先在萍鄉、醴陵、攸縣籌措給養，然後由紅一軍團奪取吉安，紅三軍團略取峽江、新幹。會後，紅軍沿萍株鐵路從湖南折回江西。
但問題並沒有完全得到解決。當時“革命急性病”在紅一方麵軍的幹部中相當普遍地存在。許多人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急於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勝利。
9 月 17 日，毛澤東在醴陵以中共紅一軍團前委書記名義給中央寫報告。報告分析第二次攻打長沙失敗的原因是：一、 “未消滅敵主力於築工事之前”；二、“群眾條件不具備”；三、“技術條件不具備”。並且說：“依我們的經驗，沒有群眾條件是很難占領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難消滅敵人的”。
9 月 24 日，朱德、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麵軍總部及其直屬隊和紅四軍，由萍鄉來到安源。朱德參加了安源工人舉行的歡迎紅軍的大會，並在大會上發表講話，號召工人跟共產黨走，踴躍參加紅軍。
會後僅三天，就有 1000 多工人要求參加紅軍。為了使全軍官兵能夠從思想上理解主動撤圍長沙和準備攻取吉安的重要意義，朱德還深入到工人和戰士中間，同他們親切交談，做宣傳和解釋工作。
美國作家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一書中曾經這樣寫道：1930 年“9 月 13 日下午八點鍾，朱德和毛澤東采取了一生事業中最重大的步驟之一，這一步驟扭轉了中國革命運動中的一次嚴重的危機，他們推翻了李立三路線，亦即黨中央委員會所通過的政策，而命令部隊從長沙撤退。”
後來毛澤東回憶這段經曆時，更明確地說：這次失敗有助於摧毀李立三路線，並使紅軍不必按照李立三所要求的那樣對武漢作可能招致慘敗的進攻。紅軍當時的任務是補充新的兵員，在新的農村地區實行蘇維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蘇維埃政權的堅強領導下鞏固紅軍攻克的地區。為了這些目的，沒有必要打長沙，這件事本身含有冒險的成分。
這次進攻長沙，從誘敵出擊到強攻失利後調動部隊到機動位置，再把部隊分散到萍、醴、攸三縣，最後決定一軍團進攻吉安，三軍團略取峽江、新幹，這樣，毛澤東一步一步地引導圍攻長沙的部隊撤出，並把部隊從湖南帶到了江西。撤圍長沙，也就是在戰爭的實踐中糾正了李立三“左”
傾冒險主義錯誤，它也有助於在隨後的紅軍戰爭中繼續糾正和抵製這種“左”傾的錯誤。
毛澤東主持召開袁州會議
袁州(今宜春市)位於江西的西部,湘贛交界之處,袁水上遊,武功山餘脈旁邊,自古以來是贛西的重鎮之一。1930 年 9月 28 日,紅一方麵軍占領了這座城鎮。
第二天，總前委在袁州城內舉行會議，中心議題是已爭論數日而仍未解決的行動方向問題，也就是究竟是打吉安還是打南昌、九江的問題。
會議地點是在袁州城西門的張天成中藥鋪,會期一天,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朱雲卿、楊嶽彬、黃公略、蔡會文、林彪、羅榮桓、彭德懷、滕代遠、鄧萍、張純清、吳溉之、袁國平等人。
會議記錄李井泉,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確定紅一方麵的行動計劃,在當時,紛繁複雜、刀光血影的軍事鬥爭形勢麵前,紅軍是先打吉安,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積蓄力量,在湘贛邊界的遷回、反複作戰中消耗、殲滅敵人還是按照當時立三中央的命令先打南昌、九江,奪取中心城市,去迅速地爭取中國革命的全局勝利,這是會議爭論的焦點。
會上爭論得十分激烈。毛澤東和朱德堅持按原計劃打吉安，不同意打南昌、九江。
紅三軍團的一部分幹部不同意打吉安，主張按中央指示打南昌、九江，並質問毛澤東：“你又不打長沙，又不打南昌，你執不執行中央路線？”
毛澤東耐心地做說服教育工作，並對打吉安和打南昌、九江的利弊進行比較，指出打吉安在戰略上對我有利，而打南昌、九江卻無把握。
朱德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並和毛澤東一起做說服工作。最後，大家統一了認識，決定按原計劃攻取吉安。這次會議使紅一方麵軍又一次避免了因硬攻南昌、九江而可能遭受的嚴重損失。
會議進行期間，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栗從湖南趕到紅一方麵軍總部，傳達說：長江局已查明李、張部隊並沒有到達湘潭，要紅一方麵軍回去再打長沙。
並且帶來中共中央的一封指示信，裏麵說：“我們預料你們（指一、三軍團）既然取得聯絡，必然有過會議，討論再度占領長沙問題。如果你們是決定以三（原來的紅六軍已改稱紅三軍）、四、五、八軍的主力集中進攻長沙，而以少部隊留守贛省，牽製南昌、九江之敵，並通知二、六軍逼進武長線，以切斷敵聯絡線為任務，這一戰略無疑是正確的，望你們堅決照此戰略執行。”
毛澤東在大革命時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過農民運動，就同他談了一個通宵，終於用事實說服了他。
周以栗放棄了原來的想法，接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而且轉過來在會上幫助說服部分幹部：暫時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
會議終於決定：一軍團以很短時間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補充新兵，籌措給養等。三軍團則占領清江縣城及其附近，封鎖贛江，籌款，發動群眾，整理補充等。這樣，就最終放棄了再攻長沙的打算，也沒有采取立刻進攻南昌、九江的冒險計劃。據彭德懷回憶：當時三軍團方麵有人提出打南昌，也有人反對。反對者的理由是：長沙既未打開，又去打南昌。南昌守敵雖不及長沙之多，但工事不弱；且城周多水池、湖泊，地形不利於進攻，而利於防禦；蔣、馮、閻軍閥戰爭已停止，敵軍將要向我進攻，我應準備在贛湘兩江之間，各個殲滅敵人。至於打南昌或打長沙，那時再看具體情況。另一派說，在湘贛兩江之間進行機動作戰，是打拳戰術，打來打去胡子都白了，還取不到湘贛兩省政權。這一派也就是立三路線的繼續，被毛澤東同誌說服了。
9 月 29 下午 6 時，毛澤東、朱德發布了紅一方麵軍向吉安進軍的命令。紅三軍（軍長黃公略、政委蔡會文）、紅四軍（軍長林彪、政委彭清泉）與紅一方麵軍總部人員從宜春城出發，分兩路向分宜進軍9 月 30 日晨 5 時，紅四軍從駐地下浦啟程，向分宜進軍；總部人員淩晨 3 時 30 分起床，4 時 30 分集合出發；紅三軍則於晨 5 時接總直屬隊出發，到達分宜城後再宿營。當日，天氣晴朗。地處彬江南端的三星口南通分宜，西通宜春，街上開設的店鋪多。這裏人來人往，好不熱鬧。
早晨，10 多名身穿灰色衣服，頭戴紅色八角帽、身材魁偉高大的軍人大步流星地由西向東來到三星口，受到早就在此等候接應的同誌熱情接待，幾個飯館也早為他們準備了飯菜和茶水。
這 10 多位紅軍領導吃完早飯後，繼續宜春會議的最後議程，毛澤東、朱德等人坐在台上，先是毛澤東發表講話，後朱德接著講話，決定分路線向分宜進發。
會議經周以栗同意，決定：“一軍團以很短時間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補充新兵，籌措給養等。三軍團則占領清江縣城及其附近，封鎖贛江，籌款，發動群眾，整理補充等。”
一切部署完畢，部隊按各自的路線前行，毛澤東等軍政領導向三星口東側前行，經彬江船坊渡河至分宜廬塘；朱德等軍政領導從三星口經楓樹下翻過紅花仰走分宜太崗山方坊村。
朱德率一部分路經彬江，翻越紅花仰進入大崗山；毛澤東率紅四軍和紅三軍二部出宜春城經彬江直插分宜，以紅四軍為第一梯隊，總部居三軍殿後。
時光流逝，流不走赤色情懷。至今，毛澤東、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在三星口開展革命活動的經過，還在當地群眾中廣為流傳。
紅軍經過三星口時，寫過很多宣傳紅軍政策、打倒國民黨的標語，受到了當地老百姓歡迎，大家紛紛以茶水、水果接待和歡送。
袁州會議是紅軍曆史上較早召開的一次軍事會議,從這次會議的結果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建立全國政權戰略思想的形成過程。
這又是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會議，是毛澤東具有戰略遠見的決策。把熱衷於攻打長沙的紅三軍團“循循善誘”地引導開到江西來，這對後來三次反“圍剿”的勝利有決定性的作用。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召開
1930 年 9 月底，就在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召開袁州會議並最終決定攻打吉安的時候，遠在上海的黨中央也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中共六屆三中全會。
這次會議是為解決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而召開的，這次會議的召開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
黨的六屆二中全會以後，全國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紅軍達到 10 萬人，農民赤衛隊有數百萬人；建立了十幾塊革命根據地，縣蘇維埃政權已有 300 多個；黨員數量增加到 12萬人，大城市的產業支部由 98 個發展到 229 個；青年群眾組織有 160 萬人；赤色工會會員超過 10 萬以上；互濟會組織達86 萬人；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白區)工作，也有了初步恢複和發展。
1930 年 5 月，蔣、馮、閻軍閥中原大戰的爆發，給革命造成了有利時機。與此同時，1929 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
在這種於革命有利的形勢下，1930 年 6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形成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
隨後，李立三等製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
8 月初，“決定堅決組織武漢、南京暴動與上海的總同盟罷工，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命令紅一軍團攻打南昌，紅二軍團攻打武漢，紅三軍團攻打長沙，紅十軍進攻九江，紅七軍進攻桂林，幻想實現“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冒險計劃。
8 月 6 日，又將黨、團、工會的領導機關合並，成立“全國總行動委員會”和北方局、長江局、南方局、江蘇總行委。
李立三的“左”傾錯誤，給革命造成了嚴重危害。中心城市的總同盟罷工和武裝暴動都失敗了。
剛剛恢複起來的白區工作，又遭到摧殘和破壞。紅軍也遭到重大傷亡，紅二軍團縮編為紅三軍，洪湖根據地喪失殆盡；紅七軍由 6000 人銳減到 2000 人，喪失了右江根據地。對於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黨內許多同誌進行了抵製和鬥爭，在白區的惲代英、何孟雄和在蘇區的毛澤東、方誌敏、賀龍、周逸群等，都以不同的方式，進行過批評或抵製。
特別是毛澤東不但沒有機械地執行“左”傾錯誤，而且糾正了紅一方麵軍中的“左”傾錯誤。然而，許多同誌都被 “左”傾錯誤領導者視為“右傾”、“保守”而受到打擊。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也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和指責。從 1930 年 6 月至 9 月三中全會之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對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有過較長時間的爭論。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多次召集會議討論有關中國問題，通過許多關於具體策略問題的決議案，如《中國問題決議案》、《中國共產黨的最近組織任務》、《中國共產黨在職工運動中的任務(提綱草案)》、《國際對於中國蘇維埃問題決議案》、《國際對於中國農民問題決議案》等，要求中共中央切實討論執行。
共產國際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對革命發展的形勢，在程度上與速度上都有過分的估量，以致在部分的策略上，工作的布置上犯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共產國際批評之後，從 1930 年 8 月底至 9 月下旬，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經過周恩來等人的努力，已經糾正了部分 “左”傾錯誤，如停止武漢、南京暴動，停止武漢、上海同盟罷工，恢複黨、團、工會獨立領導機構和指揮係統，開始策略上必要的轉變。
1930 年 8 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瞿秋白奉命回國，行使結束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使命。原來，當時瞿秋白和周恩來都在莫斯科。
早在 1930 年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以政治局主席向忠發的名義致信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報告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南京兵士暴動，同時組織上海的總同盟罷工，並力爭武漢武裝暴動首先勝利， 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要求“國際動員各國支部積極進行保護中國革命運動，特別是聯共的積極援助，並派大批政治軍事人才前來加緊指導與工作”；並請“通知恩來、秋白諸同誌速歸”。
當天，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周恩來、瞿秋白出席了這次會議。周恩來還在會上作了《中國革命新**的特點與目前黨的中心任務》的報告。
7 月 18 日，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核心領導小組召開會議。前文已述及，斯大林、莫洛托夫參加並審議了由米夫起草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政治決議草案，經審議，建議米夫參照討論意見，在三天之內對決議再作修改。
三天後，即 7 月 21 日，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辦公室召見了米夫，同時把正在莫斯科的周恩來、瞿秋白一並召去談話。
從斯大林克裏姆林宮辦公室來客登記簿的登記看，這次會見從 16 點 30 分開始，至 18 點離開，有一個半小時。
談話的內容，主要應是修改後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政治決議草案。此外，根據周恩來的回憶，周恩來向斯大林匯報了中共六大以來中國革命特別是紅軍的發展狀況。
斯大林在聽了周的匯報之後，非常重視中共正在進行的軍事鬥爭，並建議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問題的第一位。
7 月23 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開會，經過表決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這就是國內黨史文獻資料中常提到的“共產國際七月決議”。
在這個經斯大林認可的決議中，共產國際仍認為中共中央“有著一般的正確路線”。7 月 24 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收到中共中央 6 月 11 日決議的英文文本。可能是考慮到要對這份篇幅很大的決議進行分析並對它提出意見需要一定時間，國際執委會沒有據此對剛剛通過的而且是經斯大林認可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再作補充修改。
直到7 月30 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方複電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評“中國黨的目下路線是盲動精神”，認為目前“中國黨本身的組織力量太弱，不能領導工人群眾的暴動”，要求中共中央停止執行 6 月 11 日決議。
而此時在國內，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已進入**時期。共產國際於 7 月 23 日通過的決議，主張給予 “溫和”的批評，而且沒有點向忠發、李立三的名，更沒有說他們犯了“路線錯誤”。瞿秋白和周恩來正是按照這個“七月決議”從莫斯科回國糾正李立三錯誤的。
但是，當瞿秋白和周恩來正在回國途中時，國內局勢劇變：彭德懷的紅三軍團一度攻占長沙，這使李立三欣喜若狂，於是決定在哈爾濱、大連等地舉行暴動，試圖引起日本和蘇聯之間的衝突，並要求共產國際配合中國革命。
斯大林聞訊後勃然大怒，因為他不希望蘇聯因此卷入戰爭，更不容李立三對莫斯科指手畫腳。
因此，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態度一改此前的“溫和”麵孔，驟然變得嚴厲，點名道姓予以痛批。但已離開莫斯科正在回國途中的瞿秋白和周恩來對這個變化一無所知。
回到上海後，瞿秋白和周恩來便落實“七月決議”精神，分別同向忠發、李立三談話，同時籌備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
1930 年 9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
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向忠發、徐錫根、張金保、羅登賢、周恩來、項英、餘茂懷、瞿秋白、李立三、顧順章 10人，候補中央委員王鳳飛、史文彬、周秀珠、羅章龍 4 人，中央審查委員阮嘯仙和候補審查委員張昆弟，北方局、南方局、長江局、滿洲省委、江南省委、共青團以及全總黨團等的代表賀昌、陳鬱、鄧發、李維漢、林育英、陳雲、王克全、李富春、溫裕成、袁炳輝、陸定一、胡均鶴、吳振鵬、聶榮臻、潘問友、鄧穎超等 20 人。擴大的三中全會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羅登賢、項英、徐錫根、溫裕成 7 人組成主席團。
全會的議事日程共有四項：1．中央政治局報告及政治狀況和黨的任務問題，也就是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 7月23 日的中國問題決議案的問題。
此外還要討論共產國際東方部關於中國農民運動、蘇維埃問題兩個議決案。2．組織問題。同時一並討論共產國際東方部對於中國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3．職工運動問題。4．補選中央委員及選舉政治局。
會上，向忠發作了《中央政治局報告》，指出：“在國際與中央一致的路線之下，中央確實犯有部分的策略的錯誤”，但“在每次的錯誤中，都得到國際堅決的指正”。
周恩來作了《關於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指出：“中央的錯誤不是路線上的錯誤，而是在正確路線之下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
共產國際代表也作了發言。李立三對中央過去的策略與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作了檢查發言，他承認：“我們估量革命**日益迫近，是完全正確的，我們錯誤的地方是對革命的力量與發展速度有了不正確與錯誤的地方。”
他說：“在六個月以來，中央許多政治上與策略上的決定，我個人的經驗比較更多，因為在政治局我寫的文件與提議都比較多。因此這些錯誤，我是應當負更多的責任。”
他從對中國革命形勢的估量，黨的總路線，蘇維埃區域，黨內鬥爭等九個方麵，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以後，堅決表示 “要分析自己的錯誤，才能夠得到教訓。”
瞿秋白作了《政治討論的結論》。項英作了《職工運動問題的報告與結論》。吳振鵬作了《組織問題中青年團代表的副報告》等。
會議通過了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 7 月對中國問題議決案的《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對於中央政治報告的決議》、《組織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議決案》等，發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告民眾書》、《致蘇聯共產黨中央賀電》、《致德國共產黨賀電》、《告青年團書》、《告同誌書》等。
會議還宣讀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給第三次全會的信》。會後全會還補發了共產國際東方部作出的《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和《蘇維埃蘇區土地農民問題議決案》。
為宣傳三中擴大會的精神，1930 年 10 月 12 日發布了《中央通告第九十一號》。《通告》指出：“全會認為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是與國際的路線一致的，隻是在這複雜的政治變動中，中央政治局卻犯了不少的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
《通告》表示：
三全擴大會的成功，將要更加鞏固黨的發展，將要回答一切反革命派的壓迫與進攻，將要成為黨戰勝黨內一切“左”傾的尤其是右傾的機會主義觀點的利器；全黨在這個基礎上將要更有力量來迎接日益生長的革命新高漲，來領導已開始的革命戰爭，來爭取革命在全中國的勝利。
會議通過的四個主要決議案的基本內容如下：一、充分肯定共產國際指示的正確性，接受國際的指示，承認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正確，但犯了策略上的某些“左”傾錯誤。《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指出：共產國際執委會“最近對於中央政治局的一些糾正和指示，都是完全正確的”。擴大的三中全會“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執委的這種指示”。《對於中央政治局報告的決議》也表示：“全會接受國際的指示，認為國際的指示完全是正確的，政治局在執行這些指示上的動搖懷疑態度是不正確的。這些錯誤使政治局走上冒險的道路。”全會“承認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是正確的，是和共產國際的路線是一致的”。
二、錯誤地認為黨內主要危險是右傾，堅決反對取消派和調和派。《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指出：“黨內主要的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然而，有些同誌還采取調和態度，說右傾路線並沒有形成，事實上阻礙黨反對右傾的鬥爭，所以，提出“黨必須同時反對調和主義，然後才能無情的克服這種右傾的機會主義的主要危險”。決議還提出：黨“必須堅決的實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反對左傾，反對右傾和調和主義，尤其要集中火力打擊主要的右傾危險。”
三、提出黨的主要任務，批評黨在組織工作和職工運動中的錯誤。《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提出黨的主要任務是，鞏固和發展各蘇維埃區，集中農民鬥爭的力量，加強無產階級對於工農紅軍的直接領導，去組織革命的戰爭--爭取一省幾省的首先勝利；同時，積極的擴大中心城市工人群眾的鼓動和組織工作，發動並領導全國反動統治區域裏麵各種方式的群眾革命鬥爭，爭取極廣大的勞動群眾來積極準備武裝暴動，以加強並鞏固無產階級對於農民戰爭的領導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著重檢討說：“行委在黨內的組織是不適當的，並立即恢複團的獨立係統與工會的經常工作。”還批評“黨的組織軍事化”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職工運動議決案》指出，黨在職工運動中，對工人鬥爭形勢有過分估量，因此在組織政治罷工時，“偏重工人武裝的技術上的組織和訓練”，沒有注意把武裝訓練工人的任務和領導群眾日常鬥爭的任務聯係起來，而且和赤色工會的發展隔離起來， “反而形成放棄組織罷工而等待暴動的現象”，“尤其是各級‘總行委’的組織方式和運用的錯誤，事實上代替了赤色工會的領導機關，妨礙了工會群眾的獨立指導係統”，使“工會領導機關的行動和工作停頓起來”。
會議根據“六大”以後黨的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的犧牲和病故等變化情況，補選了中央委員 7 人：溫裕成、李維漢、陳鬱、徐錫根、陸文治、賀昌、鄧發。
補選了候補中央委員 8 人：袁炳輝、陳雲、林育英、王克全、朱德、黃平、惲代英、陳潭秋。
補選了中央審查委員 2 人：寧迪卿、康生。改選後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是：向忠發、項英、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關向應、張國燾；候補中央政治局委員是：羅登賢、徐錫根、盧福坦、溫裕成、李維漢、顧順章、毛澤東。
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批評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 “左 ”傾錯誤，停止了組織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恢複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李立三在會上也以自我批評的精神，承認了錯誤。這次會議基本上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對全黨的統治。
但是，對於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左”傾錯誤和政策，未能加以絲毫觸動，致使會議未能從根本上對李立三 “左”傾錯誤的思想實質進行清算，後來重犯更大的“左”傾錯誤。
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雖對蘇區和紅軍的工作產生過不良的影響，但由於毛澤東和朱德等的堅決抵製，影響並不大。蘇區和紅軍仍不斷向前發展。
後來的 1945 年，朱德這樣說過：“由於立三路線曆來對蘇區和紅軍不重視，後來看著紅軍的發展，雖一再強迫命令，企圖利用紅軍作為其城市暴動投機的工具，但在各蘇區或遭著頑強抵抗，或在執行不通時，即迅速掉頭。因此，立三路線對蘇區和紅軍工作的影響並不大，而各蘇區和紅軍是一貫站在六次大會（即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作者注）精神之下，正確地執行了和完成了其發展革命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