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奉章他們懷著既興奮喜悅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進了紅軍總司令部駐紮的店鋪，見毛澤東坐在正席中間，兩位負責記錄的秘書坐左右兩側。
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身子，客氣招呼他們 8 人在兩排長凳上坐下，然後笑眯眯地說：“你們是興國來的老表吧!稀客，稀客。請用茶，請抽煙。”
說罷他拉開抽屜，掏出一把一把用廢報紙卷成的喇叭筒 “香煙”分發給大家。接著，公務員給每人倒了一碗茶水。
紅一方麵軍攻克吉安
1930 年 10 月 2 日，朱德、毛澤東指揮部隊由阜田出發向吉安推進，紅一方麵軍總部行至距吉安不遠的一個十字路口，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李文林從北麵走來。
毛澤東問他：“從哪裏來？”李文林回答：“從中央來。”
毛澤東接著問：“中央有什麽指示？”
李文林說：“中央還是要我們去打南昌。”
毛澤東很平靜地說：“我們準備去打吉安。”說著手指麵前正在開進的部隊，說：“你看，隊伍已經向吉安開去了！”
李文林隻說了一句話：“那也隻好這樣。”
毛澤東在路邊坐下，向李文林說明打長沙的經過和回師打吉安的意義和作用，又問了中央還有什麽決定和指示沒有？
吉安地處贛江中遊，北通南昌，南達贛州，西臨井岡山，東近東固山，是贛西南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國民黨軍新編第 13 師占據這裏，將贛西南蘇區分割為東西兩部分。
早在 1929 年 11 月至 30 年 8 月，贛西南的紅軍和群眾先後 8 次圍攻吉安，均未得手。新 13 師師長鄧英因此十分驕狂。兩年後，毛澤東撰文辛辣地嘲諷這名坐井觀天的敵將：“南京狗政府曾下了一道褒獎他的命令，說他得到了‘剿匪’的第一功，他也就趾高氣揚起來，以為我鄧大哥不但是高超過楊池生楊如軒李文彬以至朱培德那些頭子，並且比起當今‘剿匪’總指揮張輝瓚，坐鎮南昌的魯胖子也要威風得一二倍，喝酒呀！調堂呀！在土豪劣紳資本家以及牧師神父麵前拍胸膛，稱好漢呀！這些土豪劣紳資本家牧師神父們，居然信以為真，以為一麵有了鄧軍閥的壯膽的演說，一麵又確實看到了吉安城防的鞏固——堡壘、壕溝、鐵絲網，這些限製紅軍鐵拳的寶貝，大概一定可以多活幾天了。”
經過一天的急行軍，幾萬紅軍神速地趕到吉安城下，把吉安嚴密圍住。
吉安城守軍約四個團，其中正規部隊隻有鄧英師的不足三個團，分別布置在吉安城郊山嶺一線，依托工事防守。在城內還有江西省警察大隊一個團。
10 月 2 日，朱德、毛澤東在山前總部向紅一軍團下達總攻擊命令。命令部隊“於四號拂曉總攻吉安城，限於五號拂曉前奪取吉安城。”命令中還明確規定：“進城後各官長士兵，須格守紀律，不得亂拿東西。”
紅一軍團及贛西南 10 多萬工農武裝群眾開始攻打吉安。當時，吉安周圍都在紅軍控製下，已成為一座孤城，隻靠贛江同外交通。
10 月 4 日拂曉，紅一軍團向吉安發起猛烈攻擊。戰鬥中，康桂秀冒著炮火組織戰士到受炸的群眾家滅火、搶救。經過一天激戰，鄧英見紅軍勢大，不敢死守，在當天晚上八九點鍾率部從贛江乘船逃走。午夜 1 時左右，紅軍攻入吉安城內。
10 月 4 日晨，月亮還沒有落盡，戰鬥就打響了。毛澤東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
晚上看不見的紅旗一到東方的紅日湧出來的時候，一齊都看見了。劇烈的步槍聲、機關槍聲、迫擊炮聲比過年打鞭炮還要熱鬧。很多的紅旗發現在第二線，這就是無數萬的赤衛軍與少先隊，人都伏在地上，因為敵人炮子的射擊超過了我們赤少隊的頭上。天上有什麽東西響動了，沒有一分鍾，就發現了敵人的紅尾巴飛機，我們總司令部的陣地附近落下了幾個大炸彈，人卻沒有傷一個。
當時紅三軍沒有全部趕到，紅十二軍還差一天路程。紅四軍單獨發起進攻，雖一度攻入城中，但因兵力不足，被守敵打了出來。當天，紅三、十二軍全部趕到。當晚，紅軍再次發動進攻。
參戰的永新縣少先隊員有 1 萬多人。少先隊員趕來幾頭個大、性情暴躁的黃牛、水牛，準備重演火牛陣。衝鋒號響起，牛尾巴點燃，火牛勇往直前，鐵絲網被衝開幾道缺口，紅軍突破外圍工事。
晚上八九點鍾，守敵控製贛江邊的所有船隻，於半夜乘船逃走。東北門外的紅四軍第三縱隊發現江上有大批船隻向下遊移動，司令蕭克馬上組織部隊沿西岸追擊。
紅軍追出一二十裏，在一條小叉溝找到幾條小船，每條船約能坐一個班，蕭克率部上船從河中繼續追。
敵船走得快，難以趕上，蕭克命部下用重機槍射擊，因夜色濃重，效果不大，敵船反而跑得更快。天亮後，敵軍大部登上東岸逃脫。
由於紅三軍團部署在離吉安很遠的清江，沒有部署在吉水、峽江，導致紅軍僅俘敵 200 餘人，繳船 4 隻。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教訓。”
攻克吉安的第二天，吉安周圍成千上萬的工農群眾手舉紅旗，興高采烈地湧進城內。城內的工人和貧苦群眾也紛紛走向街頭，歡迎紅軍入城。
這時，身為第一方麵軍總部特務團三連指導員的康桂秀為自己改了一個名字。
其實，早在參加紅軍後，她一直覺得“桂秀”這個名字太女孩子氣。如今，當了連指導員而領導著一個連的男兵，仍然叫這個名字，更覺得不合適。在吉安遇到當年萬安遊擊隊的負責人、帶領她投奔井岡山參加紅軍的劉光萬，就對他講了自己的想法。
劉光萬一聽，說：“好！這名字改一改好！”他想了一會兒就說：“那你就改名叫康克勤吧。勤儉的勤，意思就是要克勤克儉，既勤勞又節儉。”
康桂秀想了想，說：“這個名字不錯，好聽，隻是勤字筆畫多，寫起來費事。我又覺得一個人光勤快還不夠，還應當對自己要求更高一點。這樣吧，把勤字改做清字，寫起來比較省事，而且表示我在清清白白地做人，沿著一條清清楚楚的正確道路前進。你看怎樣？”
劉光萬連連點頭：“太好了。那你改名叫康克清吧！”當晚，她與朱德講起改名的事，朱德表示同意，而且笑著說：“好嘛，這名字的改動，說明你思想上又成熟一些了嘛。”
第二天，她就按照規定的手續，把改名字一事向組織上打了一個報告，組織上同意了。從此，她就不再叫康桂秀。也正是康克清這個名字，伴隨著她行進在漫長的革命道路上，伴隨她一直走到人生的終點……10 月 7 日，毛澤東出席在吉安中山場召開的有 10 萬人參加的軍民祝捷大會。大會宣告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成立，曾山為主席。此後，組成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李文林為主席。
贛西各縣的赤衛軍、青少隊，從十幾裏、幾十裏外趕到吉安觀光。他們身背紅纓槍，頸係紅帶，有的還打著大紅旗，吉安城成為紅色的海洋。兩星期內，有 100 萬農民出入吉安。蕭克認為這是土地革命戰爭以來最熱烈、最壯觀的群眾場麵。
吉安地處贛江中遊，是贛西南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過去地方工農武裝雖曾八次攻打過這座城市，都沒有攻克。
這次打下吉安，使贛西南蘇區連成一片，對開展贛西南的革命鬥爭、發展中央革命根據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毛澤東後來回憶攻占吉安的情況時，寫了一篇題為《吉安的占領》的文章，發表在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出版的 1933 年 8 月 13 日《紅星報》第四版。他寫道：吉安城就從這一刻起，落到了紅軍與蘇維埃的手裏了。底下就是第二天紅旗子的群眾大隊伍進城，共產黨機關與地方蘇維埃機關也進城了，城內的工人及無數的貧苦群眾都跑到街上熱烈地來歡迎紅軍。這時候大捉土豪劣紳牧師神父與反動的資本家，就像捉豬捉羊一樣，這裏牽了一路，那裏鎖了一串，接著就是以後許多日子不斷的群眾大會呀！擴大紅軍呀！工人的代表大會呀！蘇維埃大會呀！共產黨大會呀！各縣群眾來看紅色的吉安呀！轟轟烈烈，把個吉安城成了新世界。
毛澤東還在文中總結了占領吉安的教訓：（一）反對了立三路線的主張（反對打吉安，主張打九江，他們說先打吉安，後打九江，是斷送中國革命**），才把吉安占領的，這次的占領吉安，是有極大的政治上意義，他不但在全國有極大的影響，並且與後來克服ＡＢ團〔暴動的富田事變，與爭取第一次革命戰爭勝利有直接意義。因為吉安的占領，給了ＡＢ團首先一個政治上的打擊，同時吉安四十天的占領，給予進攻的敵人以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極大損失。（二）此次攻吉戰役軍事上是有缺點的，如兵力沒有完全集中就進行攻擊，那時集中了的隻有四軍與二十軍，三軍還沒有完全趕上，十二軍還差一天路，都是陸續地進入吉安城的陣地。如果遲一天攻擊，整個一軍團的部隊都集中，就可以舉行同時包圍，同時攻擊，不至於當著四軍的一部打進城去了，敵人還能從城西調動隊伍舉行反攻，把我們入城的部隊打了出來，使我們不能在四號的白天把鄧英全部俘虜，這是一。再則，三號晚的夜間攻擊計劃，也是不適當的，因為這是陣地戰，敵人有堅固的工事，紅軍地形不熟識，應該經過開進與偵察的階段，才能適當地布置兵力，選擇攻擊點，不至於把部隊巴上了陣地，發覺不適當，也無法改變，要到四號晚才能從新來一個配備，這也是白天未打進去，不能把鄧英全部消滅的一個原因。還有三軍團的使用不放在吉水、峽江，而放在離吉安很遠的清江，以致鄧英能夠坐船逃跑。這些軍事上的缺點與錯誤，都是從輕視敵人這個觀點來的，以為敵人隻有四團，費不了我們許多力量，由於這個錯誤觀點，所以給敵人大都跑掉了，這是一個好的教訓。
30 多年後，朱德在 1962 年 3 月到吉安視察工作，舊地重遊，觸景生情，揮筆寫下《憶攻打吉安》詩一首：八打吉安未收功，
四麵包圍群眾中。
紅軍速到聲威震，
一充名城贛水紅。
毛澤東主持召開峽江會議
1930 年 10 月，贛江兩岸的橘樹上掛滿了一個個黃澄澄的果實，風一吹散發出陣陣橘香。
紅一方麵軍攻占吉安後，在這裏停留了 10 天。紅一方麵軍在吉安後增補了新兵 8000 多人。
毛澤東在吉安城裏搜集了大量報刊資料，從中了解到中原大戰已結束，馮玉祥、閻錫山敗北下野，所部被蔣介石收編。毛澤東據此判斷，蔣介石已騰出手來，將要轉移兵力，大舉進攻蘇區。
這時，黨中央已經批判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但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才剛剛收到中央政治局 6 月決議和中央 6 月 15 日給紅四軍前委的信。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領導幹部堅持要按照黨中央原來的指示去攻打南昌、九江。
10 月 13 日，毛澤東和朱德在吉安簽發紅一軍團移師北上，向清江集中的命令。同時，毛澤東提出了靈活性的方案，決定“有計劃、有配合、有步驟地奪取南昌、九江，先向袁水流域推進”。
10 月 17 日，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抵達峽江後召開會議，討論對時局估量、行軍問題、土地問題和資本問題，並相應地作出決議。
在贛江之濱，鳳凰山下的一座千年古鎮巴邱，原是江西峽江縣府駐地。有座富有南方民族特色的“怡順堂”，這就是峽江會議會址。
出席會議的總前委委員、軍以上幹部有：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總司令朱德、紅三軍團團長彭德懷、紅三軍團政委滕代遠、紅三軍軍長黃公略、政委蔡會文、中共中央長江局代表周以栗、紅四軍政委羅榮桓、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兼紅五軍長)、紅五軍政委張純清、紅二十軍軍長兼政委曾炳春、紅八軍軍長何長工、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紅一方麵軍總參謀長朱雲卿、總政治部主任楊嶽彬、紅四軍軍長林彪，還有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江西省行委宣傳部長陳正人等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的一部分同誌，共有二十多人。會議由總前委秘書長古柏、紅三十五軍政委李井泉作記錄。
在會上，兩種思想鬥爭非常激烈。據原紅三軍團紅八軍長何長工在《井岡功業銘千載》一文中回憶寫道：在著名的峽江會上，討論了兩個問題；一、是不是繼續攻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二、過不過贛江及誘敵深入，也就是說反圍剿的戰場擺在贛江以東革命根據地還是贛江以西的羅霄山地區。毛主席指出，我們不能以卵擊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東渡贛江到革命根據地內部去關門打狗。毛澤東同誌的意見，受到絕大多數人的擁護。
當時，得知國民黨軍閥中原混戰即將結束，毛澤東敏銳地看到了國內形勢的變化，判斷蔣介石將要集中兵力來對付紅軍。
為統一認識，毛澤東不希望出現紅軍攻打南昌的結果，對時局和行動等問題再次展開討論，毛澤東在會上講了自己對形勢的分析，他說：我們認為統治階級的軍閥混戰暫時決不能調和停頓，但也不會繼續擴大到底。我們不能離開階級立場來分析，以為軍閥混戰會擴大下去，繼續到底，要知道階級矛盾超過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時，反動統治階級，必聯合起來進攻革命，但是我們決不容悲觀，因為這是革命**的表現，所以我們的任務是要在反動統治階級爭取改良主義的領導權未解決之前，來一個省首先勝利，繼續此勝利的發生與擴大。來衝破消滅反革命的聯合進攻。
紅軍的任務必須為打敗敵人的聯合進攻作好準備。毛澤東對時局的這些分析，實際上糾正了李立三關於軍閥戰爭的前途，有極大可能轉變成為全國革命的勝利與軍閥統治的最後死亡的錯誤估計。
在討論紅一方麵軍的行軍方向時，毛澤東針對有人主張繼續攻打大城市的意見，在會上提出我們不能以卵擊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東渡贛江到革命根據地內部關門打狗。在敵強我弱和湘敵強贛敵弱的情況下，要避實就虛，以弱勝強。
贛江西岸夾在湘江、贛江之間，機動範圍小，而贛江東岸則地跨閩、浙、贛邊界，有大山，回旋餘地大，在根據地內發動群眾參加戰爭，想怎麽打就怎麽打。
但是，當時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蓋子在下麵還沒有揭開，有的幹部還主張要攻打南昌、九江，進而奪取武漢。所以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未被大家所接受。這次會議還沒有根本解決紅一方麵軍的行動方向問題。
對土地問題和資本問題，會議也規定了正確的政策。10月 19 日，毛澤東給湘東特委寫了一封複信，簡要地說明了峽江會議的各項決議。
其中講到土地問題時說：“我們認為一定要徹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對的，隻有執行沒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爭取廣大的貧農群眾，才能徹底推翻封建剝削，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勝利的前途”。
關於資本問題，複信寫道：“我們認為目前無條件地沒收一切工廠商店是不對的，應該沒收反革命的商店與軍閥官僚資本的工廠商店，對於不是違反蘇維埃勞動法的資本，應用工人監督資本的方法來限製他，克服他的陰謀。”
毛澤東的這些意見，實際上批評了李立三的“平均土地是農民意識”的觀點以及要對資產階級開展“特殊戰爭”、 “沒收中國資產階級的工廠、企業、銀行，以鏟除反革命武器”的過左政策。
由於一部分領導人堅持要進攻南昌，所以在峽江會議之後，紅一方麵軍總部於 10 月 19 日發出《進攻高安的命令》，但是，命令隻說：“方麵軍以直占南潯路待機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務，第一步擬先殲滅高安當前之敵取而占領之”。這裏“待機略取”的提法，包含著極大的靈活性。
會議對時局估量、行動問題、土地問題、資本問題作出了相應決議。所以說,峽江會議在中國革命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會議。
因為這次會議是由執行立三路線而轉變到執行正確路線上來的會議，為勝利粉碎敵人“圍剿”奠定了思想和行動基礎。
如今，峽江會議會址依然完好地保存著，向後人講述著革命先烈們的故事。
會址坐西向東，麵積 600 多平方米，中有大天井。整個建築分為前後兩進、黃牆青瓦、南北兩麵牆垛起落高聳，飾以瑞草、花紋，簷下墨繪卷葉二方連續圖案。房屋內部的格扇門窗，裝飾花鳥、珍獸、人物浮雕，木柱上有園雕鼇魚承托；使建築物顯得古樸典雅，而具有江南建築特色。
進入大門便是第一進正廳，正廳按當時會場布置，上方貼著“江西省地圖”，中間並列擺有 3 張紅漆八仙桌，圍桌四方(長方形)擺了兩把精雕細刻的太師椅和 10 多條春凳，桌上有四盞老式馬燈。
正廳兩旁廂房設有一桌一床，簡樸無華是古柏、李井泉同誌住房。穿過天井，進入第二進，大廳是總前委辦公室。左右廂房分別是毛澤東和周以栗同誌的臥室。
毛澤東提出“誘敵深入”方針
峽江會議後，朱德、毛澤東命令：方麵軍以直占南潯路、待機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務。第一步擬先殲滅高安當前之敵而占領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命令中對南昌、九江是“待機略取”，而“第一步”隻是攻取高安。
1930 年 10 月 22 日，紅一方麵軍總部到達清江縣的太平圩，並已獲悉國民黨軍隊正在大批開入江西。第二天，毛澤東在太平圩主持召開總前委會議。
參加會議的有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總司令朱德、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江西行委書記李文林、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江西省行委宣傳部長陳正人、中共中央長江局代表周以栗、紅三軍團政委滕代遠、紅一方麵軍總參謀長朱雲卿、總政治部主任楊嶽彬、總前委秘書長古柏、紅三軍軍長黃公略、政委蔡會文、紅四軍軍長林彪、政委羅榮桓、紅八軍軍長何長工、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等 10 餘人。
會議分析了當時政治形勢，估計了敵我兩方力量，總結了兩次攻打長沙和攻取吉安的經驗教訓，指出“輕裝襲擊路線”的軍事冒險錯誤，提出“堅決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工作任務。
當時，據探測到的敵人情報，國民黨軍隊譚道源部已全部開至南昌，許克祥與熊式輝的先頭部隊已抵九江，金漢鼎、毛炳文部亦有來贛之說，公秉藩部在撫州，羅霖部在袁州。事實證明毛澤東在峽江會議上分析敵情的正確。
會上，與會人員對紅軍是以攻打中心城市為主，還是隱蔽在農村誘敵進攻爭論不止。
毛澤東高瞻遠矚地指出，攻打中心城市不符合中國實際，不能照搬蘇維埃模式。
最後，絕大多數人支持毛澤東這一主張，會議改變了峽江會議進攻南昌、九江的行動計劃，發布了《在袁水及瑞州河之間工作待機的命令》，初步確定了“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決定從 l0 月 24 日開始，暫以 7 天為期的時間，部隊仍在清江、新餘的袁水兩岸與瑞河 (錦江 )之間按兵不動，隻在這一帶地方組織、發動、教育群眾，籌措給養，擴大紅軍，為殲滅來敵作好各方麵的準備工作。
26 日通過《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麵軍及江西黨的任務》決議案。
議案提出目前的戰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間一帶地區發動廣大的群眾，籌措給養，同時加緊後方的群眾調動與給養籌措，準備與敵人作大規模的決戰，消滅敵人主力，實現全省勝利”。
滕代遠後來回憶說：
經過充分討論和毛主席以及長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說服，我們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確意見。當然我們的轉變並不是開一次會議解決問題的，而是毛主席費了很大的功夫，盡了最大的耐心，開了許多次會，我們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麵，當時我們也感到在強大的敵人麵前，我們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團結對敵，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意見不統一，就會導致分裂，對革命不利，所以我們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確意見。
10 月 30 日，從偵察得知，國民黨多路軍隊約 10 萬人已經出動，向紅軍和根據地推進，局勢十分嚴峻。
毛澤東立即召開總前委緊急會議討論。會議根據敵人向革命根據地進行反革命“圍剿”的戰略戰術問題。指出當時蔣馮閻戰爭已經結束，蔣介石有從前線大調兵力進攻革命的可能“已經成為事實”，已調大批軍隊入贛“圍剿”紅軍，其中用於“圍剿”中央根據地的兵力就達 10 萬，已經推進到樟樹、高安、上高、袁州等地，正氣勢洶洶地向紅軍撲來。
麵對強敵的進攻，怎麽打擊敵人？是在赤區打還是在白區打，當時在會上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
一些地方和紅軍的幹部反對把戰場設在根據地內部，擔心誘敵深入會丟失大片根據地，危害根據地人民，因而提出主動出擊，在贛江西岸的白色區域同敵人交戰。
毛澤東提出“誘敵深入”的意見，主張紅軍主力後撤，東渡贛江，把敵人引到根據地內部來打，以迫使敵人分散兵力。而紅軍則可以依靠根據地人民的支援，選擇有利地形和時機，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打破敵人的“圍剿”。
兩種意見爭論很激烈。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周以栗等都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最後在會上確定了“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
羅坊會議是在共產黨黨走向農村包圍城市道路，而遭到了“左”傾冒險主義嚴重幹擾的情況下，為抵製“左”傾錯誤，堅持正確道路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及時糾正了紅軍和江西黨內的“左”傾錯誤，統一了紅一方麵軍和江西黨的思想，使紅軍從理論和實踐上擺脫了“左”傾錯誤，停止了進攻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的軍事冒險行動。
通過的《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麵軍及江西黨的任務》決議，有力地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的“城市中心論”，確立了“鄉村中心論”，明確提出“誘敵深入”的方針，真正體現了黨的工作中心的轉移，這就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因此，把羅坊會議作為中國革命道路確立的標誌，也是毛澤東思想基本形成的標誌，更符合曆史發展的客觀實際，更符合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從萌芽探索到基本形成，最後發展成熟，奪取全國勝利的邏輯發展過程。
“誘敵深入”戰略方針的製定，並在實踐中運用成功，不僅使紅軍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 ，而且還為第二、三、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中共蘇區的建立創造了極好的條件，使紅軍的戰略戰術原則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毛澤東提出“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克服了李立三 “左”傾軍事冒險主義留下的影響，基本上解決了紅一方麵軍內部行動方針問題上的分歧，用正確路線統一了全軍的思想和行動。
後來毛澤東在談到戰略退卻問題時說：“戰略退卻，在幹部和人民還沒有經驗時，在軍事領導的權威還沒有達到把戰略退卻的決定權集中到最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手裏而為幹部所信服的地步時，說服幹部和人民的問題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人民由於沒有經驗而不相信戰略退卻的必要，莫過於江西第一次反對‘圍剿’的時候”。
從紅一方麵軍撤圍長沙開始，直到羅坊會議，毛澤東在實際行動上一步步地克服了李立三“左”傾錯誤在部隊中的影響。在這期間，袁州會議是個開端，峽江會議開始了轉變，羅坊會議是峽江會議的繼續，解決了峽江會議上爭論而沒有決定的戰略方針問題。羅坊會議所作出的重大決策，為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從此，紅軍開始由遊擊隊向運動戰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羅坊會議對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和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及紅軍戰略戰術原則的形成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毛澤東在羅坊作“興國調查”
1930 年 10 月，毛澤東在羅坊期間，有一天他從羅坊鎮街上的木行店駐地出來，前往相距不遠的陳家鬧，出席在那裏召開的聯席會議。
途經彭家洲時，毛澤東忽見許多著雜色衣服的新兵，主動跟他打招呼。毛澤東一問，才知原來是興國縣集體報名當紅軍的農民。他們曾見過毛澤東在興國縣群眾大會上作演說，所以一見如故，稱呼他“毛委員”。
這時，紅軍預備隊營長傅濟庭走出隊列，請毛澤東檢閱他們的操練。毛澤東駐足審視這支尚未穿上軍裝的紅軍隊伍。看見興國農民飽滿的熱情和興奮的情緒，毛澤東滿意地笑了。
從彭家洲到陳家鬧，一路沉思的毛澤東突然對警衛員兼公務員陳昌奉吩咐道：“你去通知這位傅營長，叫他從興國紅軍預備隊裏找出不同職業、各個鄉村的農民，七八個人就行，下午到我們駐地開個座談會。”
陳昌奉奉命向傅濟庭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傅濟庭在全營挑選了 7 個幹部，連自己共 8 人，於當日下午準時到會。
在丹桂飄香的 10 月 29 日這天，紅軍總前委傳令兵按照指定名單通知興國紅軍預備隊 8 名幹部去羅坊鎮街紅軍總部開座談會。
溫奉章他們懷著既興奮喜悅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進了紅軍總司令部駐紮的店鋪，見毛澤東坐在正席中間，兩位負責記錄的秘書坐左右兩側。
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身子，客氣招呼他們 8 人在兩排長凳上坐下，然後笑眯眯地說：“你們是興國來的老表吧!稀客，稀客。請用茶，請抽煙。”
說罷他拉開抽屜，掏出一把一把用廢報紙卷成的喇叭筒 “香煙”分發給大家。接著，公務員給每人倒了一碗茶水。
毛澤東為了打消大家的顧慮，一開始就說他是和大家來聊天的。然後他一一問過每個人的姓名、年齡、職務、成分、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家中田地山林和欠不欠債等問題，接著又問他們此次出發來了多少人，大家是不是真正願意當紅軍。
溫奉章他們逐一作了回答，說是來了 8 個連，都在預備隊，都是自願報名當紅軍的。投機分子和壞人，一概不要，即紅軍領袖與普通農民，彼此進行著心靈的對話和情感的交流，是那樣地和諧融洽。
毛澤東聽後點頭稱讚道：“對!當紅軍不能強迫，要靠自覺自願，革命要真心實意，不能假心假意。”他的話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因為正好過中秋節，毛澤東便買了些東西。大家磕著瓜子，剝著花生，品著茶水，拘謹的情緒和緊張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
頭兩天的調查談話，邊問邊答，有說有笑，就像拉家常。紅軍領袖與普通農民彼此進行著心靈的對話和情感的交流，是那樣的和諧融洽。毛澤東還讓人買了些吃的東西。大家嗑著瓜子，剝著花生，品著茶水，拘謹的情緒和緊張的心情很快消失了。
調查會正式開始時，毛澤東說明了開調查會的目的、意義、要求和希望，提出了調查綱目，然後詢問了各個鄉有多少貧農、雇農、中農、富農和地主，土豪劣紳殺了多少，逃走了多少，甚至連遊手好閑、算命卜卦、拐腳瞎眼的人數都做了統計。
溫奉章他們回答毛澤東的問題，有時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湊情況；有時是推薦一個代表作中心發言，綜合大家的意見匯報。
調查會每天開兩三次，有時開至深夜。大家一點不覺得疲倦。一切結論，都是由毛澤東事先提出來，征求 8 人同意後，再記上本子裏。
毛澤東還詢問了蘇維埃政府、農村軍事化以及發展生產的狀況。本來他還要調查兒童、婦女的情形，交易狀況和物價比較，由於蔣介石開始發動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大規模 “圍剿”，紅軍要作“誘敵深入”，撤離羅坊，向根據地退卻，於是調查會隻開一周便結束了。
8 位農民參加毛澤東的“興國調查”之後，大部分隨軍行動。其中，傅濟庭、陳北平、雷漢香等 6 人隨即參加了紅軍。
傅濟庭，這位紅軍預備隊的營長，負責召集其餘 7 人開會的幹部，是兼開小作坊的農民。因家中小作坊賬目未清，曾表示回家處理賬目後，再當紅軍。但與毛澤東相處一星期，思想發生變化，在調查會一結束就帶頭當了紅軍。他讀書 6年，文化程度較高，調到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工作。1930 年年底，在第一次反“圍剿” 戰爭勝利後，他請假回家處理小作坊賬目，曾帶回一張與毛澤東、賀子珍合影的照片，給鄉鄰們看。他在家 3 天後複返部隊，途經崇賢圩，黑夜裏被人疑作 AB 團探子，在河灘上殺害了。新中國成立後，他被評為“革命烈士 ”。 AB 團的名字來自英文“ 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全稱為“AB 反赤團”，是北伐戰爭時期在江西建立的國民黨右派組織，成立於 1927 年 1月，其目的是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
陳北平，革命前是教書先生，1930 年冬請假探親，正值肅反**，被仇家誣告為 AB 團，從家中捉走，解送到永豐區遭殺害。1982 年複查，村裏上報了材料，被追認為“烈士”。
陳偵山，革命前是一個兼看“風水”的農民，參加紅軍後成為紅三軍團一名優秀的基層幹部。1934 年夏天，在激烈殘酷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犧牲在廣昌縣東華山保衛戰中。
黃大春，革命前是兼做鞭炮手藝的農民。他參加紅軍後的第二年又回到村裏，在半個月內動員了同村一批做鞭炮的青年，帶到紅軍隊伍中當兵。後杳無音信。
雷漢香，雇農出身，革命前是泥水匠學徒。參加紅軍後，一直沒有脫離部隊，跟隨三軍團參加了長征，犧牲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戰役，解放初被評為烈士。
鍾得五，革命前是賬房先生，參加紅軍後從未返回老家。鍾來發是他的侄子，為避戰禍，在其母的帶領下舉家逃往福建，新中國成立後才返回原籍，並過繼給他為子。
李昌英，佃農出身，當初在調查會上是最強烈要求當紅軍的，但他年已 48 歲，未被紅軍接受，回到村裏工作。1935年因生活所迫，年過五旬的他，受雇於商人當挑夫，結果患痢疾客死在贛州。
溫奉章，佃農出身，是 8 位農民中惟一看到新中國成立的幸運者。他當時因腿疾沒有被批準當紅軍。隨紅軍向根據地退卻時返家，因行走不便與毛澤東在路上邂逅相遇。毛澤東自己出資派警衛員在附近農家雇請了一輛牛角車(即獨輪車)，著人將溫奉章扶上車，一路護送到吉安。溫奉章回到村裏後曾調到紅軍後方醫院當炊事員。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後，他留在南方堅持遊擊戰爭，當了紅二十四師一名普通戰士。紅二十四師向閩粵邊境突圍時，隊伍被打散，他討飯回鄉從事農耕。20 世紀 60 年代末，新餘縣在羅坊籌建毛澤東作“興國調查”紀念館時，曾兩度來人來車接溫奉章去作報告，受到了當地政府和群眾的熱情接待。1972 年 10 月，溫奉章因患鼻咽癌，醫治無效，病逝於家中，時年 64 歲。
8 位農民，有 7 位當了紅軍，6 人成為革命烈士。當年他們大都是中共黨員和紅軍預備隊營連級幹部。他們參加革命是為了天下窮人的解放，他們不奢望得到革命勝利後的什麽待遇。他們同無數中國農民一樣，胸懷坦**，默默無私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中國革命。
關於座談會的情景，毛澤東後來回憶說：我在興國調查中，請了幾個農民來談話。開始時，他們比較緊張，不知道我究竟要他們怎麽樣，所以第一天我們隻是拉了家常，他們的臉上沒有一點笑容，也不多講。後來請他們吃了飯，晚上又給他們寬大溫暖的被子睡覺，這樣使他們開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點笑容，說的比較多，到後來，毫無拘束地熱烈討論，無話不說，親切得像一家人。
到後來的 1969 年，參加過羅坊會議的溫奉章老人再次來過新餘。回憶起當年的情景，老人講起了一件毛澤東給他送鞋的故事。他回憶說：毛澤東對我噓寒問暖，十分關心。第一次接見我們時，發現我腳上穿的是一雙繡花鞋，便笑著問：“穿花鞋呀，你沒有帶鞋子嗎？”我很不好意思地回答：“沒有帶，這是在吉安打土豪時撿來的。”聽我這麽一說，毛澤東便叫傳令兵給我送來一雙新布鞋。
《興國調查》是毛澤東從大革命時期以來繼湖南長沙、湘潭、湘鄉、衡山、醴陵五縣調查， 井岡山寧岡、永新調查和尋烏調查之後的又一次大規模調查。
這是毛澤東在率領紅軍轉戰南北艱苦歲月中抓住機會親自動手作農村調查的又一生動典型，使毛澤東對中國農村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的了解和中國國情的認識進一步加深，也是毛澤東調查研究理論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興國調查》為紅軍誘敵深入，粉碎國民黨反動派“圍剿”戰略行動作了準備。毛澤東指出：本來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調查， 但“因為敵人對羅坊進攻了，紅軍決定誘敵深入的方針，我們的調查會隻得結束”。然而已經進行的調查，加深了根據地情況了解，對於誘敵深入，打破敵人的進攻起了重大的作用！
《興國調查》是羅坊會議的精髓，因為《興國調查》讓羅坊會議更加有意義，更加吸引人。文中“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僅在收入《毛澤東語錄》，成為家喻戶曉的著名論斷，而且是各級領導了解問題、解決問題的重要工作方法。從離開長汀西進到羅坊會議這四個月間，毛澤東和他率領下的紅軍走過一條充滿驚濤駭浪的曆程。那時，在李立三 “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導下，一些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遭受了嚴重損失。